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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中，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曾在广东省立市立艺专、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任教，后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凯旋的拱门》《缅甸远征记》《南天走笔》《大家小画》等。2007年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
【泛舟书海纵横论】
2013年6月28日，李育中先生在广州逝世，享年103岁。拜别老先生的日子里，每每想起他，我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寂寞。
李育中先生的家与我家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的饭，聊过无数次的天。他是一位妙人，当过翻译、诗人、影评人、战地记者，晚年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是博古通今的杂家，书籍、电影、美术、书法、诗词等，样样涉猎。和他成为忘年交后，我常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感。
我初识李育中先生，是因了谭庭浩先生的引荐。一进李家，但见窗边挂了一首自题诗：“未因老去感蹉跎，不为闻歌唤奈何。我自吹笙倩人唱，一帘花影月婆娑。”这是李育中77岁时为退休而写的，诗成之后，学校又返聘了四年，退休之后，每天家里還是学生满座。等到老先生90岁时，友人送了一首祝寿诗：“九十诗翁眼未昏，泛舟书海纵横论。机锋妙射难平事，朗语春风破院门。”90多岁时，老先生眼未昏，听力不减，行动灵活。
“爱书如命”是李育中生前亲朋好友对他的共同评价，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书也是我们每次谈话的中心话题。他告诉我：“我占有书的欲望很大，倒不是以藏书自居，根本不是什么‘藏书家’。”他曾收集了不少孤本善本，做完研究之后，便公诸同好。
多年前，李育中与儿子一块逛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儿子耐不住到处跑，结果走丢了，最后还是警察把儿子送回了家。晚年时，他常在校内书店买书，每个星期还要出校门去买一次书，随便找一个学生同去，因每次买书一二十本，需请学生帮助提书。广州好几处买书的地方，老先生说起来如数家珍，他和许多书店的店员也成为朋友。
住院期间，家里的藏书成了李育中心中的牵挂，他时常向儿子李小中说起：我走了无所谓，但那些书怎么办？”1999年，他把两万余册藏书捐给了华师图书馆，儿子将父亲的旧居开辟成了图书馆，取名为“两房书舍”，永久保存下李老留下的四万册藏书。
李育中早年曾用笔名给《香港风情》写了多年专栏，专门写香港的流行词语，每篇一条，六七百字，这种“追新”的性格一直伴随他到今天。谈起电影，李育中的兴致不减当年：以前曾把看电影摆在第一位，写影评，用一句外国笑话讲是‘Secondtonone’（首屈一指）。以前很多大学生喜欢写影评，但是不太了解电影的历史，看的片子也没有我多，外文也懂得不多。当时我看完电影马上写影评，同时也介绍外国电影的历史知识。”在他杂乱的书堆里，我见过一张《断背山》的影碟，女明星里他喜欢林志玲，男明星里是刘德华——因这个比他小半个世纪的年轻人的敬业和正直。
李育中早年曾以新诗知名，晚年时，他和华南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也常常唱和。当了诗社社长，写的多是旧诗，其嬉笑怒骂文坛趣事的打油诗，读来有聂绀弩的味道。他曾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观众推介毕加索等当时“新潮”的美术作品，也曾在市价便宜时收藏了不少岭南名家的画作，可惜能保留至今的已不多。在谈笑中，他曾经找出一本自制的画册，自称那是“一点小趣味”——根据照片画了很多文化名人的画像，只为讨自己和朋友一笑。这点小趣味后来被编成了《大家小画》一书。
李育中喜欢和年轻人吃饭，他很享受边吃饭边聊天的乐趣。华南师范大学附近大大小小的饭馆里，我曾陪他度过无数畅谈的时光。有一段时间，我还曾在他家“搭食”，每天下班后便到他家吃晚饭。一百岁左右时，他还乐于出门吃饭，不过要李小中相伴。有一回晚饭后，他登楼造访我家，随手挥毫，写的是龚自珍的诗。
在李育中70多岁时，电视台曾请他去讲健康之道，他笑称那时候胆量不够，三句话支吾了20分钟，90岁以后终于有胆量了：“讲养生之道就妙哉。广州有句俗话叫‘前松后紧’，‘前松’是小便要畅顺，‘后紧’是不要腹泻。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要‘肠无积粪’，每日最好是定时畅通，不要影响血液等身体的其它方面。另外要少吃多餐，少动多静。”他称自己的养生秘诀是“平板床、低枕头、有氧体操”。“一般人认为我这个人很乐观，没有什么忧愁，没有什么闷气。以前我们有位副校长是心理学家，他劝我：‘年纪大了，万事莫理，别多事。’我刚刚相反，自嘲为‘好事之徒’，我有三个关心：关心文坛、关心学坛、关心政坛。一个人该笑就笑，该哭就哭，不要束缚自己。我看见病态、恶劣的现象，就会很容易动情。我主张人要有正义感，做一士谔谔，不要做好好先生，即诺诺之士，应该有忧患感，关心现实。可以说，我是一个‘愤老’”。
【“三朝元老”】
1911年1月，李育中在香港出生，是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国的“三朝元老”。童年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俄文、世界语，还自学了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1935年，香港大学授予胡适博士学位，李育中去现场听演讲，他回忆道：“胡适的英文漂亮，讲话的姿态、语音都行。”
在香港，李育中读过很多英文著作，又喜欢看电影。22岁时，他看到根据海明威作品拍成的电影《战地春梦》，便到香港大会堂图书馆找到英文原著。1933年初，他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在报纸上连载，直译作《诀别武器》（现通译为《永别了，武器》）。当时中文世界很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李育中说：海明威的文章风格明快，到现在还是站得住。”
后来，李育中笑数人生中的多个第一：1936年，25岁时作为香港第一人，被茅盾采录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1938年，国内第一人撰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文章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是第一个将现代主义小说的鼻祖卡夫卡介绍给中国读者，并翻译其作品的人。1942年，31岁的李育中参加了杜聿明率领的中国缅甸远征军，曾担任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和战地记者，用文学的形式为湘粤地区的两份日报采写战地通讯，报道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次年初出版战史《缅甸远征记》。1946年，35岁的他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和毕加索;1948年，37岁时于国内第一个在报上撰写长文，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芭蕾舞艺术。 解放后，李育中创造“第一”的脚步也未停止。1978年，他在华南师范大学开设广州第一个美学讲座，引起轰动;1979年，他第一个以《鲁迅与尼采关系新探》为题，考证尼采思想与哲学，成为国内为尼采“正名”的第一人;1988年，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写文章评介李敖其人其文……
1936年，为纪念发生于1927年的“马日事变”，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动，加之当年高尔基逝世，茅盾在上海向全中国发出倡议，号召大家模仿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也出一本《中国的一日》——在同一天时间里，各地的人们写文章，各挑选一篇汇集成一本书。当时李育中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5月21日晚上，有一则蒋介石的消息来得很迟，他很反感蒋介石，便借口来得太迟，赶不上，故意不登蒋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这条消息在其他报纸都上了头条，老板和总编辑很生气，便把李育中开除了。那天正好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的同一天，于是李育中提笔疾书，写了一篇《我今天失业了》，文章最终被茅盾采录。
上海沦陷后，茅盾去了香港。李育中组建过香港的文学团体，接待南下文人，和茅盾一家人颇为熟悉。“茅盾以前没有留须，生得清癯。眼睛有些毛病，老是眨眼。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李育中回忆，“郭沫若我也认识，我经常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郭沫若的性格比较豪放，演讲的口才很厉害，茅盾则刚好相反。郭沫若的四川口音还容易分辨，茅盾的浙江口音就很难听清楚了。他是‘语不惊人’，文笔很不错。我写的文章，茅盾基本都帮忙发表了，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改我的文章，他也很欣赏我写的新诗，我写了很多诗，也喜欢写报告文学。茅盾的旧学基础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我以前保存有很多他的信，不过后来都失散了。”
1939年，李育中和郁风、刘火子从韶关回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忘了是谁介绍的，他到香港大学和许地山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大热天下，许地山给了他一杯冰镇的柠檬茶。“许地山是一个很纯朴、冷静、温和的人，他爱穿中装，不爱穿西装”。
抗战爆发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曾任广州《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并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负责伤兵难民的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他转移到粤北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参与创办了两个团体：粤北青年记者学会”与“粤北文协分会”，后来又从粤北至桂林，一边在逸仙中学教书，一边编辑《中国诗坛》等报刊。
除了发表于香港、广州等地各种报刊的散文、通讯报道、评论杂感类文字，像当时的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李育中还积极进行新诗的创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个人新诗集《凯旋的拱门》。从创作实绩和文坛影响来看，可以说，李育中是对现代岭南新诗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的诗人。
学者也斯（本名梁秉钧）在整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历史时，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随后他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后来继续寻找一些诗人的下落，像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也斯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缅甸远征记》】
1940年春，李育中在桂林逸仙中学教书，同事中有李嘉人、陈残云、黄新波、廖冰兄等。李育中在广西认识了一位小学女教师，后来成为了他的太太。
逸仙中學改组后换校长，很多老师走了，李育中看到有份新办的大报要招一批编辑记者，便前去应考，在100多人中考了第一名。他回忆道：我开始错误估计，以为像传说中那样，是李宗仁的老婆要办一份大型报纸。后来我到了杜聿明第五军办的小型报纸，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忠于蒋介石，是蒋麾下的骁将，当时他的位置比胡宗南还高一层。第五军是特殊的部队，是蒋介石最精锐、唯一有坦克的部队。1942年春，我随军应邀去做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是政治部代宣传科长。那时候刚结婚不久便要上战场，很勇敢！”
李育中描述抗战岁月：整个缅甸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杜聿明打了败仗，第二阶段孙立人反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完新加坡就攻至缅甸，缅甸是英军的领地，英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我记得指挥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少将，要求中国支援。当时新开了一条滇缅公路，请中国部队由该路进入缅甸，我们就派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前去，其中包括孙立人的一个师，由杜聿明统领。第一场战役由杜聿明指挥，发挥过威力，可惜英军无能，不会配合，打了败仗，就撤退了。第二场战役是反攻，杜聿明没有参加，由孙立人指挥，有美军支持，打了胜仗。我参加了第一场，战争很短，我还没有到过最前方，就已开始大撤退”。
李育中回忆道：“那次撤退很壮观，一支部队经过野人山到达印度，野人山从来没有人走过，蚊虫野兽很多，天天下雨，几乎牺牲了一半人，听说杜聿明手下十个卫士死了八个。那时是雨季，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东西吃。我跟随的是另一支部队，由坦克团经滇缅路回来。在下关我采访了很多军人，了解了整个战争的情况，虽然打了败战，但是打得很壮烈，中国士兵能到国际上支持人家抗战，表现得不错。”李育中那时还有两个身份，分别是衡阳的《大刚报》和韶关的《大光报》的战地通讯员。由于那时战况紧迫，又没有其他随军的战地记者，李育中便写了一本《缅甸远征记》，是目前珍贵的抗战历史文献。这本书印了两版，1943年春在桂林印了土纸本，广州战后则出了白报纸本。
【交游广阔】
抗战胜利后，李育中到广州从事文艺与教学活动。在报界、电影界、学术界，他与梁宗岱、钟敬文、金应熙、黄谷柳、秦牧、廖冰兄等文化人均有交往。李育中熟悉广东文化界的掌故，曾撰写多篇文章回忆旧日知交，并与人合作出版专著《岭南现代文学史》。
1948年，李育中和夏衍、丁聪、陈歌辛等人参加了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的第一次电影座谈会。李育中回忆：“有一个破落的富家子弟叫欧永祥，手里有些钱，就说要办电影杂志，请我帮助他搞电影论坛。开始举办地定在广州，后来因为没有登记证，就去了香港，一路上赔了很多钱。因为这个电影论坛倾向进步，才请到了夏衍、丁聪、陈歌辛、欧阳予倩这些人参加，在会上，我们高谈中国电影的发展前途，其中多人我早就认识。我和夏衍在《救亡日报》就已认识，并一同撤退到桂林。丁聪和黄永玉闲散穷困，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是我在文艺学院的学生。我欣赏黄永玉早期的版画，他现在是享有盛名的画家了，才华横溢，但就是口味有点怪诞。” 李育中与廖冰兄交情不浅，他觉得用广州话“直肠直肚”来形容廖冰兄，最合适不过：廖冰兄的漫画政治性很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是穷家子弟，以前讲话百无禁忌。我也认识他妹妹廖冰，廖冰人长得很高大，性格又豪爽，但后来因车祸去世了。”
梁宗岱百年纪念时，李育中写过文章纪念。他回忆：“梁宗岱不问政治，好饮酒，好打抱不平。他不肯戒酒，老是说越饮越高兴。听说他在中山大学说过至少有70个‘第一’的话，例如‘酒量第一’‘健康第一’‘业务第一’……他长得高大结实，身体很好，平时穿短衫短裤，即使在冬天，他也还是这样穿着。有一次我和他去海陵岛，要坐船一个多小时，那是八月大暑天，中午阳光很烈，他没戴帽子坐在船头，就让太阳直晒。”
梁宗岱一生的经历颇有传奇性，受法国文艺的影响，爱好歌德，在欧洲留学时，结交了文坛名宿罗曼·罗兰和梵乐希，梵乐希曾经给他的诗文集写过序，这在中国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梁宗岱家里，李育中看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信。梁宗岱的人生悲剧之一就是同女作家沉樱（原名陈瑛）的婚姻，沉樱先嫁马彦祥，后嫁梁宗岱，最后她和梁宗岱也不美满。
梁宗岱为人好打抱不平，早在重庆时，他就跟帮会的袍哥斗过，毫不退缩。在抗战时，他在广西百色见到一个草台班的女演员，那时女演员地位低下，被一军阀欺占为妾，梁宗岱挺身而出，花重金为这位女子赎身，后来还不顾社会压力与她结婚，并一起走过了余生。李育中说：“这不能说他是名士风流，可以说是他有侠气。这位女子仗义，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也拼了命地服侍他、回报他。”
李育中喜欢龚自珍的诗，在一次有关龚自珍的研讨会上，与金应熙谈得甚是投机——金应熙是梁羽生的老师，恰恰梁羽生年轻时到过李育中家里，师徒二人都与李育中有缘。后来梁羽生写过长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李育中大为赞赏：“我觉得陈寅恪的众多学生里面，只有金应熙有条件继承他的学术，我见过陈寅恪的学生写纪念陈寅恪的文章，多是不着边际的。金应熙的学术功底很好，外文功底也扎实，他和陈寅恪的师徒恩怨是时代的悲剧。很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发挥他的史学专长。”
【泛舟书海纵横论】
2013年6月28日，李育中先生在广州逝世，享年103岁。拜别老先生的日子里，每每想起他，我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寂寞。
李育中先生的家与我家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的饭，聊过无数次的天。他是一位妙人，当过翻译、诗人、影评人、战地记者，晚年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是博古通今的杂家，书籍、电影、美术、书法、诗词等，样样涉猎。和他成为忘年交后，我常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感。
我初识李育中先生，是因了谭庭浩先生的引荐。一进李家，但见窗边挂了一首自题诗：“未因老去感蹉跎，不为闻歌唤奈何。我自吹笙倩人唱，一帘花影月婆娑。”这是李育中77岁时为退休而写的，诗成之后，学校又返聘了四年，退休之后，每天家里還是学生满座。等到老先生90岁时，友人送了一首祝寿诗：“九十诗翁眼未昏，泛舟书海纵横论。机锋妙射难平事，朗语春风破院门。”90多岁时，老先生眼未昏，听力不减，行动灵活。
“爱书如命”是李育中生前亲朋好友对他的共同评价，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书也是我们每次谈话的中心话题。他告诉我：“我占有书的欲望很大，倒不是以藏书自居，根本不是什么‘藏书家’。”他曾收集了不少孤本善本，做完研究之后，便公诸同好。
多年前，李育中与儿子一块逛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儿子耐不住到处跑，结果走丢了，最后还是警察把儿子送回了家。晚年时，他常在校内书店买书，每个星期还要出校门去买一次书，随便找一个学生同去，因每次买书一二十本，需请学生帮助提书。广州好几处买书的地方，老先生说起来如数家珍，他和许多书店的店员也成为朋友。
住院期间，家里的藏书成了李育中心中的牵挂，他时常向儿子李小中说起：我走了无所谓，但那些书怎么办？”1999年，他把两万余册藏书捐给了华师图书馆，儿子将父亲的旧居开辟成了图书馆，取名为“两房书舍”，永久保存下李老留下的四万册藏书。
李育中早年曾用笔名给《香港风情》写了多年专栏，专门写香港的流行词语，每篇一条，六七百字，这种“追新”的性格一直伴随他到今天。谈起电影，李育中的兴致不减当年：以前曾把看电影摆在第一位，写影评，用一句外国笑话讲是‘Secondtonone’（首屈一指）。以前很多大学生喜欢写影评，但是不太了解电影的历史，看的片子也没有我多，外文也懂得不多。当时我看完电影马上写影评，同时也介绍外国电影的历史知识。”在他杂乱的书堆里，我见过一张《断背山》的影碟，女明星里他喜欢林志玲，男明星里是刘德华——因这个比他小半个世纪的年轻人的敬业和正直。
李育中早年曾以新诗知名，晚年时，他和华南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也常常唱和。当了诗社社长，写的多是旧诗，其嬉笑怒骂文坛趣事的打油诗，读来有聂绀弩的味道。他曾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观众推介毕加索等当时“新潮”的美术作品，也曾在市价便宜时收藏了不少岭南名家的画作，可惜能保留至今的已不多。在谈笑中，他曾经找出一本自制的画册，自称那是“一点小趣味”——根据照片画了很多文化名人的画像，只为讨自己和朋友一笑。这点小趣味后来被编成了《大家小画》一书。
李育中喜欢和年轻人吃饭，他很享受边吃饭边聊天的乐趣。华南师范大学附近大大小小的饭馆里，我曾陪他度过无数畅谈的时光。有一段时间，我还曾在他家“搭食”，每天下班后便到他家吃晚饭。一百岁左右时，他还乐于出门吃饭，不过要李小中相伴。有一回晚饭后，他登楼造访我家，随手挥毫，写的是龚自珍的诗。
在李育中70多岁时，电视台曾请他去讲健康之道，他笑称那时候胆量不够，三句话支吾了20分钟，90岁以后终于有胆量了：“讲养生之道就妙哉。广州有句俗话叫‘前松后紧’，‘前松’是小便要畅顺，‘后紧’是不要腹泻。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要‘肠无积粪’，每日最好是定时畅通，不要影响血液等身体的其它方面。另外要少吃多餐，少动多静。”他称自己的养生秘诀是“平板床、低枕头、有氧体操”。“一般人认为我这个人很乐观，没有什么忧愁，没有什么闷气。以前我们有位副校长是心理学家，他劝我：‘年纪大了，万事莫理，别多事。’我刚刚相反，自嘲为‘好事之徒’，我有三个关心：关心文坛、关心学坛、关心政坛。一个人该笑就笑，该哭就哭，不要束缚自己。我看见病态、恶劣的现象，就会很容易动情。我主张人要有正义感，做一士谔谔，不要做好好先生，即诺诺之士，应该有忧患感，关心现实。可以说，我是一个‘愤老’”。
【“三朝元老”】
1911年1月，李育中在香港出生，是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国的“三朝元老”。童年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俄文、世界语，还自学了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1935年，香港大学授予胡适博士学位，李育中去现场听演讲，他回忆道：“胡适的英文漂亮，讲话的姿态、语音都行。”
在香港，李育中读过很多英文著作，又喜欢看电影。22岁时，他看到根据海明威作品拍成的电影《战地春梦》，便到香港大会堂图书馆找到英文原著。1933年初，他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在报纸上连载，直译作《诀别武器》（现通译为《永别了，武器》）。当时中文世界很少有人知道海明威，李育中说：海明威的文章风格明快，到现在还是站得住。”
后来，李育中笑数人生中的多个第一：1936年，25岁时作为香港第一人，被茅盾采录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1938年，国内第一人撰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文章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他还是第一个将现代主义小说的鼻祖卡夫卡介绍给中国读者，并翻译其作品的人。1942年，31岁的李育中参加了杜聿明率领的中国缅甸远征军，曾担任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和战地记者，用文学的形式为湘粤地区的两份日报采写战地通讯，报道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次年初出版战史《缅甸远征记》。1946年，35岁的他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和毕加索;1948年，37岁时于国内第一个在报上撰写长文，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芭蕾舞艺术。 解放后，李育中创造“第一”的脚步也未停止。1978年，他在华南师范大学开设广州第一个美学讲座，引起轰动;1979年，他第一个以《鲁迅与尼采关系新探》为题，考证尼采思想与哲学，成为国内为尼采“正名”的第一人;1988年，第一个在中国大陆写文章评介李敖其人其文……
1936年，为纪念发生于1927年的“马日事变”，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动，加之当年高尔基逝世，茅盾在上海向全中国发出倡议，号召大家模仿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也出一本《中国的一日》——在同一天时间里，各地的人们写文章，各挑选一篇汇集成一本书。当时李育中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5月21日晚上，有一则蒋介石的消息来得很迟，他很反感蒋介石，便借口来得太迟，赶不上，故意不登蒋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这条消息在其他报纸都上了头条，老板和总编辑很生气，便把李育中开除了。那天正好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的同一天，于是李育中提笔疾书，写了一篇《我今天失业了》，文章最终被茅盾采录。
上海沦陷后，茅盾去了香港。李育中组建过香港的文学团体，接待南下文人，和茅盾一家人颇为熟悉。“茅盾以前没有留须，生得清癯。眼睛有些毛病，老是眨眼。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李育中回忆，“郭沫若我也认识，我经常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郭沫若的性格比较豪放，演讲的口才很厉害，茅盾则刚好相反。郭沫若的四川口音还容易分辨，茅盾的浙江口音就很难听清楚了。他是‘语不惊人’，文笔很不错。我写的文章，茅盾基本都帮忙发表了，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改我的文章，他也很欣赏我写的新诗，我写了很多诗，也喜欢写报告文学。茅盾的旧学基础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我以前保存有很多他的信，不过后来都失散了。”
1939年，李育中和郁风、刘火子从韶关回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忘了是谁介绍的，他到香港大学和许地山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大热天下，许地山给了他一杯冰镇的柠檬茶。“许地山是一个很纯朴、冷静、温和的人，他爱穿中装，不爱穿西装”。
抗战爆发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曾任广州《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并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负责伤兵难民的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他转移到粤北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参与创办了两个团体：粤北青年记者学会”与“粤北文协分会”，后来又从粤北至桂林，一边在逸仙中学教书，一边编辑《中国诗坛》等报刊。
除了发表于香港、广州等地各种报刊的散文、通讯报道、评论杂感类文字，像当时的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李育中还积极进行新诗的创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个人新诗集《凯旋的拱门》。从创作实绩和文坛影响来看，可以说，李育中是对现代岭南新诗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的诗人。
学者也斯（本名梁秉钧）在整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历史时，重新发现了一些诗人诗集，随后他写成论文《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的现代性：1937—1949》，后来继续寻找一些诗人的下落，像广州的梁宗岱、欧外鸥、李育中。也斯说：我一直对香港和广州的关系很有兴趣。当年诗人李育中、欧外鸥、林英强、侯汝华、刘火子都跟香港有来往，办杂志，发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说，粤剧的戏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当时没有海关，大家交流顺畅。”
【《缅甸远征记》】
1940年春，李育中在桂林逸仙中学教书，同事中有李嘉人、陈残云、黄新波、廖冰兄等。李育中在广西认识了一位小学女教师，后来成为了他的太太。
逸仙中學改组后换校长，很多老师走了，李育中看到有份新办的大报要招一批编辑记者，便前去应考，在100多人中考了第一名。他回忆道：我开始错误估计，以为像传说中那样，是李宗仁的老婆要办一份大型报纸。后来我到了杜聿明第五军办的小型报纸，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忠于蒋介石，是蒋麾下的骁将，当时他的位置比胡宗南还高一层。第五军是特殊的部队，是蒋介石最精锐、唯一有坦克的部队。1942年春，我随军应邀去做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是政治部代宣传科长。那时候刚结婚不久便要上战场，很勇敢！”
李育中描述抗战岁月：整个缅甸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杜聿明打了败仗，第二阶段孙立人反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完新加坡就攻至缅甸，缅甸是英军的领地，英军的力量比较薄弱。“我记得指挥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少将，要求中国支援。当时新开了一条滇缅公路，请中国部队由该路进入缅甸，我们就派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前去，其中包括孙立人的一个师，由杜聿明统领。第一场战役由杜聿明指挥，发挥过威力，可惜英军无能，不会配合，打了败仗，就撤退了。第二场战役是反攻，杜聿明没有参加，由孙立人指挥，有美军支持，打了胜仗。我参加了第一场，战争很短，我还没有到过最前方，就已开始大撤退”。
李育中回忆道：“那次撤退很壮观，一支部队经过野人山到达印度，野人山从来没有人走过，蚊虫野兽很多，天天下雨，几乎牺牲了一半人，听说杜聿明手下十个卫士死了八个。那时是雨季，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东西吃。我跟随的是另一支部队，由坦克团经滇缅路回来。在下关我采访了很多军人，了解了整个战争的情况，虽然打了败战，但是打得很壮烈，中国士兵能到国际上支持人家抗战，表现得不错。”李育中那时还有两个身份，分别是衡阳的《大刚报》和韶关的《大光报》的战地通讯员。由于那时战况紧迫，又没有其他随军的战地记者，李育中便写了一本《缅甸远征记》，是目前珍贵的抗战历史文献。这本书印了两版，1943年春在桂林印了土纸本，广州战后则出了白报纸本。
【交游广阔】
抗战胜利后，李育中到广州从事文艺与教学活动。在报界、电影界、学术界，他与梁宗岱、钟敬文、金应熙、黄谷柳、秦牧、廖冰兄等文化人均有交往。李育中熟悉广东文化界的掌故，曾撰写多篇文章回忆旧日知交，并与人合作出版专著《岭南现代文学史》。
1948年，李育中和夏衍、丁聪、陈歌辛等人参加了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的第一次电影座谈会。李育中回忆：“有一个破落的富家子弟叫欧永祥，手里有些钱，就说要办电影杂志，请我帮助他搞电影论坛。开始举办地定在广州，后来因为没有登记证，就去了香港，一路上赔了很多钱。因为这个电影论坛倾向进步，才请到了夏衍、丁聪、陈歌辛、欧阳予倩这些人参加，在会上，我们高谈中国电影的发展前途，其中多人我早就认识。我和夏衍在《救亡日报》就已认识，并一同撤退到桂林。丁聪和黄永玉闲散穷困，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是我在文艺学院的学生。我欣赏黄永玉早期的版画，他现在是享有盛名的画家了，才华横溢，但就是口味有点怪诞。” 李育中与廖冰兄交情不浅，他觉得用广州话“直肠直肚”来形容廖冰兄，最合适不过：廖冰兄的漫画政治性很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是穷家子弟，以前讲话百无禁忌。我也认识他妹妹廖冰，廖冰人长得很高大，性格又豪爽，但后来因车祸去世了。”
梁宗岱百年纪念时，李育中写过文章纪念。他回忆：“梁宗岱不问政治，好饮酒，好打抱不平。他不肯戒酒，老是说越饮越高兴。听说他在中山大学说过至少有70个‘第一’的话，例如‘酒量第一’‘健康第一’‘业务第一’……他长得高大结实，身体很好，平时穿短衫短裤，即使在冬天，他也还是这样穿着。有一次我和他去海陵岛，要坐船一个多小时，那是八月大暑天，中午阳光很烈，他没戴帽子坐在船头，就让太阳直晒。”
梁宗岱一生的经历颇有传奇性，受法国文艺的影响，爱好歌德，在欧洲留学时，结交了文坛名宿罗曼·罗兰和梵乐希，梵乐希曾经给他的诗文集写过序，这在中国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梁宗岱家里，李育中看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信。梁宗岱的人生悲剧之一就是同女作家沉樱（原名陈瑛）的婚姻，沉樱先嫁马彦祥，后嫁梁宗岱，最后她和梁宗岱也不美满。
梁宗岱为人好打抱不平，早在重庆时，他就跟帮会的袍哥斗过，毫不退缩。在抗战时，他在广西百色见到一个草台班的女演员，那时女演员地位低下，被一军阀欺占为妾，梁宗岱挺身而出，花重金为这位女子赎身，后来还不顾社会压力与她结婚，并一起走过了余生。李育中说：“这不能说他是名士风流，可以说是他有侠气。这位女子仗义，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也拼了命地服侍他、回报他。”
李育中喜欢龚自珍的诗，在一次有关龚自珍的研讨会上，与金应熙谈得甚是投机——金应熙是梁羽生的老师，恰恰梁羽生年轻时到过李育中家里，师徒二人都与李育中有缘。后来梁羽生写过长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李育中大为赞赏：“我觉得陈寅恪的众多学生里面，只有金应熙有条件继承他的学术，我见过陈寅恪的学生写纪念陈寅恪的文章，多是不着边际的。金应熙的学术功底很好，外文功底也扎实，他和陈寅恪的师徒恩怨是时代的悲剧。很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发挥他的史学专长。”
【学生“偶像”】
1953年，李育中调到了华南师范大学。在华师工作的近40年间，他主要担任中文系教授，但教学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广、讲授过的课程门类之多，可能是时人和后人都难以企及的。就大的学科门类来说，他讲授过的课程就包括中文、美术、英文三个学科。在中文系的课程中，他讲授过的就有外国文学、文学理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李育中说：“歷史系没有请我，如果请我，也是可以教历史的。”
李育中不仅爱教书，也喜欢写文章。他笑道：说我是个学者专家或戏称杂家，我觉得不大相称。又如说作家吧，我常说只不过是写家，更或者，不过是报屁股的写家而已，算不得什么。”李育中对海外文学一直很关注，他很早就向学生推介卡夫卡、乔伊斯、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他说：“我因为接触外文方便，一路都有选择性地介绍外国新的东西。1941年我在桂林，给读者介绍乔伊斯，1946年后又撰文介绍萨特、毕加索。我对尼采早就很有兴趣，我有英文本、日文本及早期的中文本。尼采是一个多面体，他是什么样的思想家，到现在还没有认真解决，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在李育中晚年结集的《南天走笔》一书中，有“鲁迅门”文章一辑，李育中研究鲁迅有独特的视角，写过《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与尼采关系新探》。李育中认为，鲁迅受过小泉八云的学生厨川白村的影响，他上课时对学生讲：“认识小泉八云是中学程度，认识布兰兑斯便是大学程度，认识别林斯基才算研究生程度。”
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回忆，李育中上课别开生面，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在学生的印象中，李老身上既有魏晋的名士风度，又有英国绅士的气质——他平时常在校园内散步，喜欢戴一顶鸭舌帽，用手中的雨伞当拐杖，穿皮鞋却经常不穿袜子，随时挂着一脸慈祥的微笑。这种风度“迷倒”了不少华师女生，她们在票选“偶像”老师时，李老位列前四，前三名都是30多岁的年轻老师。
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李育中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曾有一位学物理的学生跟他谈起《静静的顿河》，因谈得投契，他竟然说要收这位学生为文学系研究生，并答应给这位忘年交题字相赠。李育中去世前，虽已经不能提笔写字，却没有忘记交代儿子，找出他以前写的一幅字相赠。老人家还很喜欢和年轻人握手，比比谁的力气更大，男生如果控制力度，故意让他赢，他便会非常得意。
我在李育中先生家闲聊时，常常有学生来访，或来借书聊天，或来帮忙做饭，或带来礼物。在他百岁生日时，华南师范大学举办庆祝会，我有幸参加，但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的笑声依然那么爽朗。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