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警与探索:中共满洲省委的五次抗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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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共满洲省委;抗日宣言;罗登贤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2 — 0132 — 03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到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斗争第一线,即使是党组织遭受破坏的艰难情况下,依然连续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事变第三次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满洲“独立政府”宣言》等五次抗日宣言。一系列抗日宣言,不仅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吹响抗日号角的最初先驱者,而且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面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局势一边思考,一边改进斗争策略的探索精神。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国民政府却执行节节后退的“不抵抗政策”。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毅然扛起领导东北军民抗战的重担。
   事变发生第二天(9月19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小西边门附近的省委秘书长詹大全家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赵毅敏、秘书长詹大全、军委书记廖如愿。这次会议作出了决议和满洲省委致中共中央的报告,还决定对当前党的工作进行布置。会上确定省委要发一个总的宣言,并写一个总的决议。①会后,省委责成省委宣传部起草了文稿,经赵毅敏修改后,再经省委常委讨论定稿,并于9月19日当天发表《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即《第一次宣言》。
   《第一次宣言》对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对于日本关东军谎称“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指出“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②《第一次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执行的不抵抗政策实质进行了彻底地揭露,认为“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③
   《第一次宣言》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史、也是世界二战史上被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份正义宣言。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以自己敏锐地洞察力,迅速地判断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略实质,第一时间向国人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进行鸣警,与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南方各地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但面对东北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客观实际,中共满洲省委迅速将民族矛盾置于首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应变力和执行力。
   《第一次宣言》在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软弱本质的基础上,还为东北人民指明了对日斗争的最初方向,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并科学地论断“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尝试用“组织工农武装”和“坚持党的领导”构建抗日战争理论体系,并阶段性形成“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抗战口号。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伊始,首次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纳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1931年11月,满洲省委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供出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导致省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同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正在东北进行巡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同志为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重新组建中共满洲省委。③在省委机关遭受破坏和重组过程中,中共满洲省委克服重重困难,依然战斗在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线。中共满洲省委针对九一八事变,在广州起义四周年之际,于1931年12月1日起草并發表《中共满洲省委宣言》,即《第二次宣言》。
   《第二次宣言》指出日军占领东北后,“以铁血政策奴役满洲工农及劳苦群众,造成工人空前的失业与农村极度的破产,农产品比去年低落三分之二”,并预测日军将“更加继续不断的残暴行(为),立即占据锦州、山海关的动员与天津的进攻,企图巩固满洲的统治与向着华北的进攻”。④可见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伪的白色恐怖,仍然深入到东北广大工厂和农村进行实践斗争,掌握了东北基层社会在日军的侵略剥削下面临破产的困境。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准确地判断出日军即将侵占锦州、山海关,进而企图吞并华北的野心,时刻扮演着整个中华民族敲钟人的角色。
   《第二次宣言》对江桥抗战和新民地区的义勇军抗战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只有这种斗争,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并进一步提出“争取武装与建立政权是不能分离的任务,要保障与可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直接统治。”⑤中共满洲省委在肯定东北人民自发的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武装斗争与建立抗日政权应该同步进行,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武装政权,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进行了早期的理论铺垫。⑥


   鉴于九一八事变后敌人在沈阳的统治更加严密,而哈尔滨既有李杜、冯占海等部抗日义勇军,又有张景惠这样的汉奸,并且尚未被日军占领,复杂的斗争形势对满洲省委开展工作更为有利,因而省委机关于年末迁到哈尔滨。⑦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不久,罗登贤即组织省委主要负责人制定东北斗争方略。经讨论,中共满洲省委初步认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满洲党的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共产党员应即下乡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战争。”⑧正是基于此种背景,1932年1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事变第三次宣言》,即《第三次宣言》。    《第三次宣言》在前两次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日军下一步侵略计划,指出“日本已向热河、天津、北平、青岛立即进攻的动员,日本帝国主义以这种残暴行为,来完成满蒙殖民地直接统治与对华北的进攻”,而且更先见性地预测到日本会“更残酷的镇压中国革命与掀起帝国主义太平洋的战争”。⑨这为后来中国全民族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进行了及时有效的预警。
   《第三次宣言》还介绍“锦州与各地广大群众的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队抗日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的英勇的斗争的行动,驱逐了日军出义县、白旗堡、新立屯、打虎山等地方,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滚出了辽西的占据地”,进而提出“扩大锦州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群众武装,开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占据地的斗争,在满洲一致的行动”。?輥?輮?訛表明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已经由沈阳等中心城市,转向锦州等地区的广大农村,并开始尝试建立以农民和被压迫群众为基干的抗日武装,为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城市哈尔滨。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时间发表《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即《第四次宣言》。《第四次宣言》开篇即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哈尔滨了,日本的目标正向整个北满的进攻”,还介绍“在山海关、锦西开始并且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出许多占据地胜利”,最后鼓舞东北民众“坚决的起来,扩大的这一战争才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血政策解放出来”。①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阴谋策划下,伪满洲国发布《建国宣言》,扶持清朝废帝溥仪担任伪执政,设年号为“大同”。针对日本政府的倒行逆施,企图吞并东北的赤裸行为,中共满洲省委于1932年3月5日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满洲“独立政府”宣言》,即《第五次宣言》。
   《第五次宣言》阐明日本在二三十年来“不但把握着东三省的一切经济命脉,吸尽了东三省民众的脂膏,造成人民极端的贫困,而且东三省的一切混乱不安,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造成的”,新建立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御用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更进(一)步的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和剥削满洲劳苦民众”。②中共满洲省委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对东北地区长期的经济侵略,指出日本的殖民入侵是东北政治混乱和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伪满洲国则是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帮凶。
   《第五次宣言》明确指出“东三省已经从半殖民地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纯粹殖民地”,“只有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势力出满洲,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矿山、铁路、工厂及一切企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后,满洲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独立”。③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中共满洲省委认为东北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先于全国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也下降为从属地位,只有打败日本侵略者,东北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迅速判断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实质,并随着局势的变化,从东北斗争的实际出发,接连发表系列抗日宣言。系列抗日宣言是中共满洲省委在民族危亡之际,果断提出,不断思考,逐步改进,自我订正的科学探索。
   首先,系列抗日宣言客觀地分析了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最早进行了鸣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此起彼伏,侵略政策摇摆不定,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逐步展开的。国民党政府和欧美列强都把九一八事变当作普通的中日纠纷,被动地等待国际联盟进行调停处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洞察到“‘九一八’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一个极重要的步骤”。④中共满洲省委在系列抗日宣言中精准地预测到日本会进一步侵略锦州、山海关、北满、热河乃至华北,甚至会掀起太平洋战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中国共产党及时地预见到“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限制于仅仅侵占东北四省,而是并吞全中国”,⑤才会使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注意到日本的野心,为日后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其次,系列抗日宣言及时地指出东北地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最初探索。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满洲省委迅速调整斗争策略,主张扩大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群众武装,鼓励工农武装抗日,肯定抗日义勇军的反日行动,积极尝试探索一条符合全民族利益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3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地区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⑥这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先行操作和示范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系列抗日宣言多次强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地区迅速沦陷。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再次挺身而出,肩负起领导重任,引领东北民众战斗在抗日最前沿。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前夕所述:“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的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⑦系列抗日宣言最早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形成与巩固,决定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最终命运。
  〔责任编辑: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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