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成长路径

　　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化名吴平。1907年11月4日生于湖北大悟县。1921年考入武汉中学，后转入武昌高师附中。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山大学毕业后杨松留校，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员和翻译。1931年起在海参崴太平洋职工会任中国部主任，并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后调到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主编《全民》杂志。
　　1934年，他回国到东北地区做地方党的工作，常为《救国时报》撰稿，报道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1938年春，杨松到延安，同年9月出席了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任大会主席团秘书。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科科长，中央马列学院教员。1941年5月参加《解放日报》的筹办工作，任第一任总编辑。由于过度劳累导致肺病复发，医治无效，杨松于1942年11月23日在延安逝世。

在《解放日报》总编辑任上

　　1941年3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与新华社出版的《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办报人员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新打的窑洞里办公，社长秦邦宪，总编辑杨松、副总编辑余光生。5月14日清晨，秦邦宪在新建成的窑洞里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会议，讨论《解放日报》的出报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杨松、丁玲、张映吾、曹若茗、王楫、杨永直等人。杨松先报告了办报计划，提议明天试刊，后天争取正式出版。这是他与秦邦宪事先研究过的。
　　秦邦宪向大家强调了党中央要出版《解放日报》的重要意义，指出：“办好报纸首先应随时注意敌、我、友的态度。其次应注意与群众的联系，反映群众的生活情形。”“党中央是运用党报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各位编辑都应认识我们的报纸是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他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严以律己。接着，杨松发言：“报馆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做一名党报工作者，应该在工作和生活上起到模范作用，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表扬好的，揭露坏的，要有朴实的作风，这样才能提高党报的威信。”他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充分掌握国际、国内知识，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在技术上刻苦学习。他说：“我们办报，就是要使报上刊载的文章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有兴趣看。为达到这个目的，文字上要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无论是通讯或消息的宣传都不要公式化。一篇东西可以写得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但也可以写得人人非看不可。”
　　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出了创刊号，毛泽东题写报名并撰发刊词。发刊词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國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报纸创办伊始，人少事繁，百端待举，条件较差。但杨松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处理繁重之办报事务，按照中央“《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的要求，把打造精品社论作为办好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第一要务。社论是代表报纸编辑部发言的权威性言论。仅报纸发刊后一个月内，杨松就写了29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革命警惕性与动员群众主动创造精神的充满激情的社论，向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革命人民传递党中央的重要声音，如《粉碎敌寇的战略进攻》《地中海的形势》《评德法谈判》《施政纲领——到群众中去！》《谨防扒手》《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美国的罢工潮》《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等。刚开始办报时，杨松模仿苏联大报的做法，例如，每天一定要发一篇社论，国际新闻都要放在头版等。后来，他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对张仲实说：“我们对于外国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个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么用处。”杨松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边区和根据地的历史和现状，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2月1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其要义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以《解放日报》为核心的延安新闻界结合自己的工作，也开始了改革和整顿。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杨松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自9月16日起将《解放日报》扩大为4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9月14日，在杨松主持下，《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1941年8月13日对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调查采访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份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等。毛泽东为《鲁忠才长征记》撰写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党的新闻事业必须依靠全党的力量，依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系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的两个关键概念。1942年4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实行改革——改版的基本内容，就是将少数人办报的方针转变为群众办报，全党办报。报纸由单纯的消息传播、外国通讯社电稿转变为用主要篇幅反映群众火热战斗的生活。同时，在文风上坚决废除“党八股”，提倡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文风。秦邦宪是“全党办报”的提出者，杨松是“群众办报”的践行者。在杨松的严格要求下，《解放日报》高度重视、全力培养工农兵积极分子，到后来形成了千余人的基层通讯员大军。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对每天的社论包括报纸全部大样，杨松都逐字逐句仔细审阅，用红蓝铅笔勾出其中的错误，加以改正。报社编辑吴文涛说：“我们编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杨松仍在工作，点着煤油灯写文章或审稿。”由于积劳成疾，杨松的肺病复发。1942年1月底，病情加重，连续吐血。就在他病情严重、临去医院的前天夜里，还把吴一铿送来的稿子修改完毕，写上自己的意见，退请作者再加考虑后才离开岗位。
　　在杨松住院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到医院探望，并拿出100元稿费，嘱咐中央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买了鸡送给杨松补补身子。朱德、贺龙、蔡畅、叶剑英、关向应等领导同志，也都曾多次到医院看望杨松。
　　杨松告诉秦邦宪：“我的病有好的希望，准备用七八年时间和病魔战斗，病愈后还有几十年能为党工作。”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杨松病情不断恶化。1942年11月23日杨松在中央（延安）医院病逝，年仅35岁。毛泽东为他题写了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林伯渠在悼文中写道：“你对工作的态度，对群众的关切，对真理的热爱，对革命的献身精神，使我深深地惋惜失去这样一个好的同志。”吴玉章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评价杨松：“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在壮年的时代就去世了，这不但是我党的一个大损失，也是中国的一个大损失。”《解放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说：“杨松是为革命工作活活累死的啊，他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党的新闻事业。”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