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刘宁荣正在香港的家中度过复活节假期，整个香港放假了。他所在的香港大学因为疫情早已停课，而且目测“整个学期都泡汤了”——原本准备4月复课，但香港出现了第二波疫情，跟内地的情况相似，这一波也以境外输入为主。大量在英国读书的孩子回来了，加上频繁往来香港的西方人。刘宁荣所在的社区，一位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被确诊并送进了医院，整个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社区内的所有人被要求：只要你走出自己的房间，就必须戴口罩，电梯、走廊、任何公共的空间。刘宁荣原本要录一档广播节目，但他的一位好友，也是录节目的嘉宾，因为孩子从海外回来得病了，全家都被隔离，节目只好临时取消。
　　刘宁荣是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的创始人。中国商业学院每年有四个开学季，每逢开学季，学院院长做开学演讲已成传统。这些学员大多是企业家和高管，所以开学演讲并非泛泛的激励祝福，而是对重要的公共命题保持关注和发声。之前他有一次开学演讲的议题是中美关系困局，引起强烈反响。
　　因为疫情，也因为中美关系，最近一段時间以来，刘宁荣的大学同学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试图写一篇温和理性的文章来平息那些“阴谋论”的讥刺。曾经的同窗好友，如今在价值观上面临如此大的分歧，让他感到难过。
　　刘宁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届大学生，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又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深造。应该说，他和他的同学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程亲历者和受益者。这风云激荡的四十年，复杂的社会变局，让寻求共识变得没那么简单了。
　　也有并不相熟的同学，在群里的辩论之后，主动与他联系。这也让他感喟。人在青春少年时，凭接近性就能产生友谊，同学情就属于这样的缘分，但到了一定年龄，就会依价值观来选择和辨认朋友了。
　　三年前，刘宁荣组织过一场题为“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的论坛，邀请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共同参加讨论，香港商界他邀请的是陈启中，内地他邀请的是曹德旺，彼时，曹德旺的“美国工厂”刚刚开始兴建。当时与会者已经在为“全球化”浪潮或将退去而隐隐担忧，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场巨大的变局，竟然是在三年后，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拉开序幕。
　　人：人民周刊 刘：刘宁荣

千万不要因为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的大衰退

　　人：香港目前的疫情情况如何？
　　刘：这两天比较好的消息就是，香港第二波疫情应该是控制住了，感染人数一下子降下来。之前是在兰桂坊出现了几起聚集性疫情，菲律宾的一个乐队，十几个人感染了，然后又把很多人传染上。在香港，餐饮业属于食品卫生局管，麻雀馆属于赌博牌照。餐馆关门了，麻雀馆没有关门，结果群体打麻将又引起感染，现在麻雀馆也要关了。香港社会法律很精细，有时候也有它麻烦的地方。
　　第二波境外输入为主的疫情过去之后，接下来第三波考验可能就是无症状感染者。第二波的控制不是很难，因为有固定源头，马上就隔离和切断传播。但第三波是不可知的，也是最难控的，也许会延续一个漫长的时间。根据香港大学医学专家的预测，要明年才可能见到疫苗投入使用，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人：你怎么看疫情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
　　刘：从前年开始的中美关系困局，到去年的香港动荡，再到新冠疫情，这三大事件，在中国发展进程里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中国现在的经济仍然属于输出型经济，依靠的是美国、欧洲的巨大市场。在后殖民时代，大国靠什么来发挥影响力？靠的是你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平等贸易、相互受益，你才能够维系这样一种经济秩序。
　　本来我们以为疫情结束了，第一个季度没有了，我们第二季度可以加速生产。我上次直播，邀请了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认为，今年实现5.5的增长任务还是有可能的。但随着欧美疫情的暴发，现在美国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基本全没了，七八月份能够恢复已经算很不错，而且只是恢复而已，并不是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中国的经济面对着欧美的疫情，要实现预定的增速，已经很难。拉动内需也需要时间，能不能拉动起来，能拉动到多少，目前还是未知数。
　　这几年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要开拓除了欧美之外新的出口市场，思路是对的。但疫情之下这个市场也情况堪忧，现在最可怕的一个是印度，一个是非洲、一个是巴西，尤其是亚洲的两个“I”——India and Indonesia ，印度和印尼，是潜在的瘟疫火药库。
　　当疫情在纽约开始点燃的时候，有人采访我，我说，即使纽约成为第二个武汉，也不是最可怕的，不要小看美国的医学力量。现在纽约已经是第二个武汉了，但我对纽约渡过危机有信心，我觉得会很快。可是如果疫情传播蔓延到印度、巴西、非洲，那将是毁灭性的，因为这几个国家是没有足够条件来应对疫情的，尤其是印度。火车全都停摆，火车改造成医院，医疗条件不足，再加上人口的密集程度和卫生状况，唯一能够仰仗的恐怕只有免疫力了。
　　全球经济今年都会遭遇痛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千万不要因为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一个长期的大衰退，这将是非常可怕的。
　　人：随着经济的下行，接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撕裂有可能愈演愈烈吗？
　　刘：我个人的一个Wishful thinking，我倒希望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各国能去重新审视过去一波全球化所出现的问题，能够寻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多年里，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导致全球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不仅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在加大。以美国为例，美国人为什么会选特朗普上台？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就是大公司老板，其次就是华尔街，而最受影响的就是蓝领工人，所以特朗普能够打动广大蓝领的心，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支持他。美国是这样，欧洲也是相似的情况。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中国恰恰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是产业链转移中的受益者。二战结束后，首先是日本依靠美国市场发展起来，日本崛起之后，产业链就再往西转移，移到韩国、新加坡，移到中国台湾和香港这些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90年代，全球产业链就向中国转移。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之后，本来产业链要继续西移，进入印度、孟加拉、越南这些地方，中国本来即将面对这样一个转折点。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工的声音被压制了，贫富悬殊造成社会阶层撕裂，英国的脱欧，美国的特朗普上台，巴西总统上台……这些不约而同的民粹主义路线，全球化好像走到了尽头。我三年前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主题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疫情，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残酷的现实可能是，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都看到了一个国家自己的工业独立性有多么重要。这40年以来，世界各国可以互相依存的这样一个美好时代，我觉得是终结了，不可能再回来，起码短期内回不来。

　　人：你三年前组织“逆全球化”的讨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已经走向尽头，你没有想过全球化也许有自我修正的可能吗？还是你觉得已经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