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和下西洋前75年，一位叫做汪大涌的青年就扬帆远航，足迹遍及西洋与东洋各地，并写下了著名的《岛夷志略》。之后郑和下西洋，很有可能就是参考了这本书的翔实资料。
　　1405年7月11日，郑和开始第一次下西洋远航。600年后的这一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
　　2017年7月11日，是中国第13个航海日。
　　在中国南昌，一场纪念活动正在进行，一座9米高的巨型铜像矗立在汪大渊广场上，这座铜像的主人公就是汪大渊。
　　1330年，即在郑和下西洋前75年，这个叫做汪大渊的青年，扬帆远航，沿着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一段传奇般的地理大发现的旅行。

01

　　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汪大渊出生于南昌市青云谱施尧村汪家垄。
　　一个孩子来到人世间，父母一定要给孩子起一个吉利的名字。对于大渊，他的父母寄予厚望，“渊”字有幽深之意，“大渊”其实就是大海的意思。按照古人的习惯，汪大渊还有一个字，叫做“焕章”，来自《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中国人常常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命运，冥冥之中，一切果然如父母所愿，汪大渊长大后，纵情大海，遨游四方，并完成了一部影响世界的著作《岛夷志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两宋以来，江西人文荟萃，灿若群星，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大儒，如王安石、黄山谷、朱熹、文天祥等。当时江西书院数量之多，几乎占到全国一半，进入元代以后，虽然科举不兴，但教育风气不减。汪大渊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在学堂里，大渊与其他读书的孩子明显不同，他从小胸怀大志，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决心像史家司马迁一样，游遍天下名山大川。
　　汪大渊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大渊对《史记》爱不释手，尤其是《货殖列传》，更是反复诵读。文中司马迁将中国南北不同的地理、自然、物产、商业等情况一一道来，大渊完全沉浸在这种纸上神游中，更被司马迁深入调查、精益求精、严谨著史的精神感动，不知不觉中，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书立言的野心在大渊心里生根发芽。
　　事实上，汪大渊比司马迁走得更远，甚至可以说，他成为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
　　这一切，都始于少年时一个漂洋过海、踏浪远行的梦想。
　　汪大渊收集了许多记载各地逸闻趣事和风士人情的地理著作，尤其是对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分外痴迷，这两部宋人关于海外地理的游记，在少年汪大渊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蓝色的种子。
　　江西南靠闽粤，北接江南，在现代铁路出现之前，赣江一直是中国古代南北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因此江西人素有下海经商的传统，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右商人”。丝瓷茶贸易几乎就是他们的专属。宋以降，江西繁荣兴盛，茶叶、采矿、冶金、陶瓷、纺织、造纸、商贸等无不兴旺发达。
　　元初的江西人口达1400万，占全国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人多地少，工商业便成为主业。至順元年（1330年），20岁的汪大渊从南昌来到泉州，开始了他的远洋之旅，或许他也像许多江西人一样，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仍怀有一个著书立言的梦想。

02

　　唐宋时期，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海上帝国，巨大的中国商船游弋在蔚蓝的印度洋上。蒙古人以武力建立的元朝，实际上是一个空前规模的世界大帝国，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从北冰洋到印度洋，都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这无形中方便了东西方交往和贸易往来，商贩游走于世界，有如在本国不同的州郡旅行一样。正如汪大渊后来所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圆，莫不执玉贡璨，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城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宋代就能够制造远洋大船，1987年打捞出来的“南海一号”宋代商船，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排水量600吨，载重近800吨。宋代最大的船为“神舟”，书中记载，其“帆若垂天之云，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船员还可在船上养猪和酿酒。
　　进入元代以后，中国海船不仅更大，数量也更多。《元史·刑法志》规定，“每大船一，带柴水船、八橹船各一”。商业船队中，除一艘大型主船，还有多艘装载货物或淡水及食品的中小帆船。船多有很多好处，不仅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商量和帮助，即使遇到海盗或台风，也具有更好的安全保障。
　　今天人们在赞扬郑和下西洋时，无不惊叹于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其实郑和的远航完全是元代航海的继续。
　　古里
　　《岛夷志略》
　　航海的兴起，使海上通道取代草原成为主要的丝绸之路，而且海船贩运的商品包罗万象，尤其像瓷器这种大宗商品，因其重量和易碎，更适合海上运输。盛产青瓷和青花瓷的江西毗邻泉州，而泉州本地也以德化白瓷而闻名于世，瓷器因此成为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汪大渊所搭乘的海船，隶属于一个颇具规模的海商船队。船上装满了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各种商品和货物。瓷器来自不同产地，种类繁多，除了景德镇产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青瓷，还有吉安乌瓷和处州瓷，此外，还有大量吉州窑和赣州窑的廉价瓷器。 　　当年的“南海一号”就满载着瓷器出海，如今从这艘沉船上打捞出来的瓷器多达13000余件套。按照宋人朱或《萍洲可谈》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汪大渊所在的这支商业船队：“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元朝时，海外贸易以广州和泉州为主要物流港口，尤其是泉州，因为靠近江南这个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发展更加迅速，大多数来华的商船都要停靠泉州港。
　　1291年，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从泉州起航，返回意大利。1346年，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从泉州上岸，进入中国。元文宗至顺元年，也就是公元1330年，20岁的汪大渊搭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发，开始了一场世界之旅。

03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西方古典文明完全是在地中海孕育的。地中海曲折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岛屿，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提供了最方便最安全的航海路线。在某种程度上，西太平洋就是东方的地中海，这片热带地区岛屿众多，物产丰富，它們不仅帮助航海者辨别方向，提供补给，同时也是非常理想的贸易伙伴。
　　中国南海被汪大渊称为“万里石塘”，他在《岛夷志略》的这段记载中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海洋法权的“大陆架”概念，只不过他用的是“地脉”这个传统词语——“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该海域风浪较多，暗礁丛生，行船比较危险。中国商船一般都避开南海直航，采用沿岸航线，或者走东线，经台湾岛、菲律宾到印尼、马来西亚、帝汶，或者走西线，经海南岛、越南、柬埔寨、泰国到达新加坡。
　　从泉州港搭乘商船出海那一刻，汪大渊觉得整个大海都属于了他，同时他也把命运托付给了一条船。他要去看看不一样的远方，这一走就是5年。
　　传统时代的外贸商船，没有发动机，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季风和洋流。季风有周期性，洋流也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凭借着长期在海上航行积累的经验，从泉州南下，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下一站就是琉球（今台湾岛）。
　　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对台湾岛（琉球）和澎湖有详细的记载，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这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对台湾岛最详细的历史记载。根据汪大渊记载，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管辖，台湾岛以原住民（“猎头生番”）为主，当时尚未纳入元朝行政管理，为“海外诸国”的起点。
　　从台湾岛南下，便是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菲律宾与中国古代交通频繁。现代以来，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多达4万件，这些出土瓷器中，尤以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产品，有青白、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汪大渊记载了在马尼拉的贸易情况，其中主要便是瓷器贸易。
　　汪大渊发现，在吕宋内地及加里曼丹等处，当地人把所藏的中国古坛古瓮视为传家之宝。苏禄群岛出产有降真、黄腊、玳瑁、珍珠，其中最珍贵是苏禄珠，“色青白而圆，其价甚昂，中国人首饰用之，其色不退，号为绝品”。在吕宋群岛的加麻廷、巴姥酉和吉巴弄等地，“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记，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导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究其原因，原来是“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这里的人无不把到过中国视为无上光荣。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咽喉部位，自古就是华人海外聚居地，这一点被记录在《岛夷志略》中。这或许也是关于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岛夷志略》中还专门记载了已经消失的“龙牙门”，1880年前后，英国海军嫌龙牙门影响军舰航行，将龙牙门炸毁。如今新加坡旅游局根据历史记载又复制了一个“龙牙门”。

04

　　在汪大渊时代，西太平洋被称为东洋，而印度洋海域被称为西洋，一般以印度为界。汪大渊两次远航，走的仍是这两条传统航线，即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这两条航线大都依陆地和岛屿而行。指南针出现之后，人们可以放弃沿岸航线，出马六甲后横穿孟加拉湾，直航斯里兰卡，也可以从印度横穿阿拉伯海，直达非洲。
　　商业航行首先要考虑技术和风险，这些远洋航行实际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东洋航线连接起东南亚，西洋航线连接更远的地中海。
　　中国古代一般称斯里兰卡为“锡兰”。因为佛教原因，斯里兰卡从汉晋时期便与中国保持密切的海上交通。宋元以来，这里也成为中国商船的必经之地。明代时甚至有锡兰王子来到中国，并葬于泉州。汪大渊多次经过斯里兰卡，在此修整流连。
　　1335年前后，汪大渊到达古里，也就是印度西南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古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或者说是东西方的交界点。
　　胡椒，这个令东西方世界为之着迷的奢侈品，完全属于古里的特产。这里也是胡椒最重要的集散地，胡椒和古里，在古代世界贸易史上有过传奇般的历史。按照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国进口的香料数量之多超过欧洲十倍。由此也可见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之频繁。
　　按沈福伟先生的说法，汪大渊笔下的“下里”就是古里。“地产胡椒，冠于各番，不可胜计。椒木满山，蔓衍如藤萝，冬花而夏实。民采而蒸曝，以干为度。其味辣，采者者多不禁。其味之触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国流波之余也。”在《岛夷志略》中，还有一个叫“古里佛”的地方，距离下里很近，“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人间居有仓廪贮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税收十分之二”。
　　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与古里有过交集。在汪大渊之后，伊本·白图泰于1345年前后两次路过古里，并从这里搭乘中国海船前往中国。1405年，郑和到达古里，赐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成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古里国王曾在永乐年间三次派使者来中国朝贡。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在古里去世。1498年，达·伽马在古里登陆，后来也死于古里。

05

　　很多现代学者将汪大渊称为“航海家”。与其说汪大渊是航海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实际上，他对航海技术并不了解，更没有什么经验。在这艘海船上，汪大渊既不是船员，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特殊的乘客，准确地说，他是一位历史地理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汪大渊当年可能乘坐的就是这种船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笔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元代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大量一手资料。当时中国商船远航诸夷，船上装得最多的就是瓷器和丝绸。《岛夷志略》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了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
　　我们的历史是势利的，它会记下帝王将相的一切琐事，但往往却将那些才智过人、造福社會的仁人志士付之阙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岛夷志略》，却对作者汪大渊一无所知，或者，这也符合汪大渊本人的性情，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真正的英雄往往也是谦逊的隐士。
　　与马可·波罗、哥伦布或者郑和相比，汪大渊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商人，无权无势，他以一己之力，为历史留下一笔不可磨灭的遗产。但翻遍各种官方史志，几乎都难以寻见关于汪大渊的片语记载。
　　从宋到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商业的繁荣，带动中国的造船和海运盛极一时，明朝建立之后，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但意外地出现了一段郑和下西洋的非凡历史。与自发的民间海商不同，郑和航海是朝贡贸易的产物。
　　郑和并没有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太多文字资料，但我们从一些相关记录中仍可以发现汪大渊的影响。
　　马欢两次跟随郑和出海，所到的地方与国家，大部分都与汪大渊所到过的地方与国家重合，很有可能，郑和下西洋就是按照汪大渊的路线，或者说是参考汪大渊的路线航行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序言中所说的这一段话，更从侧面证明了《岛夷志略》的可信度：“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感慨然叹气日：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添被使末，随其（指郑和宝船）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毫无疑问，没有汪大渊和他的《岛夷志略》，或许就不会有75年后的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汪大渊航行经过的地域比郑和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