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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的导火索，是美国等西方各国的收入差距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赤裸裸的暴露，其根源则是过去几十年其教育、医疗、住房等根本性的社会经济体制存在缺陷。然而，很多美国人并没有意识自身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却指责全球化导致了自身的困境，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可以预见，美国国内政治将向左转、国际政治战略将向右转，这会使中国在进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面临严峻的考验。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平常心态，不为西方挑衅所怒，并励精图治加快改革，避免重蹈西方之覆辙，力求5年内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从而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的竞争力。
“占领运动”
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3年后，正当华尔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危机的冲击中复苏过来的时候，全球各发达国家却风起云涌地兴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那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之内，占领运动已经从华尔街扩散到许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
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呈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1、涉及的社会层面非常广，除了金融业之外，几乎所有阶层的民众都已经参与；2、运动所表达的诉求极为广泛，既有反对华尔街贪婪的呼声，也有增进社会福利的要求；既有防止大公司操纵竞选和政策决策的呼吁，也有绿色环保主义的诉求；3、运动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运作体制，参与者们抱怨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足以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占领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既然如此，它一定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毫无疑问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主要是抱怨政府福利支出的缩减，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高涨。那么，这种抱怨的根源在哪里？最直接的当然是与此情形呈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的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等阶层居高不下的收入；而如果眼光更加长远，可以看到，这一不满的种子在西方各发达国家早已埋下。
自从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来，西方各国的民众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这种收入差距集中表现为金融、高科技这些智力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反映为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差距在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信用扩张过程中得以掩盖，穷人可以轻易借钱消费，贷款买房，而今泡沫已经破裂，烟幕已经散去，这种收入差距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下，并成为引发这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印裔美国人、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 Rajan）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表的著作《断层线》（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中有比较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也得奖颇丰，得到美国思想界的广泛认同。
问题的根源在于深刻的
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这种收入差距的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收入差距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自身的社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等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不断暴露的过程，美国尤其突出。
在美国的体制下，普遍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当然，尽管在各级教育阶段，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美国都有极为突出的个别教育机构，大学中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中学中的波士顿拉丁、纽约布鲁克兰科学高中、史蒂文森高中等都表现优异，他们以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科学家为荣，但这无法掩盖美国绝大部分教育机构停滞不前甚至于绝对水平下降的局面。中小学如此，大学也问题不少，比如，美国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
再比如说，美国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住房和医疗问题，导致医疗费用、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缺少基本的普惠性的特征，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以来整体竞争力相对下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的最深刻的原因。
客观地讲，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尤其是必须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层面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这场改革比之于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改革更加复杂，更为艰巨。
对此，美国的部分学者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最近发表论著《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的美德和繁荣》(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书中用大量的数据论证美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他提出的行动方案中，教育改革跃居第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保穆（Michael Mandelbaum）最近出版了畅销书《我们过去曾经如此》（That Used to be US），其中把中国作为榜样，大力鼓吹美国必须图变，而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体制改革。
全球化成为借口
不幸的是，很多美国民众和精英人士并没有意识，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全球化之上。在他们看来，是全球化导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的困境，是全球化使他们大量的企业和民众丧失了工作，缺少了竞争力。
的确，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很多企业，如波音、苹果、英特尔公司获得了巨幅利润，也使得这些公司的部分产业转移出境内，但是也必须看到，对美国这样的大国，可贸易部门所占经济的比重毕竟相对比较低。比如说，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9月，美国的制造业人数仅为1174万人，约占其非农就业总人数的8.9%，美国的制造业再发展，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因此，其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至多是一个催化剂和加速器，它让西方整体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10年11月在新加坡亚洲投资论坛上公开表示，他自己已经不需要竞选了，可以讲实话了：“美国的问题是自找的，不能拿中国当借口，相反，必须深刻改革，教育是美国重大短板。”
国内政策向左，国家战略向右:
占领运动的长期影响
占领运动毫无疑问正在被美国的左派政治家所利用，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其他国家的工党人士。那么，占领运动的后果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向左转，而国际政治战略向右转。
国内政治向左转，指的是国家对政治、经济各领域加大干预，比如对华尔街，将会实施一些讨论已久的管制政策；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也一定会出台一些更为直接的管制。这种管制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公共开支的上升，相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完全靠政府购买的消费性公共开支。伴随国内政策向左转、向政府干预的方向转，“管制”将会成为未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在国际领域，西方的政客们一定会将注意点指向全球化，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毫无疑问将会成为这场占领运动的受害者、牺牲品。他们一定会将群众的怨气引向中国，一定会说，是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崛起抢占了大部分人的饭碗，他们正在反思全球化。
加入WTO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会更加复杂
过去十年，加入WTO不仅没有消灭和削弱中国的许多产业，反而促进了汽车等制造业的蓬勃前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加入WTO的第一个十年是令国人骄傲的，但是下一个十年，对中国将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占领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左派人士会将矛头指向中国，右派也会把怨气引向中国，从而导致社会各个层面都会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中国。比如说，在汇率问题上，他们很有可能对中国继续施压，还会把各种各样的国际金融政策改革问题与汇率政策挂钩；在知识产权方面，他们会进一步地向中国施压，会指责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发展，他们会把大企业的经营不利归咎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产品质量和准入方面，他们也会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的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中国的贸易不符合国际准则；在投资方面，他们也会针对中国，以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守法等借口限制中国的对外投资。
不急不怒，励精图治，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必须要清醒地认识这一形势，并在此前提下认真备战，起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1、保持平常心态，不被西方政客的运作和挑衅所激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环境的恶化是西方社会自身矛盾所带来的，而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客观冷静地对待这些问题，最应该防范的是中国自身心态的变化。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挑衅行为所误导，只有保持平常的心情、冷静的心态，才能够最好、最有利地化解这些矛盾。如果我们自身的心态出现了波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行为上出现了偏激，一定会在政策层面出现重要的失误，这是万万要避免的。
2、励精图治，进一步搞好中国自身的基础性体制改革。在认识到占领运动的根源是几十年以来西方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矛盾凸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避免类似的矛盾累积。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如德国、新加坡、英国的重要经验，励精图治，加快改革，力求5年内在这些方面有重大突破，这才能让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同时也保持社会自身的稳定。
3、想方设法，帮助中国企业在战术层面做好各种具体的应对措施。要对我们的企业，包括对出口企业和出国投资者，做好相关的培训，让他们了解西方社会变化的环境和法律、政治、社会体制，在坚持“走出去”的大原则下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冷静客观地应对迅速变化着的国际环境，积极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的矛盾，按照西方国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化解这些矛盾，包括跟西方当地的社会各界保持关系，尽量完成社会责任，极大地减少西方民众和社会对中国产品和投资的抵触情绪，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开放的态势不变，不为西方政客的各种挑衅所误导。
总之，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平常心态，冷静观察，不为西方的挑衅所怒，才能让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稳健前行，继续取得长足的进步，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占领运动”
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金融危机爆发3年后，正当华尔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危机的冲击中复苏过来的时候，全球各发达国家却风起云涌地兴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那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之内，占领运动已经从华尔街扩散到许多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
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呈现出了几个突出特点：1、涉及的社会层面非常广，除了金融业之外，几乎所有阶层的民众都已经参与；2、运动所表达的诉求极为广泛，既有反对华尔街贪婪的呼声，也有增进社会福利的要求；既有防止大公司操纵竞选和政策决策的呼吁，也有绿色环保主义的诉求；3、运动的矛头指向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运作体制，参与者们抱怨美国的政治体制不足以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占领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既然如此，它一定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毫无疑问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主要是抱怨政府福利支出的缩减，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高涨。那么，这种抱怨的根源在哪里？最直接的当然是与此情形呈鲜明对比和巨大反差的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等阶层居高不下的收入；而如果眼光更加长远，可以看到，这一不满的种子在西方各发达国家早已埋下。
自从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来，西方各国的民众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而这种收入差距集中表现为金融、高科技这些智力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反映为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差距在美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信用扩张过程中得以掩盖，穷人可以轻易借钱消费，贷款买房，而今泡沫已经破裂，烟幕已经散去，这种收入差距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下，并成为引发这场群众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印裔美国人、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 Rajan）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表的著作《断层线》（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中有比较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也得奖颇丰，得到美国思想界的广泛认同。
问题的根源在于深刻的
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我们不妨再追问一下，这种收入差距的基础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收入差距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以来西方自身的社会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等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不断暴露的过程，美国尤其突出。
在美国的体制下，普遍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当然，尽管在各级教育阶段，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美国都有极为突出的个别教育机构，大学中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中学中的波士顿拉丁、纽约布鲁克兰科学高中、史蒂文森高中等都表现优异，他们以培养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科学家为荣，但这无法掩盖美国绝大部分教育机构停滞不前甚至于绝对水平下降的局面。中小学如此，大学也问题不少，比如，美国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
再比如说，美国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住房和医疗问题，导致医疗费用、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缺少基本的普惠性的特征，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以来整体竞争力相对下降、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的最深刻的原因。
客观地讲，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经历深刻的改革，尤其是必须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到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层面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这场改革比之于里根、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改革更加复杂，更为艰巨。
对此，美国的部分学者有清醒的认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最近发表论著《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的美德和繁荣》(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书中用大量的数据论证美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他提出的行动方案中，教育改革跃居第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尔保穆（Michael Mandelbaum）最近出版了畅销书《我们过去曾经如此》（That Used to be US），其中把中国作为榜样，大力鼓吹美国必须图变，而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体制改革。
全球化成为借口
不幸的是，很多美国民众和精英人士并没有意识，更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全球化之上。在他们看来，是全球化导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的困境，是全球化使他们大量的企业和民众丧失了工作，缺少了竞争力。
的确，全球化使得美国的很多企业，如波音、苹果、英特尔公司获得了巨幅利润，也使得这些公司的部分产业转移出境内，但是也必须看到，对美国这样的大国，可贸易部门所占经济的比重毕竟相对比较低。比如说，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9月，美国的制造业人数仅为1174万人，约占其非农就业总人数的8.9%，美国的制造业再发展，也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因此，其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至多是一个催化剂和加速器，它让西方整体社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10年11月在新加坡亚洲投资论坛上公开表示，他自己已经不需要竞选了，可以讲实话了：“美国的问题是自找的，不能拿中国当借口，相反，必须深刻改革，教育是美国重大短板。”
国内政策向左，国家战略向右:
占领运动的长期影响
占领运动毫无疑问正在被美国的左派政治家所利用，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其他国家的工党人士。那么，占领运动的后果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向左转，而国际政治战略向右转。
国内政治向左转，指的是国家对政治、经济各领域加大干预，比如对华尔街，将会实施一些讨论已久的管制政策；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也一定会出台一些更为直接的管制。这种管制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公共开支的上升，相反，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完全靠政府购买的消费性公共开支。伴随国内政策向左转、向政府干预的方向转，“管制”将会成为未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关键词。
在国际领域，西方的政客们一定会将注意点指向全球化，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毫无疑问将会成为这场占领运动的受害者、牺牲品。他们一定会将群众的怨气引向中国，一定会说，是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崛起抢占了大部分人的饭碗，他们正在反思全球化。
加入WTO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会更加复杂
过去十年，加入WTO不仅没有消灭和削弱中国的许多产业，反而促进了汽车等制造业的蓬勃前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加入WTO的第一个十年是令国人骄傲的，但是下一个十年，对中国将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占领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左派人士会将矛头指向中国，右派也会把怨气引向中国，从而导致社会各个层面都会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中国。比如说，在汇率问题上，他们很有可能对中国继续施压，还会把各种各样的国际金融政策改革问题与汇率政策挂钩；在知识产权方面，他们会进一步地向中国施压，会指责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发展，他们会把大企业的经营不利归咎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产品质量和准入方面，他们也会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的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中国的贸易不符合国际准则；在投资方面，他们也会针对中国，以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守法等借口限制中国的对外投资。
不急不怒，励精图治，积极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必须要清醒地认识这一形势，并在此前提下认真备战，起码在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1、保持平常心态，不被西方政客的运作和挑衅所激怒。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环境的恶化是西方社会自身矛盾所带来的，而不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客观冷静地对待这些问题，最应该防范的是中国自身心态的变化。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挑衅行为所误导，只有保持平常的心情、冷静的心态，才能够最好、最有利地化解这些矛盾。如果我们自身的心态出现了波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行为上出现了偏激，一定会在政策层面出现重要的失误，这是万万要避免的。
2、励精图治，进一步搞好中国自身的基础性体制改革。在认识到占领运动的根源是几十年以来西方基本经济、社会制度矛盾凸显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避免类似的矛盾累积。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借鉴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比如德国、新加坡、英国的重要经验，励精图治，加快改革，力求5年内在这些方面有重大突破，这才能让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同时也保持社会自身的稳定。
3、想方设法，帮助中国企业在战术层面做好各种具体的应对措施。要对我们的企业，包括对出口企业和出国投资者，做好相关的培训，让他们了解西方社会变化的环境和法律、政治、社会体制，在坚持“走出去”的大原则下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冷静客观地应对迅速变化着的国际环境，积极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的矛盾，按照西方国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化解这些矛盾，包括跟西方当地的社会各界保持关系，尽量完成社会责任，极大地减少西方民众和社会对中国产品和投资的抵触情绪，这样才能保持中国开放的态势不变，不为西方政客的各种挑衅所误导。
总之，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平常心态，冷静观察，不为西方的挑衅所怒，才能让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第二个十年稳健前行，继续取得长足的进步，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