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月2日，军队对外公布了近期查处的14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第二炮兵部队副政委张东水、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等人在列，其中张东水提职13天后即被拿下，郭正钢也是今年1月才从政治部主任升任副政委。
走马上任后不久便落马的官员不在少数。据统计，十八大以来，提拔不足1年就被查处的官员至少有20余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吕英明、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都是刚上任1个月左右就被查。
上级领导的话语权
被称为“周岁书记”的河南安阳原市委书记张笑东刚接任时，河南省委对张笑东的评价是：事业心强，责任感强，作风务实，为人正派，处事稳妥，有较高的群众威信。与其共事4年的安阳原市委书记张广智则说，笑东同志是优秀的领导干部，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政治立场坚定。
与官方评价不同，不少当地人对张笑东涉嫌非法集资、收受现金“卖官”等事颇有微词，有些群众甚至走上了上访路。如此明显的对比不得不让人怀疑相关部门的严重失察和用人制度的流于形式。
一名官员的提拔任命要经历提名、考察、讨论、票决、公示等一系列程序。不少人会提出质疑，组织部门和纪检机关是如何把关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则认为，组织部门管“发帽子”，纪检机关管“摘帽子”，两条线并行不悖，即使刚被提拔，纪检机关也会查，“短命”官的出现，是深入反腐的表现。
不过，在官员的提拔过程中，像张笑东这样“重病”在身的人，依旧能步步高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上级领导的肯定与提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现在一些重要官员的提拔，有的是上级主要领导的个人喜好。领导看上谁，就算是群众和党员干部有意见，最后可能也会提拔。
也有组织部官员表示，对一些有争议的官员，一把手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有时一把手会说：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有时一把手的态度更明确：“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上述官员说。
过去，党委一把手在对干部任用上掌握主导权，但如今，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这种一把手说了算的局面或许将改变。
用政绩“收买”人心
除了上级领导的举荐，一些“协调能力强”的“带病”官员也会利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
在担任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之前，李喜曾在昆明下辖的县级市安宁市任职。在担任安宁市委书记期间，李喜做事雷厉风行，敢于批评开会缺席的下属、罢免工作不力的镇党委书记，因此在当地口碑不错，也为他升迁积攒了人气。不过上任不足4个月，李喜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从正式当选为河南漯河市长到被河南省纪委“两规”，吕清海只用了49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地的人大全体会议上，吕清海是以全票通过的成绩当选市长。当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代表们纷纷表示，吕清海能够全票当选是众望所归。选举结果反映了漯河的主流民意。”谁也没料到，这名全票当选的市长成为“短命市长”。
若是加强任前审查和公示，人们会发现，吕清海在执掌国企神马集团期间，他上马了数百亿元的新项目，致使神马股份的负债总额高达42亿元。他的仕途，可能会断送在这笔巨债里。但在他的任前公示里，这段履历却只字未提。
由此可见，加强对拟提拔官员的考察必不可少。不仅要对他们的从政经历刨根问底、分清哪些是真政绩哪些是造假的，还要敢于质疑不熟悉的拟提拔官员，甚至对某些有贪腐嫌疑的官员说“不”。
对于推举“带病”干部的人也应建立责任追究制。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认为，提名推荐干部和提拔干部是施惠于人，出了问题不担责任，因此也会出现因考察失职提拔“带病”干部的情况。如果建立严格的用人责任追究制，倒查“带病提拔”问题，或许能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但时至今日，少有被追责的领导干部。
“短命官”要从源头查
湖北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曾指出，十八大以来，十余名地方党政一把手被调任省人大或政协副职后被查处，有可能是为了查他才将其从实权位置上调到级别更高但远离他长期工作地点的岗位，如此一来，可以减少调查的阻力。
从去年落马的多名省级政协副主席来看，其犯罪事实主要发生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之前。例如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他被调查主要事发在担任朝阳市委书记期间，涉及土地矿产资源交易;而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他担任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期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认为，在具体问题尚未查清之前，把官员调离原岗位比较稳妥，这不仅限制了官员的“活动能力”，也对外界释放出一种信号，“对于有问题的官员，这样的安排大家心里大致明白。”
任建明教授鼓励多在央企和国企推行上述查处方式，“今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央企开展专项巡视，与地方行政官员落马相比，央企高管被查对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比如金融或能源行业高管被查，也许会引起股票和日用品价格的动荡等。”任建明建议，若是把有潜在问题的央企高管先调离长期工作的岗位，切断其影响力，再行查处，这样可以规避可能发生的市场动荡。
一些官员刚被重用就落马，带来的冲击更大。比如曾担任陕西省发改委财金处副处长的杨隆丰，在去年初当选为泾阳县县长，不过3个多月后，这名县长落马。
针对此类情况，李成言教授分析，这种敢于碰硬的态度一方面反映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敢于打破常规，坚持有案必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影响日常工作的运行，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影响组织的形象等。
去年5月，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提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由此可见，中央纪委已经开始从源头上着手，尽量减少“短命”官员的出现。
走马上任后不久便落马的官员不在少数。据统计，十八大以来，提拔不足1年就被查处的官员至少有20余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吕英明、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等都是刚上任1个月左右就被查。
上级领导的话语权
被称为“周岁书记”的河南安阳原市委书记张笑东刚接任时，河南省委对张笑东的评价是：事业心强，责任感强，作风务实，为人正派，处事稳妥，有较高的群众威信。与其共事4年的安阳原市委书记张广智则说，笑东同志是优秀的领导干部，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政治立场坚定。
与官方评价不同，不少当地人对张笑东涉嫌非法集资、收受现金“卖官”等事颇有微词，有些群众甚至走上了上访路。如此明显的对比不得不让人怀疑相关部门的严重失察和用人制度的流于形式。
一名官员的提拔任命要经历提名、考察、讨论、票决、公示等一系列程序。不少人会提出质疑，组织部门和纪检机关是如何把关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则认为，组织部门管“发帽子”，纪检机关管“摘帽子”，两条线并行不悖，即使刚被提拔，纪检机关也会查，“短命”官的出现，是深入反腐的表现。
不过，在官员的提拔过程中，像张笑东这样“重病”在身的人，依旧能步步高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上级领导的肯定与提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现在一些重要官员的提拔，有的是上级主要领导的个人喜好。领导看上谁，就算是群众和党员干部有意见，最后可能也会提拔。
也有组织部官员表示，对一些有争议的官员，一把手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有时一把手会说：绝不能搞“带病提拔”，但也不能让那些冲在第一线、敢于触碰尖锐矛盾的干部吃亏。有时一把手的态度更明确：“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看枝节。”“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下面的人不可能听不懂。”上述官员说。
过去，党委一把手在对干部任用上掌握主导权，但如今，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这种一把手说了算的局面或许将改变。
用政绩“收买”人心
除了上级领导的举荐，一些“协调能力强”的“带病”官员也会利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
在担任昆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之前，李喜曾在昆明下辖的县级市安宁市任职。在担任安宁市委书记期间，李喜做事雷厉风行，敢于批评开会缺席的下属、罢免工作不力的镇党委书记，因此在当地口碑不错，也为他升迁积攒了人气。不过上任不足4个月，李喜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从正式当选为河南漯河市长到被河南省纪委“两规”，吕清海只用了49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地的人大全体会议上，吕清海是以全票通过的成绩当选市长。当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代表们纷纷表示，吕清海能够全票当选是众望所归。选举结果反映了漯河的主流民意。”谁也没料到，这名全票当选的市长成为“短命市长”。
若是加强任前审查和公示，人们会发现，吕清海在执掌国企神马集团期间，他上马了数百亿元的新项目，致使神马股份的负债总额高达42亿元。他的仕途，可能会断送在这笔巨债里。但在他的任前公示里，这段履历却只字未提。
由此可见，加强对拟提拔官员的考察必不可少。不仅要对他们的从政经历刨根问底、分清哪些是真政绩哪些是造假的，还要敢于质疑不熟悉的拟提拔官员，甚至对某些有贪腐嫌疑的官员说“不”。
对于推举“带病”干部的人也应建立责任追究制。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认为，提名推荐干部和提拔干部是施惠于人，出了问题不担责任，因此也会出现因考察失职提拔“带病”干部的情况。如果建立严格的用人责任追究制，倒查“带病提拔”问题，或许能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但时至今日，少有被追责的领导干部。
“短命官”要从源头查
湖北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曾指出，十八大以来，十余名地方党政一把手被调任省人大或政协副职后被查处，有可能是为了查他才将其从实权位置上调到级别更高但远离他长期工作地点的岗位，如此一来，可以减少调查的阻力。
从去年落马的多名省级政协副主席来看，其犯罪事实主要发生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之前。例如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他被调查主要事发在担任朝阳市委书记期间，涉及土地矿产资源交易;而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他担任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期间。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认为，在具体问题尚未查清之前，把官员调离原岗位比较稳妥，这不仅限制了官员的“活动能力”，也对外界释放出一种信号，“对于有问题的官员，这样的安排大家心里大致明白。”
任建明教授鼓励多在央企和国企推行上述查处方式，“今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央企开展专项巡视，与地方行政官员落马相比，央企高管被查对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大。比如金融或能源行业高管被查，也许会引起股票和日用品价格的动荡等。”任建明建议，若是把有潜在问题的央企高管先调离长期工作的岗位，切断其影响力，再行查处，这样可以规避可能发生的市场动荡。
一些官员刚被重用就落马，带来的冲击更大。比如曾担任陕西省发改委财金处副处长的杨隆丰，在去年初当选为泾阳县县长，不过3个多月后，这名县长落马。
针对此类情况，李成言教授分析，这种敢于碰硬的态度一方面反映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敢于打破常规，坚持有案必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影响日常工作的运行，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影响组织的形象等。
去年5月，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提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由此可见，中央纪委已经开始从源头上着手，尽量减少“短命”官员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