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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值得认真纪念和反思的一年。当时的中国，在与西方强国冲突和碰撞惨遭重创以后，只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不对称的国际地位与不平衡的民族心理让中国社会产生剧烈的震荡，因而在１９０５年出现的罹难、衰变以及殉难，使得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显得尤其厚重与悲悯。
大国并不一定是强国，强国要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在１００年前的世界文明跑道上，强国把中国甩开了很大的距离。当强国纷纷巩固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权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政权，由一个老妇统治了４４年；当强国不断向“电气时代”巅峰挺进时，中国举国上下还在竞赌“麻雀”（即今天的麻将），使“麻雀”在当时有“亡国奴戏”的恶谥。值得警醒的是，强国在１９０５年取得了足以让今日之国人震惊的成就：英国伦敦的地铁系统宣告地铁电气化工程全部完工；美国成功举办了共有２５０家汽车厂家参展的世界汽车博览会；法国帕泰公司制成了给电影胶片上色的机器，它一分钟上色１０００张画面；德国医生科克因发现结核病的起因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奖；日本研制的战舰“萨摩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一，其改进的步枪，性能极佳，比当时德国和法国造的步枪还优秀；最引人注目的是，年仅２６岁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不断引起时空观的革命，也带来整个物理学的革命，预示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些只是强国一年中的一小部分成就，足以说明强国高超的科技水平。而在国家竞争中，科技不仅是生产力，还是战斗力，对民族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资源掠夺史，即强国掠夺弱国的历史。在农业文明时期，强国依靠战马和利刃进行掠夺；在工业文明时期，强国依靠火器和军舰进行掠夺。１９０５年，中国遭到了强国全方位大规模的掠夺。在西南边疆，英国派兵胁迫西藏班禅喇嘛到了印度； 在西北边疆，沙俄军队向新疆中腹地区纵深推进；在东南边疆，日本对殖民地台湾进行无节制的资源掠夺；在东北边疆，俄日军队还在中国东北领土上疯狂混战。边疆危机和主权危机成为民众最关心也最痛心的问题。这一年，东北亚局势尤为引人瞩目。本来中国在东北亚的国际格局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１０年前的外交博弈和军事对抗中输得干干净净，没有实力去改善周边日益恶化的地缘环境，只能任凭列强们的掠夺与争斗。东北人民惨遭兵燹之害，死于战火约２００００人，财产损失折银６９００万两。日俄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还使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战败国俄国爆发“１９０５年革命”，革命强烈的冲击波引起了“亚洲的觉醒”，战胜国日本一跃而进入世界八大国行列；第三国朝鲜命运悲惨，被迫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战争所在地的中国则受到更大的刺激，国土再次遭到蹂躏，主权再次遭到强暴，列强的侵略像鞭子一样抽打中国人灼伤的心灵，民族再次遭到讥讽，民众的主权意识、民族意识和近代国家意识不断增强。
１９０５年，当强国的车轮在新世纪狂奔的时候，中国还在弱国的行列中惨遭毒打。历史决不会同情弱者，历史也不会相信眼泪。在强者生存的时代，弱者要么在危机中死亡，要么在危机中崛起。在外力和内力的合击之下，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选择了突围与重建。
应该承认，在近代数次对外战争中，当强国的热兵器战胜中国的冷兵器，新式兵器战胜中国的旧式兵器后，中国都有过转变，尽管只是“五分钟的热度”而已。而相比之下，１９０５年的转变显得更有威力，更有影响。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表文章《中国人的觉醒》，赞扬中国新的民族精神，认为“一个新中国正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当时的《时报》记载这一年“人心思奋，气象一新”。的确，１９０５年的中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气象。
在立宪派的压力和部分开明官僚的努力下，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政治上：１９０５年６月４日，清政府对毕业归国的留学生进行考试，第一次任用“海归”；１９０５年７月６日，清政府被迫宣布将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第一次公开向全国宣布将参照西方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５日，商标注册局产生；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第一个官办银行——户部银行开行，随后又设置了户部造币总厂，厘定了币制；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日，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开工，中国人开始自行修建第一条铁路；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芦汉铁路举行落成典礼。军事上：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８日，巡警部设立，军队与警察从此分离，中国警察制度开始出现。法制上：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４日，大清律例中的重刑凌迟、枭首、戮尸三项被永远删除，凡死刑至斩决为止。 教育上： １９０５年９月，科举制度被废除，表明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地分离；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６日，学部设立，新式学堂迅速普及，新式人才不断涌现。外交上：１９０５年１月，严州、温州、处州、衢州四府矿权被收回；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９日，粤汉铁路被赎回，改由湘、粤、鄂三省分段修建，打击了外国垄断资本掠夺中国铁路的野心；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日，中德青岛海关协定成立，德国交还海关。可以看出，清政府政治被迫改良，经济彰显活力，法制迈步向前，教育大有改革，外交成就喜人，对西方的制度、技术、人才有了初步的认可，在文明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
在西方文明的熏陶和开明人士的推动下，民间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１９０５年４月，北京出现了第一个社会公众报刊阅览室——西城阅报社。此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阅报社和讲报社。读报和听报逐渐成为人们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４ 日，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运动会召开，目的是发扬武德，唤起国魂，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大公报》一直对此进行追踪报道，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多场运动会。１９０５年７月，影片京剧《定军山》开拍，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拍摄影片。１９０５年，西式婚姻开始流行，当时称西式婚姻为“文明婚礼”或“文明结婚”，有的新婚夫妇还将婚礼的内容登在报纸上，无异于中国早期的结婚启事。１９０５年，京津地区出现大量的白话文告示，表明维新派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已对官方产生了影响。尤其是１９０５年５月１０日，上海各界抵制美货，并向全国２１埠通电，要求协力抑制，全国１６０多个城市和７０多个行业纷纷起来反抗，最终使美国让步。这些表明，随着识字率的提高，报刊媒体的宣传以及公共空间的增多，民间社会逐渐觉醒和奋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和主权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
尽管１９０５年的社会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但这毕竟只是一个衰败政府进行的新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以及教育变革没有协调起来。纵看１９０５年，教育变革比较彻底，废除了存在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制，从而打破了这根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经济变革成果较为辉煌，由于政府认可西方的技术，给地方经济大量松绑，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８年，地方掀起办厂的热潮，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形成奠定基础。但是，政治变革明显滞后：清政府任用“海归”很是开明，但只任用了１４人，而且是自１８７２年首次派遣留学生以来，３２年间第一次任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很合民意，但五人在外国游历了大半年，也没有领悟宪政民主的真谛，回国后密陈立宪的三大好处是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使中国不同于日俄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改革十年中，中国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政治失去了方向就是清政府在政治变革中仍然固守专制政体，没有迅速向民主政体过渡，从而使大好的新政局面白白丧失。从民意基础和时代潮流可以看出，大量的经济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民主，新式学堂培养的新式人才为了施展抱负需要民主，逐渐接受近现代文明熏陶的普通大众为了生存与发展也需要民主。在日益强大的民主欲求下，政府应尽快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加快民主革新的步伐，提供官方与民间的对话平台，以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但是，在封建官僚行政网、宗法家庭网和儒家精神网相互交织的晚清社会，政治上进行“伪”立宪，是不可能很快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所以，清政府只能在衰变中革新，又只能在革新中衰亡。
正是因为清政府民主建设的步调异常缓慢，大大落后于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 ，使中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就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为中国的民主发展而努力奋斗。１９０５年，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精英做了突破性的工作：８月２０日，同盟会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出现； ９月２７日，革命党的《醒狮》杂志创刊，该杂志强烈呼唤“东方睡狮”的觉醒；１１月２６日，《民报》在东京创刊，革命党人以《民报》为基地，与保皇派进行了长达３年的论战，论战掀起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面对民主力量的崛起，清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政权，毫不留情地采取了封杀和屠杀。于是，一些民主斗士为了民主的前行成了非理性力量的殉道者。
１９０５年４月３日凌晨，邹容死于上海某监狱，年仅２０岁。在他１８岁时，他写出了《革命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在书中，邹容把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流泻在字里行间，主张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在他被害死以后，人们哀之为“国殇”。《革命军》也在１９０５年再次迅速传播，广为流传，各地纷纷翻印，重印２０余次，印数达１００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此书也被称为“民国第一教科书”。
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９日，《重庆日报》被重庆知府查封，主办人卞小吾被捕，后被杀于成都监狱，原因是他登载革命派的文章《老妓颐和园之淫行》，报道慈禧在颐和园行乐的消息。“笔底流出刀剑影，纸上涌动杀伐声”。此新闻撕破了传统的陋网，痛诋清廷的惰性积习，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这也是媒体公开披露清朝高级领导人腐化的新闻，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
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４日，吴樾在北京某火车站不幸牺牲，年仅２７岁。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吴樾求学、办报、四处奔走、宣传革命。当得知清廷假立宪以欺骗民众时，为了揭穿其伪善的面孔，吴樾毅然当了“刺客”。当炸弹响起，举国震惊，但有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他的铁血丹心为中国“走向共和”奠定了基石。为了挣脱旧社会的锁链，不惜身体粉碎，这是殉道者的大气与大义。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８日凌晨，陈天华在日本投海殉国，年仅３１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两部思想巨著——《警世钟》和《猛回头》。在书中，陈天华用通俗流畅的文字，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当清廷和日本相互勾结，准备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时，陈天华为了唤醒国人的团结，毅然选择了自杀。在他的灵柩运回湖南时，长沙万余名学生一致罢课，自动送葬，队伍长达十数里，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送葬成了一次盛大的示威。
１９０５年，，还有许多有名字和无名字的优秀人物为了民主而悲壮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走得是那么的匆忙，又是那么的凄苦，就好像一个民族的伤口正在不断地流血一样。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 、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一个时代的许多精英不正常死亡时，这个时代就不会正常；当一个民族的优秀人才不断受到埋没，这个民族也必然会受到埋没。时代的转型和民族的兴亡需要我们关注个体的生命，也需要我们思考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
晚清末年，以慈禧为首的老人政治与以满清贵族为代表的异族统治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清朝日益板结的政治土壤上，国家决策机制日益僵化，信息机制日益缓慢，人才机制日益腐朽，而人才机制的腐朽会带来人才链的断裂，人才链的断裂必然会带来技术链和思想链的断裂。当一个国家的人才严重失血或者大量外流，这个国家必然在与强国抗争中沦为弱国。卢梭曾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于政府，一个民族的面貌由政治决定，一个民族的创新最主要是政治创新。”可见，民主环境好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有重要关系。只有改变清朝恶劣的政治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使中国摆脱弱国的地位。事实上，百年前的殉道者深深地意识到这个中国长远发展的问题。陈天华在绝命辞中曾叮嘱国人：什么时候中国人克服“五分钟的热度”，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有指望？“五分钟的热度”是在非理性的环境中产生，要克服这个民族的毛病，必须建立法制保障下的民主理性环境。１６８９年，英国的《权利法案》为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提供了法律保障；１７８７年，美国制定的国家宪法为美国称雄世界打下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应用真正的法制建设改善复杂的政治环境，才能在无情的国家竞争中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哲人说过，忘记历史就像人失去记忆一样可怕。１００年前，我们的民族有过屈辱，有过危机，有过转机，有过殉道。１００年后，我们应该衔接百年前的历史，激发我们的强国热情，推动我们的发展进程，增添我们的民族活力，以此慰籍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崛起而献身的仁人志士。
大国并不一定是强国，强国要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在１００年前的世界文明跑道上，强国把中国甩开了很大的距离。当强国纷纷巩固进步的资产阶级政权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政权，由一个老妇统治了４４年；当强国不断向“电气时代”巅峰挺进时，中国举国上下还在竞赌“麻雀”（即今天的麻将），使“麻雀”在当时有“亡国奴戏”的恶谥。值得警醒的是，强国在１９０５年取得了足以让今日之国人震惊的成就：英国伦敦的地铁系统宣告地铁电气化工程全部完工；美国成功举办了共有２５０家汽车厂家参展的世界汽车博览会；法国帕泰公司制成了给电影胶片上色的机器，它一分钟上色１０００张画面；德国医生科克因发现结核病的起因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奖；日本研制的战舰“萨摩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一，其改进的步枪，性能极佳，比当时德国和法国造的步枪还优秀；最引人注目的是，年仅２６岁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不断引起时空观的革命，也带来整个物理学的革命，预示着原子能时代的到来。这些只是强国一年中的一小部分成就，足以说明强国高超的科技水平。而在国家竞争中，科技不仅是生产力，还是战斗力，对民族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资源掠夺史，即强国掠夺弱国的历史。在农业文明时期，强国依靠战马和利刃进行掠夺；在工业文明时期，强国依靠火器和军舰进行掠夺。１９０５年，中国遭到了强国全方位大规模的掠夺。在西南边疆，英国派兵胁迫西藏班禅喇嘛到了印度； 在西北边疆，沙俄军队向新疆中腹地区纵深推进；在东南边疆，日本对殖民地台湾进行无节制的资源掠夺；在东北边疆，俄日军队还在中国东北领土上疯狂混战。边疆危机和主权危机成为民众最关心也最痛心的问题。这一年，东北亚局势尤为引人瞩目。本来中国在东北亚的国际格局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１０年前的外交博弈和军事对抗中输得干干净净，没有实力去改善周边日益恶化的地缘环境，只能任凭列强们的掠夺与争斗。东北人民惨遭兵燹之害，死于战火约２００００人，财产损失折银６９００万两。日俄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还使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战败国俄国爆发“１９０５年革命”，革命强烈的冲击波引起了“亚洲的觉醒”，战胜国日本一跃而进入世界八大国行列；第三国朝鲜命运悲惨，被迫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战争所在地的中国则受到更大的刺激，国土再次遭到蹂躏，主权再次遭到强暴，列强的侵略像鞭子一样抽打中国人灼伤的心灵，民族再次遭到讥讽，民众的主权意识、民族意识和近代国家意识不断增强。
１９０５年，当强国的车轮在新世纪狂奔的时候，中国还在弱国的行列中惨遭毒打。历史决不会同情弱者，历史也不会相信眼泪。在强者生存的时代，弱者要么在危机中死亡，要么在危机中崛起。在外力和内力的合击之下，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选择了突围与重建。
应该承认，在近代数次对外战争中，当强国的热兵器战胜中国的冷兵器，新式兵器战胜中国的旧式兵器后，中国都有过转变，尽管只是“五分钟的热度”而已。而相比之下，１９０５年的转变显得更有威力，更有影响。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发表文章《中国人的觉醒》，赞扬中国新的民族精神，认为“一个新中国正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当时的《时报》记载这一年“人心思奋，气象一新”。的确，１９０５年的中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气象。
在立宪派的压力和部分开明官僚的努力下，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新举措。政治上：１９０５年６月４日，清政府对毕业归国的留学生进行考试，第一次任用“海归”；１９０５年７月６日，清政府被迫宣布将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第一次公开向全国宣布将参照西方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５日，商标注册局产生；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第一个官办银行——户部银行开行，随后又设置了户部造币总厂，厘定了币制；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日，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开工，中国人开始自行修建第一条铁路；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芦汉铁路举行落成典礼。军事上：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８日，巡警部设立，军队与警察从此分离，中国警察制度开始出现。法制上：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４日，大清律例中的重刑凌迟、枭首、戮尸三项被永远删除，凡死刑至斩决为止。 教育上： １９０５年９月，科举制度被废除，表明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地分离；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６日，学部设立，新式学堂迅速普及，新式人才不断涌现。外交上：１９０５年１月，严州、温州、处州、衢州四府矿权被收回；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９日，粤汉铁路被赎回，改由湘、粤、鄂三省分段修建，打击了外国垄断资本掠夺中国铁路的野心；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日，中德青岛海关协定成立，德国交还海关。可以看出，清政府政治被迫改良，经济彰显活力，法制迈步向前，教育大有改革，外交成就喜人，对西方的制度、技术、人才有了初步的认可，在文明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
在西方文明的熏陶和开明人士的推动下，民间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１９０５年４月，北京出现了第一个社会公众报刊阅览室——西城阅报社。此后，许多城市都出现了阅报社和讲报社。读报和听报逐渐成为人们的一个日常生活习惯。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４ 日，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运动会召开，目的是发扬武德，唤起国魂，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大公报》一直对此进行追踪报道，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多场运动会。１９０５年７月，影片京剧《定军山》开拍，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拍摄影片。１９０５年，西式婚姻开始流行，当时称西式婚姻为“文明婚礼”或“文明结婚”，有的新婚夫妇还将婚礼的内容登在报纸上，无异于中国早期的结婚启事。１９０５年，京津地区出现大量的白话文告示，表明维新派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已对官方产生了影响。尤其是１９０５年５月１０日，上海各界抵制美货，并向全国２１埠通电，要求协力抑制，全国１６０多个城市和７０多个行业纷纷起来反抗，最终使美国让步。这些表明，随着识字率的提高，报刊媒体的宣传以及公共空间的增多，民间社会逐渐觉醒和奋起，民众的民主意识和主权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
尽管１９０５年的社会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但这毕竟只是一个衰败政府进行的新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以及教育变革没有协调起来。纵看１９０５年，教育变革比较彻底，废除了存在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制，从而打破了这根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经济变革成果较为辉煌，由于政府认可西方的技术，给地方经济大量松绑，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８年，地方掀起办厂的热潮，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形成奠定基础。但是，政治变革明显滞后：清政府任用“海归”很是开明，但只任用了１４人，而且是自１８７２年首次派遣留学生以来，３２年间第一次任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很合民意，但五人在外国游历了大半年，也没有领悟宪政民主的真谛，回国后密陈立宪的三大好处是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使中国不同于日俄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改革十年中，中国的政治失去了方向。”政治失去了方向就是清政府在政治变革中仍然固守专制政体，没有迅速向民主政体过渡，从而使大好的新政局面白白丧失。从民意基础和时代潮流可以看出，大量的经济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民主，新式学堂培养的新式人才为了施展抱负需要民主，逐渐接受近现代文明熏陶的普通大众为了生存与发展也需要民主。在日益强大的民主欲求下，政府应尽快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加快民主革新的步伐，提供官方与民间的对话平台，以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但是，在封建官僚行政网、宗法家庭网和儒家精神网相互交织的晚清社会，政治上进行“伪”立宪，是不可能很快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所以，清政府只能在衰变中革新，又只能在革新中衰亡。
正是因为清政府民主建设的步调异常缓慢，大大落后于世界民主发展的潮流 ，使中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就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为中国的民主发展而努力奋斗。１９０５年，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精英做了突破性的工作：８月２０日，同盟会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出现； ９月２７日，革命党的《醒狮》杂志创刊，该杂志强烈呼唤“东方睡狮”的觉醒；１１月２６日，《民报》在东京创刊，革命党人以《民报》为基地，与保皇派进行了长达３年的论战，论战掀起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面对民主力量的崛起，清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政权，毫不留情地采取了封杀和屠杀。于是，一些民主斗士为了民主的前行成了非理性力量的殉道者。
１９０５年４月３日凌晨，邹容死于上海某监狱，年仅２０岁。在他１８岁时，他写出了《革命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在书中，邹容把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流泻在字里行间，主张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在他被害死以后，人们哀之为“国殇”。《革命军》也在１９０５年再次迅速传播，广为流传，各地纷纷翻印，重印２０余次，印数达１００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此书也被称为“民国第一教科书”。
１９０５年４月２９日，《重庆日报》被重庆知府查封，主办人卞小吾被捕，后被杀于成都监狱，原因是他登载革命派的文章《老妓颐和园之淫行》，报道慈禧在颐和园行乐的消息。“笔底流出刀剑影，纸上涌动杀伐声”。此新闻撕破了传统的陋网，痛诋清廷的惰性积习，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这也是媒体公开披露清朝高级领导人腐化的新闻，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
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４日，吴樾在北京某火车站不幸牺牲，年仅２７岁。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吴樾求学、办报、四处奔走、宣传革命。当得知清廷假立宪以欺骗民众时，为了揭穿其伪善的面孔，吴樾毅然当了“刺客”。当炸弹响起，举国震惊，但有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他的铁血丹心为中国“走向共和”奠定了基石。为了挣脱旧社会的锁链，不惜身体粉碎，这是殉道者的大气与大义。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８日凌晨，陈天华在日本投海殉国，年仅３１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他给我们留下了两部思想巨著——《警世钟》和《猛回头》。在书中，陈天华用通俗流畅的文字，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当清廷和日本相互勾结，准备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时，陈天华为了唤醒国人的团结，毅然选择了自杀。在他的灵柩运回湖南时，长沙万余名学生一致罢课，自动送葬，队伍长达十数里，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送葬成了一次盛大的示威。
１９０５年，，还有许多有名字和无名字的优秀人物为了民主而悲壮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走得是那么的匆忙，又是那么的凄苦，就好像一个民族的伤口正在不断地流血一样。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 、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一个时代的许多精英不正常死亡时，这个时代就不会正常；当一个民族的优秀人才不断受到埋没，这个民族也必然会受到埋没。时代的转型和民族的兴亡需要我们关注个体的生命，也需要我们思考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
晚清末年，以慈禧为首的老人政治与以满清贵族为代表的异族统治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清朝日益板结的政治土壤上，国家决策机制日益僵化，信息机制日益缓慢，人才机制日益腐朽，而人才机制的腐朽会带来人才链的断裂，人才链的断裂必然会带来技术链和思想链的断裂。当一个国家的人才严重失血或者大量外流，这个国家必然在与强国抗争中沦为弱国。卢梭曾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于政府，一个民族的面貌由政治决定，一个民族的创新最主要是政治创新。”可见，民主环境好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有重要关系。只有改变清朝恶劣的政治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使中国摆脱弱国的地位。事实上，百年前的殉道者深深地意识到这个中国长远发展的问题。陈天华在绝命辞中曾叮嘱国人：什么时候中国人克服“五分钟的热度”，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有指望？“五分钟的热度”是在非理性的环境中产生，要克服这个民族的毛病，必须建立法制保障下的民主理性环境。１６８９年，英国的《权利法案》为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提供了法律保障；１７８７年，美国制定的国家宪法为美国称雄世界打下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应用真正的法制建设改善复杂的政治环境，才能在无情的国家竞争中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哲人说过，忘记历史就像人失去记忆一样可怕。１００年前，我们的民族有过屈辱，有过危机，有过转机，有过殉道。１００年后，我们应该衔接百年前的历史，激发我们的强国热情，推动我们的发展进程，增添我们的民族活力，以此慰籍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崛起而献身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