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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韵学是古代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学习好音韵学对宋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宋朝是一个多民族交汇的时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学习音韵学有助于加深对宋代史事的了解。其次，从唐宋到元，古代音韵经历了从中古音向近代音的巨大转变，由此可以将唐宋音韵的变化纳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整个唐宋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音韵学；宋史研究；唐宋变革论
音韵学是古代小学的一部分，亦是古代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清代乾嘉学派以考证著称，就在于小学基础扎实。清末至民国能够出现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亦在于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小学教育。就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掌握音韵学亦有助于加深对史事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古代史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下浅谈一下学好音韵学对宋史研究的两点意义，有疏漏之处，敬请识者见谅。
一、学习音韵学有助于加深对宋代史实的理解
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11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1陈垣对此评价为“宋人避讳之例最严”。2然而在避讳最严的宋代，乍看之下却有不避父子讳者。宋神宗名“顼”，现代汉语音“Xū”；其子宋哲宗名“煦”，现代汉语音“xù”。二者虽声调不同，却也在避讳之例。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音韵学的知识了。古今汉语的读音并不一样，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种语音往上可追溯至元明时期，称为近代音。而宋代所通行的汴洛音则属于中古音，两者之间已有很大不同。
从研究中古音的重要材料《广韵》中，我们可以看出“顼”与“煦”二字的不同。3“顼”与“煦”均有两个读音，“顼”字声母为“疑”母和“晓”母，韵母为“烛”母；“煦”字声母为“晓”母，韵母为“麌”母和“遇”母。声母上或有相同，韵母则绝不相同，声调上“顼”字为入声字，“煦”字为上声或去声，声韵调均有区别，可见两者读音并不相同，不须避讳。
另音韵学亦有审音正音之效，如上文所述，虽然解决了二字不须避讳的问题，但两字均有两个读音，哪一个才是皇帝名字之正音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用到音韵学的知识。南宋绍定三年（1230）增订的《礼部韵略》中有《淳熙重修文书式》规定了自始祖赵玄朗至宋理宗须避讳的字，其中“顼”字为“呼玉切”，避“旭勖”等七字；“煦”为“吁句切”，避“昫”“酗”“休”“呴”“咻”等十三字。4综合《广韵》与《礼部韵略》，则两字均有三个反切，其中“顼”字的“许玉切”与“呼玉切”反切下字相同，反切上字虽不同，但“许”字与“呼”字同属“晓”母，故“许玉切”与“呼玉切”的读音其实是一样的。“煦”字的“香句切”与“吁句切”亦是同理，“香”字与“吁”字同属“晓”母，两个反切读音一样。
综上可知宋神宗赵顼的“顼”字当是入声晓母烛部，宋哲宗赵煦的“煦”字正音当是去声晓母遇部。
宋朝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元均为少数民族所建，各民族又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当时人面临着不同语言如何交流的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却面临着史料记载不统一的问题。
现今所存的《宋史》《辽史》《金史》均为元朝宰相脱脱所编，因临近元末战乱，此三史编著时间均很短，《辽史》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修成，部头最大的《宋史》也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再加上修史人水平差异等原因，三史错漏之处甚多，有的前后重复、史实错误，有的自相矛盾，有的结构混乱、编排失当。在涉及辽金的人名时往往有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这给我们阅读史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以《金史》为例，金朝名将完颜宗弼本传记载：“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5这些名字在《宋史》《金史》中交替使用，不知情者往往理不清人物关系。其实这几个名字均是由金文翻译而来，从汉文名字读音来看，几者亦有相似之处。从《中原音韵》来看，“斡”與“兀”同属影母，声调均由入声派为上声；“啜”“出”为穿母，“术”为审母，声母相似，声调由入声分别派为上声和平声。总体来说读音很相似，故借此亦可以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史料。
二、唐宋间语音变化与唐宋变革论
宋修《广韵》继承了《切韵》的语音系统，但因为时间久隔，《广韵》实际上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当时人的语音，而且也不方便文士用韵，当时人对此已有了很多的批评，故有了后面重修的《集韵》和《礼部韵略》。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言考》一文从数个角度考证了宋代汴洛地区的方音，并指出“宋代汴洛方音与广韵大异”。620世纪 80年代，周先生又指出了唐代北方语音与当时的《切韵》一系的韵书也不一样，并认为“陆法言的《切韵》所表现的语音系统是齐梁陈隋时期读音的系统”。7
一般来说，宋、齐、梁、陈合称“南朝”，很少有史家人为地将其割裂开，陈寅恪先生《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述及隋唐制度源流，“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8似只及梁、陈，实则亦提到北魏之制度典章文物多学自江左，亦即东晋至宋齐。南朝作为一个整体在史学上实际不好区分，可是为什么周先生却将宋与魏晋同列为语音学上的中古前期，齐梁陈与隋一起却成为了中古后期？9
以笔者之见，则很可能与当时的民族融合有关。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至南朝宋灭亡已近200年，北方少数民族成功的占领了北方地区，但民族融合几不可见，与南方东晋政权的敌对状态姑且不论，北方地区汉人与少数民族之仇恨远大于融合，各少数民族大肆杀害汉人，北方汉人冉闵所建立的国家冉魏更是颁布“杀胡令”，在这种状态下民族之间的交流已属不易，更不谈融合。北方真正的民族融合时期大概需要到北魏孝文帝时期，这一时期虽仍与南方汉人有战争，但也有相对稳定的时候，孝文帝更是迁都洛阳，力主少数民族汉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最高统治权仍在少数民族手里，但少数民族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完成了一个“由夷变夏”的过程，当民族间的差别逐渐缩小，民族融合就有了可能。也正是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北方汉语语音可能接受了很多外来的变化，长期发展下来就与以前发音有很大差异了。而孝文帝改革的时间，正相当于南朝齐时期，故周祖谟先生将宋与魏晋并列为中古前期，而齐、梁、陈、隋为中古后期。 再回到本节最开始提到的唐宋音的变化，五代时期虽不如魏晋时期民族那么混乱，但也是一个民族融合时期，五代的唐晋汉及十国中的北汉均为沙陀人建立，再加上北方汉人与契丹人接触，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处情况较多，隋唐时期的语音肯定受到了外来语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宋代方音。周祖谟先生对宋代方音的评价是：“论声则与中原音韵之二十母相近，论韵调则同摄之一二等读为一类，三四等读为一类，其读音盖不出开齐合撮四呼，与元明以降之音相近。”10
由此想到了唐宋变革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并完善的，其主要观点其实是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将宋元时期作为世界近世史的一部分，把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视为“从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从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文化状态的变化”。11在此后的几十年，唐宋变革论引起了日本、美国、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研究领域看，已经从社会史角度发展到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从研究时限上看，从唐末至宋初的两百余年变为了从唐初到宋末长达600余年的时段。就广义来讲，将唐宋间音韵的变化纳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似乎是可能而且合理的，并且由语音变化而反映出的民族成分、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变化可以让研究者有更广泛的思路，也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整个唐宋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史贵存疑，现在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及日本已经开始陷入过犹不及的困境，台湾学者柳立言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唐宋变革论乃是由史观和史实共同构成。12但很多研究者其实只讲史實，抓住一点不放，将其硬塞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之中，其实这样讲的唐宋变革与各朝代交替所产生的变革并无不同，论证干瘪无力。事实上音韵学在宋元间完成了由中古音到近代音的转变，绝不是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注脚，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唐宋元之间的继承关系，期间有变化，却是一脉相承的，不是一朝一代一人可以完成的。所谓“宋承唐制”绝不是一句虚言，宋代绝大多数制度都能从唐代找到原型。唐宋变革论有高度、有道理，但我们绝不能迷信于此，更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宋史的唯一准则，只有抱着这种理性的态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唐宋变革，理解宋史。
1洪迈：《容斋三笔》卷11《帝王讳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3页。
24陈垣：《史讳举例》卷8第78条《宋讳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7页。
3陈彭年：《广韵》，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版，“顼”字见第441页，“煦”字见第243页、345页。
5 脱脱等：《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1页。
610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654页。
7周祖谟：《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6页。
8陈寅恪：《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页。
9此时南北朝对立，周先生所指的齐梁陈应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不是地域上的概念。
11 近藤一成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12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1辑，2006年第1期，第125～171页。
[关键词]音韵学；宋史研究；唐宋变革论
音韵学是古代小学的一部分，亦是古代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清代乾嘉学派以考证著称，就在于小学基础扎实。清末至民国能够出现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亦在于自小便接受了良好的小学教育。就现在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掌握音韵学亦有助于加深对史事的了解，为进一步研究古代史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下浅谈一下学好音韵学对宋史研究的两点意义，有疏漏之处，敬请识者见谅。
一、学习音韵学有助于加深对宋代史实的理解
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11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1陈垣对此评价为“宋人避讳之例最严”。2然而在避讳最严的宋代，乍看之下却有不避父子讳者。宋神宗名“顼”，现代汉语音“Xū”；其子宋哲宗名“煦”，现代汉语音“xù”。二者虽声调不同，却也在避讳之例。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音韵学的知识了。古今汉语的读音并不一样，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种语音往上可追溯至元明时期，称为近代音。而宋代所通行的汴洛音则属于中古音，两者之间已有很大不同。
从研究中古音的重要材料《广韵》中，我们可以看出“顼”与“煦”二字的不同。3“顼”与“煦”均有两个读音，“顼”字声母为“疑”母和“晓”母，韵母为“烛”母；“煦”字声母为“晓”母，韵母为“麌”母和“遇”母。声母上或有相同，韵母则绝不相同，声调上“顼”字为入声字，“煦”字为上声或去声，声韵调均有区别，可见两者读音并不相同，不须避讳。
另音韵学亦有审音正音之效，如上文所述，虽然解决了二字不须避讳的问题，但两字均有两个读音，哪一个才是皇帝名字之正音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用到音韵学的知识。南宋绍定三年（1230）增订的《礼部韵略》中有《淳熙重修文书式》规定了自始祖赵玄朗至宋理宗须避讳的字，其中“顼”字为“呼玉切”，避“旭勖”等七字；“煦”为“吁句切”，避“昫”“酗”“休”“呴”“咻”等十三字。4综合《广韵》与《礼部韵略》，则两字均有三个反切，其中“顼”字的“许玉切”与“呼玉切”反切下字相同，反切上字虽不同，但“许”字与“呼”字同属“晓”母，故“许玉切”与“呼玉切”的读音其实是一样的。“煦”字的“香句切”与“吁句切”亦是同理，“香”字与“吁”字同属“晓”母，两个反切读音一样。
综上可知宋神宗赵顼的“顼”字当是入声晓母烛部，宋哲宗赵煦的“煦”字正音当是去声晓母遇部。
宋朝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元均为少数民族所建，各民族又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当时人面临着不同语言如何交流的问题，后来的研究者却面临着史料记载不统一的问题。
现今所存的《宋史》《辽史》《金史》均为元朝宰相脱脱所编，因临近元末战乱，此三史编著时间均很短，《辽史》仅用了11个月的时间修成，部头最大的《宋史》也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再加上修史人水平差异等原因，三史错漏之处甚多，有的前后重复、史实错误，有的自相矛盾，有的结构混乱、编排失当。在涉及辽金的人名时往往有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这给我们阅读史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以《金史》为例，金朝名将完颜宗弼本传记载：“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5这些名字在《宋史》《金史》中交替使用，不知情者往往理不清人物关系。其实这几个名字均是由金文翻译而来，从汉文名字读音来看，几者亦有相似之处。从《中原音韵》来看，“斡”與“兀”同属影母，声调均由入声派为上声；“啜”“出”为穿母，“术”为审母，声母相似，声调由入声分别派为上声和平声。总体来说读音很相似，故借此亦可以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史料。
二、唐宋间语音变化与唐宋变革论
宋修《广韵》继承了《切韵》的语音系统，但因为时间久隔，《广韵》实际上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当时人的语音，而且也不方便文士用韵，当时人对此已有了很多的批评，故有了后面重修的《集韵》和《礼部韵略》。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言考》一文从数个角度考证了宋代汴洛地区的方音，并指出“宋代汴洛方音与广韵大异”。620世纪 80年代，周先生又指出了唐代北方语音与当时的《切韵》一系的韵书也不一样，并认为“陆法言的《切韵》所表现的语音系统是齐梁陈隋时期读音的系统”。7
一般来说，宋、齐、梁、陈合称“南朝”，很少有史家人为地将其割裂开，陈寅恪先生《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述及隋唐制度源流，“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8似只及梁、陈，实则亦提到北魏之制度典章文物多学自江左，亦即东晋至宋齐。南朝作为一个整体在史学上实际不好区分，可是为什么周先生却将宋与魏晋同列为语音学上的中古前期，齐梁陈与隋一起却成为了中古后期？9
以笔者之见，则很可能与当时的民族融合有关。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至南朝宋灭亡已近200年，北方少数民族成功的占领了北方地区，但民族融合几不可见，与南方东晋政权的敌对状态姑且不论，北方地区汉人与少数民族之仇恨远大于融合，各少数民族大肆杀害汉人，北方汉人冉闵所建立的国家冉魏更是颁布“杀胡令”，在这种状态下民族之间的交流已属不易，更不谈融合。北方真正的民族融合时期大概需要到北魏孝文帝时期，这一时期虽仍与南方汉人有战争，但也有相对稳定的时候，孝文帝更是迁都洛阳，力主少数民族汉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最高统治权仍在少数民族手里，但少数民族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完成了一个“由夷变夏”的过程，当民族间的差别逐渐缩小，民族融合就有了可能。也正是这一时期，伴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北方汉语语音可能接受了很多外来的变化，长期发展下来就与以前发音有很大差异了。而孝文帝改革的时间，正相当于南朝齐时期，故周祖谟先生将宋与魏晋并列为中古前期，而齐、梁、陈、隋为中古后期。 再回到本节最开始提到的唐宋音的变化，五代时期虽不如魏晋时期民族那么混乱，但也是一个民族融合时期，五代的唐晋汉及十国中的北汉均为沙陀人建立，再加上北方汉人与契丹人接触，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处情况较多，隋唐时期的语音肯定受到了外来语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宋代方音。周祖谟先生对宋代方音的评价是：“论声则与中原音韵之二十母相近，论韵调则同摄之一二等读为一类，三四等读为一类，其读音盖不出开齐合撮四呼，与元明以降之音相近。”10
由此想到了唐宋变革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并完善的，其主要观点其实是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将宋元时期作为世界近世史的一部分，把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视为“从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从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文化状态的变化”。11在此后的几十年，唐宋变革论引起了日本、美国、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研究领域看，已经从社会史角度发展到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从研究时限上看，从唐末至宋初的两百余年变为了从唐初到宋末长达600余年的时段。就广义来讲，将唐宋间音韵的变化纳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似乎是可能而且合理的，并且由语音变化而反映出的民族成分、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变化可以让研究者有更广泛的思路，也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整个唐宋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史贵存疑，现在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及日本已经开始陷入过犹不及的困境，台湾学者柳立言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唐宋变革论乃是由史观和史实共同构成。12但很多研究者其实只讲史實，抓住一点不放，将其硬塞入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之中，其实这样讲的唐宋变革与各朝代交替所产生的变革并无不同，论证干瘪无力。事实上音韵学在宋元间完成了由中古音到近代音的转变，绝不是唐宋变革论的一个注脚，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唐宋元之间的继承关系，期间有变化，却是一脉相承的，不是一朝一代一人可以完成的。所谓“宋承唐制”绝不是一句虚言，宋代绝大多数制度都能从唐代找到原型。唐宋变革论有高度、有道理，但我们绝不能迷信于此，更不能将其作为研究宋史的唯一准则，只有抱着这种理性的态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唐宋变革，理解宋史。
1洪迈：《容斋三笔》卷11《帝王讳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3页。
24陈垣：《史讳举例》卷8第78条《宋讳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7页。
3陈彭年：《广韵》，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版，“顼”字见第441页，“煦”字见第243页、345页。
5 脱脱等：《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1页。
610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654页。
7周祖谟：《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6页。
8陈寅恪：《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页。
9此时南北朝对立，周先生所指的齐梁陈应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不是地域上的概念。
11 近藤一成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12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总第81辑，2006年第1期，第125～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