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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承先，南开大学，拔白旗，师道尊严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70-03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承先回忆录》①内容丰富，展现了他的经历和时代的特点。因为他是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和推行者，所以这部书是研究当代中国教育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
回忆录贵在真实，有的人的回忆只是讲自己出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史，不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纵观历史，天下没有一个完人，常常是成功和错误交织在一起。张承先的回忆录记述了自己成功的地方，也有真诚的反省，忠实于生活，譬如在谈到“河北省教育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浮夸风”，都是在教育战线上开展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斗争中较普遍地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在红专大辩论中，搞插红旗，拔白旗，实际形成了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老教师的围攻，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这对教育工作来说是致命的。
张承先是指挥拔白旗的司令官，意识到所经历的严峻的场面，坦诚自己犯了错误，有应负的责任。这部书对人们认识大跃进中的问题，对认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有历史借鉴意义。
二
天津那时归河北省管辖，南开大学拔白旗运动是由张承先直接指挥的。我目睹了那场运动，据我记忆，其危害性比张承先概括性的论断要严重得多。
1958年5月1日，学校就停课了，进行红专大讨论。历史系在大礼堂召开了师生大会，集中批判白专道路。随后就是下乡下厂，进行社会调查，三下海河劳动，批判揭发教师的种种言行。学校还建立了几座小高炉，大炼钢铁，日夜鏖战，没有一点读书空气。
拔白旗由总支领导，发动群众对任课教师进行揭发批判，特别是对有思想有见解的教师和权威教授及年轻有为的教师“大加讨伐”。革命风暴席卷全校。有的系直接对准几位教师，如外文系对准老教授李霁野、李宜燮和青年教师钱建业；物理系对准姜安才、陈仁烈等；化学系对准何炳林、陈荣悌、李正名等；生物系对准戴立生、顾昌栋等；经济学系对准谷书堂、丁洪范、傅筑夫等；中文系和历史系是全面开花，凡授课的都是炮轰目标，如中文系对准李何林、邢公畹、王达津、朱惟之、马汉麟、朱一玄、许政扬等；历史系对准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雷海宗、来新夏、陈文林，我也受到“厚爱”，名列其中。
围攻有两种方式，一是贴大字报，一是开批判会，浮夸风弥漫全校，第一教学楼各教室辟为西瓜园，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主要干线大中路搭起席棚，这还不够用，因为每个人都得表态，大中路约1千米长的路面也贴上层层叠叠的大字报，但也没有人蹲下来看。声势浩大，学生立于主攻地位，教师接受挨打，阵线分明，中国教育传统的师道尊严被推翻了。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推动下，不要教师了，刚入学一年级的给高年级写讲义，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看不过[，很气愤地讲：
教育已偏离正轨……是什么教育革命，这是胡来，连起码的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都不顾了。
一些激进的青年教师自己组织起来编写“毛泽东论文艺”，以此代替中国文学史。李先生说：“你们编写的可以讲，但不能取消中国文学史。”李先生心直口快，对任何事都很认真负责，因此招来了大字报的轰击，出现了“火烧李何林”、“打到李何林主义”的标语。历史系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激进的“左派”去组织刚入学的一年级给四年级写讲义，我对此持异议，让教师去指导，结果批我这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统治。他们还要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代替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因此一直遭到批判，这一批判一直继续到文革。
批判的文章也有正确的部分，但主要立足于“批”，把教学和科研中的所有问题都归之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经济系丁洪范提出“二马结婚”（指马歇尔与马克思结合），谷书堂提出精神与物质奖应该结合，这种正确的见解一直受到批判。很糟糕的是使用了粗暴的语言，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
历史系和中文系集中火力猛批考据说，声称要“砍掉资产阶级考据指导的白旗”，历史系的大字报说，“郑天挺来系后，考据形成一般系风”，1958年郑在《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是唯史料学治学方法的典型，全文引用101条史料，花了1万多字的篇幅，其目的不外说的是一条史料。我们治史的目的是要阐明历史发展规律，而这种方法只能繁烦罗列一些事实。中文系一位教师讲班固时，一口气考证了班固的祖宗七八代。讲到司马迁，别的不谈，首先考证其生平，举出各家的说法及其根据，并详细介绍了考证文章。紧接着就讲司马迁的故乡，从地理位置到山的形状、水的流法，连鱼跃龙门的神话也来描绘一番，就因为“迁生龙门”一语。这种资产阶级为考证而考证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正是胡适传下的衣钵。有的老师还举王引之、杨树达、闻一多如何考证一个字，获得名声，将同学引入歧途。
中文、历史系还声讨崇古薄今思想。中文系给刚入学的一年级，开出了《四部备要》、《艺览》、《四部丛刊》等38种古典文学的必读和参考书目。有一位教师讲：“要搞学问，就要大量地读书，多读古书，自然会学好。”还以鲁迅、闻一多为例，鼓励同学说：多接触古文，脑子就会特别清醒，搞起研究也就会有成就。在评价古典作家作品时，旁征博引，全是古人的观点。
历史系杨翼骧经常劝同学多读古书，不止一遍两遍，乃至十遍二十遍，多多益善，烂熟为止，并以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的读书治学精神教育学生。通过对封建时代的史学家生平的介绍，说明他们有的只做过小官，有的一生不做官，不图仕进，都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一生精力，钻在古书中去，穷年累月的研究，才能搞出成绩来。这样就给学生自然而然地指出一条只专不红的道路。如王玉哲讲：
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对《二十四史》很熟，哪年哪月哪地什么事都能背下来，科学院请他去，他说第一不要马列主义，第二不要马列主义武装的助手，结果没有去成。 这样就好像说要学生背史料，好像在说有了资本就可向党讨价还价了。又如杨志玖一贯反对把马列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他为雷海宗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护。他向大家介绍的参考书有：《隋书》《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通典》《大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唐令》《全唐文》《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敦煌掇琐》（金石华编），总共数千卷史料，连先生自己也没有看完几部，不加分析的介绍给学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把学生引到故纸堆中囚禁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杨先生连一本经典著作都没有介绍，这说明杨先生根本就反对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土地制度。杨翼骧讲，陈寅恪不用马列主义，但从史料出发来分析，有的地方也是唯物主义的。
批判教师灌输成名成家思想。王玉哲要学生早点写论文，并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说他21岁就写论文，批判权威人士傅斯年，22岁时写文章批判顾颉刚，他说：“做学问不要怕犯错误，怕犯错误就无成绩。做学问有冒险性，像做化学物理实验一样。”我们要问：假使你做的是社会主义的学问，那有什么冒险性呢？他还鼓励同学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日本飞机常常来轰炸，但他还是非常用功，从事研究。”这样讲，只能引导学生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吴廷璆讲：“你们写文章，我和《历史教学》杂志已谈妥，发表你们的文章。科学院要我写日本明治维新，我没写，你们写吧，写好了，我修改一下可以发表。”
以上只是大字报的点滴摘录。
三
中文系是最激进的，还在木斋楼二楼的大会议室召开了全系师生大会，批判几位学有成就的教师。王达津是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1956年康生来南开，由市委文教部长梁寒冰、教务长滕维藻陪同，走进教室，听了王的课，还听了历史系梁卓生的世界现代史课和魏宏运的抗日战争史课。随后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开座谈会，我去参加。康生对王达津大加批判，说教授就讲这样的课，只讲些繁烦的考证，没有什么学问，这就给定了调，中文系的大会上，成为靶子是不可避免的。马汉麟和许政扬是李何林系主任最器重的学者，年轻有为。马从事古代汉语，许致力于古典文学。在批判会上，有的教师出于嫉妒之心，说马没有什么学问，就是那么几条，以莫须有的罪名揭发指责：“许剽窃老师的研究成果”，许受不了这种打击，当场晕倒。李何林作为系主任，见此无理性的批判，非常生气。他认为师生之间和教师之间，应有道德规范，不应破坏社会伦理，横眉冷对会上出现的现象，说：
马汉麟和许政扬是两匹好马，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从北京请来，而你们却大批特批……（按马汉麟原任教清华大学，许政扬是燕京大学毕业研究生）。
四
拔白旗运动的后果不堪设想，不啻是伤害了师生的感情，破坏了师生之间的和谐，将老师的善意都作恶意来解读，老师对学生因此保持一定距离，怕再受到无理批判、揭发；教师中谁也不愿去承担教学任务，普遍产生了不求上进的思想，扼杀了他们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精神。郑天挺因一张大字报贴在第一教学楼（胜利楼）最醒目的地方，说他误人子弟，他看到后，立即提出辞职退休（经组织做工作，缓和了紧张关系），生物系戴立生立即辞掉教研室主任，坚决不再干了。
不仅如此，这次受批判的，在“文革”一开始，都成为首先被批斗的人，成为何（锡林）娄（平）黑帮的成员（何、娄黑帮是时任党委书记臧伯平虚构的反党集团），被抄家、批斗、游街、劳改，掠夺了他们一切尊严，摧毁了他们一切德行，受尽了人生的种种折磨和摧残。许政扬因被斗而自杀，马汉麟在劳改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拔白旗和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不幸历史，都在“四人帮”垮台和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中消失了。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被打碎了，人民获得了自由。南开园获得了新生，生气勃勃，万花齐放，万花争妍，一代一代的学人茁壮成长，继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南开永远是年轻的。
【作者简介】魏宏运，男，陕西西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华北农村、抗日根据地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70-03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承先回忆录》①内容丰富，展现了他的经历和时代的特点。因为他是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和推行者，所以这部书是研究当代中国教育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
回忆录贵在真实，有的人的回忆只是讲自己出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史，不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纵观历史，天下没有一个完人，常常是成功和错误交织在一起。张承先的回忆录记述了自己成功的地方，也有真诚的反省，忠实于生活，譬如在谈到“河北省教育发展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浮夸风”，都是在教育战线上开展了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斗争中较普遍地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在红专大辩论中，搞插红旗，拔白旗，实际形成了对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老教师的围攻，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这对教育工作来说是致命的。
张承先是指挥拔白旗的司令官，意识到所经历的严峻的场面，坦诚自己犯了错误，有应负的责任。这部书对人们认识大跃进中的问题，对认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有历史借鉴意义。
二
天津那时归河北省管辖，南开大学拔白旗运动是由张承先直接指挥的。我目睹了那场运动，据我记忆，其危害性比张承先概括性的论断要严重得多。
1958年5月1日，学校就停课了，进行红专大讨论。历史系在大礼堂召开了师生大会，集中批判白专道路。随后就是下乡下厂，进行社会调查，三下海河劳动，批判揭发教师的种种言行。学校还建立了几座小高炉，大炼钢铁，日夜鏖战，没有一点读书空气。
拔白旗由总支领导，发动群众对任课教师进行揭发批判，特别是对有思想有见解的教师和权威教授及年轻有为的教师“大加讨伐”。革命风暴席卷全校。有的系直接对准几位教师，如外文系对准老教授李霁野、李宜燮和青年教师钱建业；物理系对准姜安才、陈仁烈等；化学系对准何炳林、陈荣悌、李正名等；生物系对准戴立生、顾昌栋等；经济学系对准谷书堂、丁洪范、傅筑夫等；中文系和历史系是全面开花，凡授课的都是炮轰目标，如中文系对准李何林、邢公畹、王达津、朱惟之、马汉麟、朱一玄、许政扬等；历史系对准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雷海宗、来新夏、陈文林，我也受到“厚爱”，名列其中。
围攻有两种方式，一是贴大字报，一是开批判会，浮夸风弥漫全校，第一教学楼各教室辟为西瓜园，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主要干线大中路搭起席棚，这还不够用，因为每个人都得表态，大中路约1千米长的路面也贴上层层叠叠的大字报，但也没有人蹲下来看。声势浩大，学生立于主攻地位，教师接受挨打，阵线分明，中国教育传统的师道尊严被推翻了。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推动下，不要教师了，刚入学一年级的给高年级写讲义，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看不过[，很气愤地讲：
教育已偏离正轨……是什么教育革命，这是胡来，连起码的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都不顾了。
一些激进的青年教师自己组织起来编写“毛泽东论文艺”，以此代替中国文学史。李先生说：“你们编写的可以讲，但不能取消中国文学史。”李先生心直口快，对任何事都很认真负责，因此招来了大字报的轰击，出现了“火烧李何林”、“打到李何林主义”的标语。历史系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激进的“左派”去组织刚入学的一年级给四年级写讲义，我对此持异议，让教师去指导，结果批我这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统治。他们还要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代替中国哲学史，我不同意，因此一直遭到批判，这一批判一直继续到文革。
批判的文章也有正确的部分，但主要立足于“批”，把教学和科研中的所有问题都归之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经济系丁洪范提出“二马结婚”（指马歇尔与马克思结合），谷书堂提出精神与物质奖应该结合，这种正确的见解一直受到批判。很糟糕的是使用了粗暴的语言，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
历史系和中文系集中火力猛批考据说，声称要“砍掉资产阶级考据指导的白旗”，历史系的大字报说，“郑天挺来系后，考据形成一般系风”，1958年郑在《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是唯史料学治学方法的典型，全文引用101条史料，花了1万多字的篇幅，其目的不外说的是一条史料。我们治史的目的是要阐明历史发展规律，而这种方法只能繁烦罗列一些事实。中文系一位教师讲班固时，一口气考证了班固的祖宗七八代。讲到司马迁，别的不谈，首先考证其生平，举出各家的说法及其根据，并详细介绍了考证文章。紧接着就讲司马迁的故乡，从地理位置到山的形状、水的流法，连鱼跃龙门的神话也来描绘一番，就因为“迁生龙门”一语。这种资产阶级为考证而考证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正是胡适传下的衣钵。有的老师还举王引之、杨树达、闻一多如何考证一个字，获得名声，将同学引入歧途。
中文、历史系还声讨崇古薄今思想。中文系给刚入学的一年级，开出了《四部备要》、《艺览》、《四部丛刊》等38种古典文学的必读和参考书目。有一位教师讲：“要搞学问，就要大量地读书，多读古书，自然会学好。”还以鲁迅、闻一多为例，鼓励同学说：多接触古文，脑子就会特别清醒，搞起研究也就会有成就。在评价古典作家作品时，旁征博引，全是古人的观点。
历史系杨翼骧经常劝同学多读古书，不止一遍两遍，乃至十遍二十遍，多多益善，烂熟为止，并以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的读书治学精神教育学生。通过对封建时代的史学家生平的介绍，说明他们有的只做过小官，有的一生不做官，不图仕进，都是对政治不关心的。一生精力，钻在古书中去，穷年累月的研究，才能搞出成绩来。这样就给学生自然而然地指出一条只专不红的道路。如王玉哲讲：
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对《二十四史》很熟，哪年哪月哪地什么事都能背下来，科学院请他去，他说第一不要马列主义，第二不要马列主义武装的助手，结果没有去成。 这样就好像说要学生背史料，好像在说有了资本就可向党讨价还价了。又如杨志玖一贯反对把马列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他为雷海宗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护。他向大家介绍的参考书有：《隋书》《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通典》《大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唐令》《全唐文》《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敦煌掇琐》（金石华编），总共数千卷史料，连先生自己也没有看完几部，不加分析的介绍给学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把学生引到故纸堆中囚禁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杨先生连一本经典著作都没有介绍，这说明杨先生根本就反对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土地制度。杨翼骧讲，陈寅恪不用马列主义，但从史料出发来分析，有的地方也是唯物主义的。
批判教师灌输成名成家思想。王玉哲要学生早点写论文，并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说他21岁就写论文，批判权威人士傅斯年，22岁时写文章批判顾颉刚，他说：“做学问不要怕犯错误，怕犯错误就无成绩。做学问有冒险性，像做化学物理实验一样。”我们要问：假使你做的是社会主义的学问，那有什么冒险性呢？他还鼓励同学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日本飞机常常来轰炸，但他还是非常用功，从事研究。”这样讲，只能引导学生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吴廷璆讲：“你们写文章，我和《历史教学》杂志已谈妥，发表你们的文章。科学院要我写日本明治维新，我没写，你们写吧，写好了，我修改一下可以发表。”
以上只是大字报的点滴摘录。
三
中文系是最激进的，还在木斋楼二楼的大会议室召开了全系师生大会，批判几位学有成就的教师。王达津是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1956年康生来南开，由市委文教部长梁寒冰、教务长滕维藻陪同，走进教室，听了王的课，还听了历史系梁卓生的世界现代史课和魏宏运的抗日战争史课。随后在天津外国语学院开座谈会，我去参加。康生对王达津大加批判，说教授就讲这样的课，只讲些繁烦的考证，没有什么学问，这就给定了调，中文系的大会上，成为靶子是不可避免的。马汉麟和许政扬是李何林系主任最器重的学者，年轻有为。马从事古代汉语，许致力于古典文学。在批判会上，有的教师出于嫉妒之心，说马没有什么学问，就是那么几条，以莫须有的罪名揭发指责：“许剽窃老师的研究成果”，许受不了这种打击，当场晕倒。李何林作为系主任，见此无理性的批判，非常生气。他认为师生之间和教师之间，应有道德规范，不应破坏社会伦理，横眉冷对会上出现的现象，说：
马汉麟和许政扬是两匹好马，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从北京请来，而你们却大批特批……（按马汉麟原任教清华大学，许政扬是燕京大学毕业研究生）。
四
拔白旗运动的后果不堪设想，不啻是伤害了师生的感情，破坏了师生之间的和谐，将老师的善意都作恶意来解读，老师对学生因此保持一定距离，怕再受到无理批判、揭发；教师中谁也不愿去承担教学任务，普遍产生了不求上进的思想，扼杀了他们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精神。郑天挺因一张大字报贴在第一教学楼（胜利楼）最醒目的地方，说他误人子弟，他看到后，立即提出辞职退休（经组织做工作，缓和了紧张关系），生物系戴立生立即辞掉教研室主任，坚决不再干了。
不仅如此，这次受批判的，在“文革”一开始，都成为首先被批斗的人，成为何（锡林）娄（平）黑帮的成员（何、娄黑帮是时任党委书记臧伯平虚构的反党集团），被抄家、批斗、游街、劳改，掠夺了他们一切尊严，摧毁了他们一切德行，受尽了人生的种种折磨和摧残。许政扬因被斗而自杀，马汉麟在劳改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拔白旗和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不幸历史，都在“四人帮”垮台和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中消失了。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被打碎了，人民获得了自由。南开园获得了新生，生气勃勃，万花齐放，万花争妍，一代一代的学人茁壮成长，继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栋梁之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南开永远是年轻的。
【作者简介】魏宏运，男，陕西西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华北农村、抗日根据地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