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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具象路径，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辩证统一于生态文明中。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其自身特点、优势，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文章认为生态富集区须以生态文明为指导，依据生态资源富集优势，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注重协调和均衡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走出适合自身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 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24;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4.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陆恩永.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J].克拉玛依学刊，2019（4）36-41.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趋势。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辩证统一于生态文明之中，是对生态文明的有形建构。如果说生态文明是“形而上”的观念，那么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形而下”的具象实践。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建设过程的生态化、低碳化，生态文明建设更强调对人、社会的观念意识的改变，涵盖面更宽泛。在生态富集区，抓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探索适合区情的路径，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等，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及其辩证性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选择。我国提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共同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其核心是要解决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各种积弊，解决当下所面临的严峻资源环境问题，以建设美丽中国，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和谐、共生及良性互动，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生态文明”范畴的首次系统论述，在我国理论界始于叶谦吉教授1987年在全国生态农业会议上的发言。他指出，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赢，而不是一方获利一方受损，即“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返利于自然”。作为国家战略部署，可以回溯到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高度，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将生态文明建设载入宪法，体现为人民意志;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根本大计”。“绿色发展”范畴的首次官方使用，是在2002年联合国文件中，我国官方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使用。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居其一，上升到关乎国家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新高度。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是与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一起提出的，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其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深厚，使绿色发展在我国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稳定性、持久性和顶层设计的高位阶性。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辩证统一于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中，两者在范畴、侧重点、外延和实践路径等方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生态文明是对人类发展前途的理性考量，既有显著的区域实践特征，又兼具强烈的人类命运关怀。生态文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目标，绿色发展作为具象路径，是人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话语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并充分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及良性互动，达到人与自然和解及人与人和解的“两个和解”状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人类要实现永续发展，在获取自然资源时就“不能像站在地球以外的人似的”妄自尊大地控制自然，而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进行符合人类需求的物质生产和创造。
生态文明不是简单的“生态+文明”式的二元组合，它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生态文明不是空洞的理论范畴，而是实践的事情，它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紧密关联，具有强烈的生态关怀的社会品质。因而，生态文明与所有“文明”一样，不是从预设的原则出发，而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存在于其中的，其内涵和外延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广义上，生态文明是要研究人、社会、自然三者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清晰的价值指向、理论思考及路径探索。狭义上，生态文明注重对现实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社会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强烈关注。故而，生态文明建设广义上涵盖了以文明理念为视阈，审视、反思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伤害，并修正其不理性行为，涉及思想观念、伦理价值、生产方式、制度构建等全方位的变革。狭义上，主要是指以生态学为基础，考量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和对自然生态的改善及修复。总之，生态文明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们在反思自身的实践活动伤害自然以及自然如何报复人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应当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凝练。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它作为一种新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积极扬弃，其具象路径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新能源经济等;绿色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物质财富的稳步增长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依循非逆自然规律性，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实现集约、节约和效率最大化。强调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需求的方式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时不伤害自然，即在利用自然资源增加人的物质财富时，优先考虑对自然本身的非破壞性和保护性。因此，促进生产力变革的人类实践要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价值观，使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不会破坏人赖以依存的自然界、人类自身活动空间、物质变换规律等。在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区域生态恶化等严峻现实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高效以及突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化方向。当今时代，全球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优先考虑如何处理好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生态环境，在自然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行应然的经济活动。绿色发展是绿色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其核心是发展，原则是绿色，目标是可持续。这必然要求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即坚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长物质财富时对生态环境的友好性和优先保护性。总而言之，绿色发展即是要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追求资源平衡和再平衡。 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构建，生态文明更多强调观念层面的伦理价值和思想意识，重在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意识，是对传统文明形态，如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在理论领域，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在实践领域，始终坚持发展的绿色化方向，坚持绿色生产标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伦理价值观抑或意识形态引导，指引着人类在获取生存资料时竭力维护自然生态的实践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在生态文明的社会里，人们生存于稳态的自然环境中，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源能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多元需求，社会环境公平、正义、和谐，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善、诚信。故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节约自然资源、有效利用、修复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是对人们未来行为的伦理规范和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生产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生态文明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同的实践基础，促使人类深刻反思，摒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理念，及时修正人类自身活动对自然界的伤害，以解决共同的现实困境——人类永续发展何以可能。生态文明建设全域审视该困境，绿色发展是解决该困境的具体路径，两者统一于人类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解决生产生活困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及良性互动的实践中。当今时代，“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1]124。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辩证统一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符合人类发展的新形态，必然能够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因此，在区域发展中也必然要有全球视野，即使是生态富集区亦是如此。
二、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境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人类最初的物质财富积累中，丰富的自然资源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生态富集区有其自身的生态优势，但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富集”原是化学术语，指检测物中受检测物质或元素含量不足时，采用近似于培育、浓缩提取该物质或元素的方法。在地域上，“富集”主要指某地域资源、环境、物产等方面相对集中、丰富。生态富集区的“生态”主要是指自然生态资源，生态富集区即是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可利用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较为集中、丰富，涵盖面广，生态承载力和自我修复力较强而且具有比较优势，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有较强自然资源天然禀赋和生态环境竞争优势的特定区域，如我国滇、黔、桂地区等。相对来说，这些地方具有生态资源优势，但是产业结构、经济总体实力、城市建设乃至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明显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境是多方面的，从世界范围看，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常受到技术万能论和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阻碍;有的完全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在美国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尤为明显。但是，生产力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问题在于人本身而不是生产力。就国内而言，我们不仅倡导生态文明，也积极作为，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庄严承诺到“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2]530。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既有观念意识形态的，如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社会隐形腐败等;也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如生态环境的破坏，水、空气等的污染，这些都成为我国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生态富集区，自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国家对西部生态环境的大规模治理等相关措施，使其在资源配置优化、遏制生态恶化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总的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相对滞后，区域主导产业中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绿色品牌和产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不强。主要体现在：（1）受区域地质地貌特征影响，自然环境尚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一旦破坏极难修复。（2）贯彻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彻底。一是“唯GDP论”仍有市场，绿色科技创新不足，绿色产业不大不强，竞争力弱，很多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或中低端，资源耗损比较大;二是一些地方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环保整改力度不够，导致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没有很好实现。（3）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硬约束”不够，地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尚需进一步优化。（4）全民自觉参与生态建设和自觉监督生态违法行为不够，民众认同度与主动参与度不成比例，同时还存在违法成本低而监督执法成本高等现象。（5）部门利益分割现象依然没有很好解决，包括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协调力度不够、推诿扯皮等。
三、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
绿色发展是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污染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摒弃。绿色发展极其重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如果走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环境的承载将不堪重负”[3]37。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强调绿色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的现代化，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的绿色化，其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具体实践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念，积极培育绿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让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行动自觉。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已融入全社会公众中，具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国家的相关投入和治理力度空前加大，制度體系进一步完善。但囿于历史、经济、社会等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是：创新内驱力不足、绿色化产业滞后、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竞争力较弱、全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价值观还不稳固。究其根源主要是生态文明价值观没有深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存在口号化现象，加之受短期经济发展需要和传统生态观的束缚，政府、企业、市场等没有把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及时内化为行动自觉。“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根本则是思想观念的转变。”[4]1-9唯其如此，才能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立足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需要，着眼全国，放眼世界，让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贡献者。做优做强绿色产品，提高绿色竞争力，助力全球生态安全。 二是要秉承现代与传统相融、创业与乡愁同在的和谐自然理念。城市凸显人的生产能力，乡村更贴近大自然。城市和乡村是天然的有机统一体，不能人为割裂开来搞发展，“只有将城市与乡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才能结合方方面面，挖掘自身特点，创造出一个和谐、高效、绿色、城乡共荣的人类栖居环境”[5]70。如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突出，城乡发展差距仍较大，体现在经济收入层面、精神生活层面、公共资源共享层面及人居环境层面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聚集，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对农村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城市消费了农村的地力、资源禀赋而不能反哺农村，导致了自然界物质新陈代谢的断裂。自然生态良好是生态富集区的优势，也是生态富集区抓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坚持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更易于形成经济发展中的绿色创新倒逼机制，促使市场、企业、个体朝着绿色化的方向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但总体上绿色发展能力还不强，“三高一低”产业仍占有一定市场。要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加快乡村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让其在现实的生存状态以及心理认同上与城市居民实质平等，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要抓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城乡均衡化发展，使创业与乡愁同在，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走向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
三是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注重区域协调与融合发展。由于历史等原因，生态富集区常常隶属不同行政区，生态良好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过去属于经济发展滞后的非重点经济建设区域，偏离各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浪潮中“因祸得福”——没有遭到巨大破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这些地方也成为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主要攻坚区。因此，在经济建设和环境治理上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横向融合与纵深关联，注重区域协调，强化联合治理，改变“各唱各的调”现象，如长江流域共治模式、“三江源”共治模式、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抓好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生产过程与市场流通之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保护之间等的协调和融合，是做长长板、补齐短板，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因此，在生态富集区，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注重区域协调与融合发展，走和谐、集约、智能、健康、低碳、绿色、创新之路是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选择。
四是要突破“资源诅咒”现象。“资源诅咒”原是经济学术语，是指一地域自然资源丰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奇怪现象。如近年来，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却处于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如荷兰等国，就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这种“资源诅咒”现象在经济欠发达而生态资源富集的内陆部分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也有学者认为不明显）。从社会发展看，这类地区常常处于工业化薄弱、生产力水平总体滞后、资源利用粗放、人才匮乏、创新性不足等多种现象综合发挥滞阻力的无奈境地。绿色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驱动力，绿色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之间新的竞技场。我们在绿色科技创新上必须加倍努力，站在世界前沿审视，确立绿色发展的重点和方向。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但绿色经济增长点尚未完全成熟，生态富集区的资源优势是走绿色创新的强有力基础。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反思，有利于我们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新路。
五是要注重制度体系建设的“破”与“立”。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217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我们一方面要破除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束缚，另一方面要用完善的体制机制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如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研究，相对于应用技术类，基础理论研究对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没有应用科学那样明显，即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而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思想观念、伦理价值等方面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针对决策、执行、监管中的责任，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一旦发现需要追责的情形，必须追责到底，绝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7]111。在强力推进生态文明监督执法的法治化建设中，要加大制度执行力度，让制度牙齿有“杀伤力”。
六是要在实践中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行稳致远。生态文明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哲学方法论考量，更是基于对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注。当今世界所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其治理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破坏自然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深刻指出：如果人类仍然固守传统的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则必然陷入发展经济与破坏自然的深渊;而未来的人们，将会饱受人类自己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对人类的伤害，如土地被污染、土地肥力衰减、城乡差异等。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一些高精尖科技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一些事關民生福祉的领域还处于较低端，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求。因此，要始终把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还人类一个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结语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一环。生态文明社会是全民共享、环境优美、最适宜人类活动的社会。目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人们始终在反思，积极探索寻找既能满足人的消费又能满足优美环境需求的有效路径，解决之策在于创新。创新在绿色发展中居于核心位置，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遵循。中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功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全球生态安全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担当，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与赞许。以至于西方很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本逻辑’逆‘生态文明’而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中国”[8]86-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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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4]卢风.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5]九溪翁，王龙泉.再崛起：中国乡村农业发展道路与方向[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8]王睿.“五个统一”：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意境[J].探索，2018（4）.
关键词： 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24;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4.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陆恩永.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J].克拉玛依学刊，2019（4）36-41.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必然趋势。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两者辩证统一于生态文明之中，是对生态文明的有形建构。如果说生态文明是“形而上”的观念，那么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形而下”的具象实践。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建设过程的生态化、低碳化，生态文明建设更强调对人、社会的观念意识的改变，涵盖面更宽泛。在生态富集区，抓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探索适合区情的路径，构建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等，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及其辩证性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然选择。我国提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共同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其核心是要解决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的各种积弊，解决当下所面临的严峻资源环境问题，以建设美丽中国，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和谐、共生及良性互动，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生态文明”范畴的首次系统论述，在我国理论界始于叶谦吉教授1987年在全国生态农业会议上的发言。他指出，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赢，而不是一方获利一方受损，即“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返利于自然”。作为国家战略部署，可以回溯到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高度，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将生态文明建设载入宪法，体现为人民意志;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根本大计”。“绿色发展”范畴的首次官方使用，是在2002年联合国文件中，我国官方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中第一次使用。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居其一，上升到关乎国家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新高度。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是与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一起提出的，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其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深厚，使绿色发展在我国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稳定性、持久性和顶层设计的高位阶性。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辩证统一于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中，两者在范畴、侧重点、外延和实践路径等方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生态文明是对人类发展前途的理性考量，既有显著的区域实践特征，又兼具强烈的人类命运关怀。生态文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目标，绿色发展作为具象路径，是人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话语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并充分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及良性互动，达到人与自然和解及人与人和解的“两个和解”状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人类要实现永续发展，在获取自然资源时就“不能像站在地球以外的人似的”妄自尊大地控制自然，而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进行符合人类需求的物质生产和创造。
生态文明不是简单的“生态+文明”式的二元组合，它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生态文明不是空洞的理论范畴，而是实践的事情，它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紧密关联，具有强烈的生态关怀的社会品质。因而，生态文明与所有“文明”一样，不是从预设的原则出发，而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存在于其中的，其内涵和外延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广义上，生态文明是要研究人、社会、自然三者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提供清晰的价值指向、理论思考及路径探索。狭义上，生态文明注重对现实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社会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强烈关注。故而，生态文明建设广义上涵盖了以文明理念为视阈，审视、反思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伤害，并修正其不理性行为，涉及思想观念、伦理价值、生产方式、制度构建等全方位的变革。狭义上，主要是指以生态学为基础，考量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和对自然生态的改善及修复。总之，生态文明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们在反思自身的实践活动伤害自然以及自然如何报复人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应当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凝练。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它作为一种新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积极扬弃，其具象路径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新能源经济等;绿色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物质财富的稳步增长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依循非逆自然规律性，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实现集约、节约和效率最大化。强调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需求的方式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时不伤害自然，即在利用自然资源增加人的物质财富时，优先考虑对自然本身的非破壞性和保护性。因此，促进生产力变革的人类实践要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价值观，使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不会破坏人赖以依存的自然界、人类自身活动空间、物质变换规律等。在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区域生态恶化等严峻现实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低碳、高效以及突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绿色化方向。当今时代，全球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优先考虑如何处理好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生态环境，在自然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进行应然的经济活动。绿色发展是绿色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其核心是发展，原则是绿色，目标是可持续。这必然要求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即坚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长物质财富时对生态环境的友好性和优先保护性。总而言之，绿色发展即是要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追求资源平衡和再平衡。 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构建，生态文明更多强调观念层面的伦理价值和思想意识，重在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意识，是对传统文明形态，如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在理论领域，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在实践领域，始终坚持发展的绿色化方向，坚持绿色生产标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伦理价值观抑或意识形态引导，指引着人类在获取生存资料时竭力维护自然生态的实践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在生态文明的社会里，人们生存于稳态的自然环境中，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源能满足人们现实生活的多元需求，社会环境公平、正义、和谐，人与人之间平等、友善、诚信。故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节约自然资源、有效利用、修复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是对人们未来行为的伦理规范和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生产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生态文明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同的实践基础，促使人类深刻反思，摒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理念，及时修正人类自身活动对自然界的伤害，以解决共同的现实困境——人类永续发展何以可能。生态文明建设全域审视该困境，绿色发展是解决该困境的具体路径，两者统一于人类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环境、解决生产生活困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及良性互动的实践中。当今时代，“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1]124。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辩证统一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符合人类发展的新形态，必然能够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因此，在区域发展中也必然要有全球视野，即使是生态富集区亦是如此。
二、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境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人类最初的物质财富积累中，丰富的自然资源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生态富集区有其自身的生态优势，但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也面临着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富集”原是化学术语，指检测物中受检测物质或元素含量不足时，采用近似于培育、浓缩提取该物质或元素的方法。在地域上，“富集”主要指某地域资源、环境、物产等方面相对集中、丰富。生态富集区的“生态”主要是指自然生态资源，生态富集区即是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可利用自然资源、生态资源较为集中、丰富，涵盖面广，生态承载力和自我修复力较强而且具有比较优势，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有较强自然资源天然禀赋和生态环境竞争优势的特定区域，如我国滇、黔、桂地区等。相对来说，这些地方具有生态资源优势，但是产业结构、经济总体实力、城市建设乃至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明显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
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境是多方面的，从世界范围看，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常受到技术万能论和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阻碍;有的完全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在美国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尤为明显。但是，生产力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问题在于人本身而不是生产力。就国内而言，我们不仅倡导生态文明，也积极作为，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庄严承诺到“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2]530。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既有观念意识形态的，如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社会隐形腐败等;也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如生态环境的破坏，水、空气等的污染，这些都成为我国发展进程中的绊脚石，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生态富集区，自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国家对西部生态环境的大规模治理等相关措施，使其在资源配置优化、遏制生态恶化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总的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相对滞后，区域主导产业中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绿色品牌和产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不强。主要体现在：（1）受区域地质地貌特征影响，自然环境尚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一旦破坏极难修复。（2）贯彻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彻底。一是“唯GDP论”仍有市场，绿色科技创新不足，绿色产业不大不强，竞争力弱，很多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或中低端，资源耗损比较大;二是一些地方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环保整改力度不够，导致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没有很好实现。（3）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硬约束”不够，地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尚需进一步优化。（4）全民自觉参与生态建设和自觉监督生态违法行为不够，民众认同度与主动参与度不成比例，同时还存在违法成本低而监督执法成本高等现象。（5）部门利益分割现象依然没有很好解决，包括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协调力度不够、推诿扯皮等。
三、生态富集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
绿色发展是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产出的粗放型、污染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摒弃。绿色发展极其重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如果走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环境的承载将不堪重负”[3]37。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强调绿色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的现代化，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的绿色化，其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这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具体实践中，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念，积极培育绿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让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行动自觉。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已融入全社会公众中，具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国家的相关投入和治理力度空前加大，制度體系进一步完善。但囿于历史、经济、社会等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是：创新内驱力不足、绿色化产业滞后、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竞争力较弱、全社会成员的生态文明价值观还不稳固。究其根源主要是生态文明价值观没有深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存在口号化现象，加之受短期经济发展需要和传统生态观的束缚，政府、企业、市场等没有把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及时内化为行动自觉。“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根本则是思想观念的转变。”[4]1-9唯其如此，才能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立足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需要，着眼全国，放眼世界，让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者、贡献者。做优做强绿色产品，提高绿色竞争力，助力全球生态安全。 二是要秉承现代与传统相融、创业与乡愁同在的和谐自然理念。城市凸显人的生产能力，乡村更贴近大自然。城市和乡村是天然的有机统一体，不能人为割裂开来搞发展，“只有将城市与乡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才能结合方方面面，挖掘自身特点，创造出一个和谐、高效、绿色、城乡共荣的人类栖居环境”[5]70。如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突出，城乡发展差距仍较大，体现在经济收入层面、精神生活层面、公共资源共享层面及人居环境层面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聚集，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对农村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城市消费了农村的地力、资源禀赋而不能反哺农村，导致了自然界物质新陈代谢的断裂。自然生态良好是生态富集区的优势，也是生态富集区抓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坚持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更易于形成经济发展中的绿色创新倒逼机制，促使市场、企业、个体朝着绿色化的方向发展。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但总体上绿色发展能力还不强，“三高一低”产业仍占有一定市场。要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加快乡村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让其在现实的生存状态以及心理认同上与城市居民实质平等，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要抓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城乡均衡化发展，使创业与乡愁同在，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走向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
三是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注重区域协调与融合发展。由于历史等原因，生态富集区常常隶属不同行政区，生态良好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过去属于经济发展滞后的非重点经济建设区域，偏离各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浪潮中“因祸得福”——没有遭到巨大破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这些地方也成为后发赶超、跨越发展的主要攻坚区。因此，在经济建设和环境治理上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横向融合与纵深关联，注重区域协调，强化联合治理，改变“各唱各的调”现象，如长江流域共治模式、“三江源”共治模式、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抓好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生产过程与市场流通之间、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保护之间等的协调和融合，是做长长板、补齐短板，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因此，在生态富集区，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注重区域协调与融合发展，走和谐、集约、智能、健康、低碳、绿色、创新之路是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选择。
四是要突破“资源诅咒”现象。“资源诅咒”原是经济学术语，是指一地域自然资源丰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增长的奇怪现象。如近年来，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却处于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如荷兰等国，就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这种“资源诅咒”现象在经济欠发达而生态资源富集的内陆部分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也有学者认为不明显）。从社会发展看，这类地区常常处于工业化薄弱、生产力水平总体滞后、资源利用粗放、人才匮乏、创新性不足等多种现象综合发挥滞阻力的无奈境地。绿色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驱动力，绿色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之间新的竞技场。我们在绿色科技创新上必须加倍努力，站在世界前沿审视，确立绿色发展的重点和方向。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但绿色经济增长点尚未完全成熟，生态富集区的资源优势是走绿色创新的强有力基础。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反思，有利于我们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新路。
五是要注重制度体系建设的“破”与“立”。邓小平同志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217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我们一方面要破除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束缚，另一方面要用完善的体制机制为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如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研究，相对于应用技术类，基础理论研究对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没有应用科学那样明显，即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而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思想观念、伦理价值等方面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针对决策、执行、监管中的责任，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一旦发现需要追责的情形，必须追责到底，绝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7]111。在强力推进生态文明监督执法的法治化建设中，要加大制度执行力度，让制度牙齿有“杀伤力”。
六是要在实践中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行稳致远。生态文明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哲学方法论考量，更是基于对全球生态危机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注。当今世界所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其治理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破坏自然必然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20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深刻指出：如果人类仍然固守传统的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则必然陷入发展经济与破坏自然的深渊;而未来的人们，将会饱受人类自己破坏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对人类的伤害，如土地被污染、土地肥力衰减、城乡差异等。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一些高精尖科技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一些事關民生福祉的领域还处于较低端，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求。因此，要始终把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还人类一个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结语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一环。生态文明社会是全民共享、环境优美、最适宜人类活动的社会。目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人们始终在反思，积极探索寻找既能满足人的消费又能满足优美环境需求的有效路径，解决之策在于创新。创新在绿色发展中居于核心位置，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遵循。中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功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全球生态安全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担当，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与赞许。以至于西方很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坚信‘资本逻辑’逆‘生态文明’而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中国”[8]86-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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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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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九溪翁，王龙泉.再崛起：中国乡村农业发展道路与方向[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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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8]王睿.“五个统一”：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意境[J].探索，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