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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一部著名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与当时社会背景的融合，带给读者不一样的美感享受。严格来说，《倾城之恋》不是一个悲剧，但是在其西方“酒神精神”的意蕴下，却带给人喜中带悲的快感体验。无论是貌美的白流苏为了生存而追求婚姻，还是不羁的回国浪子追求真爱却屈服现实，都在浪漫中带着反讽的意味，其中的荒诞色彩，让小说的美学价值凸显。本文从小说的悲剧美、意蕴美、语言美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试图发掘张爱玲特有的美学创作精神。
关键词：《倾城之恋》 美学 悲剧 人物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古典与女性的细腻美感，夏志清更是称：“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张爱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的人物形象与当时的主流民族意识并不统一，但受到大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的女性意识还是比较明显的。张爱玲擅长阐述一个没有爱的爱情婚姻，二人之间的感情只是利用价值的存在。在1943年出版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感情纠葛，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民国时代背景下特有的爱情。其中的哲学内涵涉及了饮食男女到人性的荒诞，悲剧的产生，意蕴的深刻，语言与人物的特色美感，都体现了《倾城之恋》的美学价值。小说《倾城之恋》在1984年被导演许鞍华搬上了荧屏。
一 《倾城之恋》的悲剧之美
1 白流苏的悲剧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全篇中，穿插着悲美的情愫，甚至带着丝丝平淡的恐怖感，《倾城之恋》更像是一首女性的苍凉之歌。女主人公白流苏的第一次婚姻是一个悲剧，她与只想恋爱不想结婚的范柳原之间的爱情也是一个悲剧，白流苏与范柳原二人都是悲剧的代表人物。出身上海白公馆的白流苏，身处一个腐朽气味的家族中，经历了一段悲惨的爱情，甚至“乞求的那个母亲和真实的母亲不是一个人”。离婚回家的白流苏，受到了哥哥嫂子的白眼排挤，带回来的钱被他们花光，还认为白流苏“带回来了晦气，真是一个扫把星”。没有家庭温暖的白流苏，活在悲剧当中。而也正是这种悲剧美带来的是小说中对腐败旧社会的无声抨击，是那个封建落后时代的缩影。处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白流苏在与范柳原相识后，始终保持着距离，她不敢面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而一旦与范柳原有关系，只会沦为他的情人。这是白流苏面对人生的谨慎，也是她的悲哀之处。白流苏的悲哀，正是张爱玲自身的爱情观阐述，对女性意识无助的表达。这是一种平淡的，但却让读者内心凭生恐惧之情的美。
2 悲剧的氛围
从小说中穿插的胡琴、月、蚊香、镜、空房等物体形象都透出一股悲剧的味道。例如，关于镜的描写中，较为经典的是第一处提到镜子的地方，即白流苏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出众容貌和身材，这时白流苏开始抛弃了传统的道德约束，要用自己的青春“给她们一点颜色看看”，白流苏想到了第二次婚姻，但是这也正是她开始失去自我的开始，这也是小说悲剧性的开始。白流苏在去香港与范柳原相见时，还有一处镜子的描写，“他们似乎跌进了镜子里”，暗示着二人之间的感情如同镜子般易碎，又似镜子里的事物般虚无缥缈，月光照入镜子的清冷等都体现着古典的悲剧美。同时，《倾城之恋》中的“围城”意识深重，张爱玲是第一个明确“围城”意识创作的作家，在白流苏想母亲下跪乞求时，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与家人失散，“站在雨中的街道中，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小小的世界里，撞破了头也冲不出来”，谁也走不出自己的世界，谁也进不去别人的世界，这是对人性的悲剧描写。又如，在小说整体的序幕与收尾之处，都有胡琴咿咿呀呀的描述，“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小说的结尾以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起结婚结束，但这看似喜剧的结局，却又透露出一种无奈的悲剧色彩，人的生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二人如此的结局，这种悲切的美让小说更加富有韵味。
二 《倾城之恋》的意蕴之美
1 荒原意识
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是典型的“荒原”状态，他一直在追寻，私生子的他，要面对中国族人的冷漠，而西洋文化又不是自己的根，何去何从，“我自己也不懂我自己”，范柳原的心是漂流的。他在寻找自己精神上的慰藉，而白流苏的出现，满足了范柳原对传统中国精神的寻求，感受到了一直寻找的那份最为淳朴的生命意义。白流苏这样的女人，才是范柳原一生所追求的答案。范柳原的荒原意识，使《倾城之恋》的意蕴更深入一层，同时也是在暗中削减着男性角色的力量感。这也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特点，对女性角色的张扬。所以，荒原意识只在范柳原的身上有深切的体现。
2 时间设计
《倾城之恋》创作时，上海处于沦陷区，适逢中国抗战期间。张爱玲在小说中创设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故事不在公众的“十一点种”的时间上，而是在一个属于张爱玲的私人时间的世界里。例如，白流苏的哥哥三爷的一段对白，“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这可以视为白公馆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在那个时代变迁，政治、文化巨变的社会，都与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关系。这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特色，那个时代的作家都在跟随主流的幻影，而张爱玲却善于发掘社会背影的一面，通过时间的设计，让读者看到一个阴暗的时代厚重面。
3 回归意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一直追求安稳的生活，即使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即使有兄嫂的逼迫，也没有阻止她寻找安稳的下一段婚姻。这也是对范柳原的荒原意识的最终出路的解答。在那个战火与冲突不断的年代，安稳是奢侈的。张爱玲没有用宗教意识引导空虚，而是以简单的“他们来不及整顿房屋，先去张罗吃的”，来显示安稳才是小说回归意识的所在。在战火的年代，白流苏没有因为战火而改变对安稳的追求，战火反而让不羁的范柳原寻找到自己想要的安稳。这种回归意识是小说意蕴美感的一种潜在暗示，也是对结尾白流苏与范柳原在一起的暗示。 4 运用距离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刻意拉开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通过序幕与结尾胡琴的“咿咿呀呀”，道出了“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的警告。让逐渐深陷白流苏爱情故事的读者在结尾处被拉回了现实。正是这样距离的设置，却赋予了读者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更能理解张爱玲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笔下作品的意蕴美感所在。小说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香港沦陷的时刻，终成眷侣，但也在通过动荡下的爱情，来强化那不问也罢的苍凉故事，传达出了张爱玲对待爱情的认知，即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三 《倾城之恋》的语言之美
1 语言的生活化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运用很有特色，在精致的语言中透出一种平淡素雅，生活化语言的运用，观众极易接受。在《倾城之恋》中，出身世家的白流苏和浪荡不羁的范柳原，张爱玲在语言上并没有过多地赞颂二人的世界，而是将二人作为一对普通的恋人，阐述的语言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为主，读者很容易接受小说的内容。张爱玲将小说中冗长严谨的句式做了变通，以短句和分段的形式，为读者营造一个友好的阅读体感环境。这样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运用，不仅没有让《倾城之恋》的语言层次落俗，反而更能体现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平凡爱情的追求，以及作者张爱玲深厚的语言运用能力，在平淡中有着书香世家式的优美层次感。
2 语言的古典底蕴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自身的语言运用更显其古典意蕴美感。张爱玲对于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对白、生活经历、感情世界描写，都以简约圆熟的语言进行阐述，毫无娇柔做作之感。读者对白流苏的感情世界和范柳原的认知上，通过张爱玲这种充满古典底蕴的表现，更加深入。同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使用了大量的叠词，在一段话或者一句话中使用叠词，以达到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参差不齐，在长短不一的句子中，却又体现出另类的美感。叠词是汉语音韵修辞的古老手法之一，而张爱玲熟练运用了叠词，达到了小说整体的语言和谐性。叠词使用将小说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生动的展现，在白话文小说中大量使用叠词这种表现形式，是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
3 色彩与意境
在《倾城之恋》中，读者可以很容易融进那个远去的民国战火纷飞的年代。张爱玲使用了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色彩进行展示。通过各种色彩的对比，衬托出人物的层次感，并借助声音来强化色彩的厚重感。例如，胡琴的“咿咿呀呀”声，配以月光的惨淡之色，在民国式阁楼里，主人公白流苏的悲切美跃然纸上。同时，张爱玲借助一些常见的事物来营造一种意境美，如月光下的镜子中，虚无的感觉。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日军飞机轰击下，范柳原去救白流苏的场景，仅以飞机和战火，便将读者拉到了二人真爱的意境当中。
4 人物反差
反差美严格意义上属于现代绘画的一种手法，但是张爱玲在小说的语言中，利用反差手法，塑造了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经典的角色。出身于白公馆的白流苏，受到了家族人的白眼与排挤，生活很是困难，但是她本身有着一种东方的古典美，低头之间尽显东方美人的美感。范柳原这样评价白流苏：“流苏，你看上去不像这个世界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在西方长大的范柳原，是富商之子，虽是庶出，但一回国就受到了阔太太们的青睐，纷纷上门提亲。白流苏与范柳原二人是一个明显的人物反差，但就是这反差明显的二人，却激发出了一个非同的爱情故事。同时，对范柳原的自身描写也有很大的反差，中国化的“洋人”，既有对爱的精神追求，又有西方浪荡不羁的情怀。就是这样反差极大的二人在结尾却结合在了一起，看似荒诞，却在反差之间透出了小说的苍凉之美。
结语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涉及了历史的深度、社会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小说全文中的美感在悲剧、意蕴、语言等层次上都有展示。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倾城之恋》同样富有浓厚的生命力。严格来说，《倾城之恋》不是一个悲剧，但是其西方的“酒神精神”的意蕴下，却带给人喜中带悲的快感体验。无论是貌美的白流苏为了生存而追求婚姻，还是不羁的回国浪子追求真爱却屈服现实，都在浪漫中呆着反讽的意味，其中的荒诞色彩，让小说的美学价值凸显。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倾城之恋》，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2] 夏志清：《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 吴敏：《张爱玲小说情感表现的美学特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 秦雪：《〈倾城之恋〉的言语美策略分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年第6期。
[5] 金宏达：《平视张爱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6] 雷霖：《阴性荒凉——论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7] 范丽娜：《简析简·奥斯丁和张爱玲作品异同的原因》，《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王颖，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倾城之恋》 美学 悲剧 人物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古典与女性的细腻美感，夏志清更是称：“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张爱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的人物形象与当时的主流民族意识并不统一，但受到大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的女性意识还是比较明显的。张爱玲擅长阐述一个没有爱的爱情婚姻，二人之间的感情只是利用价值的存在。在1943年出版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感情纠葛，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民国时代背景下特有的爱情。其中的哲学内涵涉及了饮食男女到人性的荒诞，悲剧的产生，意蕴的深刻，语言与人物的特色美感，都体现了《倾城之恋》的美学价值。小说《倾城之恋》在1984年被导演许鞍华搬上了荧屏。
一 《倾城之恋》的悲剧之美
1 白流苏的悲剧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全篇中，穿插着悲美的情愫，甚至带着丝丝平淡的恐怖感，《倾城之恋》更像是一首女性的苍凉之歌。女主人公白流苏的第一次婚姻是一个悲剧，她与只想恋爱不想结婚的范柳原之间的爱情也是一个悲剧，白流苏与范柳原二人都是悲剧的代表人物。出身上海白公馆的白流苏，身处一个腐朽气味的家族中，经历了一段悲惨的爱情，甚至“乞求的那个母亲和真实的母亲不是一个人”。离婚回家的白流苏，受到了哥哥嫂子的白眼排挤，带回来的钱被他们花光，还认为白流苏“带回来了晦气，真是一个扫把星”。没有家庭温暖的白流苏，活在悲剧当中。而也正是这种悲剧美带来的是小说中对腐败旧社会的无声抨击，是那个封建落后时代的缩影。处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白流苏在与范柳原相识后，始终保持着距离，她不敢面对自己的第二次婚姻，而一旦与范柳原有关系，只会沦为他的情人。这是白流苏面对人生的谨慎，也是她的悲哀之处。白流苏的悲哀，正是张爱玲自身的爱情观阐述，对女性意识无助的表达。这是一种平淡的，但却让读者内心凭生恐惧之情的美。
2 悲剧的氛围
从小说中穿插的胡琴、月、蚊香、镜、空房等物体形象都透出一股悲剧的味道。例如，关于镜的描写中，较为经典的是第一处提到镜子的地方，即白流苏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出众容貌和身材，这时白流苏开始抛弃了传统的道德约束，要用自己的青春“给她们一点颜色看看”，白流苏想到了第二次婚姻，但是这也正是她开始失去自我的开始，这也是小说悲剧性的开始。白流苏在去香港与范柳原相见时，还有一处镜子的描写，“他们似乎跌进了镜子里”，暗示着二人之间的感情如同镜子般易碎，又似镜子里的事物般虚无缥缈，月光照入镜子的清冷等都体现着古典的悲剧美。同时，《倾城之恋》中的“围城”意识深重，张爱玲是第一个明确“围城”意识创作的作家，在白流苏想母亲下跪乞求时，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与家人失散，“站在雨中的街道中，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小小的世界里，撞破了头也冲不出来”，谁也走不出自己的世界，谁也进不去别人的世界，这是对人性的悲剧描写。又如，在小说整体的序幕与收尾之处，都有胡琴咿咿呀呀的描述，“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小说的结尾以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起结婚结束，但这看似喜剧的结局，却又透露出一种无奈的悲剧色彩，人的生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二人如此的结局，这种悲切的美让小说更加富有韵味。
二 《倾城之恋》的意蕴之美
1 荒原意识
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是典型的“荒原”状态，他一直在追寻，私生子的他，要面对中国族人的冷漠，而西洋文化又不是自己的根，何去何从，“我自己也不懂我自己”，范柳原的心是漂流的。他在寻找自己精神上的慰藉，而白流苏的出现，满足了范柳原对传统中国精神的寻求，感受到了一直寻找的那份最为淳朴的生命意义。白流苏这样的女人，才是范柳原一生所追求的答案。范柳原的荒原意识，使《倾城之恋》的意蕴更深入一层，同时也是在暗中削减着男性角色的力量感。这也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特点，对女性角色的张扬。所以，荒原意识只在范柳原的身上有深切的体现。
2 时间设计
《倾城之恋》创作时，上海处于沦陷区，适逢中国抗战期间。张爱玲在小说中创设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故事不在公众的“十一点种”的时间上，而是在一个属于张爱玲的私人时间的世界里。例如，白流苏的哥哥三爷的一段对白，“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这可以视为白公馆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在那个时代变迁，政治、文化巨变的社会，都与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关系。这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特色，那个时代的作家都在跟随主流的幻影，而张爱玲却善于发掘社会背影的一面，通过时间的设计，让读者看到一个阴暗的时代厚重面。
3 回归意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一直追求安稳的生活，即使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即使有兄嫂的逼迫，也没有阻止她寻找安稳的下一段婚姻。这也是对范柳原的荒原意识的最终出路的解答。在那个战火与冲突不断的年代，安稳是奢侈的。张爱玲没有用宗教意识引导空虚，而是以简单的“他们来不及整顿房屋，先去张罗吃的”，来显示安稳才是小说回归意识的所在。在战火的年代，白流苏没有因为战火而改变对安稳的追求，战火反而让不羁的范柳原寻找到自己想要的安稳。这种回归意识是小说意蕴美感的一种潜在暗示，也是对结尾白流苏与范柳原在一起的暗示。 4 运用距离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刻意拉开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通过序幕与结尾胡琴的“咿咿呀呀”，道出了“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的警告。让逐渐深陷白流苏爱情故事的读者在结尾处被拉回了现实。正是这样距离的设置，却赋予了读者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更能理解张爱玲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笔下作品的意蕴美感所在。小说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香港沦陷的时刻，终成眷侣，但也在通过动荡下的爱情，来强化那不问也罢的苍凉故事，传达出了张爱玲对待爱情的认知，即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三 《倾城之恋》的语言之美
1 语言的生活化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运用很有特色，在精致的语言中透出一种平淡素雅，生活化语言的运用，观众极易接受。在《倾城之恋》中，出身世家的白流苏和浪荡不羁的范柳原，张爱玲在语言上并没有过多地赞颂二人的世界，而是将二人作为一对普通的恋人，阐述的语言也以通俗易懂的白话为主，读者很容易接受小说的内容。张爱玲将小说中冗长严谨的句式做了变通，以短句和分段的形式，为读者营造一个友好的阅读体感环境。这样更加贴近生活的语言运用，不仅没有让《倾城之恋》的语言层次落俗，反而更能体现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平凡爱情的追求，以及作者张爱玲深厚的语言运用能力，在平淡中有着书香世家式的优美层次感。
2 语言的古典底蕴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自身的语言运用更显其古典意蕴美感。张爱玲对于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对白、生活经历、感情世界描写，都以简约圆熟的语言进行阐述，毫无娇柔做作之感。读者对白流苏的感情世界和范柳原的认知上，通过张爱玲这种充满古典底蕴的表现，更加深入。同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使用了大量的叠词，在一段话或者一句话中使用叠词，以达到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参差不齐，在长短不一的句子中，却又体现出另类的美感。叠词是汉语音韵修辞的古老手法之一，而张爱玲熟练运用了叠词，达到了小说整体的语言和谐性。叠词使用将小说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生动的展现，在白话文小说中大量使用叠词这种表现形式，是张爱玲作品的一大特色。
3 色彩与意境
在《倾城之恋》中，读者可以很容易融进那个远去的民国战火纷飞的年代。张爱玲使用了具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色彩进行展示。通过各种色彩的对比，衬托出人物的层次感，并借助声音来强化色彩的厚重感。例如，胡琴的“咿咿呀呀”声，配以月光的惨淡之色，在民国式阁楼里，主人公白流苏的悲切美跃然纸上。同时，张爱玲借助一些常见的事物来营造一种意境美，如月光下的镜子中，虚无的感觉。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日军飞机轰击下，范柳原去救白流苏的场景，仅以飞机和战火，便将读者拉到了二人真爱的意境当中。
4 人物反差
反差美严格意义上属于现代绘画的一种手法，但是张爱玲在小说的语言中，利用反差手法，塑造了白流苏与范柳原两个经典的角色。出身于白公馆的白流苏，受到了家族人的白眼与排挤，生活很是困难，但是她本身有着一种东方的古典美，低头之间尽显东方美人的美感。范柳原这样评价白流苏：“流苏，你看上去不像这个世界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在西方长大的范柳原，是富商之子，虽是庶出，但一回国就受到了阔太太们的青睐，纷纷上门提亲。白流苏与范柳原二人是一个明显的人物反差，但就是这反差明显的二人，却激发出了一个非同的爱情故事。同时，对范柳原的自身描写也有很大的反差，中国化的“洋人”，既有对爱的精神追求，又有西方浪荡不羁的情怀。就是这样反差极大的二人在结尾却结合在了一起，看似荒诞，却在反差之间透出了小说的苍凉之美。
结语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涉及了历史的深度、社会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小说全文中的美感在悲剧、意蕴、语言等层次上都有展示。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倾城之恋》同样富有浓厚的生命力。严格来说，《倾城之恋》不是一个悲剧，但是其西方的“酒神精神”的意蕴下，却带给人喜中带悲的快感体验。无论是貌美的白流苏为了生存而追求婚姻，还是不羁的回国浪子追求真爱却屈服现实，都在浪漫中呆着反讽的意味，其中的荒诞色彩，让小说的美学价值凸显。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倾城之恋》，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2] 夏志清：《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 吴敏：《张爱玲小说情感表现的美学特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 秦雪：《〈倾城之恋〉的言语美策略分析》，《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年第6期。
[5] 金宏达：《平视张爱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6] 雷霖：《阴性荒凉——论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7] 范丽娜：《简析简·奥斯丁和张爱玲作品异同的原因》，《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王颖，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