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蒋瑞国关闭了他在北京的公司——一家提供婚庆服务的中介网站，转赴成都发展。眼下，蒋已经是成都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过着典型的中产成都人的生活：每天早上从家开车15分钟到公司，下午5点下班。到了周末，骑着自行车到郊县转悠，最远的一次骑到了雅安。

　　蒋瑞国这样的IT精英，正是成都市政府所竭力吸引的对象。在成都市“十二五”规划中，软件、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被列为“优先发展对象”，同时还要求“实现跨越式发展”。“快城市、慢生活”是当地官员描述成都最时新的一句话，所谓快城市的实质，也就是学习北京、上海，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2011年时，成都大概有46%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狄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了2012年第四季度，成都人力资源市场上超过62%的用工需求都来自第三产业，这里面既包括蒋瑞国这样的高级软件工程师，也有家政服务员、酒店服务员等。
　　201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动机也开始调低转速，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回落到7.8%。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服务业将加速发展。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追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为8.1%；而根据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的研究，前者的增速，在2012年的头10个月，甚至比后者快了1.5个百分点。在服务业加快脚步的同时，2012年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2万亿元，已经迫近第二产业（23.5万亿元）。
　　几乎在同一时间，就业人口也开始向这一产业转移。2011年，服务业在全国就业人口的占比为35.7%，首次超越农业近0.9个百分点，位列三大产业之首。
　　劳动力大军加速流向服务业的趋势，不仅在成都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而这种变化在未来数十年内仍将持续，并最终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

劳动力回流中西部

　　蒋瑞国回到成都工作的2012年，正值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转折期。
　　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建国以来首次出现下降，比上一年度减少了345万人，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从顶峰下滑。
　　另一重大转折是，过去二十多年，曾经“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农民工人潮，其迁徙路线图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
　　而农民工的就业领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尽管制造业仍是农民工就业的第一大渠道，但对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发现，最近几年，外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其中，2011年比2009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这些变化，在四川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起草的《十二五期间四川人力资源状况和就业形势分析研究》称，该省劳动年龄人口人数到2013年开始出现绝对数量的减少，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整体格局，开始加快向供需基本平衡的方向转变。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过去很多年，四川农村劳动力的省内外流动比例一直是四六开，到了2012年，这个比例对调了，60%的农村外出务工者选择了在四川省内就近就业。这就是说，在两三年内，就有近400万农民工重新回到家乡，就近找工作。

富士康来了之后

　　农民工的“回潮”，几乎是一夜之间，使成都东北角的郫县，成了内陆的又一个小东莞。
　　最多的时候，这里聚集了近26万人，他们都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只生产同一种商品。当地官员乐于介绍这种变化，举得最多的例子是，全球60%的iPad产自成都。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也被当地政府视为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一切变化的源头，正是2010年富士康来到成都，然后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了。
　　继富士康之后，同为台资企业的仁宝电子、电脑销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联想集团、美国戴尔公司，也陆续跟进，来成都买地盖厂、招兵买马。按规划产能推测，到2015年，全球每五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由成都制造。
　　2011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陡增了17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提升了1.6个百分点。而这一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则轻微下滑了0.1个百分点，但就业人员仍然增长了近7万人，总人数较第二产业多出近90万。目前，2012年的统计尚未完成，但劳动部门预计，随着富士康等公司产能稳定，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增速将趋缓。
　　但是，成都是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东莞，又一块西部加工出口的飞地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四川省和成都市，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政府大力度地招商引资，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其目的是加速工业化进程，进而才有可能向服务业主导的发达经济体转变。
　　从下面一组投资数据也能看出成都政府在发展产业上的倾向性。2012年，成都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890.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为4064亿元，占比近68%，远远超出对第一二产业的投资力度。2011年，第三产业占成都经济总量的49%，这一比例仅比深圳低了4个百分点，在内陆省会城市中位居前列。 　　2011年初，戴尔在成都开建“全球运营基地”，一开始的规划，就是集生产、销售和客服于一体。这一定位与戴尔在厦门投资做法一致，即不仅仅只是要盖一大片组装工厂，招聘几千个初中毕业的流水线工人。
　　把富士康这样的加工组装企业请来，其背后的深意，乃是在引入IT业制造基础之上，渐次发展软件研发、销售，这些产业链上附加值更高的业务。

　　而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愿意在成都设立研发、销售部门，在当地政府官员看来，这与成都电子工业基础、人才积累、以及城市环境有关。历史上，成都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只是在十多年前，随着国企衰落，整个产业随之凋敝。但工业基础，特别是人才储备都在，这为成都的下一步布局埋下伏笔。

现代服务业爆发的前夜

　　在成都市的规划中，位于郫县的高新区西区侧重发展生产型服务业，而城南天府新区，则代表着成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劳动力流向新趋势。
　　蒋瑞国公司所在的成都高新区南区，位于成都城南，2011年被划入规划中的天府新区。这里集中了全市近90%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早在五年前，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曾一度提出，打造“中国的班加罗尔”的口号。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研发外包中心，也是这个南亚国家引以为傲的新经济代表。
　　目前在高新区落户的软件企业大概有三种，第一类是腾讯、华为、阿里巴巴、诺基亚西门子等IT大鳄设在这里的研发中心，这些公司的规模大都在千人以上。第二类则是数百人规模的本地企业，对人才需求比较稳定。余下的就是一大批创业型小公司。
　　到2012年底，在高新区落户的创业型公司大约有近1000家，大部分是一二十人规模的小团队。在成都火车南站附近的高新园区写字楼里，这样的小微公司比比皆是，那些挤在格子间里、噼里啪啦敲打键盘写代码的，大都是穿着帽衫牛仔裤二十出头的青年人，让人恍惚间觉得回到了大学校园。
　　在蒋瑞国看来，成都的房租只有北京的一半，普通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也只有北京的一半。因为成本低，“同样的投资，这里‘烧钱’的速度也比北上广要慢得多，小公司也能活得更久一些。”
　　成都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材料显示，在过去三年，政府对9.5万名大学生进行创业意识培训，并帮助4851名高校毕业生成功创业。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电子科技大、四川大学等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能有三分一留在四川就算不错了。这两年将近有三分之二就近在成都找工作。

用工荒转向服务业

　　伴随着供应链的延伸，用工荒再度出现。只是，这一次的用工荒，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
　　2012年，成都市软件相关产业突破1000亿元，占国内软件总产值的5%，在内地城市中居于前列，因此，对软件工程师等人才需求胃口也越来越大。

　　3月18日，在智联招聘上，首次刊登招聘软件工程师广告的成都高新区企业，数量达15家，其中大部分都是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小公司，释放的职位总数在50个以上，最热门是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高级Java软件工程师、IOS软件工程师。蒋瑞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三类软件工程师，不仅成都紧缺，在北上广这些地方也是大家争抢的人才。
　　从2010年开始，成都政府陆续出台一些鼓励创业措施，比如凡是在移动互联网知名企业工作3年以上、任中高级职务的管理人员，只要来到成都高新区创业，最少可获得100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此外还有办公用房补贴，50平方米的办公间，政府最多每个月的补贴能有2000元。
　　富士康工业园20多万员工，高新产业园里的成千上万的软件工程师们，也刺激了成都服务业的繁荣。
　　锦江区劳动力市场主任黄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春节以来，该市场每天发布的招聘信息都在一万条以上，但前来求职的人一般在七八千左右。特别是家政服务，比如住家保姆、育儿嫂这些职业最为紧俏，供求比已经达到1：3。

服务业起飞仍需改革

　　政策的扶持、特殊的产业、人才结构，以及闲适安逸的城市性格，最终促成了成都服务业的起飞。但是在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服务业在就业总量和经济总量的占比攀升速度则较为缓慢。
　　不过，从去年开始，这一局面已经有了变化。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12年，中国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差距，才首次缩小到一个百分点以内。这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首次“追平”第一产业，但是，却创造了比第二产业多近6%的就业岗位。2011年底，服务业创业的就业岗位首次超过农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就业领域。
　　服务业开始拐入快车道的历史趋势，与现行经济结构偏重于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的格局显然已不匹配。最为明显的制约因素是，税收上存在着诸多不平等。国家早已取消农业税，在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并存的情况下，服务业长期受到重复征税的困扰。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
　　多年来，商业等服务业还一直承受高电价、高水价的高成本束缚。甘肃农业大学教授贺有利表示，在兰州，经营服务用水的每立方米单价高出工业用水近三分之一，商业用电单价是大宗工业用电单价的两倍多。
　　2009年至今，贺有利已经连续四年主持编写发布《中国三产化/服务化排行报告》，也是国内第一个提出三产化/服务化概念的学者。他认为，服务业发展不畅，既与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对其重视程度还不够。由于第二产业在创造GDP上强于服务业，而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最看重的还是GDP，政府招商引资也首选工业。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展服务业上并不积极。
　　但是，在今年的“两会”上，贺有利注意到一个细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对于习近平“三二一产业”这一新排序，贺有利看到了服务业发展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