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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我在党的七大公报中，首次看到云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来才知道云泽便是乌兰夫，是一位蒙古族中国共产党的老前辈。据说“乌兰夫”可以意译为“红太阳”。乌兰夫是蒙语名字，乌并非其姓，兰夫亦非其名；有人称他为兰夫同志，则是误称。“乌兰”一词意为红色，不能拆开，犹如“蒙古”一词不能拆开一样。乌兰夫同志是内蒙古云王后裔，土默特旗出生，本名云泽。直到建国那年我从华北渤海根据地奉调到北京，先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后在中央统战部主持民族干部、人事工作，我惊喜地见到乌兰夫同志，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一段很长时间。
一、态度诚恳，平易近人
建国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是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就是乌兰夫同志，常务副主任委员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刘格平同志（回族），他们两位是中央民委党组正副书记，不久都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我第一次见到乌兰夫，是在北京大佛寺西街大取灯胡同中央民委（现称国家民委）机关，这里原来是一座王府。那时北京房屋紧张，乌兰夫、刘格平同志都住在机关，与在农村时一样，卧室也是办公室。他们分别住在第二进和第三进院落。我也住在机关，住在后院。抗战末期我在山东、河北跨省的渤海根据地工作时，曾欢迎刘格平同志从坐牢十年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营救出狱，经过我工作的地区；他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即奉调到渤海区担任区党委领导，所以原来就熟悉。我一上班就是由他领我到前院谒见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同志体魄魁伟健壮，穿着中山装，仪表堂堂，他微笑接见，使人有一种亲近感。那时他只有43岁，正当盛年，我刚到而立之年，是党内后辈。他态度诚恳，平易近人，问了我一些情况之后，在刘格平同志面前谈些民委机构建设和工作问题，谈完一同到隔壁食堂吃饭。这时正是中央民委新建之时，只设有回族食堂（以后又设了汉族食堂），乌与刘都习惯吃牛羊肉，我因回族清真食堂食品清洁，以后一直在回族食堂就餐。那时领导与干部，以及各民族工作人员不分彼此，不分灶，都在一个食堂吃饭。
二、公务之外，兴趣多样
少数民族同志喜爱歌舞，乌兰夫同志也不例外。他尤爱参加交谊舞会，会游泳，更不用说善骑马、爱打猎。这与他出生于蒙古族，到过外国，广泛接触各民族，见多识广，心胸开阔有关；这使我们这些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工作的干部感到新鲜，大开眼界。当时处在建国之初，机关工作繁忙紧张。乌兰夫同志常对我们说：“记住列宁说：‘不会休息也就不会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今天做不完就放一放，该休息就休息，明天再做；不是任务紧急，死不了人，要长期打算，细水长流。”我在解放战争末期曾因工作狂热躁进，患过失眠症；由于看到郭沫若一文的提示，采用气功入静之法才得解脱。所以对乌兰夫的劝告，我深有体会，一生受用，得益匪浅。
记得1950年夏季一个公休日，民委组织过一次颐和园畅游。乌兰夫和刘格平还约了从华东局来的魏文伯、赵明新同志（都是北平草岚子监狱难友）和南京军区的周贯五政委，办公厅蒙族老同志朋斯克和我们一批人都参加了。一行人浏览颐和园美景，在昆明湖划船荡漾。到了湖心亭，乌兰夫、刘格平兴起游泳。我很惊喜，怎么他游得那么好！原来乌兰夫在苏联就喜欢游泳，刘格平的外祖家就在现改为黄骅市的海滨狼坨子，从童年就懂水性。这一天畅游后，傍晚还请魏文伯、赵明新同志在萃华楼吃了烤鸭，尽兴而归。
最值得回忆的是机关常常组织交谊舞会。最初只限于本机关，后来扩大到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文工团，有时还邀有关朋友参加。有两次还盛邀了喜爱跳交谊舞的陈毅、贺龙元帅。另外还在新建的大楼盛邀刚从苏联返国述职的大使张闻天以及曾留苏的屈武和他的苏籍夫人、国家典礼局长余心清（原是蒙古族、冯玉祥部下，又是民革中央委员），还有西北藏族知名人士、体格魁梧的甘肃副省长黄正清等。舞会的倡议者、积极参加者，首推留苏与张闻天、屈武同学的乌兰夫。回想起来，这种舞会非常俭朴、高雅，只有清茶，也无乐队，常以留声机、收音机伴奏。这种舞会建国后，尤其是“五·一”、国庆、元旦、春节，在北京饭店常常举行。周恩来同志常在新年午夜敲响12点钟时到场，全场党内外知名人士不约而同起立，向他鼓掌致敬，迎接元旦。然后总理同贺龙、陈毅、乌兰夫、刘格平等同志与大家翩翩起舞，跳上几场，尽兴而归。中南海建国初也常举行舞会，由中央机关发入场券参加，规模不大，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有时到场。他们跳得很放松、随意、缓慢，起到一种休憩的作用。中央统战部内的舞会刘少奇、王光美也到过场，与大家同乐；还与机关内的同志攀谈，了解工作、生活情况。这如同延安的舞会，毛泽东说是“敲起音乐来散步”。但这类舞会在1957年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三、他真不愧为民族工作的一面具有影响的鲜明旗帜
建国初年，乌兰夫同志有一次到党中央谈内蒙古问题，回来非常兴奋。他向我们透露，由于汪伪政府和日本过去把东蒙和西蒙分割开来，分而治之，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次毛主席最后讲了话，中央决定撤销绥远省，把东蒙、西蒙漫长狭窄地带联结起来，统一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设在“呼和浩特”（青色城市之意）。中央要求把自治区内外蒙汉关系搞好，实现各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使内蒙古自治区起到首席民族自治区的带头作用。乌兰夫同志感慨地说，过去世世代代不能解决的问题,开国以后我们党迎刃而解了，值得庆祝，非常高兴。
建国初我在中央民委刚刚上班工作时，第一次参加了党内正在起草的一份《关于建国以后我国民族工作的几个根本问题》向中央报告的讨论。当时李维汉同志在政务院任秘书长兼任统战部长和中央民委主任，也参加了这次讨论。李在听取草拟初稿汇报之后，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评论。草稿的中心内容，是以乌兰夫为首的从1945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先后于1946年和1947年在承德与呼和浩特如何经过与分裂势力又斗争又联合，成功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统一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自治区政府的经验;然后论证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政策，认为应该以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作为示范。以乌兰夫为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模范实验区样板，成为向中央报告的根据和基础。
我曾在1953年冬季带中央民委一个视察组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先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请教那时正在内蒙古视事的乌兰夫同志；又到东蒙首府乌兰浩特（即旧称王爷庙），访问自治区副书记兼东盟区党委书记、毕生从事蒙古地区工作的王铎同志（汉族）。他们从内蒙古的历史和现实，自治区内外各民族特点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掌握、如何协调，特别是如何处理蒙汉之间的关系，讲了很多体会，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视察组领略了内蒙古的广袤山林牧野、北疆的风物民情，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挚感情，对乌兰夫同志竭诚爱戴。
“文革”浩劫，乌兰夫等老前辈都未幸免。“文革”结束，乌兰夫复出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与刚从湖北农场回来恢复名誉的老部长李维汉在首次劫后欢聚的部内大会上，先后讲话，痛忆沧桑，互相勉励，激动人心，全场感动。乌兰夫回内蒙古欢度劫后第一个国庆时各族干部欢宴，喜极生悲，不少人流泪、痛哭。在乌兰夫的影响下，他们重振豪情，坚定对党的信念，团结各民族人民，决心在改革开放中夺回失去的时间，继续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乌兰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并继续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对落实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统战、民族、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那时在上海市委统战部，晋京多次与乌兰夫同志重逢，曾先后亲聆他对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右派改正、工商业者发还定息等内容的报告。尤其是他倾注大量心血，根据新情况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和当今大局稳定、繁荣昌盛，应该首先归功于党的领导，也要归功于乌兰夫这一代前辈，铭记他们在我国民族工作战线上筚路蓝缕、艰辛耕耘、锐意开拓的功勋。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
责任编辑 殷之俊
一、态度诚恳，平易近人
建国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是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就是乌兰夫同志，常务副主任委员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刘格平同志（回族），他们两位是中央民委党组正副书记，不久都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我第一次见到乌兰夫，是在北京大佛寺西街大取灯胡同中央民委（现称国家民委）机关，这里原来是一座王府。那时北京房屋紧张，乌兰夫、刘格平同志都住在机关，与在农村时一样，卧室也是办公室。他们分别住在第二进和第三进院落。我也住在机关，住在后院。抗战末期我在山东、河北跨省的渤海根据地工作时，曾欢迎刘格平同志从坐牢十年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营救出狱，经过我工作的地区；他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即奉调到渤海区担任区党委领导，所以原来就熟悉。我一上班就是由他领我到前院谒见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同志体魄魁伟健壮，穿着中山装，仪表堂堂，他微笑接见，使人有一种亲近感。那时他只有43岁，正当盛年，我刚到而立之年，是党内后辈。他态度诚恳，平易近人，问了我一些情况之后，在刘格平同志面前谈些民委机构建设和工作问题，谈完一同到隔壁食堂吃饭。这时正是中央民委新建之时，只设有回族食堂（以后又设了汉族食堂），乌与刘都习惯吃牛羊肉，我因回族清真食堂食品清洁，以后一直在回族食堂就餐。那时领导与干部，以及各民族工作人员不分彼此，不分灶，都在一个食堂吃饭。
二、公务之外，兴趣多样
少数民族同志喜爱歌舞，乌兰夫同志也不例外。他尤爱参加交谊舞会，会游泳，更不用说善骑马、爱打猎。这与他出生于蒙古族，到过外国，广泛接触各民族，见多识广，心胸开阔有关；这使我们这些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工作的干部感到新鲜，大开眼界。当时处在建国之初，机关工作繁忙紧张。乌兰夫同志常对我们说：“记住列宁说：‘不会休息也就不会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今天做不完就放一放，该休息就休息，明天再做；不是任务紧急，死不了人，要长期打算，细水长流。”我在解放战争末期曾因工作狂热躁进，患过失眠症；由于看到郭沫若一文的提示，采用气功入静之法才得解脱。所以对乌兰夫的劝告，我深有体会，一生受用，得益匪浅。
记得1950年夏季一个公休日，民委组织过一次颐和园畅游。乌兰夫和刘格平还约了从华东局来的魏文伯、赵明新同志（都是北平草岚子监狱难友）和南京军区的周贯五政委，办公厅蒙族老同志朋斯克和我们一批人都参加了。一行人浏览颐和园美景，在昆明湖划船荡漾。到了湖心亭，乌兰夫、刘格平兴起游泳。我很惊喜，怎么他游得那么好！原来乌兰夫在苏联就喜欢游泳，刘格平的外祖家就在现改为黄骅市的海滨狼坨子，从童年就懂水性。这一天畅游后，傍晚还请魏文伯、赵明新同志在萃华楼吃了烤鸭，尽兴而归。
最值得回忆的是机关常常组织交谊舞会。最初只限于本机关，后来扩大到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文工团，有时还邀有关朋友参加。有两次还盛邀了喜爱跳交谊舞的陈毅、贺龙元帅。另外还在新建的大楼盛邀刚从苏联返国述职的大使张闻天以及曾留苏的屈武和他的苏籍夫人、国家典礼局长余心清（原是蒙古族、冯玉祥部下，又是民革中央委员），还有西北藏族知名人士、体格魁梧的甘肃副省长黄正清等。舞会的倡议者、积极参加者，首推留苏与张闻天、屈武同学的乌兰夫。回想起来，这种舞会非常俭朴、高雅，只有清茶，也无乐队，常以留声机、收音机伴奏。这种舞会建国后，尤其是“五·一”、国庆、元旦、春节，在北京饭店常常举行。周恩来同志常在新年午夜敲响12点钟时到场，全场党内外知名人士不约而同起立，向他鼓掌致敬，迎接元旦。然后总理同贺龙、陈毅、乌兰夫、刘格平等同志与大家翩翩起舞，跳上几场，尽兴而归。中南海建国初也常举行舞会，由中央机关发入场券参加，规模不大，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有时到场。他们跳得很放松、随意、缓慢，起到一种休憩的作用。中央统战部内的舞会刘少奇、王光美也到过场，与大家同乐；还与机关内的同志攀谈，了解工作、生活情况。这如同延安的舞会，毛泽东说是“敲起音乐来散步”。但这类舞会在1957年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三、他真不愧为民族工作的一面具有影响的鲜明旗帜
建国初年，乌兰夫同志有一次到党中央谈内蒙古问题，回来非常兴奋。他向我们透露，由于汪伪政府和日本过去把东蒙和西蒙分割开来，分而治之，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次毛主席最后讲了话，中央决定撤销绥远省，把东蒙、西蒙漫长狭窄地带联结起来，统一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设在“呼和浩特”（青色城市之意）。中央要求把自治区内外蒙汉关系搞好，实现各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使内蒙古自治区起到首席民族自治区的带头作用。乌兰夫同志感慨地说，过去世世代代不能解决的问题,开国以后我们党迎刃而解了，值得庆祝，非常高兴。
建国初我在中央民委刚刚上班工作时，第一次参加了党内正在起草的一份《关于建国以后我国民族工作的几个根本问题》向中央报告的讨论。当时李维汉同志在政务院任秘书长兼任统战部长和中央民委主任，也参加了这次讨论。李在听取草拟初稿汇报之后，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评论。草稿的中心内容，是以乌兰夫为首的从1945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先后于1946年和1947年在承德与呼和浩特如何经过与分裂势力又斗争又联合，成功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统一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自治区政府的经验;然后论证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政策，认为应该以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作为示范。以乌兰夫为首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模范实验区样板，成为向中央报告的根据和基础。
我曾在1953年冬季带中央民委一个视察组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先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请教那时正在内蒙古视事的乌兰夫同志；又到东蒙首府乌兰浩特（即旧称王爷庙），访问自治区副书记兼东盟区党委书记、毕生从事蒙古地区工作的王铎同志（汉族）。他们从内蒙古的历史和现实，自治区内外各民族特点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掌握、如何协调，特别是如何处理蒙汉之间的关系，讲了很多体会，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视察组领略了内蒙古的广袤山林牧野、北疆的风物民情，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挚感情，对乌兰夫同志竭诚爱戴。
“文革”浩劫，乌兰夫等老前辈都未幸免。“文革”结束，乌兰夫复出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与刚从湖北农场回来恢复名誉的老部长李维汉在首次劫后欢聚的部内大会上，先后讲话，痛忆沧桑，互相勉励，激动人心，全场感动。乌兰夫回内蒙古欢度劫后第一个国庆时各族干部欢宴，喜极生悲，不少人流泪、痛哭。在乌兰夫的影响下，他们重振豪情，坚定对党的信念，团结各民族人民，决心在改革开放中夺回失去的时间，继续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乌兰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并继续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对落实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统战、民族、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那时在上海市委统战部，晋京多次与乌兰夫同志重逢，曾先后亲聆他对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右派改正、工商业者发还定息等内容的报告。尤其是他倾注大量心血，根据新情况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和当今大局稳定、繁荣昌盛，应该首先归功于党的领导，也要归功于乌兰夫这一代前辈，铭记他们在我国民族工作战线上筚路蓝缕、艰辛耕耘、锐意开拓的功勋。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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