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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前夫妇携手绘制毛主席像
早在迎接北平解放时，周令钊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布置会场。他才思敏捷，成了中央美术学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干得好。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他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周令钊利用会场里的8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了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白鸽子。他特别选择了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这照片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主席台上方悬挂过。周令钊以此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主席像。这张约一个门面大的画像，背景为红色，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屹立在主席台正中。胜利的微笑、飞翔的和平鸽……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领导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毛主席像画得好。
有了这次艺术实践的表现，之后为10月1日开国大典画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便“非他莫属”了。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便带着助手、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脚手架，开始了绘制工作。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 气质，而且又是刚刚迎来解放，领袖应充满胜利者的微笑……于是，周令钊依旧选取了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又一次放格、打素描。尺寸不够时，他便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笔，晚上躺下后还在不停地构思着。周令钊主要是画毛主席像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他们每天爬上爬下，仔细对照相片，改了又改，一丝不苟。
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终于绘制成了。
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特地来看，他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进行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到家里刚躺下，又被人叫起，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5個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赶到天安门。此时，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下面还留着架子等着他来修改。他赶快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画笔爬上去。把那5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10月1日上午，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亲眼看见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看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出自自己之手的毛主席画像，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其中部分设计工作”
1949年上半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当时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决定暂缓确定国徽，但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必须使用国徽。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学者参加设计，以保证质量和效果。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当时组织了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专家小组，对国徽进行重新设计。最后提交政务院的有三个方案，分别是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方案，周令钊的方案和清华大学梁思成的方案。
在张仃、张光宇的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梁思成的方案中，周围是“玉璧”，中间也有一个大五角星。
在周令钊的方案中，也有天安门、齿轮和麦穗，所不同的是他在天安门上边画了5个五角星。“那时，我见过越南的国徽，中间就有一个五角星。所以，为了避免雷同，我就改动了一下。当时国旗图案已经公布了，于是就在天安门的上面加了5颗星……”正是这一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徽审查组的肯定，并以此方案为主加以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周令钊说，方案虽然基本确定了，但由于它还是纸上的平面图，天安门、齿轮和麦穗都是草图，画得也比较粗糙，所以下一步的具体成形、浮雕制作，便交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按照这个草图画了很多图，并从建筑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另外，他们在成形过程中还作了些改动。比如，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
接着，清华大学老师高庄担当了国徽浮雕的制作，国徽形象最后被确定，这也是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国徽形象。
国徽制作出来后，虽然与自己的方案略有不同，但周令钊依然很高兴很自豪地欣赏着。他认为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有东方特色，质量和观感极佳，是最好的国徽形象。作为国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没有想过功劳与荣誉。前几年某报曾在一篇报道中说是周令钊设计了国徽，他看到后立即给报社写信说：“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其中部分设计工作。”此后，周令钊又参加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的设计工作。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就连妻子也被蒙在鼓里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们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周令钊就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它们不仅受到亿万人的观赏与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们，这就是人民币。在周令钊的人生履历中，参与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谈起这些“作品”，老人颇为自豪。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因为当时急于使用，是由印钞厂自行设计印刷的。
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从1950年开始的。当时，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提出要设计新版人民币，罗工柳便找了周令钊作为自己的搭档。
周令钊设计第二套人民币这项工作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夫人陈若菊当时也被蒙在鼓里。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下午，银行的车就把周令钊接走了。所以，妻子只知道他每到周末就去“开会”了。
就这样，周令钊瞒着妻子陈若菊，在北京印钞厂和罗工柳排除干扰，专心设计。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们首先考虑到在设计上要突出民族特色。
那些日子，周令钊拿着速写本，一遍遍地去故宫、颐和园，从那里的石雕、栏杆、檐角、铜器上寻找图案，最后从中筛选出了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用得最多的是我国从唐代就出现的一种纹样，即装饰用语中被叫作“唐草”的纹样。这种纹样美观且可以连绵不绝地画下去，适合用在票面的边框和底纹上。而2元券背面景框则是故宫的窗棂给他的启发。
钞票上的号码看似简单，其实也很有讲究。首先，要把它摆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其次是背景必须用很淡的色彩。这是因为在印钞厂里，质检员要一个一个地查看，要是背景太重，时间长了就可能把检验工的眼睛累坏了。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11种币样，正反22面中的装饰纹样，他都是一个个地画出来，并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后来，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夫人陈若菊也加入到创作之中。之后，他们又参加了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在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周令钊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如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湘潇屏风“韶山”画稿、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五四运动》历史油画、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深圳“锦绣中华”的总体设计，等等。
早在迎接北平解放时，周令钊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布置会场。他才思敏捷，成了中央美术学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干得好。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他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周令钊利用会场里的8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了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白鸽子。他特别选择了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这照片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主席台上方悬挂过。周令钊以此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主席像。这张约一个门面大的画像，背景为红色，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屹立在主席台正中。胜利的微笑、飞翔的和平鸽……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领导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毛主席像画得好。
有了这次艺术实践的表现，之后为10月1日开国大典画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便“非他莫属”了。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便带着助手、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脚手架，开始了绘制工作。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 气质，而且又是刚刚迎来解放，领袖应充满胜利者的微笑……于是，周令钊依旧选取了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又一次放格、打素描。尺寸不够时，他便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笔，晚上躺下后还在不停地构思着。周令钊主要是画毛主席像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他们每天爬上爬下，仔细对照相片，改了又改，一丝不苟。
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终于绘制成了。
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特地来看，他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进行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到家里刚躺下，又被人叫起，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5個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赶到天安门。此时，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下面还留着架子等着他来修改。他赶快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画笔爬上去。把那5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10月1日上午，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亲眼看见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看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出自自己之手的毛主席画像，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其中部分设计工作”
1949年上半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当时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决定暂缓确定国徽，但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必须使用国徽。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学者参加设计，以保证质量和效果。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当时组织了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专家小组，对国徽进行重新设计。最后提交政务院的有三个方案，分别是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方案，周令钊的方案和清华大学梁思成的方案。
在张仃、张光宇的方案中，底下是天安门，周围是齿轮、麦穗，中间有一个五角星；梁思成的方案中，周围是“玉璧”，中间也有一个大五角星。
在周令钊的方案中，也有天安门、齿轮和麦穗，所不同的是他在天安门上边画了5个五角星。“那时，我见过越南的国徽，中间就有一个五角星。所以，为了避免雷同，我就改动了一下。当时国旗图案已经公布了，于是就在天安门的上面加了5颗星……”正是这一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徽审查组的肯定，并以此方案为主加以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周令钊说，方案虽然基本确定了，但由于它还是纸上的平面图，天安门、齿轮和麦穗都是草图，画得也比较粗糙，所以下一步的具体成形、浮雕制作，便交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按照这个草图画了很多图，并从建筑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另外，他们在成形过程中还作了些改动。比如，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
接着，清华大学老师高庄担当了国徽浮雕的制作，国徽形象最后被确定，这也是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国徽形象。
国徽制作出来后，虽然与自己的方案略有不同，但周令钊依然很高兴很自豪地欣赏着。他认为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有东方特色，质量和观感极佳，是最好的国徽形象。作为国徽设计者之一，周令钊没有想过功劳与荣誉。前几年某报曾在一篇报道中说是周令钊设计了国徽，他看到后立即给报社写信说：“国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参加了其中部分设计工作。”此后，周令钊又参加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的设计工作。
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就连妻子也被蒙在鼓里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们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很高兴的事，周令钊就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它们不仅受到亿万人的观赏与珍藏，而且人人都离不开它们，这就是人民币。在周令钊的人生履历中，参与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谈起这些“作品”，老人颇为自豪。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因为当时急于使用，是由印钞厂自行设计印刷的。
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从1950年开始的。当时，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提出要设计新版人民币，罗工柳便找了周令钊作为自己的搭档。
周令钊设计第二套人民币这项工作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夫人陈若菊当时也被蒙在鼓里。好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下午，银行的车就把周令钊接走了。所以，妻子只知道他每到周末就去“开会”了。
就这样，周令钊瞒着妻子陈若菊，在北京印钞厂和罗工柳排除干扰，专心设计。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们首先考虑到在设计上要突出民族特色。
那些日子，周令钊拿着速写本，一遍遍地去故宫、颐和园，从那里的石雕、栏杆、檐角、铜器上寻找图案，最后从中筛选出了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用得最多的是我国从唐代就出现的一种纹样，即装饰用语中被叫作“唐草”的纹样。这种纹样美观且可以连绵不绝地画下去，适合用在票面的边框和底纹上。而2元券背面景框则是故宫的窗棂给他的启发。
钞票上的号码看似简单，其实也很有讲究。首先，要把它摆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其次是背景必须用很淡的色彩。这是因为在印钞厂里，质检员要一个一个地查看，要是背景太重，时间长了就可能把检验工的眼睛累坏了。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11种币样，正反22面中的装饰纹样，他都是一个个地画出来，并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后来，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夫人陈若菊也加入到创作之中。之后，他们又参加了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
在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周令钊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如上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湘潇屏风“韶山”画稿、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五四运动》历史油画、巨幅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为重建武汉黄鹤楼而创作的彩陶壁画、深圳“锦绣中华”的总体设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