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到南极，随船要走20多天，即便在南极的夏天，内陆地区依旧有零下40摄氏度，并且南极天气变幻莫测，早上的晴天持续不了几个小时，暴风雪可能就会来临。而要到北极去执行科考任务，则基本是在北冰洋上进行，至少2个月时间都需要随船。
　　 这样的条件下，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原主任鄂栋臣去了7次南极、4次北极参与科考工作。中国在南北两极科研探索方面起步晚，而鄂栋臣1984年就跟随中国第一次南极科考队，连续20多年，奋战在中国极地测绘的科研一线，亲身推动了中国极地科考的发展。
　　 这位把测量极地作为一生任务的“极地赤子”，在今年2月21日凌晨，走完了自己的80年人生，去了比极地更远的地方。
　　毅然签下生死状
　　 上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基地和100余座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在极地科考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84年11月26日，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从上海浦东港口起航，才开始了中国人对南极的探索之路。
　　 鄂栋臣，就是这591人中的一员，并担任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彼时，鄂栋臣已经45岁了，还有了3个孩子，妻子王紫云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要去冒险，迟迟不肯在“生死状”上签字。“就是死了，我也光荣。”鄂栋臣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了名字。
　　 鄂栋臣曾回忆起第一次南极科考：船长说，我船上带了一些大塑料袋。我们问他，带塑料袋去干什么啊，他说准备装死人的。如果谁牺牲了，就用塑料袋一装，放到船底下的大冰库里冷冻起来，再带回家。
　　 “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九（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曾用顺口溜描述当时的情景，字句里都是那时的艰苦。
　　 30天的艰难航行过后，我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到达目的地——乔治王岛。抵达目的地，建站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作为工程实施最基础的测绘工作，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展得异常艰难。鄂栋臣和测绘分队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去勘探测量。“一锹下去挖不了多深，稍有不慎还会掉进冰海里。”
　　 最后，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站区选址与地形测绘。地点确定后，队员们的身份便转化成了“建筑工人”，每天穿着防水衣，扛沙袋，爬冰入海，建造科考站，一天之中甚至能工作近20个小时。
　　 198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
　　 鄂栋臣也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八达岭……
　　“我们都叫他鄂大爷”
　　 2004年，已经65岁的鄂栋臣第3次赴北极进行科考，当时他和学生、武汉大学博士艾松涛一起，负责中国北极卫星常年观测站的建立和地理信息基础框架的构建。
　　 “2004年我们一起去北极，鄂老是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是极地圈的大爷，为人又比较和蔼可亲，我们都叫他鄂大爷。”艾松涛回忆道。
　　 这位极地圈的“大爷”，共参与了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中国南北极地的科考站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他是全国唯一的三大站创建工程亲历者。
　　开学第一课都是听他作报告
　　 除了亲赴極地科考，鄂栋臣也愿意将探索极地的科学精神传播下去。在不少武大学生印象里，鄂栋臣的“开学第一课”是共同的记忆。“我1996年本科入学的时候，鄂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讲他去南极科考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从南极带回的标本、实物，大家都非常兴奋。”艾松涛现在依旧记得当时的那场报告。“有不少学生受到启发，研究生读了极地测绘专业，后来参与到极地考察中来。”鄂栋臣的学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教授周春霞说。
　　 “每一次有学生去南极科研，鄂老都会亲自带队去机场送行。鄂老亲自去送行已经成为我们团队的一个传统。他是严谨的导师，也是慈祥的长辈。”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庞小平说。
　　 外界常赞誉鄂栋臣是“极地测绘之父”，对这一称号，鄂栋臣曾说，自己做的事很有限，如果用什么形容自己，他愿意用“极地赤子”的说法。
　　（摘自《茂名晚报》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