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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范围仅仅局限于当地时，人们不会考虑产品的标准化。我们自己种小麦，自己养牛，自己做要穿的鞋。我们只把东西卖给那些熟悉的人，他们了解我们，或者至少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同样，我们也了解他们，或者至少知道他们可能是哪种人。我们的东西可能被邻居们消费或被运到其他的地方，但是不管怎样，质量保障的背后始终都是具体的个人。标准化在这样的流通下毫无用武之地。
当产品为全球化市场服务时，具体的货物变成了抽象的商品，产品的标准化和测量单位就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农民甲和农民乙的小麦要装在同一个谷仓运往世界市场，那么它们必须是等同的。“小麦”这个词不再只是指一种谷物，它还包含了特定的生产内容、测量内容、运输和销售方式等。这是为了使交易系统提高效率，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当高等教育被认为主要是用来教育市民时，标准化还不那么受重视。教授被看成是追求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职位，享有广泛的自由度。课程会提供一个框架，但是这个框架是灵活的，如尽管上2个小时或4个小时计入学分的生物课或戏剧课，但是这几节课并非是可交换的，并非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传授确定数量的知识单元。学院和教授会的教师成员本身承保了教学的价值，标准化不是重要问题。
今天，服务都可以看成是商品，那么教育呢？在经济条件下，它也是一种服务的形式。标准化进入高等教育比进入其他商品市场更晚，但是它也真切地来了，和其他商品一样，标准化渗透到每个教育产品单位的价格、产品的生产、测量和销售方法等方面。
作为美国知识和宗教的历史学者，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也是市场的一名学生。我使用各种表单来工作，这些表单工具把我的教学变成一个个可以计量的单位，上面还有一些广告性的策略提示，试图标榜大学所提供的服务，这些都是市场压力下，在办学特色的压力下，促使我们将教育服务产品标准化。我了解为什么消费者想要通过标准化得到保障。在21世纪的环境下，我和我的同事们提供的服务——本科学位，对个人的经济状况至关重要。
对商品和服务的规范既来自于自由贸易，也有政府干预的因素，在如今的高等教育中，我们看到两个因素并存。例如，许多非营利大学为了减少支出，将部分教学外包给兼职教师，而这些兼职教师常常比学校正式教师的职业资格更低，这些学校被迫重新考虑，如何在各方面减少人力开支以使得自己更具竞争力。在政府干预层面，我所在的俄亥俄州为高中后的教育机构制定了一项学分连结和转换政策，确保获得特定课程的学分所代表的能力。如美国历史调查这门课的学分可以在不同学院中转换，而且学习者可以直接申请在州内任何一所公立高中后教育机构学习这门课程。
教授甲关于詹姆斯敦的课程和教授乙关于工业革命的课程，不管他们在州内如何讲授，在标准化的知识传播系统下，两者的教育量被认为是等同的，这一系统用来保证消费者对他们所支付的辅导费用得到了等同的价值。这样，不同课程具有了相同的法定正当性，不管它是在精英大学还是在社区大学教授；不管是由一位有25年教龄的教授来讲授，还是由一位没有教学经验、刚刚获得在职硕士学位的临时兼职教师来讲授；不管是通过小型的习明纳学习方式来学习，还是通过从不见面的网络方式学习。虽然这种正当性可能还有些微妙。
消费和商品的历史告诉我们，会有大众市场出现来满足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也会有奢侈市场发展起来。富人寻找并消费稀缺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凸显出他们的地位，而当这些商品进入大众市场时，精英们又会开始寻找新的可彰显其地位的消费品。欧洲17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当咖啡作为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饮料受到欢迎时，主要为富人所享用。一段时间以后，曾经的奢侈品成为大众的主要消费品。卡帕乔咖啡代替了原来的咖啡，更多富人开始追捧经过专门设计的煮咖啡。而今，你是在麦当劳买咖啡喝，还是在星巴克喝手磨卡布其诺表明了你把自己归为哪种文化类别。
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点，即提供给大众的学位和提供给精英的学位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沃尔玛式的学位与高端学位产品之间如何区分？
过去的消费模式表明，教育越来越被商品化，公立学院和精英大学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些精英大学有高额的学费津贴和捐赠。前者将提供基础的、可交换的、标准化的学分包；后者可能有在纳米比亚的项目，还有为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的增值的付费实习。两者学位的名称是一样的，但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学习的经历却有显著的差异。
当谷物变成商品时，你还是在吃小麦，但可能小麦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已经不如以往。当教育成为商品时，它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质量，在类型上也发生了变化。为教育付费时，你可能没有购买到预期的技能或准备，而是购买了一个代表你完成了多少标准化学分单元的证书。这个保障体系说，不再需要其他保证，学分的时间等值表明了所获得的技能和智慧，这种保障来源于专业性，包括教授职位的专业性、学院的专业性，还有学院的名声。然而，在如今公众对高等教育专业性的信任减弱时，为了保证获得的和所支付的相称，我们只能通过法律明确说明消费者有权得到什么。我们依照产品的有关法规来确保产品的价值，然后再心甘情愿地额外付一大笔钱来购买。
谁能说消费者的不是呢？我自己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就像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一样，我也想知道我和丈夫每年交给学校的大笔费用花在了什么地方（我女儿被这所大学录取，意味着她将获得一纸文凭之外更多的东西，以及在父母资助下的四年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学院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教师所接受的训练，所以我们相信物有所值。我们不需要口头保证外的更多方法来得到保障，除非我们发现自己的信任被别人妄用了。
我在一所公立学院教学，不是像我女儿他们上的那种私立学校。这里执法者疑心重，预算紧张，资源稀缺。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根据学分来量化工作负担，而不是根据学生成绩或知识创新来量化工作。教师们常常不把自己看成是传递服务的人，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培养市民的人。作为系主任，当我试图计量作为教师需要承担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应该花多少时间辅导学生时；当我试图说明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让一名历史博士来教授大学课程通常会比硕士来教授更好时；当我举例说明小班教学常常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不给教师增加作业批改负担时，我都觉得非常苦恼。
我了解消费者为什么需要保证。我自己也是消费者，我也想要保证。我知道农民甲和农民乙后来怎样，他们的小麦变成了世界的产品，但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对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美国第一大食品企业）合适的对他们自己并不一定好。对环境来说这也未必是好事，一个最符合市场需要的小麦品种的大量种植排挤了该地区其他的植物品种，而这些被排挤的植物品种对整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当食品成为商品，人们开始食用那些离他们居住地遥远的食物，这些食物常常缺乏口味，营养价值也较小。甜味剂和添加剂让食品变得可口，但是却带来我们今天极力想纠正的一些不良影响。不管商品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它同样也带来了一些坏的结果。
市场可能是理性的，但是理性的总是更好吗？我们如何计量学生从教师那里得到的好处呢，这些教师可能不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消耗，而是看成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如何给知识和智慧标价出售呢？
参考资料：
1 Mary Kupiec Cayton，The Commodification of Wisdom，The Chronicle Review, 2007-7-13
（作者系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主任）
责任编辑 石 炯
当产品为全球化市场服务时，具体的货物变成了抽象的商品，产品的标准化和测量单位就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农民甲和农民乙的小麦要装在同一个谷仓运往世界市场，那么它们必须是等同的。“小麦”这个词不再只是指一种谷物，它还包含了特定的生产内容、测量内容、运输和销售方式等。这是为了使交易系统提高效率，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当高等教育被认为主要是用来教育市民时，标准化还不那么受重视。教授被看成是追求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职位，享有广泛的自由度。课程会提供一个框架，但是这个框架是灵活的，如尽管上2个小时或4个小时计入学分的生物课或戏剧课，但是这几节课并非是可交换的，并非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传授确定数量的知识单元。学院和教授会的教师成员本身承保了教学的价值，标准化不是重要问题。
今天，服务都可以看成是商品，那么教育呢？在经济条件下，它也是一种服务的形式。标准化进入高等教育比进入其他商品市场更晚，但是它也真切地来了，和其他商品一样，标准化渗透到每个教育产品单位的价格、产品的生产、测量和销售方法等方面。
作为美国知识和宗教的历史学者，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也是市场的一名学生。我使用各种表单来工作，这些表单工具把我的教学变成一个个可以计量的单位，上面还有一些广告性的策略提示，试图标榜大学所提供的服务，这些都是市场压力下，在办学特色的压力下，促使我们将教育服务产品标准化。我了解为什么消费者想要通过标准化得到保障。在21世纪的环境下，我和我的同事们提供的服务——本科学位，对个人的经济状况至关重要。
对商品和服务的规范既来自于自由贸易，也有政府干预的因素，在如今的高等教育中，我们看到两个因素并存。例如，许多非营利大学为了减少支出，将部分教学外包给兼职教师，而这些兼职教师常常比学校正式教师的职业资格更低，这些学校被迫重新考虑，如何在各方面减少人力开支以使得自己更具竞争力。在政府干预层面，我所在的俄亥俄州为高中后的教育机构制定了一项学分连结和转换政策，确保获得特定课程的学分所代表的能力。如美国历史调查这门课的学分可以在不同学院中转换，而且学习者可以直接申请在州内任何一所公立高中后教育机构学习这门课程。
教授甲关于詹姆斯敦的课程和教授乙关于工业革命的课程，不管他们在州内如何讲授，在标准化的知识传播系统下，两者的教育量被认为是等同的，这一系统用来保证消费者对他们所支付的辅导费用得到了等同的价值。这样，不同课程具有了相同的法定正当性，不管它是在精英大学还是在社区大学教授；不管是由一位有25年教龄的教授来讲授，还是由一位没有教学经验、刚刚获得在职硕士学位的临时兼职教师来讲授；不管是通过小型的习明纳学习方式来学习，还是通过从不见面的网络方式学习。虽然这种正当性可能还有些微妙。
消费和商品的历史告诉我们，会有大众市场出现来满足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也会有奢侈市场发展起来。富人寻找并消费稀缺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凸显出他们的地位，而当这些商品进入大众市场时，精英们又会开始寻找新的可彰显其地位的消费品。欧洲17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当咖啡作为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饮料受到欢迎时，主要为富人所享用。一段时间以后，曾经的奢侈品成为大众的主要消费品。卡帕乔咖啡代替了原来的咖啡，更多富人开始追捧经过专门设计的煮咖啡。而今，你是在麦当劳买咖啡喝，还是在星巴克喝手磨卡布其诺表明了你把自己归为哪种文化类别。
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也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点，即提供给大众的学位和提供给精英的学位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沃尔玛式的学位与高端学位产品之间如何区分？
过去的消费模式表明，教育越来越被商品化，公立学院和精英大学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些精英大学有高额的学费津贴和捐赠。前者将提供基础的、可交换的、标准化的学分包；后者可能有在纳米比亚的项目，还有为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的增值的付费实习。两者学位的名称是一样的，但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学习的经历却有显著的差异。
当谷物变成商品时，你还是在吃小麦，但可能小麦的营养价值和新鲜程度已经不如以往。当教育成为商品时，它改变的可能不仅仅是质量，在类型上也发生了变化。为教育付费时，你可能没有购买到预期的技能或准备，而是购买了一个代表你完成了多少标准化学分单元的证书。这个保障体系说，不再需要其他保证，学分的时间等值表明了所获得的技能和智慧，这种保障来源于专业性，包括教授职位的专业性、学院的专业性，还有学院的名声。然而，在如今公众对高等教育专业性的信任减弱时，为了保证获得的和所支付的相称，我们只能通过法律明确说明消费者有权得到什么。我们依照产品的有关法规来确保产品的价值，然后再心甘情愿地额外付一大笔钱来购买。
谁能说消费者的不是呢？我自己有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就像教育部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一样，我也想知道我和丈夫每年交给学校的大笔费用花在了什么地方（我女儿被这所大学录取，意味着她将获得一纸文凭之外更多的东西，以及在父母资助下的四年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些学院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教师所接受的训练，所以我们相信物有所值。我们不需要口头保证外的更多方法来得到保障，除非我们发现自己的信任被别人妄用了。
我在一所公立学院教学，不是像我女儿他们上的那种私立学校。这里执法者疑心重，预算紧张，资源稀缺。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根据学分来量化工作负担，而不是根据学生成绩或知识创新来量化工作。教师们常常不把自己看成是传递服务的人，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培养市民的人。作为系主任，当我试图计量作为教师需要承担的总体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应该花多少时间辅导学生时；当我试图说明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让一名历史博士来教授大学课程通常会比硕士来教授更好时；当我举例说明小班教学常常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不给教师增加作业批改负担时，我都觉得非常苦恼。
我了解消费者为什么需要保证。我自己也是消费者，我也想要保证。我知道农民甲和农民乙后来怎样，他们的小麦变成了世界的产品，但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对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美国第一大食品企业）合适的对他们自己并不一定好。对环境来说这也未必是好事，一个最符合市场需要的小麦品种的大量种植排挤了该地区其他的植物品种，而这些被排挤的植物品种对整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当食品成为商品，人们开始食用那些离他们居住地遥远的食物，这些食物常常缺乏口味，营养价值也较小。甜味剂和添加剂让食品变得可口，但是却带来我们今天极力想纠正的一些不良影响。不管商品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它同样也带来了一些坏的结果。
市场可能是理性的，但是理性的总是更好吗？我们如何计量学生从教师那里得到的好处呢，这些教师可能不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消耗，而是看成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如何给知识和智慧标价出售呢？
参考资料：
1 Mary Kupiec Cayton，The Commodification of Wisdom，The Chronicle Review, 2007-7-13
（作者系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系主任）
责任编辑 石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