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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安定门外的一家小客栈，见到了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与上一次在CCTV年度中国经济人物大奖领奖台上的他相比，平添了几分倦意。
2006年底的经济人物公益大奖没有促使他走向台前，活跃在各类媒体间，而依然坚持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三江源。从上世纪90年代追随索南达杰，辞去公职，以个人之力做雪域高原的环保人时，扎多便开始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自2001年成立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来，扎多对结果并不满意。在接本刊记者专访时，扎多坦诚“这么多年做环保，很难讲收获。三江源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根本性改善。局部地区在好转，但大环境却是在恶化。有时候晚上躺下后常常在将手放在胸膛上，闭上眼睛回想，自己做了哪些，又有什么价值。有时候实践好几年才得到了一些教训。”
文化与生态融合
扎多说：“青藏高原的生态很脆弱，不能用平原的保护思维去执行。在我们基层调研中发现，普氏原羚与家畜之间的微妙关系，家畜来了之后，它就上山了；牧归以后，普氏原羚就下山。如果没有畜牧业，普氏原羚也将会消失。而消灭所谓的草原三大害：牧民牛羊和鼠兔，三江源也许就没有了。可以说，无人区就是无法区。”
青藏草原是非平衡的整体性独特高原草原生态系统。与内地的平衡草原生态系统不一样，青藏的独特性决定了游牧习性：非平衡与整体性。藏族的生活方式上千年保持着稳定性就说明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与生态环境互相融合的，在扎多看来，传统的禁牧、捕杀鼠兔、退牧还草等草原保护措施，现在看来要重新审视。环保者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大多考虑动物，没考虑到人和文化的因素。
长期关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项目经理王亦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认同扎多的看法，“牲畜是带来草原生态循环的，鼠兔的泛滥传统看来是草原生态退化的原因，但根据我们和专家的长期调研发现这是草原生态退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仅仅搬迁牧民，消灭鼠兔、拉网围栏不能带来能量的更新，只是本末倒置。”
王亦庆认为，这牵涉到对生态的理解，生态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文化与生态也密不可分，从文化的角度去保护生态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寻找民间力量
扎多告诉本刊记者，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路需要改变，主体也应该发生改变。牧民应该成为保护者。
在王亦庆看来，三江源地区有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也相对稀少，靠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当局的管理力量太小，需要发动民间的力量。“这牵涉到对牧民观念的转变，即原来的观念中，牧民是草原的破坏者，放牧破坏草原，但其实牧民既有可能是肇事者，也可能是环保的倡议者和行动者。SEE希望将牧民的传统信仰与生活观念调动起来，使他们成为真正环保者。事实上，发动他们有一个好处，即能够及时发现环境破坏的情况。”
扎多说，“藏族牧民天生是保护者，原因在于藏族独特的信仰和文化。保护生态要保护乡村，乡村没有了，生态自然就没有了。但乡村的基础教育中没有环境教育。”于是，扎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和培训方法。到一个村之后，首先要做评估，让村民自己知道自己的乡村到底有什么资源，做到如数家珍，让大家意识到资源的存在。其次，召集村民开会，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多越好，最好连续一个月以上。要为村民灌输危险意识。现在这些资源是村民的，但以后可能为商人、投资者所有，工作组的人要强调保护的重要性，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每户人家参与讨论当地环境保护的办法。在此过程中，注重培养当地人的能力、方法和组织，协会角色逐渐退出。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源野生动物保护核心区的措池村，已经成为其他乡村学习的样本。
2004年成立的野牦牛守望者协会，则是野牦牛守望者自发做野牦牛的实地检测，将监测数据进行总结分析，并与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方面的专家一起讨论制定新的与草原相结合的科学监测方法。
扎多说：“我们计划培训800名乡村协理员2013年上岗。一个扎多不行，一个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也不够，需要更多的人和机构。当三江源地区的民众成为环境保护者的时候，就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解散的时候。”
王奕庆告诉本刊记者，在SEE2012年-2013年的三江源保护专题中，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便是资助的三个对象之一。“SEE这次资助38万元，主要用于环保组织的培训和交流。SEE资助的思路是，通过扎多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以点带面，发动牧民自发组织成为环保的主力。”
探索乡村体系
“整体的大环境在遭受资本的侵袭。我们花费十年保护的东西，资本进来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毁于一旦。但是，多做一些，就会变化一点。当地老百姓并不懂，外来的资本与权力结合力量太强势。”扎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得不承认三江源地区的环保工作在推动过程中困难重重。
在扎多眼里，社区与当局共管的模式需要有陪伴，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环保行动中。在转型发展的这个社会环境中，乡村并没有受到重视，比如乡村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那都是针对城市而言的概念，乡村没有就业岗位。很多乡村的志愿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任何角色和权力。而理想的乡村状态应该是有很多工作岗位，在农村工作的年轻人拥有他的社会角色和权利。
此外，在鼓动社区模式的同时，还需要寻找具有社会效应的长效机制。扎多最近徒步了3600公里，走访了9个乡村和16个乡村环保基地，发现7个乡村50名乡村生态环保协理员，都没有收入，如何让志愿者在做公益的同时解决生活问题是社区模式长期发展的关键之处。扎多提出了三江源乡村社区绿色公益服务网络和绿色乡村环保协理员客栈网络建设。内地的朋友去旅游就可以带来收入。
王亦庆向本刊透露，在SEE资助的另一家民间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则已经先行先试。山水在大熊猫的故乡推出了一款“熊猫蜂蜜”，鼓励当地的农民养殖蜂蜜，这样为熊猫繁殖提供更加良好的生态系统。消费者购买这款蜂蜜的价格比其他要高，但通过山水将产品挣来的钱再投入当地生态环境保护，这样农民不必上山砍树卖钱同样能够生活下去。
王亦庆说，SEE计划创新三江源生态的产品，通过购买产品，形成收益，将收益用于生态保护，形成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互动循环。“国家未来将投入400亿元用于三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像扎多这样的民间环保机构的行为与成果开始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政府也也希望能够共同创新一些保护方式。这对民间环保机构来说一个很好的契机，也许可能会部分用于购买当地的环保服务。” 王亦庆表示，至少扎多所担忧的经济困境只能让协会的项目走一步算一步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而政府层面的转向，也将意味着国家对三江源保护工作思路的改进与政策的可能性调整。
2006年底的经济人物公益大奖没有促使他走向台前，活跃在各类媒体间，而依然坚持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三江源。从上世纪90年代追随索南达杰，辞去公职，以个人之力做雪域高原的环保人时，扎多便开始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任务。然而，自2001年成立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来，扎多对结果并不满意。在接本刊记者专访时，扎多坦诚“这么多年做环保，很难讲收获。三江源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根本性改善。局部地区在好转，但大环境却是在恶化。有时候晚上躺下后常常在将手放在胸膛上，闭上眼睛回想，自己做了哪些，又有什么价值。有时候实践好几年才得到了一些教训。”
文化与生态融合
扎多说：“青藏高原的生态很脆弱，不能用平原的保护思维去执行。在我们基层调研中发现，普氏原羚与家畜之间的微妙关系，家畜来了之后，它就上山了；牧归以后，普氏原羚就下山。如果没有畜牧业，普氏原羚也将会消失。而消灭所谓的草原三大害：牧民牛羊和鼠兔，三江源也许就没有了。可以说，无人区就是无法区。”
青藏草原是非平衡的整体性独特高原草原生态系统。与内地的平衡草原生态系统不一样，青藏的独特性决定了游牧习性：非平衡与整体性。藏族的生活方式上千年保持着稳定性就说明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与生态环境互相融合的，在扎多看来，传统的禁牧、捕杀鼠兔、退牧还草等草原保护措施，现在看来要重新审视。环保者大多是自然科学出身，大多考虑动物，没考虑到人和文化的因素。
长期关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项目经理王亦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认同扎多的看法，“牲畜是带来草原生态循环的，鼠兔的泛滥传统看来是草原生态退化的原因，但根据我们和专家的长期调研发现这是草原生态退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仅仅搬迁牧民，消灭鼠兔、拉网围栏不能带来能量的更新，只是本末倒置。”
王亦庆认为，这牵涉到对生态的理解，生态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问题，文化与生态也密不可分，从文化的角度去保护生态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寻找民间力量
扎多告诉本刊记者，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路需要改变，主体也应该发生改变。牧民应该成为保护者。
在王亦庆看来，三江源地区有7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却也相对稀少，靠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当局的管理力量太小，需要发动民间的力量。“这牵涉到对牧民观念的转变，即原来的观念中，牧民是草原的破坏者，放牧破坏草原，但其实牧民既有可能是肇事者，也可能是环保的倡议者和行动者。SEE希望将牧民的传统信仰与生活观念调动起来，使他们成为真正环保者。事实上，发动他们有一个好处，即能够及时发现环境破坏的情况。”
扎多说，“藏族牧民天生是保护者，原因在于藏族独特的信仰和文化。保护生态要保护乡村，乡村没有了，生态自然就没有了。但乡村的基础教育中没有环境教育。”于是，扎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和培训方法。到一个村之后，首先要做评估，让村民自己知道自己的乡村到底有什么资源，做到如数家珍，让大家意识到资源的存在。其次，召集村民开会，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多越好，最好连续一个月以上。要为村民灌输危险意识。现在这些资源是村民的，但以后可能为商人、投资者所有，工作组的人要强调保护的重要性，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每户人家参与讨论当地环境保护的办法。在此过程中，注重培养当地人的能力、方法和组织，协会角色逐渐退出。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源野生动物保护核心区的措池村，已经成为其他乡村学习的样本。
2004年成立的野牦牛守望者协会，则是野牦牛守望者自发做野牦牛的实地检测，将监测数据进行总结分析，并与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方面的专家一起讨论制定新的与草原相结合的科学监测方法。
扎多说：“我们计划培训800名乡村协理员2013年上岗。一个扎多不行，一个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也不够，需要更多的人和机构。当三江源地区的民众成为环境保护者的时候，就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解散的时候。”
王奕庆告诉本刊记者，在SEE2012年-2013年的三江源保护专题中，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便是资助的三个对象之一。“SEE这次资助38万元，主要用于环保组织的培训和交流。SEE资助的思路是，通过扎多在当地的影响力，并以点带面，发动牧民自发组织成为环保的主力。”
探索乡村体系
“整体的大环境在遭受资本的侵袭。我们花费十年保护的东西，资本进来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够毁于一旦。但是，多做一些，就会变化一点。当地老百姓并不懂，外来的资本与权力结合力量太强势。”扎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得不承认三江源地区的环保工作在推动过程中困难重重。
在扎多眼里，社区与当局共管的模式需要有陪伴，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环保行动中。在转型发展的这个社会环境中，乡村并没有受到重视，比如乡村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那都是针对城市而言的概念，乡村没有就业岗位。很多乡村的志愿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任何角色和权力。而理想的乡村状态应该是有很多工作岗位，在农村工作的年轻人拥有他的社会角色和权利。
此外，在鼓动社区模式的同时，还需要寻找具有社会效应的长效机制。扎多最近徒步了3600公里，走访了9个乡村和16个乡村环保基地，发现7个乡村50名乡村生态环保协理员，都没有收入，如何让志愿者在做公益的同时解决生活问题是社区模式长期发展的关键之处。扎多提出了三江源乡村社区绿色公益服务网络和绿色乡村环保协理员客栈网络建设。内地的朋友去旅游就可以带来收入。
王亦庆向本刊透露，在SEE资助的另一家民间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则已经先行先试。山水在大熊猫的故乡推出了一款“熊猫蜂蜜”，鼓励当地的农民养殖蜂蜜，这样为熊猫繁殖提供更加良好的生态系统。消费者购买这款蜂蜜的价格比其他要高，但通过山水将产品挣来的钱再投入当地生态环境保护，这样农民不必上山砍树卖钱同样能够生活下去。
王亦庆说，SEE计划创新三江源生态的产品，通过购买产品，形成收益，将收益用于生态保护，形成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互动循环。“国家未来将投入400亿元用于三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像扎多这样的民间环保机构的行为与成果开始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政府也也希望能够共同创新一些保护方式。这对民间环保机构来说一个很好的契机，也许可能会部分用于购买当地的环保服务。” 王亦庆表示，至少扎多所担忧的经济困境只能让协会的项目走一步算一步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而政府层面的转向，也将意味着国家对三江源保护工作思路的改进与政策的可能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