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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内政类似，安倍在外交方面同样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自我彰显特性。他以“战略性姿态”主动出击，试图提升战略自主，拓展国际空间，引导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战略格局。安倍外交对日本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提升效应，但仍未能解决其深层次或结构性问题。
安倍外交的总体历程与背景
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安倍以积极姿态开展外交活动。同年12月26日，安倍在首相就任记者会上声称：“有必要从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发挥综合力，战略性地开展外交。”2020年1月20日，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讲中简要总结了七年多的外交历程，称自己“努力与各国首脑建立信赖关系，并为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问题而发挥主导作用”。截止到宣布辞职时，安倍出访已达81次，到访80个国家和地区，飞行总里程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多，创下历任日本首相之最。除了较高强度的首脑外交外，安倍还以“政策开拓者”姿态，高调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理念及口号，如“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等，安倍也经常骄傲地宣称，自己在“开拓日本外交新地平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推进“战略性外交”方面，安倍再度执政七年多的理念与行动，实际上在其2006～2007年首次执政时就有所展现。2006年9月底上台后，安倍即于10月初首访中、韩，11月和12月访问越、菲，2007年又迅速访问了欧洲四国（英德法比）、美国、沙特等中东五国，以及印尼、印度等亚太近邻。“俯瞰地球仪”布局已现端倪。安倍在印度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两洋交汇”理念，倡议日美澳印“四国联盟”，这为后来日本版的“印太战略”埋下了伏笔。这个意义上说，2012年底安倍再度上台并长期执政，使其首次执政时谋划但未能展开的“战略性外交”逐步实现并得以延续，而其产生的效果又为安倍长期执政提供了一定政绩支持。
安倍外交的时代背景，是近15年来的国际变局，特别是大国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重构的深刻变化。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日益担忧日本因硬实力相对衰退而导致国际地位下降，同时又坚守着摆脱“战后体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建设“强大日本”的理想。在这些战略共识下，安倍外交形成了维持战略活跃、增强战略自主的基本目标。日方认为，这是在复杂环境中捍卫国家利益、谋求行动空间的必要前提，更是保住国际地位、争取政治威望的关键路径。2013年1月28日，安倍在再次任首相后的首次国会演说中强调，要“创造强有力的日本”，“如果丧失了‘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气概，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开拓光明的未来”。同年2月23日，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演讲时又称，日本“绝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重新担任首相，而日本也将东山再起”。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自我荣誉感与尊严诉求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进取甚至强硬。”驱动安倍外交的核心动力，正是对日本主体性、独立性的强烈主张，以及通过战略活跃度实现国家利益与尊严的积极诉求。
安倍外交的内容、成效及问题
安倍外交包括多个方面，如以对美中欧俄等全球战略力量关系为主体的大国外交，以印太为重点并覆盖全球的地缘战略外交，以拓展对外经贸网络、参与区域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以倡导维护所谓“基本价值观”并深化与西方“民主盟国”合作为指向的“价值观外交”，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强化军事政策对外输出与海外安全伙伴建设的安保外交，等等。这些方面彼此密切关联，相互混杂融合，形成了一套可灵活转换的政策体系。随着形势发展与实践推进，安倍试图在外交理念上“创新并引导”，更着重突出其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安倍外交基本思想和手段仍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实力主义外交。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的，安倍从建立有利于己的实力均势出发，实施了多边协调加制衡的“俾斯麦外交”，试图主导大国间协调，并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经过持续政策投入，安倍外交取得了一些有利于日本的效果。首先，它基本扭转了此前日本外交格局的收缩势头。安倍执政前，日本首相更替频繁，连带导致外交政策缺乏延续性，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显著下降。而安倍在任内终结了日本首相十年左右未访俄罗斯、中亚和拉美的历史，重新撑起了日本外交的全球布局。
其次，它确实改善了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日本在有效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改善了中日关系及日欧关系，避免了在大国博弈的巨浪中被“瞬间吞没”的危险，并稳住了阵脚。
再次，它有效提升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安倍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场合，以及各种国际事务中积极扮演“协调者”角色，体现了政治行动力，并彰显了日本在参与乃至引领国际合作的价值性主张、道义性立场与公益性贡献。
最后，它提振了日本外交士气，激活了外交决策机制活力，推动了相关组织体制改革进程。
当然，安倍外交结果远非完美，并留下了诸多“未竟之业”。
安倍外交对软实力与战略行动力的调动，尚无法完全弥补硬实力衰退带来的问题。在国际事务领域，日本频频发起动议，但日益欠缺单方面推动议程的能力。原本主导各国际组织的老一代日本外交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的“国际派”面临着更新换代的挑战。
面对美国，日本既无法抗拒其压力，又期望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以短期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的战略自主。图为2017年2月安倍夫妇访问美国。
在大国外交特别是中美之间，安倍外交仍无法纠正其固有的“战略扭曲”。面对美国，日本既无法抗拒其压力，又期望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以短期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的战略自主;而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常态”，日本的战略心理始终难以完成理性调适，导致其对华政策两面性。
安倍外交在周边长期陷入困局。日韩关系最终跌至历史最低点。安倍在辞职讲话中也对未能实现对朝、对俄外交目标而“痛悔”。本质上，安倍政权由于坚持保守政治历史观而难以与邻国做出历史和解，同时又坚持强化日美同盟，而激化了区域安全对抗。日本无法与以上冷战遗产彻底剥离，决定了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落空。
“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走向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权力转移与秩序重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同时，安倍繼任者短期内很难具备安倍那样的强势地位与政策手腕，因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波动。新首相竞争者呼声最高的官房长官菅义伟长于内政及危机管理，而在对外政策上总体缺乏经验及实绩。但同时，他又长期处于安倍政权核心，本身是“安倍路线”的主要参与者与忠实执行者。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如果安倍继任者想要实现长期执政，外交上脚踏实地“守成”，在维持安倍对外战略大方针基础上，逐步凸显自身政策特色，应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在“后安倍时代”，安倍继任者的外交手段将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当前，国际变局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考虑到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加剧，日本希望在中美间维持有利站位、对冲潜在风险的难度或将增大，其战略自主性也将受到考验。目前，日本正观望美国大选形势，并将重整对美政治沟通渠道、巩固日美战略合作基础作为优先目标。同时，日本对美国等西方世界实力、规则及价值体系的偏向及依赖仍将维持下去。不过，基于中日间无法切割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日本亦仍将保持对华协调政策。日本还将继续在中美之外寻找“第三条出路”，包括加强与欧盟的战略合作，使日欧联合发挥中美之外“第三极”作用;在伙伴网络建设及秩序规则推广两个维度上持续推进“印太构想”，确保其成为日本全球外交的稳定基础。另外，日本还必须响应疫情下国家利益的需求，让外交政策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安全、供应链自主与高新技术优势保全等目标。正如一些日本外交人士指出的，“如何让安倍时代的遗产在新的不确定时代仍能产生红利，是日本外交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
安倍外交的总体历程与背景
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安倍以积极姿态开展外交活动。同年12月26日，安倍在首相就任记者会上声称：“有必要从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发挥综合力，战略性地开展外交。”2020年1月20日，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讲中简要总结了七年多的外交历程，称自己“努力与各国首脑建立信赖关系，并为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问题而发挥主导作用”。截止到宣布辞职时，安倍出访已达81次，到访80个国家和地区，飞行总里程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多，创下历任日本首相之最。除了较高强度的首脑外交外，安倍还以“政策开拓者”姿态，高调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理念及口号，如“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等，安倍也经常骄傲地宣称，自己在“开拓日本外交新地平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推进“战略性外交”方面，安倍再度执政七年多的理念与行动，实际上在其2006～2007年首次执政时就有所展现。2006年9月底上台后，安倍即于10月初首访中、韩，11月和12月访问越、菲，2007年又迅速访问了欧洲四国（英德法比）、美国、沙特等中东五国，以及印尼、印度等亚太近邻。“俯瞰地球仪”布局已现端倪。安倍在印度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两洋交汇”理念，倡议日美澳印“四国联盟”，这为后来日本版的“印太战略”埋下了伏笔。这个意义上说，2012年底安倍再度上台并长期执政，使其首次执政时谋划但未能展开的“战略性外交”逐步实现并得以延续，而其产生的效果又为安倍长期执政提供了一定政绩支持。
安倍外交的时代背景，是近15年来的国际变局，特别是大国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重构的深刻变化。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日益担忧日本因硬实力相对衰退而导致国际地位下降，同时又坚守着摆脱“战后体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建设“强大日本”的理想。在这些战略共识下，安倍外交形成了维持战略活跃、增强战略自主的基本目标。日方认为，这是在复杂环境中捍卫国家利益、谋求行动空间的必要前提，更是保住国际地位、争取政治威望的关键路径。2013年1月28日，安倍在再次任首相后的首次国会演说中强调，要“创造强有力的日本”，“如果丧失了‘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气概，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开拓光明的未来”。同年2月23日，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演讲时又称，日本“绝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重新担任首相，而日本也将东山再起”。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自我荣誉感与尊严诉求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进取甚至强硬。”驱动安倍外交的核心动力，正是对日本主体性、独立性的强烈主张，以及通过战略活跃度实现国家利益与尊严的积极诉求。
安倍外交的内容、成效及问题
安倍外交包括多个方面，如以对美中欧俄等全球战略力量关系为主体的大国外交，以印太为重点并覆盖全球的地缘战略外交，以拓展对外经贸网络、参与区域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以倡导维护所谓“基本价值观”并深化与西方“民主盟国”合作为指向的“价值观外交”，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强化军事政策对外输出与海外安全伙伴建设的安保外交，等等。这些方面彼此密切关联，相互混杂融合，形成了一套可灵活转换的政策体系。随着形势发展与实践推进，安倍试图在外交理念上“创新并引导”，更着重突出其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安倍外交基本思想和手段仍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实力主义外交。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的，安倍从建立有利于己的实力均势出发，实施了多边协调加制衡的“俾斯麦外交”，试图主导大国间协调，并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经过持续政策投入，安倍外交取得了一些有利于日本的效果。首先，它基本扭转了此前日本外交格局的收缩势头。安倍执政前，日本首相更替频繁，连带导致外交政策缺乏延续性，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显著下降。而安倍在任内终结了日本首相十年左右未访俄罗斯、中亚和拉美的历史，重新撑起了日本外交的全球布局。
其次，它确实改善了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日本在有效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改善了中日关系及日欧关系，避免了在大国博弈的巨浪中被“瞬间吞没”的危险，并稳住了阵脚。
再次，它有效提升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安倍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场合，以及各种国际事务中积极扮演“协调者”角色，体现了政治行动力，并彰显了日本在参与乃至引领国际合作的价值性主张、道义性立场与公益性贡献。
最后，它提振了日本外交士气，激活了外交决策机制活力，推动了相关组织体制改革进程。
当然，安倍外交结果远非完美，并留下了诸多“未竟之业”。
安倍外交对软实力与战略行动力的调动，尚无法完全弥补硬实力衰退带来的问题。在国际事务领域，日本频频发起动议，但日益欠缺单方面推动议程的能力。原本主导各国际组织的老一代日本外交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的“国际派”面临着更新换代的挑战。
在大国外交特别是中美之间，安倍外交仍无法纠正其固有的“战略扭曲”。面对美国，日本既无法抗拒其压力，又期望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以短期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的战略自主;而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常态”，日本的战略心理始终难以完成理性调适，导致其对华政策两面性。
安倍外交在周边长期陷入困局。日韩关系最终跌至历史最低点。安倍在辞职讲话中也对未能实现对朝、对俄外交目标而“痛悔”。本质上，安倍政权由于坚持保守政治历史观而难以与邻国做出历史和解，同时又坚持强化日美同盟，而激化了区域安全对抗。日本无法与以上冷战遗产彻底剥离，决定了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落空。
“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走向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权力转移与秩序重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同时，安倍繼任者短期内很难具备安倍那样的强势地位与政策手腕，因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波动。新首相竞争者呼声最高的官房长官菅义伟长于内政及危机管理，而在对外政策上总体缺乏经验及实绩。但同时，他又长期处于安倍政权核心，本身是“安倍路线”的主要参与者与忠实执行者。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如果安倍继任者想要实现长期执政，外交上脚踏实地“守成”，在维持安倍对外战略大方针基础上，逐步凸显自身政策特色，应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在“后安倍时代”，安倍继任者的外交手段将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当前，国际变局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考虑到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加剧，日本希望在中美间维持有利站位、对冲潜在风险的难度或将增大，其战略自主性也将受到考验。目前，日本正观望美国大选形势，并将重整对美政治沟通渠道、巩固日美战略合作基础作为优先目标。同时，日本对美国等西方世界实力、规则及价值体系的偏向及依赖仍将维持下去。不过，基于中日间无法切割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日本亦仍将保持对华协调政策。日本还将继续在中美之外寻找“第三条出路”，包括加强与欧盟的战略合作，使日欧联合发挥中美之外“第三极”作用;在伙伴网络建设及秩序规则推广两个维度上持续推进“印太构想”，确保其成为日本全球外交的稳定基础。另外，日本还必须响应疫情下国家利益的需求，让外交政策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安全、供应链自主与高新技术优势保全等目标。正如一些日本外交人士指出的，“如何让安倍时代的遗产在新的不确定时代仍能产生红利，是日本外交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