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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阳还在狱中时,何母受邀参加一个策划业的峰会,替儿子领回一个奖章。何母问主办方为何颁奖给一个囚犯,对方说:“这是历史。”
何阳,一个号称“点遍中国”的点子大王,当年企业主想与他吃顿饭,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3万元。十年前,何阳却阴沟里翻船,以诈骗罪入狱。2009年6月,何阳出狱,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套老旧的居室内,他期望“翻案正名”,也意图重出江湖。不过,十年已过,世间已是另一种繁华,江湖还会是他的那个江湖吗?他能否再次“点遍中国”吗?
11月下旬,北京已是寒冬,建国门外大街一幢建于上个世纪末的高层商品楼的一层,推开破旧的一扇小门,经过狭窄幽暗的通道,进入到何阳家的客厅,因为主人入狱十年,这里还处处遗留着十年前的陈旧气息。
当年花费好几万元的高档电视机与音箱套装,如今成了留着无用、弃之不舍的摆设;铁制小茶几是何阳当年自己的发明,今天他仍然会给来客演示抽屉的多种功能。
这幢在北京黄金地段的房子,周边却是一片残破景象,被垃圾与断壁残垣包围着。
十年前,这是北京首批商品房之一。当年,张国立等好几个明星都住这里,何阳也住在这里,只不过这里只是何阳在北京的多处房产之一,而且,“那时侯我开宝马,张国立连车都没有。”何阳说。
光辉岁月
六个月前,何阳从监狱刑满回来,新华社用“点子归来,大王不再”的标题,报道了何阳的出狱。
现在何阳与从监狱带出来的助手住在这里,一日三餐靠叫外卖解决,出门的交通工具以地铁为主。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位蜗居在此的53岁中年男子的往昔荣耀早已湮没其中。
但是,何阳仍以自己的方式在这间老房子里延续着自己的骄傲。他在家中墙上的地图用照片拼出当年去全国各地演讲的盛况,现在他常常在此接受媒体采访拍照,他常常与来访者聊上三五个小时,回顾他的往昔光荣岁月。
彼时,何阳从大学化学高分子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收入稳定。父亲是工程师,26岁时月薪已经拿到102元,母亲是医生,收入也颇丰,外公外婆还常从台湾寄美金过来,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何阳的日子过得悠闲富足。
然而,1988年,在32岁的某天早晨醒来,何阳突发感慨,已是而立之年,如果再不做出成绩,这辈子也就如此过了,想想以后虽然生活无忧却乏味可见的人生,何阳辞职了。
何阳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咨询策划上。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策划的料,在他的一本书里,何阳曾提到,自己的智商测试分数距离满分只有两分。
今天,回忆起当初,何阳依然陶醉其中:“有人喜欢听我说话,还给我钱,哪里有这么好的职业。” 他一点不掩饰自己的表达欲,他说自己喜欢被媒体围着的感觉,喜欢站在演讲台上给企业主或者大学生们讲课,那是一种被奉上神坛的美妙感觉。
何阳常常说,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当时都是他的学生。事实上,这些“学生”并没有经过拜师学艺的仪式,可能只是在他许多次演讲中的一名听众而已。何阳家中保留着大量当年巡讲的照片及新闻报道资料。其中有一张牛根生与何阳的合影,牛抱着一张“优秀学员”的奖状。
当年何阳究竟有多红?那时刘晓庆的出场费是四万元,何阳的出场费两万元起算,企业主要想与他吃顿饭,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三万元。听何阳报告的门票一般都是数百元,压过当时香港“四大天王”到大陆演出的票价。
他是中国第一个走遍全国29个以上省市地区的巡讲人,所到之处,当地重要领导亲自接机,省级报纸头版头条提前预告,类似于“欢迎智多星何阳到我省讲课,为我省经济腾飞添砖加瓦”的标题也不鲜见。
开宝马,住别墅,两万块的皮鞋眼睛都不眨就买下来了,所到之处皆是鲜花掌声。那是一个任由何阳呼风唤雨的美好时期。当年一个记者问他:“你被哪些报纸登过?”
他不太高兴地回答:“你应该问,哪些报纸还没登过我?”
何阳翻案
十年的狱中生活,并未洗去何阳旺盛的表达欲。在他那个陈旧的客厅里,何阳一坐下来就语速飞快地侃侃而谈。跟何阳聊天其实是件费劲的事情,他语速快,话题跳跃,依然保持了演讲时常用的举例说法。
聊起自己的牢狱之灾,何阳说,“如果真说我有什么错,那就是我太正统了,太浮躁了。” 何阳坚持认为,他的入狱,是企业主与地方司法机关腐败造成的冤案错案。
“我现在主要是做翻案,因为这样一个冤案翻案后,会改变中国的法制进程,会让很多人反思。我当法制专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当法制的发言人,以后会担起这样一个角色,我会成为策划行业真正的形象代言人。”何阳说。
1999年底,何阳因涉嫌偷税、诈骗被银川警方拘捕。告何阳诈骗的是夏虹钢,当年的媒体报道,夏虹钢曾花10万元请何阳出点子,并转账100万元给何阳,由何阳负责联系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但事过半年,未见广告播出,他向何阳索要剩余71万元广告费时遭拒,遂报案。
而何阳自己的说法是,当时夏虹钢的公司与政府关系很好,有机会跟政府贷款1500万元用于企业发展,但需要有人能出面担保。“当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人有能力做此担保,他们就找到了我。”于是何阳出面为夏虹钢的“酸妞”公司担保向政府贷款1500万元,并从中获取10%也就是150万元担保佣金。后来因为夏虹钢与政府主要官员的关系发生变化,“酸妞”公司的贷款只拿到了700万元,而且还面临着被政府追回这笔款项的风险。“他们为了申请企业破产,就编谎言说被我诈骗了。”
在他的旧客厅里,何阳为记者一一列出他已经找到的、自认为足以翻案的证据。当年是“知识英雄”,现在他要做维权英雄——他深信一旦翻案成功,“何阳事件”将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孙志刚事件”,对中国司法系统的腐败形成重击,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
他强调自己在案子宣判时及入狱后,都是笑着的,是乐观的,因为自信是冤案,真相一定会大白。据说湖北宜昌有个女子,在2005年跟何阳交流后,坚信他是被冤的,每月给他寄东西,直到他出狱。
何阳向记者描述在狱中的生活:看书,研究法制,撰写监狱故事。甚至由于有钱,他在狱中的起居生活都有人帮忙打理,洗脚水都有人接好给他。狱友们都叫他“何老师”,何老师也常给他们上课,教他们文化课和法律。犯人们有心理问题,狱警也经常让何阳解决。“他能把犯人说哭,服服帖帖。”何阳的狱友说。
在狱中,如果有新进来的混混想欺负何阳,就会被更凶狠的犯人教训。“黑老大都以结识我为荣,很照顾我。”何阳说,大部分低素质的罪犯,内心深处还是很尊重知识分子。“他们都知道我是学者,在做研究。”他有笔记本电脑,有无线网络,偶尔偷偷地上上网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了解外界的主要手段还是看朋友寄给他的杂志、报纸。在谈到狱中生活的遗憾时,何阳承认,最大的损失是不能跟社会接触。
重出江湖
“先翻案,完了我肯定会干回我的老本行,我还是要做策划。现在很多企业来找我,但我暂时还不愿意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产品创新,出点子。”何阳对自己的复出之路踌躇满志。
“我们国家是一个生产大国,但不是一个创新大国,技术含量太低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灶具蒸的时间长就会把锅烧坏了。其实你想想,如果我做个定时开关,问题不就解决了。我们有那么多灶具厂,却没有人琢磨。”
记者忍不住告诉他:“你都十年没有接触产品了啊,能定时的灶具也早有了。”
何阳说:“但是产品创意是永远需要的。就跟医生一样,永远都有用的。”
在服刑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是不是感觉到与时代脱节了呢?
何阳否认。“有些人觉得我对社会不了解,实际上,我了解更多。比如说许霆案,普通人寥寥看一眼就过去了,我会一整天都在琢磨。在里边会有一个新的思维方法,我会更注意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再下判断。而且我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化了,以前我是富人,买双皮鞋都要花一两万,但进去(坐牢)后我会考虑穷人的角度。”
何阳坚信,“我这个能力(策划)没人取代,历史位置也没有人取代。很多人都在猜测我可能不行了,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这个点子大王的名气主要是作用到企业老板身上,他们现在恰恰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当初是听过我讲课的大学学生,我是有群众基础的。”
有一名网友在何阳的博客上留言:“何阳我终于找到你了。”这句话让何阳记住了,他告诉记者:“他们都没忘记我啊!”
他的博客直截了当地以“点子大王何阳”为名。这个带着浓厚历史尘土味的博客名下,是一串同样带着沧桑感的自述——“一位普通知识分子传奇的人生际遇;一段点石成金的近代传说;一个风靡全国的点子时代”。
只是,这个博客的点击率微小,跟帖者寥寥。甚至有策划人刻薄地说,现在还用“点子大王”这个提法,是会被笑话的。
在互联网最高速发展的十年里,何阳在高墙内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江湖,还会是何阳的那个江湖吗?
有数据显示,现在从事商业策划行业的有150万人,当初何阳一枝独秀的时期早已灰飞烟灭。当年曾报道过何阳事件的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认为,何阳再难笑对江湖了。王安甚至认为,“如果何阳还是认为别人在陷害他,那他这十年在监狱是白呆了。”
80后策划人代表肖承胜在刚入行时曾系统地学习过何阳的书,他对何阳的重出江湖也抱着并不乐观的态度,“何阳重振江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科技发展非常迅速,信息流动非常快,模仿抄袭很容易,现在的山寨文化很发达,要想再靠一个点子来重振江湖,没有优势。”
当年何阳的工作室在顶峰时期包括何阳在内有四个人。十年过后,其余三人中,王文京是用友软件的创始人,张大中是大中电器的董事长,另一位现在在造飞机。
何阳还在狱中时,媒体评出“影响新中国青年的十大英雄”,何阳以“知识英雄”的身份,与雷锋、陈景润、邓丽君等名列其中。 何母还受邀参加一个策划业的峰会,替儿子领回一个奖章。何母问主办方为何颁奖给一个囚犯,对方说,“这是历史。”
十年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另一种繁华。曾经沧海难为水,从人生巅峰跌入谷底,时间将历史埋在了这个曾经骄傲的人身上。(编辑/张本科)
何阳,一个号称“点遍中国”的点子大王,当年企业主想与他吃顿饭,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3万元。十年前,何阳却阴沟里翻船,以诈骗罪入狱。2009年6月,何阳出狱,在北京东直门外一套老旧的居室内,他期望“翻案正名”,也意图重出江湖。不过,十年已过,世间已是另一种繁华,江湖还会是他的那个江湖吗?他能否再次“点遍中国”吗?
11月下旬,北京已是寒冬,建国门外大街一幢建于上个世纪末的高层商品楼的一层,推开破旧的一扇小门,经过狭窄幽暗的通道,进入到何阳家的客厅,因为主人入狱十年,这里还处处遗留着十年前的陈旧气息。
当年花费好几万元的高档电视机与音箱套装,如今成了留着无用、弃之不舍的摆设;铁制小茶几是何阳当年自己的发明,今天他仍然会给来客演示抽屉的多种功能。
这幢在北京黄金地段的房子,周边却是一片残破景象,被垃圾与断壁残垣包围着。
十年前,这是北京首批商品房之一。当年,张国立等好几个明星都住这里,何阳也住在这里,只不过这里只是何阳在北京的多处房产之一,而且,“那时侯我开宝马,张国立连车都没有。”何阳说。
光辉岁月
六个月前,何阳从监狱刑满回来,新华社用“点子归来,大王不再”的标题,报道了何阳的出狱。
现在何阳与从监狱带出来的助手住在这里,一日三餐靠叫外卖解决,出门的交通工具以地铁为主。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位蜗居在此的53岁中年男子的往昔荣耀早已湮没其中。
但是,何阳仍以自己的方式在这间老房子里延续着自己的骄傲。他在家中墙上的地图用照片拼出当年去全国各地演讲的盛况,现在他常常在此接受媒体采访拍照,他常常与来访者聊上三五个小时,回顾他的往昔光荣岁月。
彼时,何阳从大学化学高分子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收入稳定。父亲是工程师,26岁时月薪已经拿到102元,母亲是医生,收入也颇丰,外公外婆还常从台湾寄美金过来,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何阳的日子过得悠闲富足。
然而,1988年,在32岁的某天早晨醒来,何阳突发感慨,已是而立之年,如果再不做出成绩,这辈子也就如此过了,想想以后虽然生活无忧却乏味可见的人生,何阳辞职了。
何阳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咨询策划上。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策划的料,在他的一本书里,何阳曾提到,自己的智商测试分数距离满分只有两分。
今天,回忆起当初,何阳依然陶醉其中:“有人喜欢听我说话,还给我钱,哪里有这么好的职业。” 他一点不掩饰自己的表达欲,他说自己喜欢被媒体围着的感觉,喜欢站在演讲台上给企业主或者大学生们讲课,那是一种被奉上神坛的美妙感觉。
何阳常常说,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当时都是他的学生。事实上,这些“学生”并没有经过拜师学艺的仪式,可能只是在他许多次演讲中的一名听众而已。何阳家中保留着大量当年巡讲的照片及新闻报道资料。其中有一张牛根生与何阳的合影,牛抱着一张“优秀学员”的奖状。
当年何阳究竟有多红?那时刘晓庆的出场费是四万元,何阳的出场费两万元起算,企业主要想与他吃顿饭,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三万元。听何阳报告的门票一般都是数百元,压过当时香港“四大天王”到大陆演出的票价。
他是中国第一个走遍全国29个以上省市地区的巡讲人,所到之处,当地重要领导亲自接机,省级报纸头版头条提前预告,类似于“欢迎智多星何阳到我省讲课,为我省经济腾飞添砖加瓦”的标题也不鲜见。
开宝马,住别墅,两万块的皮鞋眼睛都不眨就买下来了,所到之处皆是鲜花掌声。那是一个任由何阳呼风唤雨的美好时期。当年一个记者问他:“你被哪些报纸登过?”
他不太高兴地回答:“你应该问,哪些报纸还没登过我?”
何阳翻案
十年的狱中生活,并未洗去何阳旺盛的表达欲。在他那个陈旧的客厅里,何阳一坐下来就语速飞快地侃侃而谈。跟何阳聊天其实是件费劲的事情,他语速快,话题跳跃,依然保持了演讲时常用的举例说法。
聊起自己的牢狱之灾,何阳说,“如果真说我有什么错,那就是我太正统了,太浮躁了。” 何阳坚持认为,他的入狱,是企业主与地方司法机关腐败造成的冤案错案。
“我现在主要是做翻案,因为这样一个冤案翻案后,会改变中国的法制进程,会让很多人反思。我当法制专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当法制的发言人,以后会担起这样一个角色,我会成为策划行业真正的形象代言人。”何阳说。
1999年底,何阳因涉嫌偷税、诈骗被银川警方拘捕。告何阳诈骗的是夏虹钢,当年的媒体报道,夏虹钢曾花10万元请何阳出点子,并转账100万元给何阳,由何阳负责联系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但事过半年,未见广告播出,他向何阳索要剩余71万元广告费时遭拒,遂报案。
而何阳自己的说法是,当时夏虹钢的公司与政府关系很好,有机会跟政府贷款1500万元用于企业发展,但需要有人能出面担保。“当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人有能力做此担保,他们就找到了我。”于是何阳出面为夏虹钢的“酸妞”公司担保向政府贷款1500万元,并从中获取10%也就是150万元担保佣金。后来因为夏虹钢与政府主要官员的关系发生变化,“酸妞”公司的贷款只拿到了700万元,而且还面临着被政府追回这笔款项的风险。“他们为了申请企业破产,就编谎言说被我诈骗了。”
在他的旧客厅里,何阳为记者一一列出他已经找到的、自认为足以翻案的证据。当年是“知识英雄”,现在他要做维权英雄——他深信一旦翻案成功,“何阳事件”将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孙志刚事件”,对中国司法系统的腐败形成重击,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
他强调自己在案子宣判时及入狱后,都是笑着的,是乐观的,因为自信是冤案,真相一定会大白。据说湖北宜昌有个女子,在2005年跟何阳交流后,坚信他是被冤的,每月给他寄东西,直到他出狱。
何阳向记者描述在狱中的生活:看书,研究法制,撰写监狱故事。甚至由于有钱,他在狱中的起居生活都有人帮忙打理,洗脚水都有人接好给他。狱友们都叫他“何老师”,何老师也常给他们上课,教他们文化课和法律。犯人们有心理问题,狱警也经常让何阳解决。“他能把犯人说哭,服服帖帖。”何阳的狱友说。
在狱中,如果有新进来的混混想欺负何阳,就会被更凶狠的犯人教训。“黑老大都以结识我为荣,很照顾我。”何阳说,大部分低素质的罪犯,内心深处还是很尊重知识分子。“他们都知道我是学者,在做研究。”他有笔记本电脑,有无线网络,偶尔偷偷地上上网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了解外界的主要手段还是看朋友寄给他的杂志、报纸。在谈到狱中生活的遗憾时,何阳承认,最大的损失是不能跟社会接触。
重出江湖
“先翻案,完了我肯定会干回我的老本行,我还是要做策划。现在很多企业来找我,但我暂时还不愿意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产品创新,出点子。”何阳对自己的复出之路踌躇满志。
“我们国家是一个生产大国,但不是一个创新大国,技术含量太低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灶具蒸的时间长就会把锅烧坏了。其实你想想,如果我做个定时开关,问题不就解决了。我们有那么多灶具厂,却没有人琢磨。”
记者忍不住告诉他:“你都十年没有接触产品了啊,能定时的灶具也早有了。”
何阳说:“但是产品创意是永远需要的。就跟医生一样,永远都有用的。”
在服刑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是不是感觉到与时代脱节了呢?
何阳否认。“有些人觉得我对社会不了解,实际上,我了解更多。比如说许霆案,普通人寥寥看一眼就过去了,我会一整天都在琢磨。在里边会有一个新的思维方法,我会更注意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再下判断。而且我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化了,以前我是富人,买双皮鞋都要花一两万,但进去(坐牢)后我会考虑穷人的角度。”
何阳坚信,“我这个能力(策划)没人取代,历史位置也没有人取代。很多人都在猜测我可能不行了,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这个点子大王的名气主要是作用到企业老板身上,他们现在恰恰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当初是听过我讲课的大学学生,我是有群众基础的。”
有一名网友在何阳的博客上留言:“何阳我终于找到你了。”这句话让何阳记住了,他告诉记者:“他们都没忘记我啊!”
他的博客直截了当地以“点子大王何阳”为名。这个带着浓厚历史尘土味的博客名下,是一串同样带着沧桑感的自述——“一位普通知识分子传奇的人生际遇;一段点石成金的近代传说;一个风靡全国的点子时代”。
只是,这个博客的点击率微小,跟帖者寥寥。甚至有策划人刻薄地说,现在还用“点子大王”这个提法,是会被笑话的。
在互联网最高速发展的十年里,何阳在高墙内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江湖,还会是何阳的那个江湖吗?
有数据显示,现在从事商业策划行业的有150万人,当初何阳一枝独秀的时期早已灰飞烟灭。当年曾报道过何阳事件的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认为,何阳再难笑对江湖了。王安甚至认为,“如果何阳还是认为别人在陷害他,那他这十年在监狱是白呆了。”
80后策划人代表肖承胜在刚入行时曾系统地学习过何阳的书,他对何阳的重出江湖也抱着并不乐观的态度,“何阳重振江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科技发展非常迅速,信息流动非常快,模仿抄袭很容易,现在的山寨文化很发达,要想再靠一个点子来重振江湖,没有优势。”
当年何阳的工作室在顶峰时期包括何阳在内有四个人。十年过后,其余三人中,王文京是用友软件的创始人,张大中是大中电器的董事长,另一位现在在造飞机。
何阳还在狱中时,媒体评出“影响新中国青年的十大英雄”,何阳以“知识英雄”的身份,与雷锋、陈景润、邓丽君等名列其中。 何母还受邀参加一个策划业的峰会,替儿子领回一个奖章。何母问主办方为何颁奖给一个囚犯,对方说,“这是历史。”
十年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另一种繁华。曾经沧海难为水,从人生巅峰跌入谷底,时间将历史埋在了这个曾经骄傲的人身上。(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