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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不是一蹴而就的工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顺利实现的事情。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顺应新的时代和实践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化对执政党的主观认识，着力转变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确立科学的执政理论、执政思维、执政方式，迈出了中国共产党转型步伐。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 政党转型
政党转型，是指一个政党随着其所处的地位、面临的任务及执政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对其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等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客观上已经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地位向执政党地位的转变。革命党执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公权力不再作为政党要反抗的对象存在，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处在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状态，需要扮演执政党的角色，重新界定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由革命党角色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工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顺利实现的事情。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命题，顺应新的时代和实践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来推进党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化对执政党的主观认识，着力转变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确立科学的执政理论、执政思维、执政方式，再次迈出了中国共产党转型步伐。
一、坚持依法执政，规范党政关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执政党如何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转型中必须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长期的治党治国实践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卓识，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规范党政关系等一系列闪耀着智慧光芒的重要思想。
1.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内容。什么是党的领导？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1]p217-218。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这就充分说明，共产党不是国家政权，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不能也不应对政权机关直接指挥和管理。没有权力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邓小平对党的职能定位为三个方面，一是党要抓大事，保证党在大政方针和用人决策上的正确性。二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突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三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2.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依法执政的主要含义党的执政活动的法治化，使党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邓小平深刻总结宪法和法律被破坏的教训，针对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突出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1982年宪法都正式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为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提供了最高最权威的法律依据。
3.明确提出党政分开。依法执政的逻辑起点就是党政分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在谈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多次强调，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是滋长官僚主义，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主要根源。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2]p177为什么要把解决党政分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位？邓小平解释说，一是实行党政分开，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因为政府机关“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2]p179。二是实行党政分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长期以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难以根除，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三是实行党政分开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由来已久，积习很深，人们常常把加强党的领导等同于以党代政，等同于党组织直接包办干预。不破除和改革这种观念和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深入，党的领导地位就无法真正得到加强和改善。
二、提高执政绩效，密切党群关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p217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是革命的“斗争工具”，党群关系建设以阶级斗争为基点，中国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战争功绩赢得人民的认同。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后，共产党必须端正执政观，体现为利益“整合的工具”。执政后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不能光躺在以往的战争功绩簿上，必须以良好的执政绩效来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邓小平以伟大的政治家的睿智，清醒地意识到密切党群关系，必须重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利益需求，解决人民群众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人民的利益整合，提高执政绩效。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对人民群众需求的认识陷入误区，偏重于精神层面，而忽视物质需求。邓小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明确地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3]p146这种完全排斥人们的正当物质利益，不从经济根源上考虑解决人民根本利益，长期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的理念，其潜在的危险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p314“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p146“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的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2]p375为此，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3]p128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3]p150。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科学论断[3]p16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实践证明，邓小平抓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积极地化解和缓解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使我们党经受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严峻政治局势的考验，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2.重视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几千年历史，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p332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时就以在政治上为人民争得民主为己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为执政党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p168党只有扩大民主的义务，没有限制民主的权利。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是发展基层民主，为调动广大职工、农民的积极性，给基层、企业、乡村的人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3.反腐倡廉，取信与民。成为执政党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关于惩治腐败，提出了具体的思路：一是决不手软，要从重从严，“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2]p153。二是反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三是反腐败要从领导干部抓起。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2]P313四是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1992年邓小平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管得严的经验。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重视党派关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执政党重视正确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强化执政意识，实现转型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界别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政党适应新形势，及时转变社会职能及发挥职能的方式，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加强政治协商、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的制度建设。
1.科学定位民主党派。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在与共产党合作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立场已逐渐向社会主义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更加接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彻底否定了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3]p186“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邓小平同志科学准确地定性了民主党派，首次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参政党”概念，确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多党合作的共同行为准则，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继续团结合作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2.继承发展了十六字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劝止了民主党派提出的“光荣结束”之举。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的提出和确定，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政策基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3.多党合作上升为基本政治制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深化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1979年10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多党合作是一项政治制度。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3]p2051987年10月，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一种制度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提出。为了推动多党合作规范化、制度化，198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据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89年底制定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文件进一步明确：“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这个《意见》是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行动准则。它标志着多党合作开始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4.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协商监督作用。早在5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他认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3]p270他还说，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主人士的监督。而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最有益的监督。“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1]p270处于执政地位，掌握着国家权力，领导着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官僚主义造成错误决策、权力失去制约产生腐败严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克服和纠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加强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因为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外部力量，而且他们还联系着相当一部分群众，加强他们对执政党的监督，可以较好地纠正错误和制止腐败。在新时期，邓小平特别注重加强民主监督。他说：“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习气。”[1]p214因此，对我们党来说，更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吴自锋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 政党转型
政党转型，是指一个政党随着其所处的地位、面临的任务及执政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对其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等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革和创新的过程。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客观上已经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地位向执政党地位的转变。革命党执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公权力不再作为政党要反抗的对象存在，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处在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状态，需要扮演执政党的角色，重新界定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由革命党角色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工夫，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顺利实现的事情。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特别是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命题，顺应新的时代和实践对执政党提出的要求来推进党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化对执政党的主观认识，着力转变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确立科学的执政理论、执政思维、执政方式，再次迈出了中国共产党转型步伐。
一、坚持依法执政，规范党政关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执政党如何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转型中必须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长期的治党治国实践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卓识，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规范党政关系等一系列闪耀着智慧光芒的重要思想。
1.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基本内容。什么是党的领导？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1]p217-218。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这就充分说明，共产党不是国家政权，不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不能也不应对政权机关直接指挥和管理。没有权力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邓小平对党的职能定位为三个方面，一是党要抓大事，保证党在大政方针和用人决策上的正确性。二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突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三是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2.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依法执政的主要含义党的执政活动的法治化，使党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邓小平深刻总结宪法和法律被破坏的教训，针对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突出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1982年宪法都正式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为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提供了最高最权威的法律依据。
3.明确提出党政分开。依法执政的逻辑起点就是党政分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1986年9月至11月，邓小平在谈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多次强调，高度集权、党政不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是滋长官僚主义，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的主要根源。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2]p177为什么要把解决党政分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位？邓小平解释说，一是实行党政分开，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因为政府机关“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2]p179。二是实行党政分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长期以来，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难以根除，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三是实行党政分开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由来已久，积习很深，人们常常把加强党的领导等同于以党代政，等同于党组织直接包办干预。不破除和改革这种观念和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深入，党的领导地位就无法真正得到加强和改善。
二、提高执政绩效，密切党群关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p217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是革命的“斗争工具”，党群关系建设以阶级斗争为基点，中国共产党以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战争功绩赢得人民的认同。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后，共产党必须端正执政观，体现为利益“整合的工具”。执政后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不能光躺在以往的战争功绩簿上，必须以良好的执政绩效来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邓小平以伟大的政治家的睿智，清醒地意识到密切党群关系，必须重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利益需求，解决人民群众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人民的利益整合，提高执政绩效。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党对人民群众需求的认识陷入误区，偏重于精神层面，而忽视物质需求。邓小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明确地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3]p146这种完全排斥人们的正当物质利益，不从经济根源上考虑解决人民根本利益，长期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的理念，其潜在的危险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p314“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p146“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的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2]p375为此，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3]p128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3]p150。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科学论断[3]p16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实践证明，邓小平抓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积极地化解和缓解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使我们党经受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严峻政治局势的考验，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2.重视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中国几千年历史，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3]p332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时就以在政治上为人民争得民主为己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为执政党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p168党只有扩大民主的义务，没有限制民主的权利。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是发展基层民主，为调动广大职工、农民的积极性，给基层、企业、乡村的人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3.反腐倡廉，取信与民。成为执政党后，党手中掌握了权力。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关于惩治腐败，提出了具体的思路：一是决不手软，要从重从严，“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2]p153。二是反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三是反腐败要从领导干部抓起。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2]P313四是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1992年邓小平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管得严的经验。
三、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重视党派关系，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执政党重视正确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强化执政意识，实现转型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社会界别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政党适应新形势，及时转变社会职能及发挥职能的方式，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加强政治协商、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的制度建设。
1.科学定位民主党派。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在与共产党合作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立场已逐渐向社会主义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更加接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彻底否定了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深刻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3]p186“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邓小平同志科学准确地定性了民主党派，首次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参政党”概念，确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多党合作的共同行为准则，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新时期继续团结合作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2.继承发展了十六字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劝止了民主党派提出的“光荣结束”之举。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的提出和确定，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奠定了政策基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3.多党合作上升为基本政治制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深化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1979年10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多党合作是一项政治制度。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3]p2051987年10月，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一种制度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提出。为了推动多党合作规范化、制度化，198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据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89年底制定并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文件进一步明确：“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这个《意见》是多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行动准则。它标志着多党合作开始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4.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协商监督作用。早在5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他认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3]p270他还说，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主人士的监督。而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最有益的监督。“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1]p270处于执政地位，掌握着国家权力，领导着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官僚主义造成错误决策、权力失去制约产生腐败严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克服和纠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加强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因为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来说，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外部力量，而且他们还联系着相当一部分群众，加强他们对执政党的监督，可以较好地纠正错误和制止腐败。在新时期，邓小平特别注重加强民主监督。他说：“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习气。”[1]p214因此，对我们党来说，更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