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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既是胸怀“改造世界”凌云壮志的伟人，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凡人，更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善好施者。他经常动用自己的稿费资助他人，少则100元、200元，多则300元或500元，甚至上千元。其间发生的故事也不胜枚举，而且似乎还凸现一个特点，其中以“300元”这个数字居多。虽然现在看来300元不是个大数字，毛泽东也自称300元是“薄仪”，“聊补无米之炊”。但实际上在当时，一个大学生月工资才只有40多元，一个普通工人工资也不过50元。毛泽东的工资原定一级，每月600多元。经济困难时期，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为三级，每月404.8元，直到1976年逝世为止。由此可见，毛泽东赠送的300元人民币已经是个很不小的数字了。
毛泽东捐赠300元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从建国后才开始的。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遇到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就常常解囊相助。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7月，延安成立“边区平民剧团”，他将《论持久战》的稿费300块光洋全部捐给剧团作筹办经费。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筹建边区图书馆，毛泽东捐款100元。同月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毛泽东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1月又拿出100元寄给早年同学林中鹤“聊佐薪水”等。鲁迅图书馆1939年扩建时，毛泽东曾捐购书费近300元。1939年冬，当中山图书馆筹建新馆时，毛泽东捐款大洋300元。而延安女子大学图书馆在1939年成立时，毛泽东也捐赠了300元。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昼夜为国事操劳，但仍然惦念着故交亲友（尤其是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之家属）的生活情况，并不时地酌情汇寄300元左右救济他们。
对烈士家属
建国初期，贫苦人民仍然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而穷山僻壤的韶山冲的烈属就越发困难。鉴于此，湘潭县一位干部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韶山农村的情况，并请求政府对韶山烈士家属予以照顾。
毛泽东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同意给家乡以特殊照顾。他在回信中指出：“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此种态度，并非说，他对家乡烈士家属采取漠视，恰恰相反，他对他们是倾注了一腔深情的。每当从韶山来信或上京人员中得知烈属经济上有困难时，除写信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外，总是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或购衣、物托人转至，或汇款给予帮助，如给毛新梅烈士的兄弟、毛爱堂烈士的姐姐、贺协南烈士的父亲等都汇过钱，少则二三百，多则五六百元。而且还多次来信邀请多位烈属上北京作客或有生病者时接到北京居住和治病，临走时还给各位赠以衣、物甚至300左右的资助款。真正做到了关心周至。
杨子佳烈士的父亲杨舜琴是个乡村医生。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给他汇款200元，资助他举办医疗事业。1961年初，当得知杨舜琴生病后，毛泽东又送给他300元钱，作为医疗费用。
毛爱堂，1895年生，韶山村张旭冲人。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毛爱堂1924年3月投身革命，秘密从事农民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底，毛爱堂与毛照秋等人，追随毛泽东的足迹，也赴广州，经毛泽东介绍，参加了广东国民革命军，曾为广东省中共组织工作人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同年在湖北武昌英勇就义。
对此，他的弟弟毛爱桂并不知情，以为哥哥还可能活在人间。解放后的1949年冬，毛爱桂让外甥李敦厚代写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打听毛爱堂的下落。
1950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毛爱桂写了一封亲笔回信：
爱桂先生：
来信收到，令兄爱堂于1927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一面，以后从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是为革命牺牲的，是光荣的。
此覆，并候
阖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爱桂患有眼疾，生活极为困难。在毛泽东关心下，政府出钱帮他治好了病，其子毛泽林也被安排到株洲商业部门工作。1955年4月，毛爱桂和姐姐毛春秀去北京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招待了他們。谈话时毛泽东一再嘱咐：“你回去后，如果生活有困难，就写信来。”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游览了好多地方后，毛爱桂因记挂着家里的农活，要求尽快回去。毛泽东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没有强留。
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分别送给他们姐弟各300元钱，接济其生活。时过不久，毛泽东又给毛春秀寄来600元。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走访父老乡亲们时，亲切接见了毛爱桂，并同他合影留念；晚上设宴招待父老乡亲时，还让毛爱桂坐到了上席位。
后来，一家媒体采访了几近失明的毛爱桂老人。毛爱桂说：“毛主席他对我好哩。1952年的时候，接我到长沙的医院里治眼病，花了他好多的钱。回来时，他还托人送给我200元钱，外带200斤大米，不知道前世我祖上做了么子好事，跟他屋里共邻居。”毛爱桂继续说：“我就是怕用多了他的钱。1955年那一次去北京，是他带信来让我去的。我感谢他治好了我的病，他说不是他治好的，是医生治好的。你听，他在跟我逗耍方呢。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他就是用韶山话跟我打讲，要我讲真话，生活有困难就写信给他。他就只怕我有困难，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又塞给我300块钱，还给了我姐姐300块。我出门的时候，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跟我说，钱要细水长流地用，这些钱都是主席的稿费，包括你们来回的花销，都是从主席的稿费里开支的。我当时一听，只想把钱退给他。田家英说，主席给了就给了，这是主席的一片心意。”
陈昌，又名陈章、陈昌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是同学。后加入新民学会，成为骨干成员。陈昌和毛泽东交往甚密，在一起时是朝夕相处；分别后则常有书信来往。1920年7月，毛泽东、陈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利用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和马列主义。这年冬天，陈昌被指派回浏阳筹办分社，选定母校金江高小为社址，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在校长黄谱笙的支持与师生们的积极努力下，不出10天，分社正式开业，当场就售出《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234册。后来，陈昌任金江高小训育主任，他们利用学校为阵地，宣扬新文化、新思想，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陈昌、夏明翰、陈清河等人还组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创办了浏阳第一个革命刊物《浏阳旬刊》（后改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成为当时畅销刊物。当时在金江学校就读的宋任穷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他称金江学校为“革命摇篮”。1921年冬，经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金江学校已有夏明翰、陈昌、陈作为三名共产党员。10月上旬，经中共湘区委员会同意，中共金江学校支部秘密成立，陈昌任支部书记。这是浏阳第一个党支部。这年秋，陈昌、夏明翰、潘介棠等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金江女校”，并推动西乡20所小学开设女生班，给妇女创造了读书和受教育的机会，并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1924年，浏阳的反动当局为了打击金江高小的进步力量，威逼黄谱笙辞职，迫使陈昌、夏明翰等离校。随即，陈昌先后赴本省兰田镇、醴陵、宁乡等地做党的组织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被推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赴湘西同贺龙协商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之事，并帮助筹建了国民党水口山党部。还曾前往河南北伐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潜至贺龙部任团长，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受挫后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脱险回湘。1928年前往迁至上海的湖南省委机关工作。
1930年1月，陈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工作的途中，在澧县不幸被捕。敌人企图以高官厚薪拉拢，遭严词拒绝；继而施以酷刑，陈昌表现十分英勇，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决心“献身党的事业，死而无憾”。1930年2月23日，陈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临刑前他高呼：“革命一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的解放坚定不移、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时年36岁。
陈昌是宋任穷的革命启蒙教师。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有一次宋任穷在毛泽东处谈起陈昌、夏明翰，说他们是他在金江高小读书时的老师。在与宋任穷的谈话中毛泽东对陈昌、夏明翰的评价很高，特别称赞陈昌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情牵革命烈士及其家属的毛泽东曾收到过陈昌母女的来信，并曾亲笔回书，还汇去300元，以作生活补助——
文新同志：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
问候你的母亲。
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不久后，陈文新与6位同学一起到北京做毕业实习，她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毛主席。没想到，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开车来接她到主席家做客。1954年，已经大学毕业的陈文新将去苏联留学，正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她再次到毛泽东家里做客。因为陈文新是学土壤专业的，毛主席主要同她谈了土壤的结构、土壤里面的植物营养、植物怎么吸收营养及土壤怎么改良等问题，并具体问到在中南地区怎么改良土壤、怎么提高农业生产。毛主席教导她理论必须跟中国的实际结合。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更加坚定了她献身农业的决心。以上这些，毛主席对陈文新的关爱和鼓励，成为她一生从事农业科研的动力，激励着她竭尽才智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土壤微生物及细菌分类学家的陈文新的一大成果即是，发现了世界上第四个根瘤菌属。2001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罗哲，湖南株洲人，1902年出生于一户农家。1918年，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曾作为工业学校代表参与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由于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很快成为湖南早期学生运动的骨干，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22年，罗哲考入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后改为中俄大学），选修法政（后为法政系）。在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积极参加北京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年仅23岁的罗哲被北京俄文法政学校选为代表，率领同学向段祺瑞政府请愿。反动军警开枪镇压，罗哲为掩护同学，脚部被子弹击伤。
1926年，罗哲在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请愿斗争中，腿部又被反动军警砍伤。伤愈后，辗转抵达广州，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夏，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奉派回长沙，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組织干事。
1927年春，罗哲被调往武汉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秘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及时应付武汉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搬到毛泽东寓所居住，常与毛泽东、彭湃等在一起探讨革命的前途问题。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局势很紧张，毛泽东立即派罗哲回长沙联系党的工作，准备应变。罗哲走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很关心罗哲夫人曹云芳的生活，常来罗哲家看望。罗哲到长沙不久，就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向他汇报湖南方面的情况，并托他转给曹云芳一封信，信中要曹云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毛泽东便风趣地对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尤其是’好不好？”一句话把曹云芳逗乐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时，武汉地区局势更加紧张，毛泽东一家便和曹云芳等人一道乘火车回到长沙。当时长沙的局势也很紧张，毛泽东就建议罗哲夫妇先回罗哲老家湘潭县马家河暂避风险。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由党中央派到湖南领导发动秋收起义，8月下旬，毛泽东给罗哲夫妇写信，邀他们到长沙协助他工作。于是，罗哲夫妇又从湘潭赶到长沙北门外的沈家大屋，再一次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罗哲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军委协助毛泽东准备秋收起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常奔走于本县易俗河、株洲镇、朱亭等地，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年11月初，罗哲奉命回家乡湘潭组织秋收起义，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为恢复和发展湘潭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农武装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7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罗哲不幸被捕。经过48天严刑拷打，敌人都未从他口里得到一点他们想知道的东西，便对他下了毒手。罗哲牺牲得十分壮烈，当刽子手把他绑赴刑场时，他沿途大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呼“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和谈期间邂逅了老熟人张维。张维（1898-1975），湖南浏阳人。1915年就读于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出国进修和考察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任国民革命军长沙伤兵疗养院院长、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军二师军医处长、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教授等职。他早年与毛泽东、杨开慧、郭亮、向警予等交往甚密。在担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会长时，与同学李振翩创办《新湖南》杂志（后改《湘江评论》），聘请毛泽东任主编。他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谈话中，毛泽东得知这位20年代的战友罗哲烈士的遗孀的一些情况，便进一步急切详细地打听下去。张维告诉他，罗哲的遗孀曹云芳已去贵阳并重新组织了家庭，但关于曹云芳的再具体些的情况（尤其是联络方式），张维可惜就不知道了。
建国后，毛泽东对罗哲烈士的夫人及后代依旧牵挂在心。后来他想方设法与曹云芳取得了书信联系。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曹云芳，将亲笔题写的“罗哲烈士之墓”六个大字碑文和300元赠款一并寄来，委托为罗哲修建墓碑。毛泽东在信中说：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在湘潭县人民委员会资助下，罗哲烈士墓不久建成。1962年1月，株洲市人民委员会重新修葺罗哲烈士墓，改立祁阳石墓碑，并加墓志。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于1958年6月和1960年8月先后兩次接曹云芳到北京他家中做客，并为她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勉励她继承先烈的遗志，沿着先烈的足迹前进。
对亲戚
对于来信诉说家庭生活困难的亲友，毛泽东多数都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予接济，少则100元，多则上千元。这些事大多责成身边工作的专人经办。毛泽东的堂兄弟毛泽连、毛泽荣、外甥陈国生、同学谭世瑛、易南屏、邹普勋等人，都曾得到过毛泽东的接济。
建国后，毛泽东对外婆家的许多亲戚十分挂念，为此他一得空就数次通过写信等方式表达这份浓厚的感情，有时甚至邀请他们赴京一见。
表兄文涧泉是毛泽东的七舅文玉端的次子。毛泽东曾经毫不掩饰地对他的客人们宣布：我就是喜欢涧泉兄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个老实人，是个讲真话的人。
有一天，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文涧泉见毛泽东为韶山来的很多乡亲添置了衣服，乡亲们个个喜形于色，穿着新衣裳在丰泽园里四处走动。文涧泉看得眼热，也向毛泽东提出给自己缝制一件同样新衣的要求。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不行。平均每个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制长袍呢？”文涧泉为此闷闷不乐。但毛泽东又是重情义的，心想不能给他制新袍，也不能让他失望吧，这可是一个老实人呵。于是，毛泽东便叫工作人员将他自己一件穿过的旧袍拿了出来，送给了文涧泉。
文涧泉来过北京几次了，像其他个别乡下客一样，也想开开洋荤——坐一坐飞机。毛泽东听了，觉得不行。他想：如果那么多的堂兄弟表兄弟来了都要求坐飞机，可如何了得？便劝说道：“坐飞机太贵，还是坐火车好。”
“你当主席的，说什么飞机太贵，我不相信就买不起一张飞机票。”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主席更应该带头呵！”但为了安慰这位表兄，毛泽东又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300元钱给他，作为返乡的路费。
最使人感怀不已的是，毛泽东对赵浦珠所提问题很有分寸的处理态度。赵浦珠，湖南湘乡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他是毛泽东七舅母的侄子，毛泽覃发妻赵先桂的堂兄。
土改中，赵浦珠被划成地主成分而管制劳动，便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出面帮助解决。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赵浦珠，尊称赵为：“浦珠先生姻兄左右”。此信内容如下：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 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虽然在信中以 “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予以婉拒，但他还是非常关心赵浦珠一家的生活的。
当1962年底赵浦珠再次致信毛泽东而反映自己家庭的困难情况时，毛泽东并没有嫌弃他的地主成分，而是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了300元钱，帮助他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贺晓秋是毛泽东的表弟。少时与毛泽东一起长大，情同手足。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两次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贺晓秋一直毫不犹豫地积极参与，他帮助毛泽东传送文件，组织会议，自愿作为毛泽东的“保驾”护程人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韶山等地一片白色恐怖。为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捕，贺晓秋带着妻儿流落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贺晓秋于1949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反映农村的情况，毛泽东看到信后心情十分激动，1950年4月19日给贺晓秋回信说：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贺晓秋很受鼓舞，知道毛泽东没有忘记他。此后，他将乡下情况如毛泽东信中所托写信告诉毛泽东。
从贺晓秋的来信中，毛泽东掌握了不少乡政情况，也了解到了贺晓秋的生活困难。尤其是当其后毛泽东听说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患有严重的骨髓炎时，即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贺晓秋汇去300元人民币。同时，秘书室还写了一封信：“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300元钱，作为令郎治病用费……”以后，毛泽东又寄过100元钱给贺晓秋，“以助家用”。1960农历10月初，贺晓秋在湖南岳阳病逝。腊月贺凤生进京告诉毛泽东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显出十分怀念的神色。他有些责怪贺凤生说：“你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贺凤生闻言甚为毛泽东的真情所感动。 建国后，毛泽东的塾师、堂兄毛宇居与毛泽东信件往来比较多。他还经常是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家里的座上客，同毛泽东通宵达旦地笑谈。毛泽东通过他，了解乡亲的状况，了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反映；同时，群众和地方政府一些必须由毛泽东办理的事，通过他迅速传到毛泽东的丰泽园。仅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信就达十多封。其中大部分是请求或感谢毛宇居 “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风顺望乡情赐告”。还有，韶山亲朋故旧投书毛泽东，请他解决各种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的是自己直接解决，有的则是托毛宇居代为处理。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去一封信，是毛泽东给堂兄毛泽连、毛泽荣寄钱，请毛宇居转交：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安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为300元，下同——编者注），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毛泽东写完信，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費，请告他们节用。”
堂弟毛泽连的困难，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困难，毛泽东希望毛泽连自己克服；他克服不了时，毛泽东通过个人力量再帮助他设法解决。这样，毛泽东一直不让他去找地方政府，他不能也不愿给亲戚以特权。
毛泽东寄的这300元钱，毛泽连很快就收到了，真正解了燃眉之急。他就是用这笔钱安葬了母亲，自己又诊治好了伤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挺了过来，没有向地方政府反映困难，没有向党组织要求照顾。
从此以后，毛泽东每年想法给毛泽连家寄去200元，作为困难补助。这钱一直寄到20世纪70年代初。后来毛泽东年纪大了，家里开支也不小，实在无力承担这笔钱的支付了才停。
1953年冬，遵照毛泽东的来信，堂弟毛泽荣与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九明、文东仙和革命老人毛月秋前往北京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在信中叮嘱他们“要自备路费，不要送礼，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到达北京车站后，中央办公厅派来的小车将四位老人送到中南海。大约等了十来分钟，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向他们走来，大家连忙起身，齐声问候：“主席三哥，您好！”浓厚的兄弟情谊溢于言表。毛泽东连连点头：“好，好。”他招呼大家坐下后，详细询问了家乡情况。堂弟毛泽荣告诉毛泽东：祖父毛翼臣埋葬在滴水洞，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命令反动军阀何键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在韶山挖坟两天，说要挖断主席祖坟的龙脉，在乡亲们的拼死保护下，祖父的坟墓才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毛泽东闻言十分感动地说：“多亏了乡亲，不然的话，连我们的祖宗也不得安宁啊！”毛泽荣当即建议，现在可以把土挖开一些，让坟墓恢复原状，并修一条公路通往虎歇坪，方便人们参观。毛泽东沉思一阵后低声说：“不要搞了，还是按老样子好。”毛泽荣不解地问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花不起这笔钱呀！再则也没有必要。前年陈国生到我这里，提出要为泽建修墓，我就没有同意。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困难很多。我们不能把一点点钱都放到修墓造碑上啊！”
这次四位老人在毛泽东身边住了一个多月。他们惊奇地发现，三哥毛泽东虽然当上了国家主席，但穿的是褪了色的粗布衣服，吃的是家常小菜，住房陈设也十分简朴。毛泽荣曾问过毛泽东，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生活要过好一点，才能保障身体健康。毛泽东笑了笑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们当干部的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啊！”
在毛泽荣等离开北京前，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并赠送每人生活费300元，一件青呢子大衣，一套被褥蚊帐，一口皮箱。
1962年2月，烈士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空军飞行员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泽东手书了《三打白骨精》等相赠，还附送了300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对故交或素不相识者
1920年曾在长沙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当店员、后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乡友谭熙春，毛泽东得知他“生活困难，甚为系念”，1952年10月托进京叙旧的老师毛宇居带200元助其“解衣食之难”。
1954年，湖南的伍如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同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难，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为“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
毛泽东看信后，随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编者注），聊作杯水。”信中的“云儿”是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曾任国家体委主任。因为伍如春的信，毛泽东在1955年春节团拜见到伍云甫时还批评他为什么不给老家寄钱。
1955年5月获知原湖南一师同学刘政谋病故后，其妻张沛民在长沙做保姆，毛泽东致信张沛民，“寄上200元，聊助涓滴，……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毛泽东对艰苦岁月中为他和杨开慧及孩子们当保姆、曾和杨开慧一起坐牢且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贞不屈的坚强女性陈玉英，一直惦记并关心有加。刚解放时，政府为了落实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功人员的待遇，给每位以每月20元的补助。领了几个月后陈玉英不再去领，认为应该自食其力，不能给政府增加负担。到1954年，她突然大病一场，卧床不起，生活一时无着，只好又重新去领取这一份待遇。病愈后，她体力不支而再也不能去外面当保姆了，便在长沙市民主东街干起妇女主任的工作。 毛泽东知道陈玉英的困难后，经常让秘书代他寄钱，每次均在300元左右。
1957年5月16日，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学名孙佩君）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解决初中毕业后升学问题。
6月8日，毛泽东复信：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孙燕想到有毛泽东的多方关心，便尊听其谆谆教导认真“在家温课”。此月，陈玉英则被毛泽东接到北京小住。可是到了下半年，长沙市规定：户口不在长沙的、家庭生活无来源的、本人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的，要下放。有人据此要让孙燕回宁乡农村去，自食其力。其时，她在一所民办中学当代课教师且获得模范教师的好评。想到就此下乡了，母亲无人照顾，自己也前途莫测。忧急之中，又向毛泽东写去一信求助。
很快，她便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佩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陈玉英在自己家当保姆时为革命坐过牢、吃过苦而有恩于自己家人，并将她们母女视作亲人。当然，他办事从来讲分寸，虽然同意孙燕“不去乡村”，但又说明“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他是不会直接插手地方党政工作的。
这一事情便是此文前头提及的一向不给亲友安排工作的毛泽东的两次特例之一。然而，实际上，孙燕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并未去省委找谁，因为就在她的信寄走才2天，所在地街道户籍处工作人员便来到她家，说明她不属下放对象。所以，毛泽东这封信，孙燕没给任何人看。1958年2月，毛泽东又派人将孙燕接到北京住了近半个月，临回时，毛泽东除给陈玉英写了一封关切的信外，又让秘书取来200元钱交由孙燕带回。1960年底，适值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日子，毛澤东十分挂念陈玉英家的生活困难，便在百忙之余托中央办公厅的有关人员从毛泽东工资稿费里给寄去100元钱。
1962年，毛泽东的岳母去世、毛泽东在给岳母家去信“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的同时，还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陈玉英又寄来了500元钱。
“文革”期间，毛泽东因为工作忙，有时无暇顾及亲友们的一些生活困难，便给了他的老朋友、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一笔钱，让周世钊代他接济亲友的困难。1975年周世钊送来300元钱，说是代主席送的，陈玉英和孙燕为此给周世钊签名打了个“收到毛主席赠送的300元钱”收条。
1962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二人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父亲张有晋故去的讯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张有晋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7月19日毛泽东复信：“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这次，毛泽东为先师故去所备的“薄仪”，依然是300元人民币。
张干是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想开除他的老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这位老校长多有书信往来。1963年5月，毛泽东获悉张干年老多病，特托周世钊带去2000元钱和一封信。信中说：“尊恙情况，周悖元（即周世钊）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即2000元钱）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无奈。
这封来信使那时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他立即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李庆霖家中至今保存着他当年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
对身边工作人员及党外人士
1935年参加红军、1944年到毛泽东身边任警卫班长的张瑞歧，为了保卫毛泽东，他4次延迟婚期。从陕北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城，毛泽东一次次劝他回家结婚，张瑞歧却不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0月底，组织上考虑他年龄确实大了，就批准复员。他这才离开部队回到陕北清涧县袁家沟老家。临走前，毛泽东深情地对他说：老张，谢谢你把我送到了北平，现在该送你回陕北了。他回老家后还思念毛泽东不止，给毛泽东写过信。
这年12月30日，张瑞歧在家乡办了婚事，毛泽东亲自派警卫战士马汉荣赶赴清涧参加婚礼，还带来了一封信和100元钱。信的内容如下：
瑞歧同志：
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为100元——编者注），请收下。 毛泽东
1949年12月24日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给身边工作人员赠款。那时东西便宜，猪肉4至5角钱一斤，大米8至9分钱一斤，100元可买一头大肥猪或1000斤大米。
1951年，陕北发生了灾荒，毛泽东想到张瑞歧家的生活可能会遇到困难，便让李银桥给他寄去了300元钱。
1954年，毛泽东个人出钱让管理员买来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作业本等，送给70多个警卫战士和身边文化低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套，还请来五位教师，在中南海内办起了业余文化学校，到1957年结束。为使他们更好地锻炼身体，他还特意让用其稿费在丰泽园里添置了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供他们使用。可以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警卫人员都得过毛泽东经济上的资助。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5年的李银桥回忆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他一家，给过多次钱，1950年200元，1960年800元，1964年家里受水灾给1000元，不计其数。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在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久后家里遭了火灾，毛泽东知悉后很快资助给吴连登300元钱。吴连登随后感谢毛主席时，毛泽东说：“你有困难，我应该帮助，我们都是同志嘛！”略作停顿又讲：“再说，这个钱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人民呢！你们年轻人，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向社会学，向书本学。努力学好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后来，吴连登结婚时，毛泽东又资助他200元，以示关怀。
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向党外朋友章士钊“10年还债”的故事。1920年，湖南革命运动和一部分人去欧洲求学急需一大笔资金，毛泽东到上海向章士钊求助。章先生极力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共筹划到2万银元，帮了毛泽东的大忙。40多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为了给年事已高的章士钊生活补助，又怕章先生不肯收纳，于是讲向他“还债”，每年春节后叫秘书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送到章家。到1972年还足2万元。1973年后继续还“利息”，直到章先生辞世。同样，毛泽东还每年给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人士王季范2000元。这些事成为毛澤东及中共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赤诚相助的生动例证。
据记载，毛泽东还嘱托周世钊1964年2月转赠2000元给清末皇帝溥仪的叔父载涛家修理房子用。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捐赠近70人次，总计金额115800多元，这仅仅是已经公开发表有文字记录的，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凡此种种，毛泽东曾一次次不计其数地拿出300元左右的钱数寄给各等人士，帮助他们聊解急用和困难。从毛泽东寄钱的初衷可以看出，老人家是一个念旧、感恩的人，真切流露出他关爱大众、慷慨助人的善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不管怎么说，能给老百姓寄钱的领袖不多见，在当时那个困难时代表现的是毛泽东内心历程的痛苦和对体制矛盾现象的深刻忧虑。毛泽东心忧天下，无论是亲情故交还是身边工作人员及党外人士甚至素不相识者，只要向他诉苦，他都尽量伸出援助之手为其分忧解难，其中的博爱，情笃意切，感人至深。
毛泽东捐赠300元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从建国后才开始的。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遇到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就常常解囊相助。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7月，延安成立“边区平民剧团”，他将《论持久战》的稿费300块光洋全部捐给剧团作筹办经费。1939年9月，陕甘宁边区筹建边区图书馆，毛泽东捐款100元。同月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毛泽东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1月又拿出100元寄给早年同学林中鹤“聊佐薪水”等。鲁迅图书馆1939年扩建时，毛泽东曾捐购书费近300元。1939年冬，当中山图书馆筹建新馆时，毛泽东捐款大洋300元。而延安女子大学图书馆在1939年成立时，毛泽东也捐赠了300元。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昼夜为国事操劳，但仍然惦念着故交亲友（尤其是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之家属）的生活情况，并不时地酌情汇寄300元左右救济他们。
对烈士家属
建国初期，贫苦人民仍然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而穷山僻壤的韶山冲的烈属就越发困难。鉴于此，湘潭县一位干部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韶山农村的情况，并请求政府对韶山烈士家属予以照顾。
毛泽东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同意给家乡以特殊照顾。他在回信中指出：“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此种态度，并非说，他对家乡烈士家属采取漠视，恰恰相反，他对他们是倾注了一腔深情的。每当从韶山来信或上京人员中得知烈属经济上有困难时，除写信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外，总是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或购衣、物托人转至，或汇款给予帮助，如给毛新梅烈士的兄弟、毛爱堂烈士的姐姐、贺协南烈士的父亲等都汇过钱，少则二三百，多则五六百元。而且还多次来信邀请多位烈属上北京作客或有生病者时接到北京居住和治病，临走时还给各位赠以衣、物甚至300左右的资助款。真正做到了关心周至。
杨子佳烈士的父亲杨舜琴是个乡村医生。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给他汇款200元，资助他举办医疗事业。1961年初，当得知杨舜琴生病后，毛泽东又送给他300元钱，作为医疗费用。
毛爱堂，1895年生，韶山村张旭冲人。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毛爱堂1924年3月投身革命，秘密从事农民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底，毛爱堂与毛照秋等人，追随毛泽东的足迹，也赴广州，经毛泽东介绍，参加了广东国民革命军，曾为广东省中共组织工作人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同年在湖北武昌英勇就义。
对此，他的弟弟毛爱桂并不知情，以为哥哥还可能活在人间。解放后的1949年冬，毛爱桂让外甥李敦厚代写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打听毛爱堂的下落。
1950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毛爱桂写了一封亲笔回信：
爱桂先生：
来信收到，令兄爱堂于1927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一面，以后从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是为革命牺牲的，是光荣的。
此覆，并候
阖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爱桂患有眼疾，生活极为困难。在毛泽东关心下，政府出钱帮他治好了病，其子毛泽林也被安排到株洲商业部门工作。1955年4月，毛爱桂和姐姐毛春秀去北京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招待了他們。谈话时毛泽东一再嘱咐：“你回去后，如果生活有困难，就写信来。”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游览了好多地方后，毛爱桂因记挂着家里的农活，要求尽快回去。毛泽东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没有强留。
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分别送给他们姐弟各300元钱，接济其生活。时过不久，毛泽东又给毛春秀寄来600元。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走访父老乡亲们时，亲切接见了毛爱桂，并同他合影留念；晚上设宴招待父老乡亲时，还让毛爱桂坐到了上席位。
后来，一家媒体采访了几近失明的毛爱桂老人。毛爱桂说：“毛主席他对我好哩。1952年的时候，接我到长沙的医院里治眼病，花了他好多的钱。回来时，他还托人送给我200元钱，外带200斤大米，不知道前世我祖上做了么子好事，跟他屋里共邻居。”毛爱桂继续说：“我就是怕用多了他的钱。1955年那一次去北京，是他带信来让我去的。我感谢他治好了我的病，他说不是他治好的，是医生治好的。你听，他在跟我逗耍方呢。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他就是用韶山话跟我打讲，要我讲真话，生活有困难就写信给他。他就只怕我有困难，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他又塞给我300块钱，还给了我姐姐300块。我出门的时候，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跟我说，钱要细水长流地用，这些钱都是主席的稿费，包括你们来回的花销，都是从主席的稿费里开支的。我当时一听，只想把钱退给他。田家英说，主席给了就给了，这是主席的一片心意。”
陈昌，又名陈章、陈昌甫，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是同学。后加入新民学会，成为骨干成员。陈昌和毛泽东交往甚密，在一起时是朝夕相处；分别后则常有书信来往。1920年7月，毛泽东、陈昌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利用进步书刊宣传新文化和马列主义。这年冬天，陈昌被指派回浏阳筹办分社，选定母校金江高小为社址，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在校长黄谱笙的支持与师生们的积极努力下，不出10天，分社正式开业，当场就售出《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234册。后来，陈昌任金江高小训育主任，他们利用学校为阵地，宣扬新文化、新思想，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陈昌、夏明翰、陈清河等人还组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创办了浏阳第一个革命刊物《浏阳旬刊》（后改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成为当时畅销刊物。当时在金江学校就读的宋任穷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他称金江学校为“革命摇篮”。1921年冬，经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金江学校已有夏明翰、陈昌、陈作为三名共产党员。10月上旬，经中共湘区委员会同意，中共金江学校支部秘密成立，陈昌任支部书记。这是浏阳第一个党支部。这年秋，陈昌、夏明翰、潘介棠等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金江女校”，并推动西乡20所小学开设女生班，给妇女创造了读书和受教育的机会，并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1924年，浏阳的反动当局为了打击金江高小的进步力量，威逼黄谱笙辞职，迫使陈昌、夏明翰等离校。随即，陈昌先后赴本省兰田镇、醴陵、宁乡等地做党的组织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被推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曾赴湘西同贺龙协商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之事，并帮助筹建了国民党水口山党部。还曾前往河南北伐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潜至贺龙部任团长，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受挫后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脱险回湘。1928年前往迁至上海的湖南省委机关工作。
1930年1月，陈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根据地工作的途中，在澧县不幸被捕。敌人企图以高官厚薪拉拢，遭严词拒绝；继而施以酷刑，陈昌表现十分英勇，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决心“献身党的事业，死而无憾”。1930年2月23日，陈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临刑前他高呼：“革命一定成功！劳苦大众一定要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的解放坚定不移、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时年36岁。
陈昌是宋任穷的革命启蒙教师。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有一次宋任穷在毛泽东处谈起陈昌、夏明翰，说他们是他在金江高小读书时的老师。在与宋任穷的谈话中毛泽东对陈昌、夏明翰的评价很高，特别称赞陈昌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情牵革命烈士及其家属的毛泽东曾收到过陈昌母女的来信，并曾亲笔回书，还汇去300元，以作生活补助——
文新同志：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
问候你的母亲。
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不久后，陈文新与6位同学一起到北京做毕业实习，她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毛主席。没想到，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开车来接她到主席家做客。1954年，已经大学毕业的陈文新将去苏联留学，正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她再次到毛泽东家里做客。因为陈文新是学土壤专业的，毛主席主要同她谈了土壤的结构、土壤里面的植物营养、植物怎么吸收营养及土壤怎么改良等问题，并具体问到在中南地区怎么改良土壤、怎么提高农业生产。毛主席教导她理论必须跟中国的实际结合。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更加坚定了她献身农业的决心。以上这些，毛主席对陈文新的关爱和鼓励，成为她一生从事农业科研的动力，激励着她竭尽才智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土壤微生物及细菌分类学家的陈文新的一大成果即是，发现了世界上第四个根瘤菌属。2001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罗哲，湖南株洲人，1902年出生于一户农家。1918年，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曾作为工业学校代表参与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由于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很快成为湖南早期学生运动的骨干，并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22年，罗哲考入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后改为中俄大学），选修法政（后为法政系）。在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积极参加北京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年仅23岁的罗哲被北京俄文法政学校选为代表，率领同学向段祺瑞政府请愿。反动军警开枪镇压，罗哲为掩护同学，脚部被子弹击伤。
1926年，罗哲在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请愿斗争中，腿部又被反动军警砍伤。伤愈后，辗转抵达广州，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夏，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奉派回长沙，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組织干事。
1927年春，罗哲被调往武汉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秘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及时应付武汉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搬到毛泽东寓所居住，常与毛泽东、彭湃等在一起探讨革命的前途问题。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局势很紧张，毛泽东立即派罗哲回长沙联系党的工作，准备应变。罗哲走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很关心罗哲夫人曹云芳的生活，常来罗哲家看望。罗哲到长沙不久，就给毛泽东来了一封信，向他汇报湖南方面的情况，并托他转给曹云芳一封信，信中要曹云芳“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毛泽东便风趣地对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尤其是’好不好？”一句话把曹云芳逗乐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时，武汉地区局势更加紧张，毛泽东一家便和曹云芳等人一道乘火车回到长沙。当时长沙的局势也很紧张，毛泽东就建议罗哲夫妇先回罗哲老家湘潭县马家河暂避风险。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由党中央派到湖南领导发动秋收起义，8月下旬，毛泽东给罗哲夫妇写信，邀他们到长沙协助他工作。于是，罗哲夫妇又从湘潭赶到长沙北门外的沈家大屋，再一次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罗哲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军委协助毛泽东准备秋收起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常奔走于本县易俗河、株洲镇、朱亭等地，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年11月初，罗哲奉命回家乡湘潭组织秋收起义，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为恢复和发展湘潭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农武装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7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罗哲不幸被捕。经过48天严刑拷打，敌人都未从他口里得到一点他们想知道的东西，便对他下了毒手。罗哲牺牲得十分壮烈，当刽子手把他绑赴刑场时，他沿途大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呼“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和谈期间邂逅了老熟人张维。张维（1898-1975），湖南浏阳人。1915年就读于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出国进修和考察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任国民革命军长沙伤兵疗养院院长、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军二师军医处长、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教授等职。他早年与毛泽东、杨开慧、郭亮、向警予等交往甚密。在担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会长时，与同学李振翩创办《新湖南》杂志（后改《湘江评论》），聘请毛泽东任主编。他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谈话中，毛泽东得知这位20年代的战友罗哲烈士的遗孀的一些情况，便进一步急切详细地打听下去。张维告诉他，罗哲的遗孀曹云芳已去贵阳并重新组织了家庭，但关于曹云芳的再具体些的情况（尤其是联络方式），张维可惜就不知道了。
建国后，毛泽东对罗哲烈士的夫人及后代依旧牵挂在心。后来他想方设法与曹云芳取得了书信联系。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写信给曹云芳，将亲笔题写的“罗哲烈士之墓”六个大字碑文和300元赠款一并寄来，委托为罗哲修建墓碑。毛泽东在信中说：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在湘潭县人民委员会资助下，罗哲烈士墓不久建成。1962年1月，株洲市人民委员会重新修葺罗哲烈士墓，改立祁阳石墓碑，并加墓志。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于1958年6月和1960年8月先后兩次接曹云芳到北京他家中做客，并为她题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勉励她继承先烈的遗志，沿着先烈的足迹前进。
对亲戚
对于来信诉说家庭生活困难的亲友，毛泽东多数都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予接济，少则100元，多则上千元。这些事大多责成身边工作的专人经办。毛泽东的堂兄弟毛泽连、毛泽荣、外甥陈国生、同学谭世瑛、易南屏、邹普勋等人，都曾得到过毛泽东的接济。
建国后，毛泽东对外婆家的许多亲戚十分挂念，为此他一得空就数次通过写信等方式表达这份浓厚的感情，有时甚至邀请他们赴京一见。
表兄文涧泉是毛泽东的七舅文玉端的次子。毛泽东曾经毫不掩饰地对他的客人们宣布：我就是喜欢涧泉兄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个老实人，是个讲真话的人。
有一天，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文涧泉见毛泽东为韶山来的很多乡亲添置了衣服，乡亲们个个喜形于色，穿着新衣裳在丰泽园里四处走动。文涧泉看得眼热，也向毛泽东提出给自己缝制一件同样新衣的要求。毛泽东却摇了摇头：“不行。平均每个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制长袍呢？”文涧泉为此闷闷不乐。但毛泽东又是重情义的，心想不能给他制新袍，也不能让他失望吧，这可是一个老实人呵。于是，毛泽东便叫工作人员将他自己一件穿过的旧袍拿了出来，送给了文涧泉。
文涧泉来过北京几次了，像其他个别乡下客一样，也想开开洋荤——坐一坐飞机。毛泽东听了，觉得不行。他想：如果那么多的堂兄弟表兄弟来了都要求坐飞机，可如何了得？便劝说道：“坐飞机太贵，还是坐火车好。”
“你当主席的，说什么飞机太贵，我不相信就买不起一张飞机票。”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主席更应该带头呵！”但为了安慰这位表兄，毛泽东又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300元钱给他，作为返乡的路费。
最使人感怀不已的是，毛泽东对赵浦珠所提问题很有分寸的处理态度。赵浦珠，湖南湘乡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他是毛泽东七舅母的侄子，毛泽覃发妻赵先桂的堂兄。
土改中，赵浦珠被划成地主成分而管制劳动，便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出面帮助解决。
1950年5月7日，毛泽东致信赵浦珠，尊称赵为：“浦珠先生姻兄左右”。此信内容如下：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 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虽然在信中以 “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予以婉拒，但他还是非常关心赵浦珠一家的生活的。
当1962年底赵浦珠再次致信毛泽东而反映自己家庭的困难情况时，毛泽东并没有嫌弃他的地主成分，而是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了300元钱，帮助他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贺晓秋是毛泽东的表弟。少时与毛泽东一起长大，情同手足。1925年和1927年毛泽东两次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贺晓秋一直毫不犹豫地积极参与，他帮助毛泽东传送文件，组织会议，自愿作为毛泽东的“保驾”护程人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韶山等地一片白色恐怖。为躲避反动势力的追捕，贺晓秋带着妻儿流落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贺晓秋于1949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反映农村的情况，毛泽东看到信后心情十分激动，1950年4月19日给贺晓秋回信说：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贺晓秋很受鼓舞，知道毛泽东没有忘记他。此后，他将乡下情况如毛泽东信中所托写信告诉毛泽东。
从贺晓秋的来信中，毛泽东掌握了不少乡政情况，也了解到了贺晓秋的生活困难。尤其是当其后毛泽东听说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患有严重的骨髓炎时，即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贺晓秋汇去300元人民币。同时，秘书室还写了一封信：“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300元钱，作为令郎治病用费……”以后，毛泽东又寄过100元钱给贺晓秋，“以助家用”。1960农历10月初，贺晓秋在湖南岳阳病逝。腊月贺凤生进京告诉毛泽东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显出十分怀念的神色。他有些责怪贺凤生说：“你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贺凤生闻言甚为毛泽东的真情所感动。 建国后，毛泽东的塾师、堂兄毛宇居与毛泽东信件往来比较多。他还经常是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家里的座上客，同毛泽东通宵达旦地笑谈。毛泽东通过他，了解乡亲的状况，了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反映；同时，群众和地方政府一些必须由毛泽东办理的事，通过他迅速传到毛泽东的丰泽园。仅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信就达十多封。其中大部分是请求或感谢毛宇居 “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风顺望乡情赐告”。还有，韶山亲朋故旧投书毛泽东，请他解决各种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的是自己直接解决，有的则是托毛宇居代为处理。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去一封信，是毛泽东给堂兄毛泽连、毛泽荣寄钱，请毛宇居转交：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安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为300元，下同——编者注），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毛泽东写完信，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費，请告他们节用。”
堂弟毛泽连的困难，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困难，毛泽东希望毛泽连自己克服；他克服不了时，毛泽东通过个人力量再帮助他设法解决。这样，毛泽东一直不让他去找地方政府，他不能也不愿给亲戚以特权。
毛泽东寄的这300元钱，毛泽连很快就收到了，真正解了燃眉之急。他就是用这笔钱安葬了母亲，自己又诊治好了伤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挺了过来，没有向地方政府反映困难，没有向党组织要求照顾。
从此以后，毛泽东每年想法给毛泽连家寄去200元，作为困难补助。这钱一直寄到20世纪70年代初。后来毛泽东年纪大了，家里开支也不小，实在无力承担这笔钱的支付了才停。
1953年冬，遵照毛泽东的来信，堂弟毛泽荣与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九明、文东仙和革命老人毛月秋前往北京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在信中叮嘱他们“要自备路费，不要送礼，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到达北京车站后，中央办公厅派来的小车将四位老人送到中南海。大约等了十来分钟，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向他们走来，大家连忙起身，齐声问候：“主席三哥，您好！”浓厚的兄弟情谊溢于言表。毛泽东连连点头：“好，好。”他招呼大家坐下后，详细询问了家乡情况。堂弟毛泽荣告诉毛泽东：祖父毛翼臣埋葬在滴水洞，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命令反动军阀何键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在韶山挖坟两天，说要挖断主席祖坟的龙脉，在乡亲们的拼死保护下，祖父的坟墓才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毛泽东闻言十分感动地说：“多亏了乡亲，不然的话，连我们的祖宗也不得安宁啊！”毛泽荣当即建议，现在可以把土挖开一些，让坟墓恢复原状，并修一条公路通往虎歇坪，方便人们参观。毛泽东沉思一阵后低声说：“不要搞了，还是按老样子好。”毛泽荣不解地问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花不起这笔钱呀！再则也没有必要。前年陈国生到我这里，提出要为泽建修墓，我就没有同意。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困难很多。我们不能把一点点钱都放到修墓造碑上啊！”
这次四位老人在毛泽东身边住了一个多月。他们惊奇地发现，三哥毛泽东虽然当上了国家主席，但穿的是褪了色的粗布衣服，吃的是家常小菜，住房陈设也十分简朴。毛泽荣曾问过毛泽东，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生活要过好一点，才能保障身体健康。毛泽东笑了笑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们当干部的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啊！”
在毛泽荣等离开北京前，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并赠送每人生活费300元，一件青呢子大衣，一套被褥蚊帐，一口皮箱。
1962年2月，烈士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与空军飞行员杨茂之结婚。举行婚礼时，毛泽东手书了《三打白骨精》等相赠，还附送了300元钱，说：“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对故交或素不相识者
1920年曾在长沙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当店员、后多年从事工人运动的乡友谭熙春，毛泽东得知他“生活困难，甚为系念”，1952年10月托进京叙旧的老师毛宇居带200元助其“解衣食之难”。
1954年，湖南的伍如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位伍老先生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和毛泽东同窗，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他一同闹革命。然而伍如春念及家中妻小，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了。伍如春的信中表示家中生活困难，还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为“云儿助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
毛泽东看信后，随即回了一封信：“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折合现币300元——编者注），聊作杯水。”信中的“云儿”是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曾任国家体委主任。因为伍如春的信，毛泽东在1955年春节团拜见到伍云甫时还批评他为什么不给老家寄钱。
1955年5月获知原湖南一师同学刘政谋病故后，其妻张沛民在长沙做保姆，毛泽东致信张沛民，“寄上200元，聊助涓滴，……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毛泽东对艰苦岁月中为他和杨开慧及孩子们当保姆、曾和杨开慧一起坐牢且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贞不屈的坚强女性陈玉英，一直惦记并关心有加。刚解放时，政府为了落实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功人员的待遇，给每位以每月20元的补助。领了几个月后陈玉英不再去领，认为应该自食其力，不能给政府增加负担。到1954年，她突然大病一场，卧床不起，生活一时无着，只好又重新去领取这一份待遇。病愈后，她体力不支而再也不能去外面当保姆了，便在长沙市民主东街干起妇女主任的工作。 毛泽东知道陈玉英的困难后，经常让秘书代他寄钱，每次均在300元左右。
1957年5月16日，陈玉英的女儿孙燕（学名孙佩君）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帮助解决初中毕业后升学问题。
6月8日，毛泽东复信：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孙燕想到有毛泽东的多方关心，便尊听其谆谆教导认真“在家温课”。此月，陈玉英则被毛泽东接到北京小住。可是到了下半年，长沙市规定：户口不在长沙的、家庭生活无来源的、本人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的，要下放。有人据此要让孙燕回宁乡农村去，自食其力。其时，她在一所民办中学当代课教师且获得模范教师的好评。想到就此下乡了，母亲无人照顾，自己也前途莫测。忧急之中，又向毛泽东写去一信求助。
很快，她便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佩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始终念念不忘陈玉英在自己家当保姆时为革命坐过牢、吃过苦而有恩于自己家人，并将她们母女视作亲人。当然，他办事从来讲分寸，虽然同意孙燕“不去乡村”，但又说明“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他是不会直接插手地方党政工作的。
这一事情便是此文前头提及的一向不给亲友安排工作的毛泽东的两次特例之一。然而，实际上，孙燕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并未去省委找谁，因为就在她的信寄走才2天，所在地街道户籍处工作人员便来到她家，说明她不属下放对象。所以，毛泽东这封信，孙燕没给任何人看。1958年2月，毛泽东又派人将孙燕接到北京住了近半个月，临回时，毛泽东除给陈玉英写了一封关切的信外，又让秘书取来200元钱交由孙燕带回。1960年底，适值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日子，毛澤东十分挂念陈玉英家的生活困难，便在百忙之余托中央办公厅的有关人员从毛泽东工资稿费里给寄去100元钱。
1962年，毛泽东的岳母去世、毛泽东在给岳母家去信“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的同时，还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陈玉英又寄来了500元钱。
“文革”期间，毛泽东因为工作忙，有时无暇顾及亲友们的一些生活困难，便给了他的老朋友、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一笔钱，让周世钊代他接济亲友的困难。1975年周世钊送来300元钱，说是代主席送的，陈玉英和孙燕为此给周世钊签名打了个“收到毛主席赠送的300元钱”收条。
1962年7月，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张人惕二人致信毛泽东，向他报告父亲张有晋故去的讯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张有晋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7月19日毛泽东复信：“惊悉有晋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这次，毛泽东为先师故去所备的“薄仪”，依然是300元人民币。
张干是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想开除他的老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这位老校长多有书信往来。1963年5月，毛泽东获悉张干年老多病，特托周世钊带去2000元钱和一封信。信中说：“尊恙情况，周悖元（即周世钊）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即2000元钱）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无奈。
这封来信使那时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直到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李庆霖：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他立即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李庆霖家中至今保存着他当年趴在上面给毛主席写信时的竹桌。
对身边工作人员及党外人士
1935年参加红军、1944年到毛泽东身边任警卫班长的张瑞歧，为了保卫毛泽东，他4次延迟婚期。从陕北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城，毛泽东一次次劝他回家结婚，张瑞歧却不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0月底，组织上考虑他年龄确实大了，就批准复员。他这才离开部队回到陕北清涧县袁家沟老家。临走前，毛泽东深情地对他说：老张，谢谢你把我送到了北平，现在该送你回陕北了。他回老家后还思念毛泽东不止，给毛泽东写过信。
这年12月30日，张瑞歧在家乡办了婚事，毛泽东亲自派警卫战士马汉荣赶赴清涧参加婚礼，还带来了一封信和100元钱。信的内容如下：
瑞歧同志：
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100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为100元——编者注），请收下。 毛泽东
1949年12月24日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给身边工作人员赠款。那时东西便宜，猪肉4至5角钱一斤，大米8至9分钱一斤，100元可买一头大肥猪或1000斤大米。
1951年，陕北发生了灾荒，毛泽东想到张瑞歧家的生活可能会遇到困难，便让李银桥给他寄去了300元钱。
1954年，毛泽东个人出钱让管理员买来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作业本等，送给70多个警卫战士和身边文化低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套，还请来五位教师，在中南海内办起了业余文化学校，到1957年结束。为使他们更好地锻炼身体，他还特意让用其稿费在丰泽园里添置了单杠、双杠、哑铃、拉力器、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材，供他们使用。可以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警卫人员都得过毛泽东经济上的资助。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5年的李银桥回忆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他一家，给过多次钱，1950年200元，1960年800元，1964年家里受水灾给1000元，不计其数。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在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久后家里遭了火灾，毛泽东知悉后很快资助给吴连登300元钱。吴连登随后感谢毛主席时，毛泽东说：“你有困难，我应该帮助，我们都是同志嘛！”略作停顿又讲：“再说，这个钱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人民呢！你们年轻人，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向社会学，向书本学。努力学好本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后来，吴连登结婚时，毛泽东又资助他200元，以示关怀。
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向党外朋友章士钊“10年还债”的故事。1920年，湖南革命运动和一部分人去欧洲求学急需一大笔资金，毛泽东到上海向章士钊求助。章先生极力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共筹划到2万银元，帮了毛泽东的大忙。40多年后的1963年，毛泽东为了给年事已高的章士钊生活补助，又怕章先生不肯收纳，于是讲向他“还债”，每年春节后叫秘书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送到章家。到1972年还足2万元。1973年后继续还“利息”，直到章先生辞世。同样，毛泽东还每年给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人士王季范2000元。这些事成为毛澤东及中共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赤诚相助的生动例证。
据记载，毛泽东还嘱托周世钊1964年2月转赠2000元给清末皇帝溥仪的叔父载涛家修理房子用。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捐赠近70人次，总计金额115800多元，这仅仅是已经公开发表有文字记录的，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凡此种种，毛泽东曾一次次不计其数地拿出300元左右的钱数寄给各等人士，帮助他们聊解急用和困难。从毛泽东寄钱的初衷可以看出，老人家是一个念旧、感恩的人，真切流露出他关爱大众、慷慨助人的善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不管怎么说，能给老百姓寄钱的领袖不多见，在当时那个困难时代表现的是毛泽东内心历程的痛苦和对体制矛盾现象的深刻忧虑。毛泽东心忧天下，无论是亲情故交还是身边工作人员及党外人士甚至素不相识者，只要向他诉苦，他都尽量伸出援助之手为其分忧解难，其中的博爱，情笃意切，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