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无数的文学瑰宝。从古代一路数下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清道光年间，中国文学又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流派。一是安徽的桐城学派，一是广西的临桂词派。
　　桐城学派发祥地尽管是在安徽，但其七位主要人物也就是所谓“桐城主将”之中，排前三位的却是来自广西的朱琦、龙启瑞和王拯。排第四位的是湖南人曾国藩。文学史上又把他们三位与另外两位广西人吕璜、彭昱尧合称为“岭西五大家”。当时的文坛对他们推崇备至，“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甚至有“文章其萃于岭西”之说。
　　不仅如此，清代文坛上大掀波澜的还有一个著名流派——临桂词派。临桂词派在晚清名重一时，声蜚海内。所创立的“重、大、拙”词学理论，曾被推为词学准则，“为天下所宗仰”。 以岭西五大家和临桂词派为代表所形成的广西作家群，当时在全国一直处于独领风骚地位，令中原士子对地处穷乡僻壤的广西刮目相看。
　　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是王鹏运和况周颐。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人称“王半塘”。王鹏运从小勤学好问，满腹诗书，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后举进士不第，滞留京师，先后任过内阁中书、内阁侍读、江西道监察御史、礼科给事中、礼科掌印给事中等。
　　王鹏运在朝以敢言直谏著称。“居官给谏，声震朝野”。从各亲王到“帝王师”翁同[仑禾]都被他弹劾。晚清国运衰败，风雨如晦，有识之士，纷寻救国之道，王鹏运在北京积极参加以广西籍京官为主而组成的“觅句堂”，还参加了康有为维新派的“强学会”。康有为上光绪帝的许多奏折，都是王鹏运代上的。王鹏运本人也上了许多奏疏，如吁请开发民智，兴办新学，遂有今日北京大学之前身京师大学堂。
　　甲午海战后，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一则大兴土木，耗尽巨资，挪用海军经费;二则园区离城数十里之遥，卯时就要上朝，大臣尚有憩息之所，小官则只有龟缩于宫外，日晒雨淋，风吹雪打，苦不堪言。经年累月，臣子满腹怨言，却畏于慈禧淫威，三缄其口。当时仅为一礼科给事中的王鹏运，却斗胆上疏言事：“颐和园驻跸，请暂缓数年，俟富强有基，经营有绪，然后长承色笑，侍养湖山……”谁知此疏正好戳中慈禧痛处，不禁雷霆震怒，要将王鹏运斩首。好在军机大臣力保，加上光绪帝对维新派人士怀有恻隐之心，暗中助力，方才留得王鹏运一命。也是慈禧自知理亏，遂下旨“此后如有人妄奏尝试，即将王鹏运一并治罪”了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慈禧西遁，王鹏运留北京，目睹国家衰败，王鹏运不禁百感交集，悲凄忧愤，他在《庚子秋词序》中写道：“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泪涔涔下矣！”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辛丑条约》签订，向侵略者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两，王鹏运哀叹补天乏术，毅然挂冠，“乃决然诧傺以去，宁流落而死，一瞑而不视”。此后，他把一腔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或明或暗，附于词作之中。如他在一首《祝英台近》中有感于国事多艰，民生涂炭，愤然写道：“落英依旧缤纷，轻阴难乞，枉多事愁风愁雨。”光绪二十八年（1904年），王鹏运在扬州办学授徒。在一首《浪淘沙》中抒发了他晚年飘零异乡的感慨：“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王鹏运著有《袖墨集》《味梨集》《虫秋集》《南潜集》等，晚年删定为《半塘定稿》。王鹏运将《半塘定稿》托付多年的词坛老友朱祖谋代为刊行。这部巨著的刊行，在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王鹏运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推为“清季词坛之大师”，赞为“岭表此宗风”。王鹏运还付出极大心血，对五代、宋词作了大量的校勘和整理，其耗时二十四年刊出《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宋元三十家词》。这两部校勘本，被后人誉为完善精美之作。
　　王鹏运在词学理论上，亦有重大建树。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三个字，“重、大、拙”。何谓“重、大、拙”？根据况周颐的解释：“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对沉着的解释是：“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则‘沉着’二字诠释也。”“大”是“托旨甚大”，“拙”则是“其不失之尖纤者，以其尚近质拙也。学词者不可不知。”他的论词主张，对词学界是一大贡献，在清季产生过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