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以来，我国与外国交通史的研究者，与日俱增。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国流传的这方面的主要文献，都是外国人的著作。
　　《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对人类影响之巨大、深远，自不待言。哥伦布之决心献身航海事业，《行纪》之启迪，是重要原因之一。《行纪》畅销之久、读者之众与版本之多，人所共知，但书中疑窦之处，乖舛之说，亦目所共睹。这部世界名著，直到今天，还是一部有争议的书，甚至连书的真假，海内外学术界，迄今犹无定论。
　　上世纪末，亨利·裕尔等，致力于《行纪》的研究，搜罗广泛，考订详明，踵事增华，厥功甚伟。与此同时，裕尔等又辑有《契丹及往该国之路》(即《东域记程录丛》)，所收均不易一觏之珍本秘籍，存残补阙，颇见匠心。此类西方古籍，虽不乏史料价值，然谬悠之说，耳食之谈，也比比皆是。用作立论的依据、考订的佐证，这类文献，似不仅是去芜存菁而是要披沙拣金。事实上，与裕尔所辑相类似，以传说为主、间或夹杂有纪实的海客谈瀛之类的书，我国载籍中，为数也很可观。出现的年代也比西方早得多。
　　我国史乘中，记叙本人亲身阅历的游记，数量相当多，即使不是本人记本身见闻，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这类第一手材料的学术价值自非道听途说之类所能比拟。
　　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来，首先利用、整理、译这些中文典籍的是外国人。(《大唐西域记》的法文译本，最初出现于一八五三，英文本问世于一八八一)数十年前，我国学者，注意及此的不少。限于当时条件，只能做些摘译、转述的工作。已故冯承钧、张星、向达、方豪等前辈，筚路蓝缕，颇多建树。通过他们的努力，许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才为我国学术界所了解和加以利用，使我国与外国交通史的研究从单纯的校本、疏证等文献整理的范围内解放出来，逐渐形成了一专门的学科，大辂椎轮，上述诸先生为这门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但真正深入研究、系统整理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典籍，开始于大陆解放以后。一九六○年，中华书局决定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由北京大学向达先生主其事，以先生之驾轻就熟，加之中华书局特别是当时还是青年的责任编辑谢方先生的以求，《丛刊》在很短的时间里便陆续问世。《丛刊》开始出版，去今已快三十年，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闻名已久，究竟是部怎样的书，始终未能一亲真面目。通过前人的介绍，它的内容，价值，虽多少已有所了解，但全书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亲自目睹一下，总不放心。寒斋薄藏中不同板本的两种《胜览》已有数种，只有巩珍这书一本都没有，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有了《丛刊》中的向达先生校注本，这一缺憾便可弥补了。而且向先生所据是吾乡彭元瑞的知圣道斋钞本，虽非稀世之珍，亦是海内孤本，底本如此名贵，校注本的学术价值就非区区书价所能表征于万一的了。
　　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科学史集刊》第九期，有一篇十分重要、内容至为丰富、翔实，阐述我国明代航海术和天文知识的论文，即严敦先生的《牵星术——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没有《丛刊》提供的《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严先生的这一成果不大可能这么快出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丛刊》一停十数年，许多致力于此学科多年、成绩卓著的前辈专家(其中包括向达、苏继)相继去世，我国与外国交通史的研究，本来就起步较晚，这一来又推迟了若干年。
　　拨乱反正、日月重光。赓续出版《中外交通史丛刊》是中华书局工作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责任编辑谢方先生把它作为个人事业的组成部分豁出大力气来抓。
　　首先，谢先生抓了《大唐西域记校注》，关于这书他本人已写过一篇《二十六年间》，历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的艰难、困苦，读后实令人掩卷而叹，更感到《校注》得来之不易。我本人也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上写过一短文介绍《校注》的特色。值得补充的是这个整理《西域记》的班子还出了一本《西域记》的《今译》(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这也是整理出版交通史籍的填补空白之举。
　　《大唐西域记校注》和《今译》的得失，自有待海内外方家评说以及时间的检验。不过，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这两书、尤其是《校注》的成就是空前的。当然，学无止境，它们不可能是不可超越的顶峰，与外国人同时期的此类著作相比，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存在，不过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来，在已出版的经过整理的古籍中，《大唐西域记校注》之走在前列，自属无疑。这里还想谈一下《丛刊》中的另一种，即《岛夷志略校释》，因曾与此书校释者苏继先生朝夕相处了很长时间，相知甚深，从而了解到苏先生为此书所付出的劳动与代价。
　　苏先生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学贯中西。毕生以书为伴，精鉴别、富收藏。他的搜罗秘籍，并非出自嗜奇好古，而是为他的研究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古籍中一些不易找到解答的难题，特别是一些地名、物产品名，别人无法解决的，一到苏先生手中，往往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先生且以古稀之年开始学习阿拉伯文，以为有裨于研究交通史。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去世前数日，我前去看望，他还嘱咐我第二天将卡特的《太平洋沿岸的动物》(英文本)一书带去，先生当时已经不能完整说出一个语句，只能断断继续地对我说：“Elephant，你的，明天带来”，以我们之间的深契，我懂得(大概也只有我懂得)，他所说的“Elephant”是指卡特那书。他念念不忘于此当然是为了交通史中物产的考释。
　　为了整理《岛夷志略》，苏先生不惜工本。时间、精力不用说，即以购置中外文参考书籍而论，他这方面的支出恐大大超出了他的所得。如今，肯为了整理一本书如此下功夫、不惜化代价的，实不多见。
　　《岛夷志略》的整理工作，可以看到的是他五十年代退休来上海后开始，“文革”前完成，历时十余年之久。事实上他早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四十年代，他在藤田丰八的校注本上所作的批校，蝇头小楷，探颐索隐，说明了他那时对这书所下的功夫。抗战期间，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国内还较少人注意，苏先生便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他先后发表于《南洋学报》的文章(如《汉书·地理志》中“已程不”的考释等等)，有不少是发人之所未发，且证据确凿，奥衍闳深，使前此诸多外国人的说法黯然失色，海内交通史专家对苏先生的成就，无不由衷地敬佩。
　　正是他具有这样的基础，才可奉献出象《岛夷志略校释》这样值得珍视的成果。汪大渊这书，东起澎湖、文老古，西至阿拉伯、东非海岸，大大超过了郑和下西洋的航程，美国柔克义说：“汪氏所译群岛地名还原殊非易易”，冯承钧也说这书“错讹难读”，全书共九十九条，冯承钧认为可考的地名共五十三个，苏先生对全书中两百多个地名，基本上都进行了查勘、考释、所载物产、商品名目也逐一作了考证，有的还订定了拉丁学名。只要读过这书或考查过书中资料的，对其整理工作难度之大、整理者所下功夫之深，无不赞叹不已，《岛夷志略校释》代表了已出版的《丛刊》所达到的水平。
　　《丛刊》中还有夏鼐先生校注的《真腊风土记》，夏先生与苏先生不同，他要从事许多的社会活动，无法专心致力于古籍整理工作，但当我收到他的赠书，拜读一过后，却发现他的校注工作不仅不比任何一名专业的古籍整理者逊色，而且这本《风土记》的整理、考订工作和苏先生所完成的一样，也足可以代表我国当前学术水平的第一流成就。
　　夏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可能在这里缕述。《真腊风土记校注》是夏先生的贡献之一，又是《中外交通史丛刊》之一，这是值得《丛刊》的编者、出版者和广大读者庆幸的。
　　说起编者，应该在这里谈一下谢方先生的工作，他是解放初的中山大学毕业生，本来是学历史的，那时我们的学校没有交通史课程，他是从服从分配的角度来担当这一专业史的编辑任务的。在中华书局领导的培养和教育下，他心安理得地埋头苦干已有二三十年之久。经过他本人二三十年的努力，三折肱为良医，通过大量具体工作的磨炼，二三十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现在，谢方先生早已是编辑这类书籍的行家里手，并且也成为精通中外交通史的专门家。《丛刊》所收他本人点校的《东西洋考》，并非他工作中的副产品，而是在业余时间里全力以赴的结果。他数十年来，铢积寸累、步步留心，现已与几位同志合编成《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洋洋七十万言，在有关南海地名的工具书中，是空前的力作，它对交通史籍，不，应该说是整个古籍研究工作的重要，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奉为圭臬的《Hobson－Jobson》。《汇释》虽不属于《丛刊》的范围，但它与《丛刊》血肉相连，是研究交通史和阅读《丛刊》者必不可少的。
　　尽管《丛刊》所收书种数不多，印数更少，可是它的质量(从书稿到成品)是应引起广大同行和读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