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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
他说，为什么要讲做人呢？因为人自生至死，在他的面前一直摆着一个做人的问题。中外古今的教育家，都是非常注重做人的。孔子所谓修身、治国的道理，都是着重于“做人”。可是到了近世，教育本身变了质，以为去读书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记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提出“做人”以唤起人们的注意。
陈鹤琴先生在1948年就指出，做今天中国人应具有这样五个条件：“第一是健全的身体；第二是要有创造的能力；第三是服务的精神；第四是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是要有世界的眼光。”这五个条件陈鹤琴先生自己做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他不但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于“要有健全的身体”，陈鹤琴先生说：“身体的好坏，对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事业及其抱负都有极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健康的人，他有理想，他乐观、积极、有毅力，他能担当起大事；而一个不健康的人，往往消沉，遇事灰心，即或他有理想，想承担重任，而他的身体吃不消，所以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陈鹤琴先生四五岁时，家境已相当困难，但他还是很注意身体锻炼。小小年纪就能“翻筋斗”、“打虎跳”、“竖蜻蜓”、“打翼子”（就是作燕子飞，把两臂伸开向左一转，两脚飞起，身子与地成平行）、“麻雀走路”（就是蹲着用脚跟一前一后地跳动）、“两手走路”（就是把两脚朝上，头举起，两手行走）、游泳。所以童年14年之间他毫无疾病，身材虽短小，然很结实。他一生中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时每天用冷水洗脸，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每天鸡鸣起床的习惯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的孩子回忆父亲说：他爱好运动，经常带我们去郊游、爬山、游泳、打网球，我们从小都会骑自行车、滑旱冰、踩高跷、荡秋千等。父亲一生性格开朗、乐观向上，与他从少年时热爱自然、热爱运动有关。
陈鹤琴先生五十岁时，他的同事说他：“他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弯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时，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弯度，也是很小，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曲线。‘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态。”在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日子里，他经常亲自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陈先生在晚年经常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激励自己。l980年以后，他中风一条腿瘫痪，仍然继续坚持锻炼，拖着一条残腿吃力地在院子中走圈。不久他又一次中风，两条腿都瘫痪了，他还是坚持要亲属搀扶着站起来慢慢挪动脚步。
关于“要有创造的能力”，陈鹤琴先生说：中国人的创造能力本来是很强的，不论是文化抑或制度，在古代都曾有很好的建树。只因近数百年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及科举一兴，思想格外受到束缚。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倡培养创造能力，并且从儿童时期培养起。
陈鹤琴先生为了创造中国化的新教育，可以说是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的研究工作是充满创造精神的。早在“五四”时期，他就紧扣时代精神，精心选择了学生自治、婚姻变革、语体文应用字汇等热门话题展开研究。他还选择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为切入口进行教育科学化研究。其后他又进而把教育研究落实到系统的观察实验层面，通过对长子陈一鸣进行长达八百多天的追踪观察和实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先后完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部教育论著。为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之后，他又开始了中国化幼儿园的艰苦探索。并从理论高度总结出中国化幼儿园教育的宣言书《我们的主张》。针对当时“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情形，陈鹤琴把自己长期探索的“新教育”上升到“活教育”理论高度，并在更高层次上致力于“活教育”的系列实验。陈鹤琴先生提出的“活教育”的理论，开辟了一条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之路。
陈鹤琴先生即使赋闲在家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七十岁生日时，他挥毫题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今日何尝称稀奇，报国有心再四十，欣逢盛世定有期。”表达了他的拳拳之心。
关于“要有服务的精神”，陈鹤琴先生说：“我们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便要为国家服务，为全世界的人类服务，为真理服务。如果我们只有知识和技能却不服务于社会，只知自私自利，就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我们要指导儿童去帮助别人，去了解‘大我’的意义，肯服务，这才配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现代世界人。”
陈鹤琴先生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贯穿他一生的。在他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认识到：我的人生观在这个时期和从前大不同了。从前我只知道显亲扬名，谋个人的福利，现在我有点像耶稣那种爱人的热诚，牺牲的精神；从前是为己的，现在是为人了。别人把“小我”变成“大我”，而我把“小我”竟变成“无我”了。陈鹤琴先生在清华读了三年书。他说：这三年我得着了不少有用的知识，认识了许多知己的朋友，还获得了一点服务社会的经验，立下了爱国爱人的坚强基础。因为他认识到：“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是什么呢？无非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的也是民脂民膏，将来游学美国所有的一切费用，也都是民脂民膏，现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来栽培我，我如何不感激呢？我如何不思报答呢？爱国爱民的观念从此油然而生了。”
陈鹤琴先生不仅是有这样的认识，这种精神更是体现在他一生的行为中。陈先生到国外留学决定学教育，并且终生为儿童服务，当时他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在后来，无论是在上海救济、教育难童，还是到江西办学，无论是当教授，还是当校长、院长，那怕身处逆境，他为国家服务、为学生服务的精神始终不渝。
关于“要有合作的态度”，陈鹤琴先生说：我们的合作精神还不够彻底，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得水吃”，就是对我们中国人做人态度的一种强烈讽刺，只要人一多，就不知怎样来合作分工，互相容让，互相商量。固然中国社会落后的方面还很多，而缺乏合作精神，确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所以，谈做人，做现代中国人，首先应培养这种合作的态度。 陈鹤琴先生也是富有合作精神的楷模。在江西办学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泰和县文江村，来到陈鹤琴先生身边，这其中有张文郁、朱家振（贺宜）、余之介、钟昭华、邢舜田、雷震清、袁昂、刘于艮等等。陈先生在南京师范学院当院长的时候，从各地邀请到一批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如唐圭璋、段熙仲、徐复、陈中凡、孙望、徐养秋、吕思百、傅抱石、黄友葵、钱且华等等。这些教授、学者愿意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与陈鹤琴先生礼贤下士、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分不开。
陈先生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并且善于团结大家一起工作。他1927年发起组织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发起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任主席，有会员四千余人；1932年发起成立上海国际教育社，后任书记；1933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7年发起组织儿童保护会，任理事长；1938年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被推为理事长；1939年发起组织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任理事长；1947年创办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任理事长；1948年创办成立中国幼稚教育社，被推为理事长等等。在这些组织当中，陈先生发挥着核心和旗手的作用，团结带领大家共同工作。
关于“要有世界的眼光”，陈鹤琴先生说：既然我们要做一个世界人，便必须有世界的眼光。所谓世界的眼光，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我们要有对世界的正确的看法，必须要了解世界的事事物物，大自然是怎样在运动着，大社会是怎样在发展着。大自然大社会是与人生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不去认识它，了解它；惟其认识世界，才能使眼光远大，不斤两于个人的利害得失。
陈鹤琴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极具世界眼光。他是了解世界的事事物物的。陈先生自小读私塾，后读教会中学，又读清华，23岁赴美国留学，28岁回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无论在什么学校，他都很刻苦，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他说：“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要彻底知道。”就说在美国，前三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他除英文以外，还学德文、法文，还有政治学、经济学、市政学、教育学、心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第二年暑假选学牛奶、鸟学和普通心理学；第三年暑假选学园艺、养蜂学和汽车学。后两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就专心研究教育和心理了。
回国以后，陈鹤琴先生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不但请国外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还经常出国考察国外的先进经验。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陈先生以个人身份前往欧洲考察教育，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苏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11国，历时7个月。回国以后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公开发表。1948年7月至1949年初，陈先生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邀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捷克召开的的国际儿童教育会议。随后他又考察了捷克、英国、美国的教育，先后5个月。这样陈鹤琴先生对国内国外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也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陈鹤琴先生说：“以上五个条件是做人的先决条件。”其实陈先生对“做人”的要求还有很多，他自己“做人”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楷模，有很多值得我们效仿。陶行知称他“谦谦君子”，吕型伟称他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们今天来讨论学习陈鹤琴，应该从学习陈先生的“做人”学起，不仅因为“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做人”和“教人做人”，实在是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人做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都是这个道理；也实在是因为我们当前的教育在“教人做人”方面存在不少缺陷。
他说，为什么要讲做人呢？因为人自生至死，在他的面前一直摆着一个做人的问题。中外古今的教育家，都是非常注重做人的。孔子所谓修身、治国的道理，都是着重于“做人”。可是到了近世，教育本身变了质，以为去读书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记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提出“做人”以唤起人们的注意。
陈鹤琴先生在1948年就指出，做今天中国人应具有这样五个条件：“第一是健全的身体；第二是要有创造的能力；第三是服务的精神；第四是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是要有世界的眼光。”这五个条件陈鹤琴先生自己做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他不但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于“要有健全的身体”，陈鹤琴先生说：“身体的好坏，对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事业及其抱负都有极大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健康的人，他有理想，他乐观、积极、有毅力，他能担当起大事；而一个不健康的人，往往消沉，遇事灰心，即或他有理想，想承担重任，而他的身体吃不消，所以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陈鹤琴先生四五岁时，家境已相当困难，但他还是很注意身体锻炼。小小年纪就能“翻筋斗”、“打虎跳”、“竖蜻蜓”、“打翼子”（就是作燕子飞，把两臂伸开向左一转，两脚飞起，身子与地成平行）、“麻雀走路”（就是蹲着用脚跟一前一后地跳动）、“两手走路”（就是把两脚朝上，头举起，两手行走）、游泳。所以童年14年之间他毫无疾病，身材虽短小，然很结实。他一生中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时每天用冷水洗脸，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每天鸡鸣起床的习惯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的孩子回忆父亲说：他爱好运动，经常带我们去郊游、爬山、游泳、打网球，我们从小都会骑自行车、滑旱冰、踩高跷、荡秋千等。父亲一生性格开朗、乐观向上，与他从少年时热爱自然、热爱运动有关。
陈鹤琴先生五十岁时，他的同事说他：“他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弯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时，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弯度，也是很小，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曲线。‘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态。”在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日子里，他经常亲自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陈先生在晚年经常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激励自己。l980年以后，他中风一条腿瘫痪，仍然继续坚持锻炼，拖着一条残腿吃力地在院子中走圈。不久他又一次中风，两条腿都瘫痪了，他还是坚持要亲属搀扶着站起来慢慢挪动脚步。
关于“要有创造的能力”，陈鹤琴先生说：中国人的创造能力本来是很强的，不论是文化抑或制度，在古代都曾有很好的建树。只因近数百年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及科举一兴，思想格外受到束缚。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倡培养创造能力，并且从儿童时期培养起。
陈鹤琴先生为了创造中国化的新教育，可以说是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的研究工作是充满创造精神的。早在“五四”时期，他就紧扣时代精神，精心选择了学生自治、婚姻变革、语体文应用字汇等热门话题展开研究。他还选择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为切入口进行教育科学化研究。其后他又进而把教育研究落实到系统的观察实验层面，通过对长子陈一鸣进行长达八百多天的追踪观察和实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先后完成了《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两部教育论著。为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和家庭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之后，他又开始了中国化幼儿园的艰苦探索。并从理论高度总结出中国化幼儿园教育的宣言书《我们的主张》。针对当时“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情形，陈鹤琴把自己长期探索的“新教育”上升到“活教育”理论高度，并在更高层次上致力于“活教育”的系列实验。陈鹤琴先生提出的“活教育”的理论，开辟了一条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之路。
陈鹤琴先生即使赋闲在家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在七十岁生日时，他挥毫题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今日何尝称稀奇，报国有心再四十，欣逢盛世定有期。”表达了他的拳拳之心。
关于“要有服务的精神”，陈鹤琴先生说：“我们要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便要为国家服务，为全世界的人类服务，为真理服务。如果我们只有知识和技能却不服务于社会，只知自私自利，就失去了教育的目的。我们要指导儿童去帮助别人，去了解‘大我’的意义，肯服务，这才配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现代世界人。”
陈鹤琴先生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贯穿他一生的。在他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认识到：我的人生观在这个时期和从前大不同了。从前我只知道显亲扬名，谋个人的福利，现在我有点像耶稣那种爱人的热诚，牺牲的精神；从前是为己的，现在是为人了。别人把“小我”变成“大我”，而我把“小我”竟变成“无我”了。陈鹤琴先生在清华读了三年书。他说：这三年我得着了不少有用的知识，认识了许多知己的朋友，还获得了一点服务社会的经验，立下了爱国爱人的坚强基础。因为他认识到：“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是什么呢？无非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的也是民脂民膏，将来游学美国所有的一切费用，也都是民脂民膏，现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来栽培我，我如何不感激呢？我如何不思报答呢？爱国爱民的观念从此油然而生了。”
陈鹤琴先生不仅是有这样的认识，这种精神更是体现在他一生的行为中。陈先生到国外留学决定学教育，并且终生为儿童服务，当时他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在后来，无论是在上海救济、教育难童，还是到江西办学，无论是当教授，还是当校长、院长，那怕身处逆境，他为国家服务、为学生服务的精神始终不渝。
关于“要有合作的态度”，陈鹤琴先生说：我们的合作精神还不够彻底，所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得水吃”，就是对我们中国人做人态度的一种强烈讽刺，只要人一多，就不知怎样来合作分工，互相容让，互相商量。固然中国社会落后的方面还很多，而缺乏合作精神，确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所以，谈做人，做现代中国人，首先应培养这种合作的态度。 陈鹤琴先生也是富有合作精神的楷模。在江西办学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泰和县文江村，来到陈鹤琴先生身边，这其中有张文郁、朱家振（贺宜）、余之介、钟昭华、邢舜田、雷震清、袁昂、刘于艮等等。陈先生在南京师范学院当院长的时候，从各地邀请到一批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如唐圭璋、段熙仲、徐复、陈中凡、孙望、徐养秋、吕思百、傅抱石、黄友葵、钱且华等等。这些教授、学者愿意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与陈鹤琴先生礼贤下士、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分不开。
陈先生有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并且善于团结大家一起工作。他1927年发起组织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发起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任主席，有会员四千余人；1932年发起成立上海国际教育社，后任书记；1933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7年发起组织儿童保护会，任理事长；1938年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被推为理事长；1939年发起组织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任理事长；1947年创办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任理事长；1948年创办成立中国幼稚教育社，被推为理事长等等。在这些组织当中，陈先生发挥着核心和旗手的作用，团结带领大家共同工作。
关于“要有世界的眼光”，陈鹤琴先生说：既然我们要做一个世界人，便必须有世界的眼光。所谓世界的眼光，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我们要有对世界的正确的看法，必须要了解世界的事事物物，大自然是怎样在运动着，大社会是怎样在发展着。大自然大社会是与人生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不去认识它，了解它；惟其认识世界，才能使眼光远大，不斤两于个人的利害得失。
陈鹤琴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极具世界眼光。他是了解世界的事事物物的。陈先生自小读私塾，后读教会中学，又读清华，23岁赴美国留学，28岁回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无论在什么学校，他都很刻苦，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他说：“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要彻底知道。”就说在美国，前三年在霍普金斯大学，他除英文以外，还学德文、法文，还有政治学、经济学、市政学、教育学、心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第二年暑假选学牛奶、鸟学和普通心理学；第三年暑假选学园艺、养蜂学和汽车学。后两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就专心研究教育和心理了。
回国以后，陈鹤琴先生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不但请国外的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还经常出国考察国外的先进经验。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陈先生以个人身份前往欧洲考察教育，先后考察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苏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等11国，历时7个月。回国以后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公开发表。1948年7月至1949年初，陈先生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邀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捷克召开的的国际儿童教育会议。随后他又考察了捷克、英国、美国的教育，先后5个月。这样陈鹤琴先生对国内国外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也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陈鹤琴先生说：“以上五个条件是做人的先决条件。”其实陈先生对“做人”的要求还有很多，他自己“做人”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楷模，有很多值得我们效仿。陶行知称他“谦谦君子”，吕型伟称他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们今天来讨论学习陈鹤琴，应该从学习陈先生的“做人”学起，不仅因为“活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做人”和“教人做人”，实在是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人做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都是这个道理；也实在是因为我们当前的教育在“教人做人”方面存在不少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