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但这场改革开放不是突然间从天而降，而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
　　据我个人观察，有两个时间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一个是1959-1961年，中国在和平时期发生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原因是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中央政府的发生在河南信阳，这个850万人的地区当时非正常死亡人口竟达100万左右。这自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嘱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建设12条，这是据我所知中国政策里第一次从“一大二公”全盘国有制里画出一道线。
　　也就在1961年前后，全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河南叫借地自救，安徽叫救命田，都是把地划给农民自己种，渡过灾荒。
　　第二个时间是1962年，因为传言香港要开放，从广东各市县及周边12个省区一下有10万人集结到现在的深圳所在地宝安县，要偷渡，要逃港，此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当地政府在做完安顿工作之后，就提出不妨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利用边境贸易，活跃市场。
　　这两个时间点都跟后来的变化有关，如果没有这些早期的突发事件和临时措施带来的宝贵尝试，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不清楚到底要从哪个地方下手。但从今天来看，仅仅这些局部地区的自发反映，还不足以酿成后来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它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从反面筹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因为它把过去体制的错误夸大到了顶点，才引起很多层次，包括老干部对整体问题的重新思考，才把我们工作政策问题跟体制和制度联系到一起，这就是邓小平后来很重要的总结，如果制度不对头，那就会出大问题。好人可以做很坏的事情。
　　当然，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1978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真正解放了什么？就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讲的，我们选社会主义，选公有制，选计划经济，这都是手段，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要求才是目的，解放生产力才是目的，而不是倒过来。
　　于是，我们思想解放之后，局面就不可同日而语。包产到户好就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边境贸易好就搞经济特区。
　　所有这些措施，我们今天总结起来，都是权利的重新界定。从1978年开始，气势磅礴席卷全国的改革运动，其实质就是权利的不断重新界定。
　　30年来，我们在权利重新界定的路上，已经走过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从一大二公中画出一条线，就是公有土地是可以通过承包和约界定出去，清清楚楚界定到个人。
　　第二个层次是土地权不仅可以使用，非常时期还可以转让，这就是市场经济。中央已经写入文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个层次是界定了创业权。年广久能炒瓜子，柳传志可以搞PC，马化腾可以弄QQ，市场有了根基。
　　我们现在走到第四个层次，这一层意义深远，那就是把各种来路的权利都放到同一个要约里头，不管是个人的权利，公司的权利，还是国家的权利，都互不侵犯又互相保护。
　　现在我们为什么环境污染严重，就是因为环境污染是一块公地，不排白不排，污染由大家共担，这其实就是权利界定的难题。当然，权利界定中最困难的还是有一种特殊权利，它就是国家的权利，这是一个社会中最难对付的资源。毕竟任何一个国家要独立、安全、国防、有秩序，一定要有强制力，但是国家权利怎么能够完全地在轨道上运行呢？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30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但现在我们遇到一个理论难题，就是改革动力问题。
　　过去，我们的改革是由危机推动的，但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大饥荒、大批斗的年代，那么新动力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