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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蝴蝶君》是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代表作。剧中的“女”主人公、京剧旦角宋丽玲的性别问题一直是读者争议的热点。从1960年伽里玛对宋丽玲的一见倾心，到1986年巴黎审判时宋丽玲坚持褪去女装以最直白、粗暴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男儿身，在两人二十余年共同生活中伽里玛究果真没有识破宋丽玲的男性身份，还是他故意回避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为解开这一谜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一层层揭开了隐藏在伽利马心中的宋丽玲真实性别身份的秘密。
【关键词】《蝴蝶君》；人格理论；同性恋倾向；伽里玛；宋丽玲
一、引言
《蝴蝶君》的创作最初来源于一个真实事件：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希科（Bernard Boursicot）和中国京剧男旦时佩璞坠入了爱河，这个持续了二十年的浪漫爱情故事最终却是个间谍案件。布希科一直以为时佩璞是个女人，他们还有爱的结晶：一个男孩。①华裔剧作家黄哲伦读到这个故事后，敏锐地觉察到这个真实故事中丰富的文化、政治和性别隐喻，“那个法国大使所爱上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东方女性的模式”[1]。他把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作为线索穿插其中，创作出了这部充满性别神秘色彩和具有颠覆性的作品。
《蝴蝶君》中的主人公宋丽玲和伽里玛的奇特爱情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说的痛苦演绎，他们的本我同性冲动与现实的规约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规范过着不真实的生活，但最终他们的自我无法寻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不得不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抉择的痛苦，去直面残酷的现实。在二十多年的相处中，他们都在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无意识地规避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每当这个公开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的时候，超我意识的规约总能及时将它压制下去，直到最后，当所有历史的积累使主人公的心理不堪负重时，它被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宣告出来。
二、伽里玛的同性恋倾向
作为伽里玛最喜爱的一部歌剧，《蝴蝶夫人》展示了他心中最完美的男人形象——征服一个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恭顺、柔弱的东方女性。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本人却最终取代了巧巧桑那个为情自杀的角色。这一举动看似是残酷事实打击的结果，实则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被揭露，慌乱中为维护自己尊严而做出的最后挣扎。
事实上，在第一幕第五场的时候，伽里玛的性取向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在狱中，他回忆起自己12 岁时第一次在叔叔的橱柜里发现一叠艳女杂志。“我的身体哆嗦了起来。不是因为性欲——不，是因为权力。放在这里的这些女人，足有一架之多——我想让她们干什么，她们就会干什么。”[2]。性幻想是大脑皮层活动的产物，是对现实生活中暂时不能实现的希望的精神满足。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然而伽里玛的幻想并非出于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而是权利欲望——那种被女性追捧从而在男权社会更好立足的虚荣心。他的心里早已贮藏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或许，他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异性恋人身份，但他的身体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在当时社会父权异性恋体制的威慑下，伽里玛不得不将自己同性激情这种不能为主流意识所接纳的冲动压制到自己的潜意识中，将自己伪装起来。这便注定他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集体身份选择”[3]，并最终迫使自己以绝对的男性身份示人。选择与海尔佳结婚，便由此向西方世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男人迈进了一步。
海尔佳：我的爸爸是澳大利亚的大使。我在罪犯和袋鼠间长大。
伽里玛：听到这句话，我跟她走上了婚姻的祭坛。
（海尔佳退场）
伽里玛：——在那里，我发誓要断然拒绝爱……我将满足于在事业的阶梯上
快速跃升。我赶跑了激情，在它的所在之处——待着的是实用性。
他们的婚姻与爱情无关，只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很显然，伽里玛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之间并没有父权异性恋所规定的二元对立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在伽里玛身上，对权力的追求却胜过了对男女性爱的原始冲动。他渴望获得异性恋男子才能合法拥有的权力。弗洛伊德认为，制造压抑和保持压抑的力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表现为抗拒。[4]伽里玛对任何有可能暴露他同性恋倾向的词语都非常敏感。当宋丽玲在信中称呼其为“friend（朋友）”时，他十分不悦，“当一个女人称呼一个男人是她的‘朋友’的时候，她是把他当成一个太监或者同性恋来呼唤的。”伽里玛的这种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是有据可循的。“焦虑是冲突的结果：即来自潜意识本我的愿望与超我的惩罚威胁相冲突的结果”[5]。伽里玛忌讳听到阉割、同性恋之类的词语，正是因为他本我的愿望——同性激情，与超我的惩罚——父权异性恋体制的唾弃之间出现严重的冲突，以致他在潜意识中与该类词语之间划清了界线。
即便与海尔佳的婚姻宣布了他的异性恋认同，并帮助其实现了权利的追寻，但没有孩子的事实让伽里玛再次有了危机感，阉割焦虑也再次困扰着他。他曾对宋丽玲明确表示，“如果我不能有个孩子，我会觉得上帝自己也在嘲笑我。”因此当宋丽玲谎称自己怀孕，并最终将一个混血男孩带到他面前时，他的虚荣、骄傲及对权力的追求令他在无意识中忽略了真相。宋丽玲完美的“蝴蝶夫人”形象，只是伽里玛躲避主流性别文化规约，实现自己内心隐蔽的同性恋欲望冲动的一种“合法”掩护手段。
三、伽里玛眼中宋丽玲的男儿身
事实上，剧本中很多地方都或直白或含蓄地点明了伽里玛早就发现宋丽玲的男性身份的事实。伽里玛和瑞尼偷情后，曾强烈要求宋丽玲当面脱光衣服，但最终又放弃了。表面上看，他的放弃似乎是出于爱怜，实际上这却是他的男性占有欲和内心深处隐秘的真相之间的斗争。他很快意识到维护这个秘密是他在本我欲望与超我惩罚的冲突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伽：我没有脱掉她的衣服，难道是因为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吗？也许。快乐是这么珍贵，以至于我们的头脑会翻个筋斗保护它。 伽里玛最终放弃那个要求并非出于爱怜，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意识”叫停了他的狂躁，以免亲手毁掉自己编织的幻想。这种意识便是来自主流异性恋文化的超我规约。承认宋丽玲的男性身份就意味着两个灾难性的选择：或者在异性恋主流意识的压力下愤然自责为自己正名；或者接受现实，勇敢反抗，将自己至于批判和唾弃的洪水中。他断然不会亲手撕毁自己煞费心机树立起来的成功西方男人的形象，也不会舍弃由对宋丽玲去势而感受到的同性冲动的满足的甜蜜，由此，他对宋丽玲的男性身份除了视而不见别无选择。这便是为什么最后一幕中，当宋丽玲坚持褪去衣衫将“秘密”大白于天下时，他却开始退缩，甚至不停地哀求。
伽：请别这样。没必要这样。我知道你是什么。
宋：你知道？我是什么呢？
伽：一个——一个男人。
宋：你并不真的相信这个。
伽：不，我相信！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始终知道，我的快乐是暂时的，我的爱情是一场欺骗。但是我的心牵制着这个认识。使等待变得可以忍受。
简单的几句话，揭穿了伽里玛一直以来的伪装。是对世俗中父权异性恋体制的威严的惧怕使伽里玛启用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在無意识中迫使自己去相信宋是他完美的蝴蝶夫人。如果说宋丽玲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演员，那么他勇敢地向伽里玛表露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行为，绝非演技所能解释的，背后的原因更耐人寻味。纵然他在最初接近这位大使的时候怀有特殊的目的，但当最后他们苦心经营的爱情泡沫被刺破后，他没有像对方一样退缩，而是选择更直接地表露自己入骨的爱意。相比之下，伽里玛此刻的无措与无辜则对他曾经威风八面的大男子汉形象构成了莫大的讽刺。
四、宋丽玲的性别错位
相对伽里玛隐秘的同性激情而言，宋丽玲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表达则更为直白。然而，男儿身的宋丽玲为何能将一个东方女性的柔情演绎得如此逼真？要知道拙劣的“表演”是不可能骗过周围人的眼睛，更不可能征服一位出入国际场合的大使。“东方男性易装者并不是一味模仿女性，而是表达女性，易装者不以女性为原型而受到局限，而是与所谓原型分离”[6]。因此，结论只能是这种“假装的”柔情其实才是他真实的一面，性别在他身上发生了可怕的错位。
剧本表明宋丽玲对女性从未有过好感。他的母亲——他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是一个妓女。他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从出世起就生活在自己的母亲与嫖客之间，并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取悦男人的技巧。由于见惯了风月场所的肮脏交易，他比女人更懂得如何吸引男人。同时，父爱的缺失及母亲的疏于照顾使他从小就渴望得到呵护与宠爱。而伽里玛正是那个能给他提供温暖怀抱的人。
故事的开始，像伽里玛一样，宋丽玲也从未承认自己的同性冲动。当秦同志看到他的女性装扮，并警告他“中国没有同性恋”时，他也在为自己辩护。作为一名革命人士，他深知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是不被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可的。革命的热情和当时的环境迫使他像伽里玛一样将自己的同性激情压抑到了潜意识中。当发现自己真正爱上这位大使，却又不得不为了革命一次又一次出卖自己的爱情时，他虽然痛苦，但仍然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为革命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秦同志的羞辱：“你再也不能用你的性变态把中国熏臭了。你要去污染它产生的地方——西方。”这时，支撑他一直掩饰自己真实情感并出卖自己爱人的那个理由便瞬间瓦解了，宋丽玲再也没有理由伪装自己，而是开始渴望以真实的自我去直面他和伽里玛之间的感情。
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单靠自己一味地拒绝裸露身体或避免能暴露性别的抚摸是绝不可能将这个秘密维系二十年之久的。自己的男性身份不过是彼此都不愿主动揭开的一个公开秘密罢了。在因为性取向问题被革命事业抛弃后，宋丽玲厌恶了这种虚伪的生活和躲藏的感情，决心将这个谎言亲手拆穿。伽里玛在看到宋丽玲的裸体后，羞愤地说：“我在只是一个男人的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宋则悲情地告诉他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个男人，并勇敢地向他表达了爱意：“我是你的蝴蝶。在这件长袍下面，在所有东西的下面，始终是我。”宋丽玲的举动看似是在结束他与伽里玛的关系，实则是期望他们的感情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剥去女性的伪装后，他更愿意作为一个男人继续他们之间的爱情。但这份坦诚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结果。
五、结语
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在真空之中，个人本我冲动的满足必须以遵守社会规约为前提，这就使这对恋人一度经历了奇特的人生。对于伽里玛来说，西方白人文化使他不得不以坚强的白人男性形象示人，他只能将自己同性恋的本我冲动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霸权意识又给他增加了更大的痛苦。这种复杂的心理使他不愿承认宋丽玲的真实性别身份。宋丽玲虽然有男性的身体，却有着一颗炽热的女儿心，他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冲突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两人都希望冲破主流文化和性别规约的束缚，任凭内心的冲动得到尽情的满足，可是社会现实的力量毕竟太强大了。因此，当宋丽玲将男性身份公布于众时，主流社会性别文化变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勇气面对公众的非议，他苦苦追求的“幸福爱情”的城堡便顷刻坍塌了。
参考文献：
[1]Gainor，J.Elle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Drama[M].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9.
[2]黄哲伦.蝴蝶君[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Storr，Anthony.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M].尹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5]傅文青.临床见证：埋藏在潜意识中的阉割焦虑[C].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医学心理学教育分会第13届学术会议论文集，2006.
[6]Barthes，Roland.Literature and Reality[M].Paris：Editions du Seuil，1982.
注释：
①根据中西方媒体时隔多年的报道，布希科只是法国驻华使馆的会计和打字员，并非外交官；他同时也是一名同性恋者，除了时佩璞外，另有其他男性情人。二十多年后，他向媒体坦言，时佩璞临终之际仍深爱着他。也许正如他的辩护律师所言，这其实是个爱情故事，并非间谍案件。事件的真实性或许有待考证，但无关本文主题，故不作深入探究。
【关键词】《蝴蝶君》；人格理论；同性恋倾向；伽里玛；宋丽玲
一、引言
《蝴蝶君》的创作最初来源于一个真实事件：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布希科（Bernard Boursicot）和中国京剧男旦时佩璞坠入了爱河，这个持续了二十年的浪漫爱情故事最终却是个间谍案件。布希科一直以为时佩璞是个女人，他们还有爱的结晶：一个男孩。①华裔剧作家黄哲伦读到这个故事后，敏锐地觉察到这个真实故事中丰富的文化、政治和性别隐喻，“那个法国大使所爱上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东方女性的模式”[1]。他把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作为线索穿插其中，创作出了这部充满性别神秘色彩和具有颠覆性的作品。
《蝴蝶君》中的主人公宋丽玲和伽里玛的奇特爱情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说的痛苦演绎，他们的本我同性冲动与现实的规约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规范过着不真实的生活，但最终他们的自我无法寻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不得不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抉择的痛苦，去直面残酷的现实。在二十多年的相处中，他们都在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无意识地规避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每当这个公开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的时候，超我意识的规约总能及时将它压制下去，直到最后，当所有历史的积累使主人公的心理不堪负重时，它被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宣告出来。
二、伽里玛的同性恋倾向
作为伽里玛最喜爱的一部歌剧，《蝴蝶夫人》展示了他心中最完美的男人形象——征服一个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恭顺、柔弱的东方女性。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本人却最终取代了巧巧桑那个为情自杀的角色。这一举动看似是残酷事实打击的结果，实则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被揭露，慌乱中为维护自己尊严而做出的最后挣扎。
事实上，在第一幕第五场的时候，伽里玛的性取向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在狱中，他回忆起自己12 岁时第一次在叔叔的橱柜里发现一叠艳女杂志。“我的身体哆嗦了起来。不是因为性欲——不，是因为权力。放在这里的这些女人，足有一架之多——我想让她们干什么，她们就会干什么。”[2]。性幻想是大脑皮层活动的产物，是对现实生活中暂时不能实现的希望的精神满足。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然而伽里玛的幻想并非出于满足自己的性欲望，而是权利欲望——那种被女性追捧从而在男权社会更好立足的虚荣心。他的心里早已贮藏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或许，他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异性恋人身份，但他的身体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在当时社会父权异性恋体制的威慑下，伽里玛不得不将自己同性激情这种不能为主流意识所接纳的冲动压制到自己的潜意识中，将自己伪装起来。这便注定他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集体身份选择”[3]，并最终迫使自己以绝对的男性身份示人。选择与海尔佳结婚，便由此向西方世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男人迈进了一步。
海尔佳：我的爸爸是澳大利亚的大使。我在罪犯和袋鼠间长大。
伽里玛：听到这句话，我跟她走上了婚姻的祭坛。
（海尔佳退场）
伽里玛：——在那里，我发誓要断然拒绝爱……我将满足于在事业的阶梯上
快速跃升。我赶跑了激情，在它的所在之处——待着的是实用性。
他们的婚姻与爱情无关，只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很显然，伽里玛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之间并没有父权异性恋所规定的二元对立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在伽里玛身上，对权力的追求却胜过了对男女性爱的原始冲动。他渴望获得异性恋男子才能合法拥有的权力。弗洛伊德认为，制造压抑和保持压抑的力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表现为抗拒。[4]伽里玛对任何有可能暴露他同性恋倾向的词语都非常敏感。当宋丽玲在信中称呼其为“friend（朋友）”时，他十分不悦，“当一个女人称呼一个男人是她的‘朋友’的时候，她是把他当成一个太监或者同性恋来呼唤的。”伽里玛的这种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是有据可循的。“焦虑是冲突的结果：即来自潜意识本我的愿望与超我的惩罚威胁相冲突的结果”[5]。伽里玛忌讳听到阉割、同性恋之类的词语，正是因为他本我的愿望——同性激情，与超我的惩罚——父权异性恋体制的唾弃之间出现严重的冲突，以致他在潜意识中与该类词语之间划清了界线。
即便与海尔佳的婚姻宣布了他的异性恋认同，并帮助其实现了权利的追寻，但没有孩子的事实让伽里玛再次有了危机感，阉割焦虑也再次困扰着他。他曾对宋丽玲明确表示，“如果我不能有个孩子，我会觉得上帝自己也在嘲笑我。”因此当宋丽玲谎称自己怀孕，并最终将一个混血男孩带到他面前时，他的虚荣、骄傲及对权力的追求令他在无意识中忽略了真相。宋丽玲完美的“蝴蝶夫人”形象，只是伽里玛躲避主流性别文化规约，实现自己内心隐蔽的同性恋欲望冲动的一种“合法”掩护手段。
三、伽里玛眼中宋丽玲的男儿身
事实上，剧本中很多地方都或直白或含蓄地点明了伽里玛早就发现宋丽玲的男性身份的事实。伽里玛和瑞尼偷情后，曾强烈要求宋丽玲当面脱光衣服，但最终又放弃了。表面上看，他的放弃似乎是出于爱怜，实际上这却是他的男性占有欲和内心深处隐秘的真相之间的斗争。他很快意识到维护这个秘密是他在本我欲望与超我惩罚的冲突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够接受的平衡点：
伽：我没有脱掉她的衣服，难道是因为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我知道我会发现什么吗？也许。快乐是这么珍贵，以至于我们的头脑会翻个筋斗保护它。 伽里玛最终放弃那个要求并非出于爱怜，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意识”叫停了他的狂躁，以免亲手毁掉自己编织的幻想。这种意识便是来自主流异性恋文化的超我规约。承认宋丽玲的男性身份就意味着两个灾难性的选择：或者在异性恋主流意识的压力下愤然自责为自己正名；或者接受现实，勇敢反抗，将自己至于批判和唾弃的洪水中。他断然不会亲手撕毁自己煞费心机树立起来的成功西方男人的形象，也不会舍弃由对宋丽玲去势而感受到的同性冲动的满足的甜蜜，由此，他对宋丽玲的男性身份除了视而不见别无选择。这便是为什么最后一幕中，当宋丽玲坚持褪去衣衫将“秘密”大白于天下时，他却开始退缩，甚至不停地哀求。
伽：请别这样。没必要这样。我知道你是什么。
宋：你知道？我是什么呢？
伽：一个——一个男人。
宋：你并不真的相信这个。
伽：不，我相信！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始终知道，我的快乐是暂时的，我的爱情是一场欺骗。但是我的心牵制着这个认识。使等待变得可以忍受。
简单的几句话，揭穿了伽里玛一直以来的伪装。是对世俗中父权异性恋体制的威严的惧怕使伽里玛启用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在無意识中迫使自己去相信宋是他完美的蝴蝶夫人。如果说宋丽玲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演员，那么他勇敢地向伽里玛表露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行为，绝非演技所能解释的，背后的原因更耐人寻味。纵然他在最初接近这位大使的时候怀有特殊的目的，但当最后他们苦心经营的爱情泡沫被刺破后，他没有像对方一样退缩，而是选择更直接地表露自己入骨的爱意。相比之下，伽里玛此刻的无措与无辜则对他曾经威风八面的大男子汉形象构成了莫大的讽刺。
四、宋丽玲的性别错位
相对伽里玛隐秘的同性激情而言，宋丽玲对自己同性恋倾向的表达则更为直白。然而，男儿身的宋丽玲为何能将一个东方女性的柔情演绎得如此逼真？要知道拙劣的“表演”是不可能骗过周围人的眼睛，更不可能征服一位出入国际场合的大使。“东方男性易装者并不是一味模仿女性，而是表达女性，易装者不以女性为原型而受到局限，而是与所谓原型分离”[6]。因此，结论只能是这种“假装的”柔情其实才是他真实的一面，性别在他身上发生了可怕的错位。
剧本表明宋丽玲对女性从未有过好感。他的母亲——他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是一个妓女。他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从出世起就生活在自己的母亲与嫖客之间，并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取悦男人的技巧。由于见惯了风月场所的肮脏交易，他比女人更懂得如何吸引男人。同时，父爱的缺失及母亲的疏于照顾使他从小就渴望得到呵护与宠爱。而伽里玛正是那个能给他提供温暖怀抱的人。
故事的开始，像伽里玛一样，宋丽玲也从未承认自己的同性冲动。当秦同志看到他的女性装扮，并警告他“中国没有同性恋”时，他也在为自己辩护。作为一名革命人士，他深知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是不被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认可的。革命的热情和当时的环境迫使他像伽里玛一样将自己的同性激情压抑到了潜意识中。当发现自己真正爱上这位大使，却又不得不为了革命一次又一次出卖自己的爱情时，他虽然痛苦，但仍然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为革命倾尽所有，换来的却是秦同志的羞辱：“你再也不能用你的性变态把中国熏臭了。你要去污染它产生的地方——西方。”这时，支撑他一直掩饰自己真实情感并出卖自己爱人的那个理由便瞬间瓦解了，宋丽玲再也没有理由伪装自己，而是开始渴望以真实的自我去直面他和伽里玛之间的感情。
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单靠自己一味地拒绝裸露身体或避免能暴露性别的抚摸是绝不可能将这个秘密维系二十年之久的。自己的男性身份不过是彼此都不愿主动揭开的一个公开秘密罢了。在因为性取向问题被革命事业抛弃后，宋丽玲厌恶了这种虚伪的生活和躲藏的感情，决心将这个谎言亲手拆穿。伽里玛在看到宋丽玲的裸体后，羞愤地说：“我在只是一个男人的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宋则悲情地告诉他自己不仅仅只是一个男人，并勇敢地向他表达了爱意：“我是你的蝴蝶。在这件长袍下面，在所有东西的下面，始终是我。”宋丽玲的举动看似是在结束他与伽里玛的关系，实则是期望他们的感情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剥去女性的伪装后，他更愿意作为一个男人继续他们之间的爱情。但这份坦诚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结果。
五、结语
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在真空之中，个人本我冲动的满足必须以遵守社会规约为前提，这就使这对恋人一度经历了奇特的人生。对于伽里玛来说，西方白人文化使他不得不以坚强的白人男性形象示人，他只能将自己同性恋的本我冲动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霸权意识又给他增加了更大的痛苦。这种复杂的心理使他不愿承认宋丽玲的真实性别身份。宋丽玲虽然有男性的身体，却有着一颗炽热的女儿心，他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冲突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两人都希望冲破主流文化和性别规约的束缚，任凭内心的冲动得到尽情的满足，可是社会现实的力量毕竟太强大了。因此，当宋丽玲将男性身份公布于众时，主流社会性别文化变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勇气面对公众的非议，他苦苦追求的“幸福爱情”的城堡便顷刻坍塌了。
参考文献：
[1]Gainor，J.Elle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Drama[M].New York ·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9.
[2]黄哲伦.蝴蝶君[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Storr，Anthony.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M].尹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5]傅文青.临床见证：埋藏在潜意识中的阉割焦虑[C].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医学心理学教育分会第13届学术会议论文集，2006.
[6]Barthes，Roland.Literature and Reality[M].Paris：Editions du Seuil，1982.
注释：
①根据中西方媒体时隔多年的报道，布希科只是法国驻华使馆的会计和打字员，并非外交官；他同时也是一名同性恋者，除了时佩璞外，另有其他男性情人。二十多年后，他向媒体坦言，时佩璞临终之际仍深爱着他。也许正如他的辩护律师所言，这其实是个爱情故事，并非间谍案件。事件的真实性或许有待考证，但无关本文主题，故不作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