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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会让牛津大学与中国走得更近”。
2016年，路易丝·理查森教授（Prof Louise Richardson）被任命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成为这所世界顶尖学府800多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领导者。
2016年8月末，路易丝·理查森教授在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后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细述了牛津大学与中国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联系，以及在“后脱欧时代”，这所世界顶尖学府对于未来与中国合作的期许。
中国学生是牛津第三大学生群体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牛津大学来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意味着什么？
理查森：牛津大学与中国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1604年——那一年，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安图书馆拥有了第一册中国书籍。之后的1687年，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来到牛津。
1998年，牛津大学还只有89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今天已经有超过1000人。中国学生已经是牛津大学的第三大学生来源群体，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我们的教职人员里，也有200多位来自中国。此外，还有超过4000名牛津校友居住在中国，他们是牛津大学的第二大海外校友群体。
2014年揭幕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最知名的中心之一，聚集了50多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可以说，牛津大学对中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也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牛津大学和中国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理查森：在医药、数学、物理及生命科学领域，牛津大学和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最紧密的合作。
从历史来看，牛津大学似乎是以人文学科的成就著称，生命科学好像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想特别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牛津大学医学院连续5年在全球医学院中排名第一，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牛津大学和中国同行们正在紧密合作，应对这个世界上最棘手的医药和科学问题。
除此之外，因为我自己是社会科学学者，所以也非常期待牛津大学与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更多合作。
特别重视学生的专业激情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牛津大学给很多人的印象似乎是，教育一流，但有点“精英化”，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你怎么看这一点？
理查森：这其实是个不真实的印象。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或“精英至上”区分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牛津人可以被称为“精英”，因为进入牛津大学的门槛比较高。但“精英主义”则是指，能够进入是因为非富即贵，这就完全不符合牛津大学的实际情况了。
我特别希望人们能够把牛津大学与“精英主义”区分开来——这样混为一谈，不但是错误的，也让我觉得很困扰。如果牛津真的是精英至上的话，我就不可能成为校长，因为我完全不是来自精英家庭。
路易丝·理查森
牛津大学之所以给人“精英主义”的错误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美丽的校园环境、历史悠久的建筑和传统，并且曾经教育出26位英国首相及更多的国际社会领袖。实际上，只要你足够优秀，能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这些建筑和传统对你都是完全开放的。牛津走出去的很多领袖人物，本身并不是来自精英家庭，而是受益于教育，被教育改变了命运。
归根到底，牛津大学所信奉的原则是“优秀者至上”。我们一直如此，将来也还会如此，因为一所大学如果要保持竞争力，就一定要保持这样的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牛津大学希望从中国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理查森：聪明，同时又对自己所学专业有强烈热忱的学生。
除智力外，我们对于学生的专业激情特别重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真心在乎”自己所学的专业，而不是因为这个专业走俏、未来“钱景”好，或者因为父母的意愿而选择学习它。
在面试学生的时候，我们想要辨识的，就是这种学术激情。原因在于，只有被这种激情所激励的人，才会最努力，未来才会取得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希望去世界一流大学学习。你能给他们一些选择学校方面的建议吗，比如为什么选择牛津而不是哈佛？
理查森：首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一流大学，在其中任何一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还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专业，可能去美国上大学比较好，因为美国的教育面更宽，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学科。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英国的大学可能就更加适合你，因为英国一流大学的“深度”是美国所不及的。
我自己本科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后来又去美国读研究生。我到了美国后发现，我在本科阶段所涉及的专业深度已经相当于美国同学的研究生阶段。
去美国上大学的话，你会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课程是专业领域内的，英国的大学，则是所有课程都是专业领域内的。所以，如果你特别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去美国的话可能就会有些失望。
“脱欧”让牛津与中国走得更近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对于英国“脱欧”非常关注。“脱欧”会对牛津大学的筹款能力、全球竞争力和中国政策产生影响吗？
理查森：我先说中国政策吧。当“脱欧”程序完成，甚至在谈判阶段，英国就很可能在不少方面把政策重点从欧洲移开，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英国有动力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脱欧”会让牛津大学与中国走得更近。
实话实说，“脱欧”并不是我本人和牛津大学很多人所期望的结果。但我同时也有信心，牛津大学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脱欧”也意味着新的机遇。 比如说，“脱欧”可能会导致英国的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受到较大冲击，政府因此不得不考虑“后脱欧时代”英国经济的主要驱动行业是哪些。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科学和创新。如果政府得出这个结论的话，他们就会对像牛津大学这样的机构增加投资。
“脱欧”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有大约15%的学生来自欧盟。我们担心，英国“脱欧”会导致他们的学费上涨（目前英国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学生的学费远低于其他国际学生——编者注），其中一部分学生会负担不起。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希望可以筹款设立更多的奖学金来帮助这部分学生。
第二，我们有17%的教职人员是欧盟公民。我自己来到牛津时，使用的是爱尔兰护照，也是以欧盟公民的身份在英国工作，因此对他们的境况感同身受——突然之间，就要开始担心“我还能继续留在英国工作吗？”
我很有信心，也一再向他们保证，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政府在谈判没有正式开始前不愿对此作官方保证。我希望可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是研究经费。牛津大学有12%的研究经费来自欧盟。由于研究实力强大，在各种经费竞标中，牛津大学总是表现优异，因此我们获得的欧盟研究经费比任何大学都多。
英国政府已经口头表态，我们不会因为“脱欧”而失去经费，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机制来保证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还会从其他地方以更有创意的方法筹措更多经费。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比如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崛起——给人的感觉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作为一名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如果要向学生解释这些变化，你会怎么说？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
理查森：首先，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在某些时候经历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困难时期。但其实这一代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中国、英国还是美国——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在有生之年他们大多不需要面对战争。
其实，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欢迎这两件事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支持“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人，大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是“输家”的那些人。他们感到愤怒以及被时代抛弃，所以想借此报复“精英”，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不幸的。
我觉得，这样的现实也暗含着对像牛津大学这样机构的批评。所以，我们应该更好地跟这部分人交流，告诉他们，好的教育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并从中受益。
至于世界的极端化倾向，教育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我自己做学者时，曾经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那些发动残暴恐怖主义袭击的极端分子。这些人具有同样一条特质：就是高度简单化地看待世界，非黑即白，我善你恶。
这与我们所倡导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好的教育教人理解世界的微妙和不确定，帮助人以同理心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并且理解，“他们”之所以那么想，也一定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接受好的教育。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好的教育才能让人拥有头脑的灵活性和思维的批判性，从而最终享受世界的复杂性。
“教育是我改变命运的根本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牛津大学800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你希望借此给牛津大学带来哪些变化？
理查森：我非常清楚自己对于年轻一代的示范性责任。年轻女孩看到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会意识到自己将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男孩来说，从年轻时就知道领导不只是男性的工作，这一点也很重要。
现在，牛津大学餐厅里悬挂的，大多是男性前辈的画像。我们正努力挂上更多女性前辈的画像，让女学生可以为前辈的成就感到自豪。
有很多因素阻碍女性在职场前进——这并不是因为性别歧视太广泛，而是女性想要把快节奏的职场和家庭的责任相平衡，这非常困难。我自己刚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年幼的孩子，那时候我付给哈佛日托中心的钱比我的收入还要多。
在牛津大学，我们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托儿所的数量比英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多。但即使这样，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不止是托儿所，我认为所有的社会机构都应该提供帮助，减轻女性在平衡事业和家庭方面的压力。
变化并不会自动发生，需要通过努力来争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不是第一次被称为“首位女性校长”，我也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首位女性校长。我刚去圣安德鲁斯大学赴任的时候，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拒绝接纳我为会员，因为我是女性。这件事在媒体上有很多报道。我也是当时学校高级领导层里唯一的女性。但是，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高级领导层的男女比例已经是一比一。
我从这些挫折中，艰难地积累了经验，这也是我的优势。现在，我更加知道问题在哪里，也更有动力继续向前。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样的内在动力，让你从爱尔兰小镇七个孩子中的一个，走到今天，成为世界顶尖学府的领导者？
理查森：我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与三个兄弟一起成长的经历让我从小就知道，男人并不比女人优越，他们能做的每件事我也能做。所以这是一种有益的经历。
在大家庭里生活，也意味着你永远需要争取资源，这也是一项对日后有用的技能。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书。我的阅读远远超出了我所在的那个小镇。我从那时起就很有雄心。
我也抓住了机会，勇敢尝试。我申请了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那是爱尔兰最好的大学，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一般是不会去那里读书的。可是我还是要去那里，因为那是最好的学校，而且我也成功了。
教育是我得以改变命运的根本原因。因此我特别相信教育改变人的力量。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尽你所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尽量多读书，这样你才能了解外面更大的世界。抓住机会，有时候要敢于冒一点险。比如出国可能会更加辛苦，留在家附近也许更安全，但是探索更大的世界实在是一种精彩的人生体验。
2016年，路易丝·理查森教授（Prof Louise Richardson）被任命为英国牛津大学校长，成为这所世界顶尖学府800多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领导者。
2016年8月末，路易丝·理查森教授在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后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细述了牛津大学与中国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联系，以及在“后脱欧时代”，这所世界顶尖学府对于未来与中国合作的期许。
中国学生是牛津第三大学生群体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牛津大学来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意味着什么？
理查森：牛津大学与中国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1604年——那一年，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安图书馆拥有了第一册中国书籍。之后的1687年，第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来到牛津。
1998年，牛津大学还只有89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今天已经有超过1000人。中国学生已经是牛津大学的第三大学生来源群体，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我们的教职人员里，也有200多位来自中国。此外，还有超过4000名牛津校友居住在中国，他们是牛津大学的第二大海外校友群体。
2014年揭幕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最知名的中心之一，聚集了50多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可以说，牛津大学对中国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也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牛津大学和中国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理查森：在医药、数学、物理及生命科学领域，牛津大学和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最紧密的合作。
从历史来看，牛津大学似乎是以人文学科的成就著称，生命科学好像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想特别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牛津大学医学院连续5年在全球医学院中排名第一，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研究机构之一。牛津大学和中国同行们正在紧密合作，应对这个世界上最棘手的医药和科学问题。
除此之外，因为我自己是社会科学学者，所以也非常期待牛津大学与中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更多合作。
特别重视学生的专业激情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牛津大学给很多人的印象似乎是，教育一流，但有点“精英化”，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你怎么看这一点？
理查森：这其实是个不真实的印象。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精英”和“精英主义”或“精英至上”区分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牛津人可以被称为“精英”，因为进入牛津大学的门槛比较高。但“精英主义”则是指，能够进入是因为非富即贵，这就完全不符合牛津大学的实际情况了。
我特别希望人们能够把牛津大学与“精英主义”区分开来——这样混为一谈，不但是错误的，也让我觉得很困扰。如果牛津真的是精英至上的话，我就不可能成为校长，因为我完全不是来自精英家庭。
牛津大学之所以给人“精英主义”的错误印象，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美丽的校园环境、历史悠久的建筑和传统，并且曾经教育出26位英国首相及更多的国际社会领袖。实际上，只要你足够优秀，能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这些建筑和传统对你都是完全开放的。牛津走出去的很多领袖人物，本身并不是来自精英家庭，而是受益于教育，被教育改变了命运。
归根到底，牛津大学所信奉的原则是“优秀者至上”。我们一直如此，将来也还会如此，因为一所大学如果要保持竞争力，就一定要保持这样的活力。
《瞭望东方周刊》：牛津大学希望从中国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理查森：聪明，同时又对自己所学专业有强烈热忱的学生。
除智力外，我们对于学生的专业激情特别重视——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真心在乎”自己所学的专业，而不是因为这个专业走俏、未来“钱景”好，或者因为父母的意愿而选择学习它。
在面试学生的时候，我们想要辨识的，就是这种学术激情。原因在于，只有被这种激情所激励的人，才会最努力，未来才会取得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很多中国学生希望去世界一流大学学习。你能给他们一些选择学校方面的建议吗，比如为什么选择牛津而不是哈佛？
理查森：首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一流大学，在其中任何一所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还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想从事什么专业，可能去美国上大学比较好，因为美国的教育面更宽，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学科。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学什么，英国的大学可能就更加适合你，因为英国一流大学的“深度”是美国所不及的。
我自己本科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后来又去美国读研究生。我到了美国后发现，我在本科阶段所涉及的专业深度已经相当于美国同学的研究生阶段。
去美国上大学的话，你会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课程是专业领域内的，英国的大学，则是所有课程都是专业领域内的。所以，如果你特别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去美国的话可能就会有些失望。
“脱欧”让牛津与中国走得更近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对于英国“脱欧”非常关注。“脱欧”会对牛津大学的筹款能力、全球竞争力和中国政策产生影响吗？
理查森：我先说中国政策吧。当“脱欧”程序完成，甚至在谈判阶段，英国就很可能在不少方面把政策重点从欧洲移开，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英国有动力与中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脱欧”会让牛津大学与中国走得更近。
实话实说，“脱欧”并不是我本人和牛津大学很多人所期望的结果。但我同时也有信心，牛津大学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脱欧”也意味着新的机遇。 比如说，“脱欧”可能会导致英国的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受到较大冲击，政府因此不得不考虑“后脱欧时代”英国经济的主要驱动行业是哪些。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科学和创新。如果政府得出这个结论的话，他们就会对像牛津大学这样的机构增加投资。
“脱欧”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有大约15%的学生来自欧盟。我们担心，英国“脱欧”会导致他们的学费上涨（目前英国是欧盟成员国，欧盟学生的学费远低于其他国际学生——编者注），其中一部分学生会负担不起。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希望可以筹款设立更多的奖学金来帮助这部分学生。
第二，我们有17%的教职人员是欧盟公民。我自己来到牛津时，使用的是爱尔兰护照，也是以欧盟公民的身份在英国工作，因此对他们的境况感同身受——突然之间，就要开始担心“我还能继续留在英国工作吗？”
我很有信心，也一再向他们保证，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政府在谈判没有正式开始前不愿对此作官方保证。我希望可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是研究经费。牛津大学有12%的研究经费来自欧盟。由于研究实力强大，在各种经费竞标中，牛津大学总是表现优异，因此我们获得的欧盟研究经费比任何大学都多。
英国政府已经口头表态，我们不会因为“脱欧”而失去经费，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机制来保证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还会从其他地方以更有创意的方法筹措更多经费。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比如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崛起——给人的感觉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作为一名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如果要向学生解释这些变化，你会怎么说？
理查森：首先，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会在某些时候经历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困难时期。但其实这一代年轻人——不管他们来自中国、英国还是美国——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在有生之年他们大多不需要面对战争。
其实，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欢迎这两件事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支持“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人，大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是“输家”的那些人。他们感到愤怒以及被时代抛弃，所以想借此报复“精英”，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不幸的。
我觉得，这样的现实也暗含着对像牛津大学这样机构的批评。所以，我们应该更好地跟这部分人交流，告诉他们，好的教育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并从中受益。
至于世界的极端化倾向，教育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我自己做学者时，曾经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那些发动残暴恐怖主义袭击的极端分子。这些人具有同样一条特质：就是高度简单化地看待世界，非黑即白，我善你恶。
这与我们所倡导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好的教育教人理解世界的微妙和不确定，帮助人以同理心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并且理解，“他们”之所以那么想，也一定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接受好的教育。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好的教育才能让人拥有头脑的灵活性和思维的批判性，从而最终享受世界的复杂性。
“教育是我改变命运的根本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牛津大学800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校长，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你希望借此给牛津大学带来哪些变化？
理查森：我非常清楚自己对于年轻一代的示范性责任。年轻女孩看到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会意识到自己将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男孩来说，从年轻时就知道领导不只是男性的工作，这一点也很重要。
现在，牛津大学餐厅里悬挂的，大多是男性前辈的画像。我们正努力挂上更多女性前辈的画像，让女学生可以为前辈的成就感到自豪。
有很多因素阻碍女性在职场前进——这并不是因为性别歧视太广泛，而是女性想要把快节奏的职场和家庭的责任相平衡，这非常困难。我自己刚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年幼的孩子，那时候我付给哈佛日托中心的钱比我的收入还要多。
在牛津大学，我们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托儿所的数量比英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多。但即使这样，仍然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不止是托儿所，我认为所有的社会机构都应该提供帮助，减轻女性在平衡事业和家庭方面的压力。
变化并不会自动发生，需要通过努力来争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不是第一次被称为“首位女性校长”，我也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首位女性校长。我刚去圣安德鲁斯大学赴任的时候，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拒绝接纳我为会员，因为我是女性。这件事在媒体上有很多报道。我也是当时学校高级领导层里唯一的女性。但是，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高级领导层的男女比例已经是一比一。
我从这些挫折中，艰难地积累了经验，这也是我的优势。现在，我更加知道问题在哪里，也更有动力继续向前。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样的内在动力，让你从爱尔兰小镇七个孩子中的一个，走到今天，成为世界顶尖学府的领导者？
理查森：我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与三个兄弟一起成长的经历让我从小就知道，男人并不比女人优越，他们能做的每件事我也能做。所以这是一种有益的经历。
在大家庭里生活，也意味着你永远需要争取资源，这也是一项对日后有用的技能。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书。我的阅读远远超出了我所在的那个小镇。我从那时起就很有雄心。
我也抓住了机会，勇敢尝试。我申请了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那是爱尔兰最好的大学，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一般是不会去那里读书的。可是我还是要去那里，因为那是最好的学校，而且我也成功了。
教育是我得以改变命运的根本原因。因此我特别相信教育改变人的力量。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尽你所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尽量多读书，这样你才能了解外面更大的世界。抓住机会，有时候要敢于冒一点险。比如出国可能会更加辛苦，留在家附近也许更安全，但是探索更大的世界实在是一种精彩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