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基于浙江省杭州市城郊农民非农就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Hedonic模型，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的个体特征年龄、学历，家庭特征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外部因素亲友支持、村镇企业数，对非农就业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民的个体特征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对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就业领域表现为从事服务行业的非农收入低于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的非农收入。提出政策建议如下：鼓励工商企业下乡，增加农民就地就业机会；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岗位工作时间；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就业观念；加大非农劳动力政策支持力度；弘扬邻里互助精神，支持全家庭非农就业等。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郊区农村；农民；非农就业；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8-0322-04
收稿日期：2017-0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201125、414016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4JJD790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编号：14YJC790027）。
作者简介：柘益香（1984—），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与区域发展和会计核算研究。E-mail：zheyixiang_123@163.com。
通信作者：顾光同，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E-mail：guguangtong@163.com。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就业已经是我国农民就业的主流，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更是农民就业的最主要途径。《2016年杭州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数共313.79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84.73万人，占农村劳动人口的90.74%，其中从事非农行业的比例达78.39%。非农就业者发现其劳动价值在非农就业收入效益中更能得到体现，导致农民的非农就业趋势更强[1]，因此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例增加，非农就业收入也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非农就业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途径。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杭州市农民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已经成为拉动杭州地区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首要动力。因此，深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确保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从城乡结合部角度探讨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2]。也有学者以进城农民工为视角，研究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3]。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工业化水平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都起到正向作用，而城乡收入比和城镇失业率起到制约作用[4]；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了对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非农就业，其非农收入也越高[5]；还有学者从村领导视角分析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6]。另外，地方政府政策导向与激励对农民收入、增收方式以及增长速度等都有明显影响[7]。地区经济水平也显著影响当地农民非农收入[8]。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快，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戶增收最主要来源。本研究以杭州市城郊农民非农就业为视角，探索影响非农收入的主要因素，旨在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1 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现代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非农就业，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农民更是如此，其非农就业收入是根据内部特征条件和外部环境多重因素约束，追求劳动供给与行业需求利润效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9]。基于农民行为理论，农民个体特征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是造成农民工非农就业及工资收入异质性的主因[10]。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从事行业等；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非农就业人数、家庭年收入、赡养老人数等；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技能培训、工作环境、交通条件、亲友支持程度、农业政策等。基于上述分析以及以往相关研究[11-13]，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6 年在杭州市进行城郊农村非农就业收入现状调查，选取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外部因素等3大类因素，研究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新街镇、南阳街道、城厢街道、浦阳镇、闲林镇、余杭镇、临平街道等镇（街道）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85份，占发放总问卷数的95.77%。
1.2 样本基本特征
利用SPSS 19.0软件分析数据。在385个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40岁和41～50岁，分别占总样本的46.48%、30.55%，50岁以上占21.41%；男性占比为63%，女性为37%，该比例也相对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郊区农村经济水平与市区城市经济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郊区仍然保持相对较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大多数农民仍从事体力劳动，因此，男性依然是劳动的主力军。农民就业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虽然就业种类多元化，但是基本上是一些低端行业和缺乏创新的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小学至高中学历占绝大部分，文盲占4.1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2.21%，总体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10]。超过60%的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不超过10年，说明这些地区农村正在转型期，也是农村城市化的关键时期；43.73%的农民每天工作时间在8 h以内，但仍有将近25%的农民工作时间超过11 h，反映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非农工作强度较高；受访者的非农就业平均月收入为3 118.71元，分位点50%即收入中间值为2 500元，分位点75%的收入为 3 500元，分位点90%的收入已在5 000元以上，非农就业收入分布呈现陡峭的右拖尾非正态形式，即大多数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样本家庭平均年工资性总收入为54 112.58元，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村较富裕；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数仅1个的占43.92%，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占39.42%，2个未成年子女的仅占1482%，与欠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现象可能会使得原本劳动力不足的发达地区未来更需要其他地区输送劳动力；超过50%的受访者家庭拥有1～3个60岁以上老人，老龄化问题和抚养比失调问题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也越来越突出；受访者家庭中有将近90%的人员从事非农劳动，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户已经开始逐渐脱离农业。从影响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外部因素5级量表（分值越高，认为影响越大）统计结果看，影响非农就业收入分值较高的是交通条件、亲友支持度，分值中等的是工作环境，分值最低的是企业数量、就业培训、贷款政策。 1.3 模型
由于非农就业及其工资收入具有显著异质性[10]，农民非农就业劳动供给可看作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特征的供给，这些供给特征价格是市场上观测不到的，即隐性的。根据Rosen提出特征價格（hedoinc price）理论和隐性市场观点[14]，非农就业收入可认为是由这些劳动供给特征带给行业效用最大化，以及农民在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特征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形成的博弈均衡价格。因此，本研究采用Hedonic模型来分析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根据Malpezzi、Stephen的Hedonic模型建议，采用半对数Hedonic模型在统计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上都更合理，设非农就业月收入为因变量y，调查有效样本数为n，则半对数农民非农就业Hedonic模型为：
式中：lg（y）表示n×1的非农就业月收入y的自然对数列向量；α表示常数项；Z是n×k的矩阵，表示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特征等共k个农民劳动供给特征变量；β是k×1的列向量，表示农民劳动供给的k个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其经济含义是特征因素单位变动时带来的月收入增长率；u为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1.4 变量选取和特征描述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将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因素分为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因素3类变量，大类细分为二级变量，其中非农就业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就业领域、学历、从事非农岗位年数、每天工作时间；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纯农业收入、成员数、就业人数、60岁以上人数；外部因素变量包括工作环境、交通条件、村镇附近企业数、就业培训力度、贷款政策以及亲友支持度等，各类二级变量的含义、赋值方式以及统计特征描述结果见表1。
2 实证分析
2.1 Hedonic模型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半对数Hedonic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参数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剔除变量，得到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659，方差分析模型整体检验F统计量值为8.963，说明模型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不管模型的拟合优度还是模型的显著性都说明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农民的个体特征变量年龄、学历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工作时间和非农就业领域分别通过了5%和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负向。家庭特征变量：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分别通过了0.1%和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外部因素变量：亲戚朋友对外出就业支持度、村镇附近企业数都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除以上变量外，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2）。
2.2 农民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分析
城郊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年限即工作经验对自身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交通便利，城郊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非农业劳动，受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农民难以胜任对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随着其工作年限的延长，工作岗位固定，收入也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年限增长无助于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
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年龄对其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年龄越大，其非农就业收入越高。样本数据显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年龄越大更愿意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需要体力的工作，这些行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工资相对高而且工作岗位稳定。年龄较小的农民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愿意从事需要过多体力劳动的岗位，大多从事服务行业，但这类行业工资收入相对低。
非农就业领域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从事餐饮住宿业、居民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收入，没有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仓储业等行业的工资收入高。《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地区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占44.6%；中部、西部地区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232%和154%。经济发达地区建筑业用工需求明显， 杭州市交通运输业发达，受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仓储业用工需求激增，这些都造成城郊农民从事这些非农行业工资收入相对服务业更高。
学历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非农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阅历相对较丰富，更有机会从事对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工资收入自然相对较高，其收入的抗干扰和抗波动能力更强，同时也能更好地获取行业需求信息，并理解国家关于非农就业方面的相关政策，因而其非农收入要高于其他农民。
每天工作时间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城郊农民从事非农岗位的每天工作时间越长，非农收入越低。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城郊的农民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早已融入城市，其收入相对欠发达地区较高，有充足时间从事工作以外的活动，另外随着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规定执行力度的加大，高层次工作用工更规范，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并不是每天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2.3 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分析
家庭纯农业总收入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家庭纯农业总收入占工资性总收入比重整体比较小，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反应不敏感。家庭60岁以上人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家庭60岁以上人数特征相似，以1～2个老人为主，因而对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家庭成员数和非农就业人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家庭成员数和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非农就业收入越高，由于城郊家庭60岁以上人数特征相似，某种程度而言，增加农村家庭人口尤其非农就业人口可以增加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高，因此非农就业收入相应增加。
2.4 外部变量的影响分析
工作环境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农民非农就业领域主要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大部分从业人员对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表示满意，因而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影响较小。 交通条件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杭州市城郊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市区到城郊交通工具有公交车、出租车、快车、顺风车等，甚至农民自己开车或者骑电动车等，这些使得交通条件已经不是影响非农就业的主因。
就业培训力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农村地区，相关非农就业培训体系仍然不完善，造成就业培训力度影响不明显。
贷款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业政策主要是针对加强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社会公共品的投入以及农村引进人才政策等。不管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民生。但这些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帮助不大，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村镇附近企业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村镇附近企业数越多，农民非农收入越高。村镇附近企业越多，农民进厂就业就越方便，一方面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增加务工收入，因此，附近企业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是正效益。
亲戚朋友对外出就业的支持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亲戚朋友越给予非农就业支持，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越高。亲戚朋友对农民外出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二、三产业，甚至居住地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通过构建半对数Hedonic模型对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年龄、学历、每天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家庭的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外部的亲友支持度、村镇企业数都对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学历、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亲友支持度和村镇企业数对非农收入有正向影响，每天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对非农就业收入有负向影响。就业领域从第二产业类到第三产业类按1～9量化，负向影响表现为由于非农就业农民受自身教育水平等限制，其从事服务行业的非农收入低于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的非农收入。
3.2 政策启示
增加农民收入是目前国家制定“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非农收入增长是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根据本研究结论，对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鼓励工商企业下乡，增加农民本地就业机会。本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本地企业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便利的非农就业机会，在不影响家庭务农收入的前提下，能够增加家庭的非农收入，因此，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兴办企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实现“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
第二，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本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并且职业的收入回报也越大。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支持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使农民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提升自身竞争力和职业适应性，是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重要措施。
第三，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农民非农就业岗位工作时间。本研究发现，农民非农就业的每天工作时间越长，非农收入越低。企业应适当缩减岗位工作时间、降低岗位的工作强度来吸引农村工作者，为务工人员创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建议相关部门完善劳动保障政策与措施，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农民非农就业岗位工作时间。
第四，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就业观念。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青年农民虽然具有较强的非农就业能力，但是由于其不愿从事层次相对较低的工作，非农就业收入往往偏低，也阻碍了家庭非农收入增长，因此，在农村地区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的就业观念，对农民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增长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五，加大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政策支持力度。本研究发现，虽然现在国家和地区推行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是对非农就业导向支持的政策建设相对薄弱，除了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外，还应从用工企业入手，对企业采取政策性的税收和贷款激励，对郊区的企业实行就近农民职工配额制。
第六，弘扬邻里互助精神，支持农民全家庭非农就业。中华民族向来有互帮互助的传统，本研究显示，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助于非农就业农民家庭稳定，从而有利于他们寻找到更为合适的就业地点和岗位，也有利于更多的劳动者从事非农就业，这些都是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长的因素。
参考文献：
[1]王春超. 中国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农户家庭调查的理论与实证[J]. 管理世界，2009（7）：93-102.
[2]梅德平，苑笑怡，扶婷婷. 城乡结合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咸阳市秦都区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5，21（6）：87-94.
[3]张杨珩. 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對其非农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J]. 农村经济，2007（8）：57-60.
[4]吴云勇. 中国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基于通径分析方法[J]. 南方农村，2012，28（4）：36-38.
[5]任国强.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J]. 南开经济研究，2004（3）：3-10.
[6]刘 宏，毛明海. 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5（9）：69-79.
[7]吕美晔，金高峰. 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基于沪杭苏锡四市的实证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2011（4）：69-74.
[8]张茗朝，姜会明. 农民收入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吉林省1991—2014年的数据[J]. 社会科学战线，2016（4）：252-255.
[9]宋小川. 无就业增长与非均衡劳工市场动态学[J]. 经济研究，2004（7）：91-96.
[10]熊 美.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差异及成因研究[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6：1-20.
[11]程名望，潘 烜.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2）：94-99.
[12]陆文聪，吴连翠. 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2011（6）：54-62.
[13]张艳华，李秉龙. 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06（6）：9-16.
[14]Rosen S. Hedonic prices and implicit markets：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pure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1）：34-55.吴弘璐，何 伟，郑惠元.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农村聚落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市金堂县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8）：326-331.
关键词：经济发达地区；郊区农村；农民；非农就业；农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8-0322-04
收稿日期：2017-0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1201125、4140164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4JJD790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编号：14YJC790027）。
作者简介：柘益香（1984—），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与区域发展和会计核算研究。E-mail：zheyixiang_123@163.com。
通信作者：顾光同，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E-mail：guguangtong@163.com。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就业已经是我国农民就业的主流，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更是农民就业的最主要途径。《2016年杭州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浙江省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数共313.79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84.73万人，占农村劳动人口的90.74%，其中从事非农行业的比例达78.39%。非农就业者发现其劳动价值在非农就业收入效益中更能得到体现，导致农民的非农就业趋势更强[1]，因此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例增加，非农就业收入也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非农就业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途径。统计显示，2004年以来杭州市农民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已经成为拉动杭州地区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首要动力。因此，深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确保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从城乡结合部角度探讨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2]。也有学者以进城农民工为视角，研究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3]。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工业化水平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都起到正向作用，而城乡收入比和城镇失业率起到制约作用[4]；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了对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非农就业，其非农收入也越高[5]；还有学者从村领导视角分析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6]。另外，地方政府政策导向与激励对农民收入、增收方式以及增长速度等都有明显影响[7]。地区经济水平也显著影响当地农民非农收入[8]。现有文献较少涉及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快，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戶增收最主要来源。本研究以杭州市城郊农民非农就业为视角，探索影响非农收入的主要因素，旨在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1 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现代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非农就业，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农民更是如此，其非农就业收入是根据内部特征条件和外部环境多重因素约束，追求劳动供给与行业需求利润效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9]。基于农民行为理论，农民个体特征及其他外部环境因素是造成农民工非农就业及工资收入异质性的主因[10]。农民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从事行业等；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数、非农就业人数、家庭年收入、赡养老人数等；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技能培训、工作环境、交通条件、亲友支持程度、农业政策等。基于上述分析以及以往相关研究[11-13]，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6 年在杭州市进行城郊农村非农就业收入现状调查，选取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外部因素等3大类因素，研究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新街镇、南阳街道、城厢街道、浦阳镇、闲林镇、余杭镇、临平街道等镇（街道）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85份，占发放总问卷数的95.77%。
1.2 样本基本特征
利用SPSS 19.0软件分析数据。在385个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0～40岁和41～50岁，分别占总样本的46.48%、30.55%，50岁以上占21.41%；男性占比为63%，女性为37%，该比例也相对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郊区农村经济水平与市区城市经济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郊区仍然保持相对较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大多数农民仍从事体力劳动，因此，男性依然是劳动的主力军。农民就业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住宿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虽然就业种类多元化，但是基本上是一些低端行业和缺乏创新的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小学至高中学历占绝大部分，文盲占4.16%，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2.21%，总体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10]。超过60%的农民从事非农就业的时间不超过10年，说明这些地区农村正在转型期，也是农村城市化的关键时期；43.73%的农民每天工作时间在8 h以内，但仍有将近25%的农民工作时间超过11 h，反映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非农工作强度较高；受访者的非农就业平均月收入为3 118.71元，分位点50%即收入中间值为2 500元，分位点75%的收入为 3 500元，分位点90%的收入已在5 000元以上，非农就业收入分布呈现陡峭的右拖尾非正态形式，即大多数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样本家庭平均年工资性总收入为54 112.58元，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村较富裕；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数仅1个的占43.92%，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占39.42%，2个未成年子女的仅占1482%，与欠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现象可能会使得原本劳动力不足的发达地区未来更需要其他地区输送劳动力；超过50%的受访者家庭拥有1～3个60岁以上老人，老龄化问题和抚养比失调问题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也越来越突出；受访者家庭中有将近90%的人员从事非农劳动，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户已经开始逐渐脱离农业。从影响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外部因素5级量表（分值越高，认为影响越大）统计结果看，影响非农就业收入分值较高的是交通条件、亲友支持度，分值中等的是工作环境，分值最低的是企业数量、就业培训、贷款政策。 1.3 模型
由于非农就业及其工资收入具有显著异质性[10]，农民非农就业劳动供给可看作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特征的供给，这些供给特征价格是市场上观测不到的，即隐性的。根据Rosen提出特征價格（hedoinc price）理论和隐性市场观点[14]，非农就业收入可认为是由这些劳动供给特征带给行业效用最大化，以及农民在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特征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形成的博弈均衡价格。因此，本研究采用Hedonic模型来分析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根据Malpezzi、Stephen的Hedonic模型建议，采用半对数Hedonic模型在统计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上都更合理，设非农就业月收入为因变量y，调查有效样本数为n，则半对数农民非农就业Hedonic模型为：
式中：lg（y）表示n×1的非农就业月收入y的自然对数列向量；α表示常数项；Z是n×k的矩阵，表示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特征等共k个农民劳动供给特征变量；β是k×1的列向量，表示农民劳动供给的k个特征变量的回归系数，其经济含义是特征因素单位变动时带来的月收入增长率；u为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1.4 变量选取和特征描述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将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因素分为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因素3类变量，大类细分为二级变量，其中非农就业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就业领域、学历、从事非农岗位年数、每天工作时间；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纯农业收入、成员数、就业人数、60岁以上人数；外部因素变量包括工作环境、交通条件、村镇附近企业数、就业培训力度、贷款政策以及亲友支持度等，各类二级变量的含义、赋值方式以及统计特征描述结果见表1。
2 实证分析
2.1 Hedonic模型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半对数Hedonic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参数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剔除变量，得到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659，方差分析模型整体检验F统计量值为8.963，说明模型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不管模型的拟合优度还是模型的显著性都说明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农民的个体特征变量年龄、学历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工作时间和非农就业领域分别通过了5%和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负向。家庭特征变量：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分别通过了0.1%和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外部因素变量：亲戚朋友对外出就业支持度、村镇附近企业数都通过了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为正向。除以上变量外，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2）。
2.2 农民个体特征变量的影响分析
城郊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年限即工作经验对自身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交通便利，城郊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非农业劳动，受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农民难以胜任对技术和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随着其工作年限的延长，工作岗位固定，收入也相对固定，也就是说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年限增长无助于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增加。
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年龄对其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年龄越大，其非农就业收入越高。样本数据显示，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年龄越大更愿意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需要体力的工作，这些行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工资相对高而且工作岗位稳定。年龄较小的农民善于接受新事物，不愿意从事需要过多体力劳动的岗位，大多从事服务行业，但这类行业工资收入相对低。
非农就业领域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从事餐饮住宿业、居民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收入，没有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仓储业等行业的工资收入高。《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从地区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占44.6%；中部、西部地区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232%和154%。经济发达地区建筑业用工需求明显， 杭州市交通运输业发达，受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仓储业用工需求激增，这些都造成城郊农民从事这些非农行业工资收入相对服务业更高。
学历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非农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阅历相对较丰富，更有机会从事对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工资收入自然相对较高，其收入的抗干扰和抗波动能力更强，同时也能更好地获取行业需求信息，并理解国家关于非农就业方面的相关政策，因而其非农收入要高于其他农民。
每天工作时间对农民非农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城郊农民从事非农岗位的每天工作时间越长，非农收入越低。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城郊的农民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早已融入城市，其收入相对欠发达地区较高，有充足时间从事工作以外的活动，另外随着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规定执行力度的加大，高层次工作用工更规范，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并不是每天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
2.3 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分析
家庭纯农业总收入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家庭纯农业总收入占工资性总收入比重整体比较小，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反应不敏感。家庭60岁以上人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家庭60岁以上人数特征相似，以1～2个老人为主，因而对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家庭成员数和非农就业人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家庭成员数和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非农就业收入越高，由于城郊家庭60岁以上人数特征相似，某种程度而言，增加农村家庭人口尤其非农就业人口可以增加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高，因此非农就业收入相应增加。
2.4 外部变量的影响分析
工作环境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农民非农就业领域主要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大部分从业人员对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表示满意，因而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影响较小。 交通条件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杭州市城郊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善，市区到城郊交通工具有公交车、出租车、快车、顺风车等，甚至农民自己开车或者骑电动车等，这些使得交通条件已经不是影响非农就业的主因。
就业培训力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郊的农村地区，相关非农就业培训体系仍然不完善，造成就业培训力度影响不明显。
贷款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农业政策主要是针对加强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社会公共品的投入以及农村引进人才政策等。不管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善民生。但这些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帮助不大，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村镇附近企业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村镇附近企业数越多，农民非农收入越高。村镇附近企业越多，农民进厂就业就越方便，一方面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增加务工收入，因此，附近企业数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是正效益。
亲戚朋友对外出就业的支持度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亲戚朋友越给予非农就业支持，农民非农就业收入越高。亲戚朋友对农民外出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二、三产业，甚至居住地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通过构建半对数Hedonic模型对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结论如下：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的年龄、学历、每天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家庭的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外部的亲友支持度、村镇企业数都对非农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学历、非农从业人数、家庭人数、亲友支持度和村镇企业数对非农收入有正向影响，每天工作时间和就业领域对非农就业收入有负向影响。就业领域从第二产业类到第三产业类按1～9量化，负向影响表现为由于非农就业农民受自身教育水平等限制，其从事服务行业的非农收入低于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的非农收入。
3.2 政策启示
增加农民收入是目前国家制定“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非农收入增长是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有其自身的特点，根据本研究结论，对增加农民家庭收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鼓励工商企业下乡，增加农民本地就业机会。本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本地企业给当地农民带来了便利的非农就业机会，在不影响家庭务农收入的前提下，能够增加家庭的非农收入，因此，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兴办企业，有利于促进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实现“三农”政策的核心目标。
第二，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本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其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并且职业的收入回报也越大。加强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支持和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使农民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提升自身竞争力和职业适应性，是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重要措施。
第三，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农民非农就业岗位工作时间。本研究发现，农民非农就业的每天工作时间越长，非农收入越低。企业应适当缩减岗位工作时间、降低岗位的工作强度来吸引农村工作者，为务工人员创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建议相关部门完善劳动保障政策与措施，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缩短农民非农就业岗位工作时间。
第四，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就业观念。经济发达地区城郊农村青年农民虽然具有较强的非农就业能力，但是由于其不愿从事层次相对较低的工作，非农就业收入往往偏低，也阻碍了家庭非农收入增长，因此，在农村地区开展职业价值宣传，扭转青年农民的就业观念，对农民家庭非农就业收入增长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五，加大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政策支持力度。本研究发现，虽然现在国家和地区推行了很多惠农政策，但是对非农就业导向支持的政策建设相对薄弱，除了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外，还应从用工企业入手，对企业采取政策性的税收和贷款激励，对郊区的企业实行就近农民职工配额制。
第六，弘扬邻里互助精神，支持农民全家庭非农就业。中华民族向来有互帮互助的传统，本研究显示，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有助于非农就业农民家庭稳定，从而有利于他们寻找到更为合适的就业地点和岗位，也有利于更多的劳动者从事非农就业，这些都是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长的因素。
参考文献：
[1]王春超. 中国农户就业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农户家庭调查的理论与实证[J]. 管理世界，2009（7）：93-102.
[2]梅德平，苑笑怡，扶婷婷. 城乡结合部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咸阳市秦都区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5，21（6）：87-94.
[3]张杨珩. 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對其非农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J]. 农村经济，2007（8）：57-60.
[4]吴云勇. 中国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基于通径分析方法[J]. 南方农村，2012，28（4）：36-38.
[5]任国强.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J]. 南开经济研究，2004（3）：3-10.
[6]刘 宏，毛明海. 村领导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5（9）：69-79.
[7]吕美晔，金高峰. 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基于沪杭苏锡四市的实证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2011（4）：69-74.
[8]张茗朝，姜会明. 农民收入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吉林省1991—2014年的数据[J]. 社会科学战线，2016（4）：252-255.
[9]宋小川. 无就业增长与非均衡劳工市场动态学[J]. 经济研究，2004（7）：91-96.
[10]熊 美.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差异及成因研究[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6：1-20.
[11]程名望，潘 烜.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2）：94-99.
[12]陆文聪，吴连翠. 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J]. 中国农村经济，2011（6）：54-62.
[13]张艳华，李秉龙. 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06（6）：9-16.
[14]Rosen S. Hedonic prices and implicit markets：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pure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1）：34-55.吴弘璐，何 伟，郑惠元.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农村聚落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市金堂县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8）：326-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