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社会质疑慈善的公信力时，媒体上会出现郭美美、卢美美、宋基金等一系列典型例子，甚至把小悦悦事件、老人跌倒了为何没人敢去扶也作为慈善缺损的例子，通过互联网传遍全国，从而导致2011年公益机构的捐赠款大幅度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2012年从中央媒体开始，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身边的感动”还有各种报刊相继推出了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好医生陈菊梅、最美卫士高铁成、最美司机吴斌等一系列正面人物，最近又继续推出扎根山区和边远艰苦地区的多位最美乡村教师典型等慈善楷模和道德榜样，“最美”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主席 “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49周年，全国上下再掀学习高潮，雷锋的“复活”及其传人郭明义的走红，确实重新凝聚了社会的慈善道德形象，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让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负面消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即没有特殊哪有普遍，没有个别、哪有一般。“文革”前的雷锋，在那个年代就是从千千万万个雷锋式战士中筛选发掘出来，并经中央领导人肯定的“楷模”。雷锋简单的经历和短暂的生命，相信毛主席也未必见过他。但经革命领袖的号召，足足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雷锋身上的利他主义精神无疑穿越了时代的空间而具有永恒的价值。与雷锋不同的，今天如此多的“最美”人物的发现、肯定与褒奖却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
　　慈善楷模要得到道德的广泛认可，真正起到感召与鼓舞，必须符合“真”、“善”、“美”三要素。
　　“真”是最基本的条件。它要求慈善楷模的道德及其事迹首先要真实可信，不拔高也不贬低。过去，受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向影响，典型人物存在着有意拔高，脱离真实人物的本来面目，而公众就会质疑其真实性。有时对真实的人物和事迹也心存疑心。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为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埋头科研，平时衣着朴素，像个老农，应该称得上是慈善楷模，就因为他喜欢玩汽车，有人在网上发帖认为宣传部门拔高了他，把他描绘成“高、大、全”的人物。这岂非咄咄怪事！当你没饭吃时，再想到他的贡献，就已饿死了。
　　“善”要求慈善楷模的行为举动符合高于社会的道德要求并具有社会感召力，能够激发普通人的向善之心，起到孟子所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激励效果。如中国首善陈光标推行他的“高调”慈善理念，希望带动先富起来的人群都参与到慈善行列中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尽管他捐了近14亿元，甚至在巴比晚宴上承诺死后裸捐，令两位美国首富大吃一惊后，却遭到不少人非议，甚至扬言要查他的捐款帐，而非议陈光标的那些人却连一毛钱也没有捐过。这是何等的不道德。
　　而“美”要求典型人物的表现能满足社会公众的价值审美观，能够为公众所欣赏并打动公众的内心世界。笔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听闻前年全校推选建校105年来最美校长，而结果不是多数人预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翻译者陈望道，也不是闻名于世的数学家苏步青和刚刚去世的中国科技奖最高奖得主谷超豪，而是相貌平平、个头矮小、去世多年的物理学家谢希德。谢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归来，为中国表面物理和流体力学的发展作出了令科学界敬仰的贡献。这本身就是慈善的卓越典范。她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勤俭治校，诚意待人，没有一点校长的架子，为复旦学子出国深造殚精竭虑并争取了众多的学生学成归来，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军人才。全校绝大多数师生认为谢校长温润如玉，体悯人才，她是真实的“美”，内心的美，而不是外表的“美”。
　　具备了“真”、“善”、“美”三个条件的典型人物，应该说都是慈善人物，只要他们能够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才够得上社会道德的认知度。本文开头引述媒体宣传的众多“最美”者都是因为满足了“真善美”的要求，这与雷锋具有相同之处。
　　“最美”人物的发现与宣传，与以往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而“最美”人物的最终产生都是草根民众通过网络渠道广泛参与选择的结果。媒体则顺势而为，快速报道。“草根”的筛选更符合群众的道德要求和价值审美，反映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普遍的人性光辉，兼具美与善的双重特点。“最美”人物的事迹被传颂之前，毫不起眼，默默无闻，他们只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社会并未以“完人”要求他们，但普通人、平凡人在遭遇突发事件时，更可展现其道德的光辉与人性的魅力。“最美”感动于我们的恰是这样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善与美，是人格之美、道德之美。“最美”向人们提供了当前我国慈善道德的认知度：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深厚的，是非标准是分明的、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明确主流，并不是代替慈善和道德的自省与追问，而是要求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用人生写好自己的道德心灵史，这不能靠“最美”，而要靠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