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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民议会历来是党派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冷战时期又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分野与对立,对中国的认知也难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考量.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少法国议员受社会风向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驱动,以议会代表团或个人议员身份主动地开展对华交往,在两国外交关系空缺的情况下成为先行探路者,传递消息、维系联络,最后巩固了中法建交成果.这种良性作用是在议员自主意愿、法国政府态度与中国政府对策的三方合力下产生的.议会外交的灵活性和象征性有效传递了冷战跨阵营国家交往中寻求国际和平、共谋发展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