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们的身上投射了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对于某种超凡人格的向往
　　《战狼Ⅱ》中“打不死的英雄”冷锋在2017年暑期档取得的票房成绩，值得中国影人深思，“英雄不如小鲜肉”、观众已普遍崇尚“阴柔”之美的说法，是否还立得住？
　　一个人物形象能否让观众产生共情，这其实无关乎人物是“硬汉”还是“鲜肉”，最终要看人物的丰满度。
　　如电影学者周星所言，“军事题材突出英雄，英雄所聚焦的‘大写的人’和人格精神，是这类电影具有受众基础的关键所在。”
　　无论中外，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往往是其土地上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载体，而从时间纵轴来看，英雄们的身上又投射了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对于某种超凡人格的向往。
　　成功的军事题材作品，无不创造出了适应时代、回应精神召唤、有人格魅力的英雄。英雄“人设（人物设定）”的变迁，是创作者为呼应社会审美改变而作出的自觉调整，亦是谈论国产军事片升级时的应有之义。
　　不再是“被”崇高的完人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银幕上出现了大量描写人民战争的电影，成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主体，其中塑造了诸多深入人心的战斗英雄，比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董存瑞》中的董存瑞等。

　　在那个阶段，创作者们为凸显英雄们的正义身份，往往会让英雄们处在一个相对单纯、正邪對抗色彩鲜明的环境中，赋予英雄更纯洁的性格特点，比如勇敢、机智、坚强、爱憎分明等。在形象上，也符合当时对英雄“高大魁梧、正气凛然”的审美期待。
　　这些作品中的英雄虽然有“概念化”倾向，但性格并不算单薄，加入了具有生活气息的幽默、乐观特质，而且往往会表现人物质朴淳厚的情感，如《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长刘洪在寡妇芳林嫂家养伤，创作者就用含蓄的方式表现了两人的情谊。
　　不过，受到样板戏的影响，英雄们渐渐走向了“高大全”的模式，而缺乏更丰富的内在精神人格。改革开放之后，英雄的“人设”开始发生转变。在这方面，“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与八个》是典型代表之一，蒙冤入狱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蒙在狱中感化了一批土匪逃兵，通过角色之间的思想碰撞，体现了人物的性格张力。
　　到了新世纪，英雄们的性格更加多元和复杂，“完美”已经不是英雄的必需。新世纪后，军事题材电视剧迎来了创作高峰，粗糙的石光荣、“匪气”的李云龙、笨拙的许三多，这些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都不完美，但却更可爱可亲。
　　如果说“高大全”的英雄是按模板打造的“金子”，那么这些英雄则是形态各异的“璞玉”。灌输式展现英雄崇高感的手段已经不被观众接受，日常中有和常人一样的缺陷，关键时刻却有英雄本色的人物，更容易感染观众。
　　另外，由于当代年轻人对集体主义和绝对服从观等传统观念有一定距离，个人英雄主义特色在英雄们的身上越来越突出。《湄公河行动》中的方新武、《战狼Ⅱ》中的冷锋，都有孤胆英雄特色，同时又被赋予一层国家正义的价值色彩，与好莱坞同类型片“个人英雄主义 国家意识”的路数一致。
　　不过，在丰富英雄个性的探索中也出现了个别走偏现象。在一些“抗日神剧”中，英雄有“杀气匪气”的个性，但对人物信仰的诠释只流于喊口号的层面，导致英雄的人格质感变得虚妄。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是个性意志和时代主题的形象凝聚，英雄的感召力，体现在个人行为背后更宏大的民族意识和坚实的精神信仰，如果忽略这点而谈英雄个性，便是舍本逐末。为回应当下审美需求，必定有更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英雄登场，如何协调英雄个性意志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是创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英雄不问出处
　　除了个性塑造更多元化之外，英雄们的身份也开始走向多元，军事影视逐渐实现了“英雄不问出处”。
　　在早期的军事影视作品中，主角英雄一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战士，其身份以“农民的儿子”为主。1985年，《血战台儿庄》展现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对抗，首次在银幕上塑造了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形象。
　　《血战台儿庄》创举的背后，是大陆地区对于抗战史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意外地打破了当时因历史缘故所致的两岸藩篱，证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是两岸的共同语言。蒋经国在台湾看到《血战台儿庄》后，说：“这个影片没有给我父亲脸上抹黑。”不久，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
　　在《亮剑》中，创作者也用了大量笔触描写与李云龙亦敌亦友的国民党将领楚云飞。与李云龙不同，楚云飞毕业于黄埔军校，具有儒将色彩;在抗日战场上，两人“英雄惜英雄”，而在国共交战时，两人是多次交锋的宿敌，两个对比性的角色，可谓互相成就。
　　近年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不仅塑造了战场上的英雄，还出现了很多性格丰满的凡人英雄。这些凡人英雄往往是小人物，但都在剧烈动荡的时局中完成了精神成长，更能够勾连起普泛性的情感共鸣，也增强了其英雄行为的震撼力。
　　周星认为：“英雄也可能是一个行为的弱者，一个看似没有英雄气概的人，却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在矛盾爆发时出现了闪光。”
　　《金陵十三钗》里，秦淮河畔的妓女们抱着保全性命的初衷，奔向了美国人建立的教堂。最初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她们身上的家国意识，剧中人和观众都戴着“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有色眼镜看待她们。随着剧情展开，兵败的守军军官为保护教堂而死，日军的残暴染指教堂，妓女们受到精神感召，最后成为了拯救教堂中女学生的英雄。
　　2017年7月1日上映的《明月几时有》，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片，被影评人赞誉“拍出了最像普通人的抗日英雄”。 　　香港本土的抗日历史少有人关注，影片中的英雄们此前也几乎无人讲述。《明月几时有》的主角被左派知识分子感召而走向抗日道路，她的爱人与母亲为此而牺牲，而最终记住这些的，只有香港街头一位白发的出租车司机。
　　《明月几时有》主角的母亲被视作影片中最感人的角色，也可谓是战争片中凡人英雄的代表。她是一位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也并不懂得抗日工作的残酷。当她看到游击队伤员，一个陌生宏大的世界令她肃穆，从而被一种温热又庄严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因送情报失败而被捕后，她甚至并没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是“牺牲”，但是她的行为，却无不体现了民族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
　　人情与人性的延伸
　　英雄“人设”的变迁，反映了时代对于英雄的不同期待，而当下，观众已经见识过全球优秀的战争片和其中的英雄，更期待中国的军事题材作品能塑造出有人情质感、人性深度的英雄。
　　周星认为：“英雄上天入地、运筹帷幄，这只是外在形式，内里还需要什么？如果要追求一种文化深度，那么英雄更需要的是人性牵挂，应和常人感受到的复杂、丰富的情感相关联。”电影《小花》当年获得好评，便是因着力展现了三个主角之间的亲情羁绊。
　　没有人天生是英雄，如果英雄登场时便已经完成了成长，观众面对的便是空降的救世主。观众的确需要一个能力强大的偶像，但却不能对一个空壳偶像有所共情。英雄人格中的神性，其实是普通人性的最高级别，因此，在塑造英雄时，创作者便需要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解释英雄是如何走向神性人格的。
　　而这些细节，其实都和人性情感相关联，情感冲击足够强烈，才促成英雄展开英雄式行为的动机。
　　在《建军大业》中，周恩来和国民党军官斯烈谈判失败后走向雨中的街道，看到爱国青年尸体横陈，造成一种情感冲击——影片前半段用大量篇幅展现“四一二”事件的惨烈，为观众交代了南昌起义的“序曲”，在这个瞬间，又通过周恩来的视角，为英雄们的后续行为动机提供了直观的解释。
　　除此之外，《建军大业》还用一些看似和宏大叙事无关的镜头，表现领袖人物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毛泽东和杨开慧分别一幕中，孩子们呼唤着父亲，毛泽东不忍，想要回头时，杨开慧则大声说“不要回头”。这一幕，将英雄面对“私情”和宏大理想时的抉择渲染出了极强的情感张力。
　　在人性深度的开拓之路上，《集结号》被业内人士当作里程碑之作。在影片前半段，惨烈的战争场景中，角色们在面对战争时的卑微、自然流露出的恐惧和脆弱被展现出来;而后半段，谷子地执拗地追问“集结号”的有无、挖掘战友的尸体，让观众深度反思战争之后如何完成心灵的安抚。这种创作意图，超越了“正邪斗争”的层次，纵深进入人性的内核。
　　整体而言，当下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个性鲜活、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当代英雄塑造得还不够多。在《士兵突击》之后，观众们还很少见到许三多这样在和平年代成长为英雄的普通战士。另外，战争行动背后要存在对和平的愿景，有必要塑造出能推动和平和解的英雄形象。
　　2017年7月，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和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联合主办的“纪念建军90周年军事题材电影播映暨座谈会”上，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提到，军事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其实也是观众反观自我的坐标系：“在先烈的参照下和廣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思考‘我为祖国做了什么’，从而深化对自我和国家关系的理解。”
　　军事题材作品透过人物与故事，体现国家精神，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英雄的塑造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