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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是个喜怒形于色的性情中人，有时还常有点小资们大呼小叫的矫情做作。因此，其日常中的喜怒哀乐多形诸文字，有迹可循，间或有夸张渲染。看看其所痛所苦所怨所惧是什么，或许会更有意思。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袁宏道当然不能例外，活的年岁越大，经历的烦恼事就越多，中年阶段尤多烦心，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经对欧美21000余名男女的调查表明，74岁时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此时基本上没什么经济压力，生活负担和责任相对较小，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40岁左右，幸福指数显著下降，为人生压力最大阶段。如此说来，43岁便去世的袁宏道，是没有机会享受那最为幸福的时光了，其生命的后半程恰恰是在幸福指数最低的区域。更要命的是，期间他还当着让其厌烦透顶欲罢不能的县令。多少令人吃惊的是，袁之人生中令其备感痛苦、噩梦连连的事似乎就这一桩——做官。
当然，一开始其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为了能当上官吃皇粮，袁也像当时的其他无数读书人一样，没少刻苦努力，应试赶考，屡败屡战。当历经艰辛奋斗，终于云开月朗，进士题名，美梦成真，在江南富庶之地的吴县风风光光地当上了父母官后，他终于发觉官场的繁文缛节、沉闷呆板的生涯与其诗酒纵情、闲散不羁的习性是多么的不相协调。常人趋之若鹜的七品县令，在其看来是牛马不如、贱卑万状、痛苦不堪——“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见乌纱如粪箕，青袍类败网，角带似老囚长枷，进退狼狈，实可哀怜”；“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如鸟之在笼”，“如猢孙入笼中”，“如寒号虫”。堂堂朝廷命官在其如花妙笔下竟成了备极丑态堪怜堪哀的猢孙、寒号虫。他甚至万分后悔当年万般激情不屈不挠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动：“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觅甚么鸟举人进士也。”这般像祥林嫂一样吱吱叨叨无休无止的诉说，直至其终于如愿辞了官，重新放浪山水间。
中郎的辞官可视作其追求幸福人生的又一拐点，也可见其内心强烈的真实意愿。为了找回昔日“无官一身轻”的自在，他不惜编造出种种理由，有影的、没影的、可信的、可疑的、强词夺理的、自欺欺人的，机关枪一般连连上了七道辞呈，寻死觅活般要将那顶乌纱帽还给皇上。在最后尚未得到朝廷允准的情况下，又以擅离职守的方式顾自挂印逸去，那么的迫不及待，忍无可忍。
“小穷则小乐，大穷则大乐”，“富不如贫，贵不如贱”。这是袁宏道对快乐的感悟，“但看长安街夜半时，古庙冷铺中，乞儿丐僧，鼾鼾如雷吼；而白髭老贵人，拥绵下帏，乞一合眼而不可得”。也是。当许多的白领、高官陷于彻夜难眠的焦虑中时，我们无数的农民兄弟、打工者正倒头酣睡于简陋的栖身之所，浑然不觉寒风穿棚、屋顶漏雨。
袁宏道的幸福观在其《与龚惟长先生》一信中可见真谛：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焉，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对此五大快活，我是将信将疑，怀疑其多半只是酒后撒野，过过嘴瘾。醉生梦死、潦倒无耻绝非其本愿，倒是恣意典籍、寄情山水确是其快乐之本之源之最，也符合其身分、性情、状况。作为一个不无抱负、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读书著述给其日常带来的快乐随处可见。
首先，书的获得常令其倍感欢欣如饮甘露，即使不是拥有，仅仅是能读到，也足以陶然，“穷官不必买书，是第一快活事”；“穷官不须借书，尤是快事”。这样的感慨一而再地出现在袁老师的文字中，不由让人酸楚。在印刷业高度发达的明代，相比较拮据的收入及日用品物价，书价仍处于令人生畏的高度：一部万历年间出版的《封神演义》标价二两银子，约合当时280斤米价，在当时南京城不错的旅舍中能管吃管喝住上四十来天；而其时的国民平均年收入仅为2.9两银，七品知县的月俸为900斤米。这还是当时新刻的书价，若是想买部前代的旧刻本如元版、宋版书，价更可能飙升至数十、上百倍。如此高的书价对于包括袁中郎在内的中低收入者来说，犹是日常为之痛苦纠结的难题之一，而掏钱买书则往往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举动，其难得与不易好比今天杭州的工薪阶层咬牙凑钱买下市区一套房。你能想象其蓦然得书的意外之喜，直如老鼠掉进了白米缸，黄鼠狼跌落在了鸡窝里。
其次，寻常的读书时光、切磋著述也乐在其中，颇多自得：“惭惯苦读，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辄叫号跳跃，如渴鹿之奔泉也。”“近日与舍弟日课诗文一篇，暇则读书，胸中浩浩，如涨水忽决，云卷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叹赏。”“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跃大呼，若狂若颠，非诚不改其乐，聊以宽啼号之妻子也。”
中郎最为倾慕、赏识、引为知己者有二：李贽和徐渭，俱是当时后世才识卓具、特立独行、傲然于俗流，为当道所忌惮摒斥者。也可见其虽是曾在体制中恭顺礼敬人五人六地厮混有年，但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离经叛道分子，今人的所谓“愤青”。两位的文字也是小袁之最爱，给其带来的快乐每每难以言辞：“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与李宏甫》）
万历二十七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袁在朋友陶望龄处无意中翻阅了一册叫《阙编》的书，不禁被深深吸引，遂由此知道和喜爱上了这位叫徐文长的人。小袁的《徐文长传》中是这样声情并茂地描述其发现、阅读《阙编》情状的：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除了喜读李、徐及佛禅，《金瓶梅》之类的荤腥小说也是中郎的口味所好，不仅千方百计搜访，津津有味偷着乐，更在友朋间热烈推荐，竭尽赞誉，四处传播，称之“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整个一贩黄贩毒的骨干，落在今天，其名声不会比陈冠希好到哪里去。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袁宏道当然不能例外，活的年岁越大，经历的烦恼事就越多，中年阶段尤多烦心，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经对欧美21000余名男女的调查表明，74岁时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此时基本上没什么经济压力，生活负担和责任相对较小，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40岁左右，幸福指数显著下降，为人生压力最大阶段。如此说来，43岁便去世的袁宏道，是没有机会享受那最为幸福的时光了，其生命的后半程恰恰是在幸福指数最低的区域。更要命的是，期间他还当着让其厌烦透顶欲罢不能的县令。多少令人吃惊的是，袁之人生中令其备感痛苦、噩梦连连的事似乎就这一桩——做官。
当然，一开始其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为了能当上官吃皇粮，袁也像当时的其他无数读书人一样，没少刻苦努力，应试赶考，屡败屡战。当历经艰辛奋斗，终于云开月朗，进士题名，美梦成真，在江南富庶之地的吴县风风光光地当上了父母官后，他终于发觉官场的繁文缛节、沉闷呆板的生涯与其诗酒纵情、闲散不羁的习性是多么的不相协调。常人趋之若鹜的七品县令，在其看来是牛马不如、贱卑万状、痛苦不堪——“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见乌纱如粪箕，青袍类败网，角带似老囚长枷，进退狼狈，实可哀怜”；“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如鸟之在笼”，“如猢孙入笼中”，“如寒号虫”。堂堂朝廷命官在其如花妙笔下竟成了备极丑态堪怜堪哀的猢孙、寒号虫。他甚至万分后悔当年万般激情不屈不挠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动：“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觅甚么鸟举人进士也。”这般像祥林嫂一样吱吱叨叨无休无止的诉说，直至其终于如愿辞了官，重新放浪山水间。
中郎的辞官可视作其追求幸福人生的又一拐点，也可见其内心强烈的真实意愿。为了找回昔日“无官一身轻”的自在，他不惜编造出种种理由，有影的、没影的、可信的、可疑的、强词夺理的、自欺欺人的，机关枪一般连连上了七道辞呈，寻死觅活般要将那顶乌纱帽还给皇上。在最后尚未得到朝廷允准的情况下，又以擅离职守的方式顾自挂印逸去，那么的迫不及待，忍无可忍。
“小穷则小乐，大穷则大乐”，“富不如贫，贵不如贱”。这是袁宏道对快乐的感悟，“但看长安街夜半时，古庙冷铺中，乞儿丐僧，鼾鼾如雷吼；而白髭老贵人，拥绵下帏，乞一合眼而不可得”。也是。当许多的白领、高官陷于彻夜难眠的焦虑中时，我们无数的农民兄弟、打工者正倒头酣睡于简陋的栖身之所，浑然不觉寒风穿棚、屋顶漏雨。
袁宏道的幸福观在其《与龚惟长先生》一信中可见真谛：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焉，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对此五大快活，我是将信将疑，怀疑其多半只是酒后撒野，过过嘴瘾。醉生梦死、潦倒无耻绝非其本愿，倒是恣意典籍、寄情山水确是其快乐之本之源之最，也符合其身分、性情、状况。作为一个不无抱负、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读书著述给其日常带来的快乐随处可见。
首先，书的获得常令其倍感欢欣如饮甘露，即使不是拥有，仅仅是能读到，也足以陶然，“穷官不必买书，是第一快活事”；“穷官不须借书，尤是快事”。这样的感慨一而再地出现在袁老师的文字中，不由让人酸楚。在印刷业高度发达的明代，相比较拮据的收入及日用品物价，书价仍处于令人生畏的高度：一部万历年间出版的《封神演义》标价二两银子，约合当时280斤米价，在当时南京城不错的旅舍中能管吃管喝住上四十来天；而其时的国民平均年收入仅为2.9两银，七品知县的月俸为900斤米。这还是当时新刻的书价，若是想买部前代的旧刻本如元版、宋版书，价更可能飙升至数十、上百倍。如此高的书价对于包括袁中郎在内的中低收入者来说，犹是日常为之痛苦纠结的难题之一，而掏钱买书则往往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举动，其难得与不易好比今天杭州的工薪阶层咬牙凑钱买下市区一套房。你能想象其蓦然得书的意外之喜，直如老鼠掉进了白米缸，黄鼠狼跌落在了鸡窝里。
其次，寻常的读书时光、切磋著述也乐在其中，颇多自得：“惭惯苦读，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处，辄叫号跳跃，如渴鹿之奔泉也。”“近日与舍弟日课诗文一篇，暇则读书，胸中浩浩，如涨水忽决，云卷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叹赏。”“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跃大呼，若狂若颠，非诚不改其乐，聊以宽啼号之妻子也。”
中郎最为倾慕、赏识、引为知己者有二：李贽和徐渭，俱是当时后世才识卓具、特立独行、傲然于俗流，为当道所忌惮摒斥者。也可见其虽是曾在体制中恭顺礼敬人五人六地厮混有年，但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离经叛道分子，今人的所谓“愤青”。两位的文字也是小袁之最爱，给其带来的快乐每每难以言辞：“幸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与李宏甫》）
万历二十七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袁在朋友陶望龄处无意中翻阅了一册叫《阙编》的书，不禁被深深吸引，遂由此知道和喜爱上了这位叫徐文长的人。小袁的《徐文长传》中是这样声情并茂地描述其发现、阅读《阙编》情状的：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除了喜读李、徐及佛禅，《金瓶梅》之类的荤腥小说也是中郎的口味所好，不仅千方百计搜访，津津有味偷着乐，更在友朋间热烈推荐，竭尽赞誉，四处传播，称之“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整个一贩黄贩毒的骨干，落在今天，其名声不会比陈冠希好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