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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不同族群的源流以及本土化过程，有助于深入剖析海南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为南部边疆的和谐稳定提供借鉴。云氏家族在琼粤历经730多年28代传承，从语言、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们首先是海南人，其民族情感仅限于家族内部事务及寻根心理中。通过查阅云氏族谱及相关史料，实地考察云氏祖籍地陇西、琼粤聚居地以及云氏宗祠、祖墓，深入了解云氏祖先在元明之际的人生轨迹以及家族口传历史、祖先认同、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等，对琼粤云氏家族的蒙古印迹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包含旄纛、蒙古包、蒙古云纹、敖包、北土、祥鹿、全羊祭祖等意象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情感。
[关键词]琼粤；云氏家族；蒙古印迹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24-06
海南是一个移民岛，云氏是渡琼较早、民族差异最大、祖籍最靠北方的家族之一，在迁琼族群中具有典型样板意义。云氏迁琼一世祖与二世祖经历了金、宋、元三个朝代的更替，二世祖云从龙先后作为南宋与元代官员履职海南并获御葬，且在元、明、清史籍以及海南民间均获正面褒扬。琼粤云氏在不同文化圉、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包容共存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
忽必烈汗诞辰800周年纪念盛典，海南云氏会馆受邀组团参加。在蒙古草原受到亲兄弟般的热情款待，来自琼粤的云氏族人感动不已。
繁衍生息于海南及海内外的4万余众云氏后裔，皆为渡琼始祖云海之子孙。白海南云氏家族一世祖云海出生算起，迄今已有大约800年的历史。云氏家族传承约800年，忽必烈诞生800年，一南一北，大海与草原，彼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尝试从云氏家族走过的历史中，去寻找留存在家族历史、认知、史料、遗存以及习俗中的蒙古印迹。
一、琼粤云氏家族最为显赫的时代
元代是琼粤云氏家族历史上最为显赫的时代。海南地方志记载的云氏元代官员，涉及云从龙及其子、孙、重孙四代合计八位，其中五位为“荫袭”：子云铉、云鉴，孙云继祖、云振祖，重孙云汉文，前后贯彻元代首尾，可谓盛极一时。
（一）史书中的记载
姚遂《牧庵集·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记载了元代右丞阿里海牙转战荆湖南北时，曾举荐两位宰相、十二位平章、四位右丞、四位左丞、十三位参政以及“都元帅、宣慰使、总管、万夫、千夫之长又什伯”，云从龙名列十三位参政之一。
《正德琼台志》记载：“云从龙宋咸淳间钤辖，入元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至元十六年按琼，抚绥有方，兵民悦服。十七年，调军至崖收黎，累功至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卒，葬于广之白云山。先，葬母苟氏于琼山那衍地，子鉴因家琼之文昌安知乡。今后裔繁衍。旧祀仰止祠，弘治间，提学宋端仪以其仕元黜之。”
《康熙文昌县志》卷6《秩官志·寓公》记载：“云从龙，字无心，陇西人。宋咸淳间为管辖，佐管帅马成旺、子抚机，平崖贼陈明甫等，有协赞功。因留守，布德意、宽宥余党，蠲徭税，徕民旅，村峒安服。宋亡入元，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按琼，抚绥有方，兵民口悦。复收乱黎。升广东按察使，累功至中书行省参知政事。卒，葬于广之白云山。其子铉，家于文昌，安知都。后裔蕃衍，为邑著姓。抚绥有方，兵民口悦。复收乱黎。升广东按察使，累功至中书行省参知政事。卒，葬于广之白云山。”
《咸丰文昌县志》卷9《选举志·藉官》：“云铉从龙子，万安知军。云振祖铉子，本邑千户。云汉文一继祖子，乾宁军民安抚司佥事。三名并见‘荫袭’。”
《咸丰文昌县志》卷9《选举志·仕进》：“云嗣祖铉子，潮州仓大使。云成祖铉子，海南北都巡使。”
《咸丰文昌县志》卷9《选举志·荫袭》：“云铉从龙子，太学生，万安知军。云鉴铉弟，湖广邕州镇万户。云继祖铉子，海北廉防司掌书记。云振祖铉子，本邑千户。云汉文继祖子，乾宁军民安抚司佥事。”
云从龙系马成旺部属，负责协助马成旺父子“平崖贼”，有“协赞功”，论及“归元”前的地位与功绩，均不及马成旺，但在入元之后却屡屡升迁，终世赠正一品赐、葬白云山并荫及子孙，马成旺反而望尘莫及，部分云氏族人将此归于祖先系蒙古民族，否则不可能如此信任并委以重任。
（二）明代的避祸与沉寂
与元代的显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明代的家道中落，族谱遭毁、祖墓失祭、墓田被侵占、族人失散、云从龙被逐出名宦祠……或许，元代的显赫为此埋下了祸根。明代，尤其是明初为云氏家族相对沉寂的时代。除六世祖外，整个家族沉寂六代之后才有族人参与科举。
从六世祖子真、子普永乐乙酉年（1405）修谱到十一世祖嘉靖辛酉年（1561）重修，其间相隔156年之久，第三次修谱则是相隔129年后的康熙庚午年（1690）。清代的修谱间隔分别是54、58、44年。
唐胄修于明正德年间（1505～1521）的《正德琼台志》收录苟夫人八代孙婿定安人王士衡诗《苟夫人墓》一首：“胜代凌凌数尺坟，乡人过者亦知尊。祭田喋喋多何在，冢户看看一尚存。南海族惟吝展墓[文昌子孙来展者，辄不吉]，西州甥不避由门。可怜世事殊非古，独对青山望白云。”
苟夫人八代孙婿定安人王士衡生卒时间不详，但应在六世祖云子真之后，相隔不致太久。王士衡对于“祭田喋喋多何在，冢户看看一尚存”颇为无奈，又对文昌子孙吝于到祖墓拜祭颇有微词，不过也解释了原因：“文昌子孙来展者，辄不吉。”祖先的显赫在云子真之后的日子里，已变成后代子孙的负面资产，直让王士衡感叹“可怜世事殊非古”。
琼系六世祖子真旧序曰：“不幸谱牒遭海外兵火，世系之传不可远稽，每年及此未尝不叹息也。”广系六世祖子普旧序曰：“父祖子孙皆蒙恩荫载诸国史郡省志书历历可考，但御赐葬祭诰敕之类因元季兵燹，或存或亡，深为可怜。”
元末明初，琼系六世祖云汉文得以破财免灾，次子云子真尚能读书、被选贡入太学。永乐五年丁亥八月上国子监助教金华朱子建《云氏族谱》卷首·序曰：“率其众纳款归附后以寿终于家，至存诚（云子真）力学读书，以长才被选贡入太学。” 而粤系子孙境况则更为艰难，粤系六世祖云子普记述：“先君添章公以洪武五年（1372）始给户由还家，斯时历三世皆一子单传，父祖皆中年弃世，故文献无徵，子普幸脱难还乡……”在元亡到明洪武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不能还家，且还家之后“父祖皆中年弃世”未作具体解释，但从“子普幸脱难还乡”一句可见朝代更替之际的落难。为了避祸，粤系子孙远离官场，躲到了顺德的密林之中，村落四周开挖了护卫水道，修建了围墙与瞭望台，随时都处在高度戒备之中，至万历丙子秋（1576）广系十一始祖云上行修谱之时，“数世皆幼孤，不登陇者近百年，一品仪卫仅存，人马禁地日被侵占，观子普公之祀便自下泪嘉靖年间蒙”。“嘉靖年间蒙”指嘉靖己酉年间（1549）明内史、帝师王赞襄咏云氏先祖墓地的“云阡咏”中对云氏祖先予以的高度评价，上百年间饱受欺凌、一直无法出人头地，却意外发现嘉靖帝师曾经肯定先祖，难免唏嘘动情。
云上行《寄族弟子明》写道：“五云纪后庆源长，台辅声猷世欲芳。三眷比裴吾北土，十州分粤子南方。音书迢递应难寄，鸿雁飞翔只共行。且喜遭逢天路近，请看槐已吐新黄。”
此诗应写于1561年云上行修谱之时或者更早。嘉靖二十九年（1550），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孙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成为明代继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的再一次重挫。此后20余年，俺答汗连年南下袭扰。在此背景下云上行诗中的“北土”与“南方”有特定的含义。“北土”狭义上指被明代废弃的大都北部，“北土城”的称谓从明代延续至今，并成为北京地铁站之一，广义上指源自北方的元代，“三眷比裴吾北土”指三代祖先的“声猷”与元代相始末，“吾北土”道出对元代的特殊情感。“十州分粤子南方”中的“十州”代指元代设置的10个行省，而明代行政区划是两个直隶、十三个布政司。“音书迢递应难寄，鸿雁飞翔只共行。且喜遭逢天路近，请看槐已吐新黄”则是对明与蒙古对峙现状的描述。当时的明王朝处于蒙古与倭寇的夹击之中，嘉靖皇帝差点被宫女勒死，之后便一心修玄不问朝政，首辅严嵩专国乱权，吏治败坏，边事废弛，海瑞冒死抗疏。在大明王朝一片混乱之下，如非蒙古后裔，一边历数元代“台辅声猷世欲芳”、怀念“吾北土”，一边“且喜遭逢天路近，请看槐已吐新黄”的心情、意境就无法解释。
笔者走访顺德云氏祖祠时，不止一位云氏族人说到从小被长辈告诫：“不能对别人说我们是蒙古人！”
（三）族谱中的显与隐
《云氏族谱》初修于明永乐乙酉年（1405），明清重修过七次，谱牒中对家族在元代显赫地位的自豪与眷恋溢于言表。《云氏族谱》记载了二世祖云从龙南宋时作为进士拒绝出任邕州判，而对地方志中有关“宋咸淳间为管辖，佐管帅马成旺、子抚机，平崖贼陈明甫等，有协赞功”一事只字未提。
《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至元三十一年成宗禅位，次年乙未改元覃恩天下，钦授宣命赠总管公如职，母苟氏赠太夫人、继母苟氏封太夫人、妣雷氏赠夫人、仵氏封夫人，次子铉荫国学生一门咸荷宠耀。”“岁在丙申二月初七日终世，钦授宣命赠正一品遗礼、官谕祭，进封次男铉万安知军、季男鉴授邕州镇守万户……铉之长子继祖荫海北道廉访司掌书记，次子振祖荫海南镇守千户……继祖之子汉文袭千户、升海南镇守万户历、升乾宁军民安抚司佥事。”
《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关于云从龙“仕元”系阿里海厓所荐，基本事实与姚遂《牧庵集·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一致：“迨元至元十五年，诏徵天下孝廉文武卓异之士，平章阿理海崖以公应诏，台省诸当道交章荐之，士大夫知名者咸劝以仕，公皆辞谢。十六年已卯，复被诏，即降金牌虎符授宣武军将湖广邕州安抚使，以公原授地也严，令有司催促恐出不测，总管公与母苟氏夫人同其执友强之，乃起。”
据《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记载：“筑室于郡之维山，与郡人方山京友善讲习，景定辛酉皆举孝廉，明年壬戌同登进士。初授湖广邕州安抚判，念二亲垂老以无次子侍奉，疏陈理庙准归维山，修复旧居奉二亲，辟地其中，菽水之余肆力群籍，惟与一二同志讲贯而已，不愿为爵禄羁也。”
陇西是蒙古灭金最后一城，云从龙出生在陇西归附蒙古前后。《云氏族谱》通过对云从龙与方山京交往的描述以及与之同年考中进士的记载，向后人表明云海夫妇携子从陇西迁徙到了南宋的核心地带。家谱有关云从龙在南宋生活学习的记载，与地方志中其成为马成旺部属并协助入琼平黎形成互证，否则只是囿于前后隶属于金与蒙古的陇西，就很难与后来的由仕宋而仕元联结起来。《参知维山公传》记载了云从龙在南宋时获“进士”却拒绝“出仕”的情景，拒绝的由头是“念二亲垂老以无次子侍奉”，深层次原因则是“不愿为爵禄羁也”。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中多有记载的云从龙在南宋以“钤辖”辅佐马成旺父子入琼平黎的史实，《云氏族谱》选择了忽略不计，这成为“不愿为爵禄羁也”的一个注脚：云从龙是不愿为南宋之“爵禄”所羁绊——关于出仕于元，虽然有初次“辞谢”、“复被诏……令有司催促恐出不测，总管公与母苟氏夫人同其执友强之，乃起”之辩解。但是，此次征召时间为至元十五年（1278），距族谱记载的南宋与方山京“同登进士”之景定三年（1262）相去16年之久，当年“二亲垂老”而“不愿为爵禄羁也”，16年后父母应该更加“垂垂老矣”，但是父母执友都选择了“强之”，云从龙随即仕元。此时虽然南宋朝廷投降，但流亡小朝廷的抵抗仍在持续之中，选择不合作、隐逸者不乏其人，更有奋起抵抗以身殉国者，此中辩解略显无力。
海南三亚“落笔洞”三个大字系云氏渡琼二世祖云从龙至元癸未（1283）所题，同时赋诗一首：“地极南溟阔，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绣画，野路自逶迤。不见飞仙蜕，空留谪客诗。清风驾归羽，乘此访安期。”诗作豪情万丈、轻松惬意，以开放胸怀拥抱新的时代，与南宋遗民心态迥然不同。家族祭祀所用的《云氏族谱·冬至祭祀祝文》是祭祀云氏一至三始祖的文字，更能反映云氏族人对元朝的心态：“元代之瑞，我族之基”、“三朝一气，想见谷贻；其量百世，时盛一时。” 除地方志记载的云氏子孙元朝荫袭外，云氏族谱还记载了元朝对云氏女眷的封赐：“至元三十一年成宗禅位，次年乙未改元覃恩天下，钦授宣命赠总管公如职，母苟氏赠太夫人、继母苟氏封太夫人、妣雷氏赠夫人、仵氏封夫人。”族谱中记录有元代皇帝诰命、谕祭文14种，其七、其八原文缺失，但保留了序号。
云氏族人的荫袭盛于元亦止于元，无论族谱还是地方志，除元代之外前后朝代再无荫袭记载。“钦授宣命赠正一品遗礼、官谕祭”者，亦止于元初云从龙一人。《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为此发出后世之问：“是皆出自公后禄有崇卑，莫非公有报国之大功，故朝廷厚公之报、恩波久而无穷也？”
在祭祀三世先祖祝文中，同样显示出明初生活的窘迫对以及元朝显赫地位的崇敬与向往：“冀祖降格，慰我渴饥。冀祖妥侑，餐我明粢。三朝一气，想见谷贻。其量百世，时盛一时。”
（四）族外人士纸上端倪
据《云氏族谱》收录的第一份“诰命”记载，云从龙至元十五年三月“降金牌虎符授宣武将军湖广邕州安抚使”卷首56。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琼、崖、儋、万”四州归元，至元十六年（1279），云从龙由邕州赴琼。唐胄《正德琼台志》有云从龙“旧祀仰止祠，弘治间提学宋端仪以其仕元黜之”的记载，但仍然以“至元十六年按琼，抚绥有方，兵民悦服”加以肯定。
与之相反，唐胄对云从龙曾经“协赞”过的上级马成旺则大加鞭挞：“与珞执于内应，实旺以旧帅成之。当成淳帅郡，父子讨贼，谈笑意气，以忠义自许，何在？当是时，海牙方倚为导，言谅莫逆。州降已二十二日矣，乃徐甘心于与珞之裂焉。谓假毒不生于惭潮，吾不信也。不然，元师自平潭、全以来，拒敌者多矣，何俱不闻有此惨哉？夫世食宋禄，不能以节自处，而又恶人之节，幽冥之中，负我使君不忠之罪有余矣。虽有一时安集之功，盖亦止尧犬之吠尔，何足赎哉？沈翥乃曲舌盛颂其功，厥罪均矣，因附录以示戒卷三十二。”
在所附“宋前侍郎山阴沈翥撰”《大元混-海表碑文》文后，唐胄再论：“翥以大臣，废于国难，既不能捐赴以自赎，又不能潜深以自晦，却乃朝记阁以美国之御书，暮撰碑以誊胡之混一，道心雄口，犬彘不若。或者深罪其书，与珞听用‘匪谋别忍弗决’之语徵矣。”
“忠君报国”是儒家的传统理念之一，唐胄对马成旺、沈翥的谴责可谓义正辞严，但对于协赞马成旺父子的云从龙并无一字不敬，而且大加褒扬，原因之一是云从龙“协赞”是在南宋“父子讨贼、忠义自许”时期，其二，在唐胄心目中云从龙仕宋而后仕元并无不妥，无须“捐赴以自赎，潜深以自晦”。唐胄不仅在《正德琼台志》收录苟夫人八代孙婿定安人王士衡诗《苟夫人墓》，还亲往墓地祭拜并赋诗一首：“绕水环山拜此坟，孝思今见大将军。地灵自会埋香骨，天巧今还说旧闻[从龙渡海，舟次烈楼，夜有鹧鸪啼鹿地之梦。次日，有网鹧鸪者，见鹿走焉，遂卜茔地于此]。卵咽神凭玄鸟降，啄残劳有义乌分[石坟精巧]。人生那尽空桑是，翘首漫东望白云[山在广州，从龙葬所]。”
“卵咽神凭玄鸟降”化用“玄鸟生商”典故，以商祖契的生母简狄隐喻苟夫人，“啄残劳有义乌分”则化用“三足金乌”传说，据田冬梅、张颖夫《“三足乌”起源考》考证：“汉代开始，‘载日之乌’始成为“三足”，并且‘三足乌’也取代了‘三青鸟’的位置，供西王母驱使。‘三足’本已是神秘非凡的现象，何况又与远古时期的太阳崇拜相结合，于是，‘三足乌’便成了历代君王们奉为祥瑞之兆的座上宾。”
唐胄治学严谨，充满隐喻的文字意味深远。与商祖契的生母相关的“玄鸟”、供西王母驱使的“三足乌”，是否唐胄有意隐喻云氏祖先的皇家身份？极重礼制的唐胄何以如此“僭越”·唐胄“逆旨下狱”源于冒死抗疏，反对嘉靖皇帝欲将生父“献皇帝”入祀明堂配上帝，认为不合礼制。依唐胄之行事为人，不会为前朝官员改变立场或僭越礼制，合理的解释是：效忠蒙元乃云从龙本分所在，其父祖与蒙元皇室相关。这也是唐胄褒扬云从龙，鞭挞马成旺、沈翥的原因之一。
关于琼粤云氏属于蒙古人，系“拖雷第五子”后代之说广为流传。云氏祖籍地陇西2008年出版的《陇西史话》采用了这一说法。《元史》卷170·表第二·《宗室世系表》记载拖雷有11个儿子，除了4个当过皇帝、有详细史料外，对其三子、五子的去留则秘而不宣，只留下三个字“失其名”，给云氏“拖雷后代”说留下了想象空间，目前尚无更多证据可以否定或者肯定。
二、来自琼粤云氏家族的蒙古符号
（一）嵌入冬至祭祀祝文的“九脚白旄纛”
《云氏族谱·冬至祭祀祝文》开篇：“惟一世祖，拥旄杖钺、镇抚关西，树勋在宋、济美有儿；惟二世祖，词林弁冕、上国羽仪，名高黄甲、封荷紫泥，双旌六纛、韬略宏施。”其中嵌入了两个很特殊的字“旄”、“纛”。
在宋元背景之下，“旄纛”具有特殊指代意义，与铁木真称汗相关。“九脚白旄纛”是成吉思汗及大蒙古国的象征。“拥旄杖钺”的云海，“镇抚关西，树勋在宋”。云海生活在蒙古先灭金后灭宋的时代，最终“镇抚关西”的是蒙古帝国，为“树勋在宋”获得肯定的云海，是“在宋”为蒙古国“树勋”，而非为南宋“树勋”。如此，云氏族谱记载云从龙南宋“拒仕”、“不愿为爵禄羁也”，于元则“韬略宏施”才顺理成章。
（二）蒙古式祖先画像
广东顺德罗亨村的云氏宗亲仍然记得：云氏宗祠曾经悬挂的祖先画像是蒙古装束，包括发饰与服饰，上面分别用汉文和蒙古文书写。经历了元末明初的朝代更替，明代早期的苦难历历在目，仍然将蒙古式的祖宗画像传于后世，其中的冒险不言而喻，非蒙古后裔恐无此必要。如今海南云氏会馆确认的云从龙画像亦为蒙古式，落款为“元御赐正一品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征南大将军”，不过画像上没有了蒙古文字。云氏二世祖的蒙古式画像，显示出现代云氏族人对蒙古族身份的认同。
（三）酷似蒙古包的苟夫人墓
建于元代早期的苟夫人墓，与南北墓葬均不相同，其外形采用了极为独特的蒙古包式，石筑八角塔形单室墓。位于海口的苟夫人墓，与位于韩城的司马迁墓在形状与装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吉春、徐兴海《司马迁与太史祠》写道：“现在所见到的八卦砖所砌墓，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57）所建，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苟夫人墓初造时间与忽必烈重修过的司马迁墓相距13年，二者外形上均与蒙古包相似，都以八卦及花卉图案装饰。除了共同点，当然也有细节上的差异。首先，司马迁墓是盖了苫毡的蒙古包，苟夫人墓是未盖苫毡的蒙古包。若朝向太阳为阳，盖在苫布下面的则为阴，切合性别差异。其次，马迁墓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穹庐顶，中间用了八种单卦，间以花卉、蝙蝠装饰，底部用砖包裹。苟夫人墓更为精巧，上下八层的八角形墓庐，上部为双层八角顶，顶部为圆球，中间两层八种图案上下形成复卦，复卦下方配有与之相应的树木花卉，底部是一层莲花座和一层蒙古云纹底座。再次，苟夫人墓的双层顶部形似汉族地区传统的攒顶，但与蒙古包的顶棚加上通风的“套脑”更接近，是比司马迁墓更高等级的蒙古包样式。
云从龙对忽必烈所修司马迁墓的刻意模仿，或许从一个侧面印证乾卦爻辞中“云从龙”名字出处的含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云从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人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云氏族谱》收录有从至元十五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78-1294）的忽必烈圣旨，七道以“长生天气力衷”起始的圣旨记录着云从龙在元代的辉煌历史。云从龙对忽必烈的追随与认同，与忽必烈对云从龙的信任与擢升彼此呼应。
关于墓址的选择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云从龙自广之琼时在海上鹧鸪入梦，次日上岸又有网鹧鸪者路遇祥鹿，遂卜葬于梦境之地，对此云氏族谱有记载，云氏后裔口口相传、笃信此说。《咸丰文昌县志》也有记载：“从龙梦鹧鸪啼鹿地，后于丰盈都麻练地应梦，乃葬母于此。”《云氏族谱》所录王赞襄“云阡咏”云：“云节使母葬邑南，以鹿有灵异因得，其祥且谓半天云。”
云从龙以梦境示人，将母亲与“祥鹿”关联，是否与“苍狼白鹿”之说有关，应可探讨。
（四）出现在苟夫人墓的蒙古云纹
环绕苟夫人墓庐最下方底座纹饰是蒙古云纹，形似“大括号”的蒙古云纹最突出的特点是高耸的“云尖”和向两侧展开、宽阔饱满的“云肩”，“云肩”垂翼向内卷曲成环状。蒙古云纹又称为牛鼻子纹，蒙古语称之为“哈木尔”纹，是最典型的蒙古纹饰。被赋予祈求吉祥、免难消灾的含义，蒙古族对其情有独钟，运用普遍。从蒙古包顶部、皇冠、御座到元青花等各类艺术品、生活用品处处都有蒙古云纹的造型。蒙古云纹连续使用时，两侧内卷的环状往往被省略，如元青花纹饰中的“开光”多用蒙古云纹围成，元青花大盘往往用蒙古云纹作为边饰。
苟夫人墓庐底部饰以蒙古云纹，环绕八方聚集成“云海”，且为“蒙古云海”，暗示云海的蒙古身份。
（五）神秘的龙眼树枝挂篮
放着龙眼树枝悬挂于房梁之上的木质挂篮，是广东顺德罗亨村云氏宗祠一件与当地风俗迥异的物件。树枝挂篮对云氏宗亲而言是神灵之物，1967年放置在木质挂篮中龙眼树枝迄今干叶不掉、枝叶繁茂树枝上系有各色布条、荷包。之前的挂篮与树枝在1966年的“破四旧”中被焚毁，云氏族人重新制作了木质挂篮，新砍了龙眼树枝。虽然新木篮不似旧木篮那样考究，所幸重新挂起的龙眼树叶与过去一样经久不落，族人为此很是欣慰。
事关祭祀的神灵、插在篮子里的树枝、挂在枝条上的布条，与蒙古族的敖包祭祀、敬献哈达何其相似。这一习俗疑与敖包祭祀有关，在树木葱茏的罗亨密林之中，很难找到一处草原般的开阔地用来累石并插上树枝昭示族人，将树枝高悬于祭祀祖先的宗祠之中，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貌似微缩改编版的室内“敖包”。
当地树木种类繁多，唯独选择龙眼树枝或蕴含深意，与云氏族人念念不忘的元代有关。龙眼亦称桂圆，取其谐音，怀念元代之“贵”、以“元”为“贵”。
（六）生活习俗中的蒙古特征
在云氏祭祖传统中原本是以三只全羊祭祀祖先，但后来家道中落，演变为以羊头、羊蹄、羊尾等替代全羊，这在当地习俗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祭祀活动中家族重要角色都要换上蓝色长袍，也与蒙古袍以及蒙古人偏爱的蓝色不谋而合。
海南仅仅流行于云氏聚居地文昌的“盅盘舞”，一般认为起源于元末明初，筷子、盘子、酒盅是主要道具，舞蹈服装中不可或缺的长腰带与海南热带气候下的装束大相径庭，舞蹈中有“软手”、“甩肩”、“碎步”、“绕圈”等动作，其道具、服装、动作均与蒙古舞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云氏家族对民族属性的认知
云氏族人对绝大部分认同自己是蒙古人，一小部分认同自己是汉人。
笔者走访广东顺德罗亨村时，云氏族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讲起祖宗历史都津津乐道：“太公是蒙古人，太公做大官”，“小时候就听说了，说我们是蒙古人”，“过节都要吃羊肉的”，“以前长辈都不让对外人说我们是蒙古人”。罗亨村的云昌万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蒙古是我们老家，700多年来我没回去过，他们的生活、习惯、礼节不知道，我们发源的地方，再生之年要去，死也闭眼了。”
关于蒙古人的传说在700年间一直作为家族秘密代代相传，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政策让寻根的愿望逐渐公开化，曾任世界华人社团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香港“玩具大王”云大棉，是云氏寻根问祖的主要推进者。云大棉向乌兰夫陈述了云氏家族的情况并得到支持，1986年在国家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协助下，携带族谱前往土默特左旗调查论证，土默特左旗党委、政府、政协等部门经多方论证，确认海南云氏与土默特云氏同族同宗，应恢复蒙古族籍，并上报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和国家民委得到批准，土默特左旗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认祖仪式，云大棉被提名第六届、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作为香港蒙古族代表当选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自云大棉开始，海南云氏与内蒙云氏在海岛与草原之间如亲戚般走动。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到忽必烈诞辰800周年，海南云氏均受邀参加庆祝活动，亲兄弟般的热情感动彼此。
认为琼粤云氏为蒙古人的依据主要来自云氏在元代的辉煌，云从龙累官至参知政事，自父母、夫人、儿孙乃至重孙，五代男性与女眷获封赠荫袭，终世获御葬，恩荣持续元代始终。
虽然在远离草原的海岛繁衍生息近800年之久，云氏族人中长相、面貌、个性不乏与草原蒙古人更加接近者，云氏族人相聚时，经常遇到这样的介绍：“又一个如假包换的蒙古人！”聊起内蒙古见闻，往往会提起某个蒙古人与某个家人“长得太像了”！在云氏宗亲的微信群中，常有人转发关于蒙古、关于圣祖成吉思汗的介绍，酒桌上亲人聚会时的内蒙古“闷倒驴”酒，喝的也不仅仅是酒，还有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
云氏后裔对出身的困惑由来已久，关于汉人除了传统的“琅琊郡”云氏之说外，还有一种不太普遍的说法，以“云氏派序”中的二世至六世字辈“从金祖汉子”为依据，认为是琼粤云氏系金人收养的汉人。此说仅仅以字辈作解，无其他旁证支撑。若以名字解读，太子真金也是汉名，“金”亦可解读为黄金家族的象征，云氏三世祖云铉字琼孙，是否可以理解为成吉思汗在海南的玄孙？故云氏字辈得出“金人收养的汉人”不足为凭。
十一始祖云上行曾经就琅琊、西蜀、陕西等处多方考察云氏世系，结果“旁求寰宇无与同者”、“自国初迄今，查各名派无一合者”；道光四年（1824），张岳崧任陕甘学政，便召云茂琦前往襄校经籍。二十世祖云茂琦成为云氏后代中难得返回过祖籍陇西的人。他对世系作了补考，结论是“世系不可考，无庸附会”。云上行、云茂琦的世系考等于彻底否定了云氏源于史上汉族云姓的说法，而且非常绝对。尤其是跟随张岳崧在陇西“襄校经籍”一年多的云茂琦，直接得出“世系不可考，无庸附会”的结论，含义有三种可能：一是琼粤云氏与史上任何云姓无关，二是世系的确不可考，三是已经得以考证但不便示人。
从云氏家族的蒙古印迹分析，云茂琦极可能在陇西了解到了家族的来历，但基于史上改朝换代中受到的摧残，加之生活在远离蒙古人聚居区的海南，他选择沉默并告诫子孙“世系不可考，无庸附会”，以保护族人不再受到伤害。
[关键词]琼粤；云氏家族；蒙古印迹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24-06
海南是一个移民岛，云氏是渡琼较早、民族差异最大、祖籍最靠北方的家族之一，在迁琼族群中具有典型样板意义。云氏迁琼一世祖与二世祖经历了金、宋、元三个朝代的更替，二世祖云从龙先后作为南宋与元代官员履职海南并获御葬，且在元、明、清史籍以及海南民间均获正面褒扬。琼粤云氏在不同文化圉、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包容共存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
忽必烈汗诞辰800周年纪念盛典，海南云氏会馆受邀组团参加。在蒙古草原受到亲兄弟般的热情款待，来自琼粤的云氏族人感动不已。
繁衍生息于海南及海内外的4万余众云氏后裔，皆为渡琼始祖云海之子孙。白海南云氏家族一世祖云海出生算起，迄今已有大约800年的历史。云氏家族传承约800年，忽必烈诞生800年，一南一北，大海与草原，彼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本文尝试从云氏家族走过的历史中，去寻找留存在家族历史、认知、史料、遗存以及习俗中的蒙古印迹。
一、琼粤云氏家族最为显赫的时代
元代是琼粤云氏家族历史上最为显赫的时代。海南地方志记载的云氏元代官员，涉及云从龙及其子、孙、重孙四代合计八位，其中五位为“荫袭”：子云铉、云鉴，孙云继祖、云振祖，重孙云汉文，前后贯彻元代首尾，可谓盛极一时。
（一）史书中的记载
姚遂《牧庵集·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记载了元代右丞阿里海牙转战荆湖南北时，曾举荐两位宰相、十二位平章、四位右丞、四位左丞、十三位参政以及“都元帅、宣慰使、总管、万夫、千夫之长又什伯”，云从龙名列十三位参政之一。
《正德琼台志》记载：“云从龙宋咸淳间钤辖，入元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至元十六年按琼，抚绥有方，兵民悦服。十七年，调军至崖收黎，累功至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卒，葬于广之白云山。先，葬母苟氏于琼山那衍地，子鉴因家琼之文昌安知乡。今后裔繁衍。旧祀仰止祠，弘治间，提学宋端仪以其仕元黜之。”
《康熙文昌县志》卷6《秩官志·寓公》记载：“云从龙，字无心，陇西人。宋咸淳间为管辖，佐管帅马成旺、子抚机，平崖贼陈明甫等，有协赞功。因留守，布德意、宽宥余党，蠲徭税，徕民旅，村峒安服。宋亡入元，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按琼，抚绥有方，兵民口悦。复收乱黎。升广东按察使，累功至中书行省参知政事。卒，葬于广之白云山。其子铉，家于文昌，安知都。后裔蕃衍，为邑著姓。抚绥有方，兵民口悦。复收乱黎。升广东按察使，累功至中书行省参知政事。卒，葬于广之白云山。”
《咸丰文昌县志》卷9《选举志·藉官》：“云铉从龙子，万安知军。云振祖铉子，本邑千户。云汉文一继祖子，乾宁军民安抚司佥事。三名并见‘荫袭’。”
《咸丰文昌县志》卷9《选举志·仕进》：“云嗣祖铉子，潮州仓大使。云成祖铉子，海南北都巡使。”
《咸丰文昌县志》卷9《选举志·荫袭》：“云铉从龙子，太学生，万安知军。云鉴铉弟，湖广邕州镇万户。云继祖铉子，海北廉防司掌书记。云振祖铉子，本邑千户。云汉文继祖子，乾宁军民安抚司佥事。”
云从龙系马成旺部属，负责协助马成旺父子“平崖贼”，有“协赞功”，论及“归元”前的地位与功绩，均不及马成旺，但在入元之后却屡屡升迁，终世赠正一品赐、葬白云山并荫及子孙，马成旺反而望尘莫及，部分云氏族人将此归于祖先系蒙古民族，否则不可能如此信任并委以重任。
（二）明代的避祸与沉寂
与元代的显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明代的家道中落，族谱遭毁、祖墓失祭、墓田被侵占、族人失散、云从龙被逐出名宦祠……或许，元代的显赫为此埋下了祸根。明代，尤其是明初为云氏家族相对沉寂的时代。除六世祖外，整个家族沉寂六代之后才有族人参与科举。
从六世祖子真、子普永乐乙酉年（1405）修谱到十一世祖嘉靖辛酉年（1561）重修，其间相隔156年之久，第三次修谱则是相隔129年后的康熙庚午年（1690）。清代的修谱间隔分别是54、58、44年。
唐胄修于明正德年间（1505～1521）的《正德琼台志》收录苟夫人八代孙婿定安人王士衡诗《苟夫人墓》一首：“胜代凌凌数尺坟，乡人过者亦知尊。祭田喋喋多何在，冢户看看一尚存。南海族惟吝展墓[文昌子孙来展者，辄不吉]，西州甥不避由门。可怜世事殊非古，独对青山望白云。”
苟夫人八代孙婿定安人王士衡生卒时间不详，但应在六世祖云子真之后，相隔不致太久。王士衡对于“祭田喋喋多何在，冢户看看一尚存”颇为无奈，又对文昌子孙吝于到祖墓拜祭颇有微词，不过也解释了原因：“文昌子孙来展者，辄不吉。”祖先的显赫在云子真之后的日子里，已变成后代子孙的负面资产，直让王士衡感叹“可怜世事殊非古”。
琼系六世祖子真旧序曰：“不幸谱牒遭海外兵火，世系之传不可远稽，每年及此未尝不叹息也。”广系六世祖子普旧序曰：“父祖子孙皆蒙恩荫载诸国史郡省志书历历可考，但御赐葬祭诰敕之类因元季兵燹，或存或亡，深为可怜。”
元末明初，琼系六世祖云汉文得以破财免灾，次子云子真尚能读书、被选贡入太学。永乐五年丁亥八月上国子监助教金华朱子建《云氏族谱》卷首·序曰：“率其众纳款归附后以寿终于家，至存诚（云子真）力学读书，以长才被选贡入太学。” 而粤系子孙境况则更为艰难，粤系六世祖云子普记述：“先君添章公以洪武五年（1372）始给户由还家，斯时历三世皆一子单传，父祖皆中年弃世，故文献无徵，子普幸脱难还乡……”在元亡到明洪武五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不能还家，且还家之后“父祖皆中年弃世”未作具体解释，但从“子普幸脱难还乡”一句可见朝代更替之际的落难。为了避祸，粤系子孙远离官场，躲到了顺德的密林之中，村落四周开挖了护卫水道，修建了围墙与瞭望台，随时都处在高度戒备之中，至万历丙子秋（1576）广系十一始祖云上行修谱之时，“数世皆幼孤，不登陇者近百年，一品仪卫仅存，人马禁地日被侵占，观子普公之祀便自下泪嘉靖年间蒙”。“嘉靖年间蒙”指嘉靖己酉年间（1549）明内史、帝师王赞襄咏云氏先祖墓地的“云阡咏”中对云氏祖先予以的高度评价，上百年间饱受欺凌、一直无法出人头地，却意外发现嘉靖帝师曾经肯定先祖，难免唏嘘动情。
云上行《寄族弟子明》写道：“五云纪后庆源长，台辅声猷世欲芳。三眷比裴吾北土，十州分粤子南方。音书迢递应难寄，鸿雁飞翔只共行。且喜遭逢天路近，请看槐已吐新黄。”
此诗应写于1561年云上行修谱之时或者更早。嘉靖二十九年（1550），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达延汗孙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成为明代继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的再一次重挫。此后20余年，俺答汗连年南下袭扰。在此背景下云上行诗中的“北土”与“南方”有特定的含义。“北土”狭义上指被明代废弃的大都北部，“北土城”的称谓从明代延续至今，并成为北京地铁站之一，广义上指源自北方的元代，“三眷比裴吾北土”指三代祖先的“声猷”与元代相始末，“吾北土”道出对元代的特殊情感。“十州分粤子南方”中的“十州”代指元代设置的10个行省，而明代行政区划是两个直隶、十三个布政司。“音书迢递应难寄，鸿雁飞翔只共行。且喜遭逢天路近，请看槐已吐新黄”则是对明与蒙古对峙现状的描述。当时的明王朝处于蒙古与倭寇的夹击之中，嘉靖皇帝差点被宫女勒死，之后便一心修玄不问朝政，首辅严嵩专国乱权，吏治败坏，边事废弛，海瑞冒死抗疏。在大明王朝一片混乱之下，如非蒙古后裔，一边历数元代“台辅声猷世欲芳”、怀念“吾北土”，一边“且喜遭逢天路近，请看槐已吐新黄”的心情、意境就无法解释。
笔者走访顺德云氏祖祠时，不止一位云氏族人说到从小被长辈告诫：“不能对别人说我们是蒙古人！”
（三）族谱中的显与隐
《云氏族谱》初修于明永乐乙酉年（1405），明清重修过七次，谱牒中对家族在元代显赫地位的自豪与眷恋溢于言表。《云氏族谱》记载了二世祖云从龙南宋时作为进士拒绝出任邕州判，而对地方志中有关“宋咸淳间为管辖，佐管帅马成旺、子抚机，平崖贼陈明甫等，有协赞功”一事只字未提。
《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至元三十一年成宗禅位，次年乙未改元覃恩天下，钦授宣命赠总管公如职，母苟氏赠太夫人、继母苟氏封太夫人、妣雷氏赠夫人、仵氏封夫人，次子铉荫国学生一门咸荷宠耀。”“岁在丙申二月初七日终世，钦授宣命赠正一品遗礼、官谕祭，进封次男铉万安知军、季男鉴授邕州镇守万户……铉之长子继祖荫海北道廉访司掌书记，次子振祖荫海南镇守千户……继祖之子汉文袭千户、升海南镇守万户历、升乾宁军民安抚司佥事。”
《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关于云从龙“仕元”系阿里海厓所荐，基本事实与姚遂《牧庵集·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一致：“迨元至元十五年，诏徵天下孝廉文武卓异之士，平章阿理海崖以公应诏，台省诸当道交章荐之，士大夫知名者咸劝以仕，公皆辞谢。十六年已卯，复被诏，即降金牌虎符授宣武军将湖广邕州安抚使，以公原授地也严，令有司催促恐出不测，总管公与母苟氏夫人同其执友强之，乃起。”
据《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记载：“筑室于郡之维山，与郡人方山京友善讲习，景定辛酉皆举孝廉，明年壬戌同登进士。初授湖广邕州安抚判，念二亲垂老以无次子侍奉，疏陈理庙准归维山，修复旧居奉二亲，辟地其中，菽水之余肆力群籍，惟与一二同志讲贯而已，不愿为爵禄羁也。”
陇西是蒙古灭金最后一城，云从龙出生在陇西归附蒙古前后。《云氏族谱》通过对云从龙与方山京交往的描述以及与之同年考中进士的记载，向后人表明云海夫妇携子从陇西迁徙到了南宋的核心地带。家谱有关云从龙在南宋生活学习的记载，与地方志中其成为马成旺部属并协助入琼平黎形成互证，否则只是囿于前后隶属于金与蒙古的陇西，就很难与后来的由仕宋而仕元联结起来。《参知维山公传》记载了云从龙在南宋时获“进士”却拒绝“出仕”的情景，拒绝的由头是“念二亲垂老以无次子侍奉”，深层次原因则是“不愿为爵禄羁也”。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中多有记载的云从龙在南宋以“钤辖”辅佐马成旺父子入琼平黎的史实，《云氏族谱》选择了忽略不计，这成为“不愿为爵禄羁也”的一个注脚：云从龙是不愿为南宋之“爵禄”所羁绊——关于出仕于元，虽然有初次“辞谢”、“复被诏……令有司催促恐出不测，总管公与母苟氏夫人同其执友强之，乃起”之辩解。但是，此次征召时间为至元十五年（1278），距族谱记载的南宋与方山京“同登进士”之景定三年（1262）相去16年之久，当年“二亲垂老”而“不愿为爵禄羁也”，16年后父母应该更加“垂垂老矣”，但是父母执友都选择了“强之”，云从龙随即仕元。此时虽然南宋朝廷投降，但流亡小朝廷的抵抗仍在持续之中，选择不合作、隐逸者不乏其人，更有奋起抵抗以身殉国者，此中辩解略显无力。
海南三亚“落笔洞”三个大字系云氏渡琼二世祖云从龙至元癸未（1283）所题，同时赋诗一首：“地极南溟阔，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绣画，野路自逶迤。不见飞仙蜕，空留谪客诗。清风驾归羽，乘此访安期。”诗作豪情万丈、轻松惬意，以开放胸怀拥抱新的时代，与南宋遗民心态迥然不同。家族祭祀所用的《云氏族谱·冬至祭祀祝文》是祭祀云氏一至三始祖的文字，更能反映云氏族人对元朝的心态：“元代之瑞，我族之基”、“三朝一气，想见谷贻；其量百世，时盛一时。” 除地方志记载的云氏子孙元朝荫袭外，云氏族谱还记载了元朝对云氏女眷的封赐：“至元三十一年成宗禅位，次年乙未改元覃恩天下，钦授宣命赠总管公如职，母苟氏赠太夫人、继母苟氏封太夫人、妣雷氏赠夫人、仵氏封夫人。”族谱中记录有元代皇帝诰命、谕祭文14种，其七、其八原文缺失，但保留了序号。
云氏族人的荫袭盛于元亦止于元，无论族谱还是地方志，除元代之外前后朝代再无荫袭记载。“钦授宣命赠正一品遗礼、官谕祭”者，亦止于元初云从龙一人。《云氏族谱·参知维山公传》为此发出后世之问：“是皆出自公后禄有崇卑，莫非公有报国之大功，故朝廷厚公之报、恩波久而无穷也？”
在祭祀三世先祖祝文中，同样显示出明初生活的窘迫对以及元朝显赫地位的崇敬与向往：“冀祖降格，慰我渴饥。冀祖妥侑，餐我明粢。三朝一气，想见谷贻。其量百世，时盛一时。”
（四）族外人士纸上端倪
据《云氏族谱》收录的第一份“诰命”记载，云从龙至元十五年三月“降金牌虎符授宣武将军湖广邕州安抚使”卷首56。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琼、崖、儋、万”四州归元，至元十六年（1279），云从龙由邕州赴琼。唐胄《正德琼台志》有云从龙“旧祀仰止祠，弘治间提学宋端仪以其仕元黜之”的记载，但仍然以“至元十六年按琼，抚绥有方，兵民悦服”加以肯定。
与之相反，唐胄对云从龙曾经“协赞”过的上级马成旺则大加鞭挞：“与珞执于内应，实旺以旧帅成之。当成淳帅郡，父子讨贼，谈笑意气，以忠义自许，何在？当是时，海牙方倚为导，言谅莫逆。州降已二十二日矣，乃徐甘心于与珞之裂焉。谓假毒不生于惭潮，吾不信也。不然，元师自平潭、全以来，拒敌者多矣，何俱不闻有此惨哉？夫世食宋禄，不能以节自处，而又恶人之节，幽冥之中，负我使君不忠之罪有余矣。虽有一时安集之功，盖亦止尧犬之吠尔，何足赎哉？沈翥乃曲舌盛颂其功，厥罪均矣，因附录以示戒卷三十二。”
在所附“宋前侍郎山阴沈翥撰”《大元混-海表碑文》文后，唐胄再论：“翥以大臣，废于国难，既不能捐赴以自赎，又不能潜深以自晦，却乃朝记阁以美国之御书，暮撰碑以誊胡之混一，道心雄口，犬彘不若。或者深罪其书，与珞听用‘匪谋别忍弗决’之语徵矣。”
“忠君报国”是儒家的传统理念之一，唐胄对马成旺、沈翥的谴责可谓义正辞严，但对于协赞马成旺父子的云从龙并无一字不敬，而且大加褒扬，原因之一是云从龙“协赞”是在南宋“父子讨贼、忠义自许”时期，其二，在唐胄心目中云从龙仕宋而后仕元并无不妥，无须“捐赴以自赎，潜深以自晦”。唐胄不仅在《正德琼台志》收录苟夫人八代孙婿定安人王士衡诗《苟夫人墓》，还亲往墓地祭拜并赋诗一首：“绕水环山拜此坟，孝思今见大将军。地灵自会埋香骨，天巧今还说旧闻[从龙渡海，舟次烈楼，夜有鹧鸪啼鹿地之梦。次日，有网鹧鸪者，见鹿走焉，遂卜茔地于此]。卵咽神凭玄鸟降，啄残劳有义乌分[石坟精巧]。人生那尽空桑是，翘首漫东望白云[山在广州，从龙葬所]。”
“卵咽神凭玄鸟降”化用“玄鸟生商”典故，以商祖契的生母简狄隐喻苟夫人，“啄残劳有义乌分”则化用“三足金乌”传说，据田冬梅、张颖夫《“三足乌”起源考》考证：“汉代开始，‘载日之乌’始成为“三足”，并且‘三足乌’也取代了‘三青鸟’的位置，供西王母驱使。‘三足’本已是神秘非凡的现象，何况又与远古时期的太阳崇拜相结合，于是，‘三足乌’便成了历代君王们奉为祥瑞之兆的座上宾。”
唐胄治学严谨，充满隐喻的文字意味深远。与商祖契的生母相关的“玄鸟”、供西王母驱使的“三足乌”，是否唐胄有意隐喻云氏祖先的皇家身份？极重礼制的唐胄何以如此“僭越”·唐胄“逆旨下狱”源于冒死抗疏，反对嘉靖皇帝欲将生父“献皇帝”入祀明堂配上帝，认为不合礼制。依唐胄之行事为人，不会为前朝官员改变立场或僭越礼制，合理的解释是：效忠蒙元乃云从龙本分所在，其父祖与蒙元皇室相关。这也是唐胄褒扬云从龙，鞭挞马成旺、沈翥的原因之一。
关于琼粤云氏属于蒙古人，系“拖雷第五子”后代之说广为流传。云氏祖籍地陇西2008年出版的《陇西史话》采用了这一说法。《元史》卷170·表第二·《宗室世系表》记载拖雷有11个儿子，除了4个当过皇帝、有详细史料外，对其三子、五子的去留则秘而不宣，只留下三个字“失其名”，给云氏“拖雷后代”说留下了想象空间，目前尚无更多证据可以否定或者肯定。
二、来自琼粤云氏家族的蒙古符号
（一）嵌入冬至祭祀祝文的“九脚白旄纛”
《云氏族谱·冬至祭祀祝文》开篇：“惟一世祖，拥旄杖钺、镇抚关西，树勋在宋、济美有儿；惟二世祖，词林弁冕、上国羽仪，名高黄甲、封荷紫泥，双旌六纛、韬略宏施。”其中嵌入了两个很特殊的字“旄”、“纛”。
在宋元背景之下，“旄纛”具有特殊指代意义，与铁木真称汗相关。“九脚白旄纛”是成吉思汗及大蒙古国的象征。“拥旄杖钺”的云海，“镇抚关西，树勋在宋”。云海生活在蒙古先灭金后灭宋的时代，最终“镇抚关西”的是蒙古帝国，为“树勋在宋”获得肯定的云海，是“在宋”为蒙古国“树勋”，而非为南宋“树勋”。如此，云氏族谱记载云从龙南宋“拒仕”、“不愿为爵禄羁也”，于元则“韬略宏施”才顺理成章。
（二）蒙古式祖先画像
广东顺德罗亨村的云氏宗亲仍然记得：云氏宗祠曾经悬挂的祖先画像是蒙古装束，包括发饰与服饰，上面分别用汉文和蒙古文书写。经历了元末明初的朝代更替，明代早期的苦难历历在目，仍然将蒙古式的祖宗画像传于后世，其中的冒险不言而喻，非蒙古后裔恐无此必要。如今海南云氏会馆确认的云从龙画像亦为蒙古式，落款为“元御赐正一品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征南大将军”，不过画像上没有了蒙古文字。云氏二世祖的蒙古式画像，显示出现代云氏族人对蒙古族身份的认同。
（三）酷似蒙古包的苟夫人墓
建于元代早期的苟夫人墓，与南北墓葬均不相同，其外形采用了极为独特的蒙古包式，石筑八角塔形单室墓。位于海口的苟夫人墓，与位于韩城的司马迁墓在形状与装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吉春、徐兴海《司马迁与太史祠》写道：“现在所见到的八卦砖所砌墓，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57）所建，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苟夫人墓初造时间与忽必烈重修过的司马迁墓相距13年，二者外形上均与蒙古包相似，都以八卦及花卉图案装饰。除了共同点，当然也有细节上的差异。首先，司马迁墓是盖了苫毡的蒙古包，苟夫人墓是未盖苫毡的蒙古包。若朝向太阳为阳，盖在苫布下面的则为阴，切合性别差异。其次，马迁墓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穹庐顶，中间用了八种单卦，间以花卉、蝙蝠装饰，底部用砖包裹。苟夫人墓更为精巧，上下八层的八角形墓庐，上部为双层八角顶，顶部为圆球，中间两层八种图案上下形成复卦，复卦下方配有与之相应的树木花卉，底部是一层莲花座和一层蒙古云纹底座。再次，苟夫人墓的双层顶部形似汉族地区传统的攒顶，但与蒙古包的顶棚加上通风的“套脑”更接近，是比司马迁墓更高等级的蒙古包样式。
云从龙对忽必烈所修司马迁墓的刻意模仿，或许从一个侧面印证乾卦爻辞中“云从龙”名字出处的含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云从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人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云氏族谱》收录有从至元十五年到至元三十一年（1278-1294）的忽必烈圣旨，七道以“长生天气力衷”起始的圣旨记录着云从龙在元代的辉煌历史。云从龙对忽必烈的追随与认同，与忽必烈对云从龙的信任与擢升彼此呼应。
关于墓址的选择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云从龙自广之琼时在海上鹧鸪入梦，次日上岸又有网鹧鸪者路遇祥鹿，遂卜葬于梦境之地，对此云氏族谱有记载，云氏后裔口口相传、笃信此说。《咸丰文昌县志》也有记载：“从龙梦鹧鸪啼鹿地，后于丰盈都麻练地应梦，乃葬母于此。”《云氏族谱》所录王赞襄“云阡咏”云：“云节使母葬邑南，以鹿有灵异因得，其祥且谓半天云。”
云从龙以梦境示人，将母亲与“祥鹿”关联，是否与“苍狼白鹿”之说有关，应可探讨。
（四）出现在苟夫人墓的蒙古云纹
环绕苟夫人墓庐最下方底座纹饰是蒙古云纹，形似“大括号”的蒙古云纹最突出的特点是高耸的“云尖”和向两侧展开、宽阔饱满的“云肩”，“云肩”垂翼向内卷曲成环状。蒙古云纹又称为牛鼻子纹，蒙古语称之为“哈木尔”纹，是最典型的蒙古纹饰。被赋予祈求吉祥、免难消灾的含义，蒙古族对其情有独钟，运用普遍。从蒙古包顶部、皇冠、御座到元青花等各类艺术品、生活用品处处都有蒙古云纹的造型。蒙古云纹连续使用时，两侧内卷的环状往往被省略，如元青花纹饰中的“开光”多用蒙古云纹围成，元青花大盘往往用蒙古云纹作为边饰。
苟夫人墓庐底部饰以蒙古云纹，环绕八方聚集成“云海”，且为“蒙古云海”，暗示云海的蒙古身份。
（五）神秘的龙眼树枝挂篮
放着龙眼树枝悬挂于房梁之上的木质挂篮，是广东顺德罗亨村云氏宗祠一件与当地风俗迥异的物件。树枝挂篮对云氏宗亲而言是神灵之物，1967年放置在木质挂篮中龙眼树枝迄今干叶不掉、枝叶繁茂树枝上系有各色布条、荷包。之前的挂篮与树枝在1966年的“破四旧”中被焚毁，云氏族人重新制作了木质挂篮，新砍了龙眼树枝。虽然新木篮不似旧木篮那样考究，所幸重新挂起的龙眼树叶与过去一样经久不落，族人为此很是欣慰。
事关祭祀的神灵、插在篮子里的树枝、挂在枝条上的布条，与蒙古族的敖包祭祀、敬献哈达何其相似。这一习俗疑与敖包祭祀有关，在树木葱茏的罗亨密林之中，很难找到一处草原般的开阔地用来累石并插上树枝昭示族人，将树枝高悬于祭祀祖先的宗祠之中，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貌似微缩改编版的室内“敖包”。
当地树木种类繁多，唯独选择龙眼树枝或蕴含深意，与云氏族人念念不忘的元代有关。龙眼亦称桂圆，取其谐音，怀念元代之“贵”、以“元”为“贵”。
（六）生活习俗中的蒙古特征
在云氏祭祖传统中原本是以三只全羊祭祀祖先，但后来家道中落，演变为以羊头、羊蹄、羊尾等替代全羊，这在当地习俗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祭祀活动中家族重要角色都要换上蓝色长袍，也与蒙古袍以及蒙古人偏爱的蓝色不谋而合。
海南仅仅流行于云氏聚居地文昌的“盅盘舞”，一般认为起源于元末明初，筷子、盘子、酒盅是主要道具，舞蹈服装中不可或缺的长腰带与海南热带气候下的装束大相径庭，舞蹈中有“软手”、“甩肩”、“碎步”、“绕圈”等动作，其道具、服装、动作均与蒙古舞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云氏家族对民族属性的认知
云氏族人对绝大部分认同自己是蒙古人，一小部分认同自己是汉人。
笔者走访广东顺德罗亨村时，云氏族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讲起祖宗历史都津津乐道：“太公是蒙古人，太公做大官”，“小时候就听说了，说我们是蒙古人”，“过节都要吃羊肉的”，“以前长辈都不让对外人说我们是蒙古人”。罗亨村的云昌万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蒙古是我们老家，700多年来我没回去过，他们的生活、习惯、礼节不知道，我们发源的地方，再生之年要去，死也闭眼了。”
关于蒙古人的传说在700年间一直作为家族秘密代代相传，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政策让寻根的愿望逐渐公开化，曾任世界华人社团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香港“玩具大王”云大棉，是云氏寻根问祖的主要推进者。云大棉向乌兰夫陈述了云氏家族的情况并得到支持，1986年在国家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协助下，携带族谱前往土默特左旗调查论证，土默特左旗党委、政府、政协等部门经多方论证，确认海南云氏与土默特云氏同族同宗，应恢复蒙古族籍，并上报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和国家民委得到批准，土默特左旗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认祖仪式，云大棉被提名第六届、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作为香港蒙古族代表当选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自云大棉开始，海南云氏与内蒙云氏在海岛与草原之间如亲戚般走动。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到忽必烈诞辰800周年，海南云氏均受邀参加庆祝活动，亲兄弟般的热情感动彼此。
认为琼粤云氏为蒙古人的依据主要来自云氏在元代的辉煌，云从龙累官至参知政事，自父母、夫人、儿孙乃至重孙，五代男性与女眷获封赠荫袭，终世获御葬，恩荣持续元代始终。
虽然在远离草原的海岛繁衍生息近800年之久，云氏族人中长相、面貌、个性不乏与草原蒙古人更加接近者，云氏族人相聚时，经常遇到这样的介绍：“又一个如假包换的蒙古人！”聊起内蒙古见闻，往往会提起某个蒙古人与某个家人“长得太像了”！在云氏宗亲的微信群中，常有人转发关于蒙古、关于圣祖成吉思汗的介绍，酒桌上亲人聚会时的内蒙古“闷倒驴”酒，喝的也不仅仅是酒，还有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
云氏后裔对出身的困惑由来已久，关于汉人除了传统的“琅琊郡”云氏之说外，还有一种不太普遍的说法，以“云氏派序”中的二世至六世字辈“从金祖汉子”为依据，认为是琼粤云氏系金人收养的汉人。此说仅仅以字辈作解，无其他旁证支撑。若以名字解读，太子真金也是汉名，“金”亦可解读为黄金家族的象征，云氏三世祖云铉字琼孙，是否可以理解为成吉思汗在海南的玄孙？故云氏字辈得出“金人收养的汉人”不足为凭。
十一始祖云上行曾经就琅琊、西蜀、陕西等处多方考察云氏世系，结果“旁求寰宇无与同者”、“自国初迄今，查各名派无一合者”；道光四年（1824），张岳崧任陕甘学政，便召云茂琦前往襄校经籍。二十世祖云茂琦成为云氏后代中难得返回过祖籍陇西的人。他对世系作了补考，结论是“世系不可考，无庸附会”。云上行、云茂琦的世系考等于彻底否定了云氏源于史上汉族云姓的说法，而且非常绝对。尤其是跟随张岳崧在陇西“襄校经籍”一年多的云茂琦，直接得出“世系不可考，无庸附会”的结论，含义有三种可能：一是琼粤云氏与史上任何云姓无关，二是世系的确不可考，三是已经得以考证但不便示人。
从云氏家族的蒙古印迹分析，云茂琦极可能在陇西了解到了家族的来历，但基于史上改朝换代中受到的摧残，加之生活在远离蒙古人聚居区的海南，他选择沉默并告诫子孙“世系不可考，无庸附会”，以保护族人不再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