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通俗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写过一本书——《光荣与梦想》，在全球享有盛名。这部出版于1974年的纪实作品，勾画了美国从1932年到1972年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角度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2018年的春天，经济学者何帆与“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聊天时，谈到了《光荣与梦想》。何帆觉得这本书最大的成功在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阶段，从小罗斯福上台到尼克松“水门事件”的40年，正是美国历经波澜曲折、走向超级大国的时期。
　　在何帆看来，今天的中国缺少类似的作品，从2019年到2049年的30年，应该是最值得记录的一段时期。罗振宇鼓励何帆自己来写，尽管记录当下比回顾历史的难度要大得多，“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要对自己狠一点”。
　　一年后，何帆带着他“年度报告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变量》坐到了《环球人物》记者面前。这套丛书的写作时间跨度预计为30年，每年出一本。
　　“之所以要写30年，是因为2049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间点。如果我们干得好，这30年足以让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但无论如何，这段时期对整个人类都是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何帆对记者说。在他看来，未来30年将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

　　2018年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在去各地开会、调研的过程中，何帆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从出口企业的老板到出租车司机，几乎人人反映“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
　　中美贸易摩擦、股市重挫、中小企业艰难度日……直到2018年的末尾，很多人仍处于悲观的状态中。然而短短两个月后，中美贸易谈判出现曙光，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股市强势反弹，转变快得令许多人甚至来不及做出市场反应。
　　“判断未来的趋势，取决于你是看短期还是看长期。”何帆说，“一般来说，看短期相对更清楚，看长期相对更模糊，但在2018年却恰恰相反。”人们习惯于通过经济基本面判断未来趋势，而在过去一两年中，影响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因素是信心。“我们习惯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结束，全世界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如果还用过去的思维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会变得越来越悲观。”
　　在调研的过程中，何帆发现了很多“灰暗背景下的亮点”，这些亮点提醒他，历史正在向新的方向突进。为了避免盲人摸象式的判断，何帆选择“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他认为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大多是快变量，嘈杂冗余的内容太多，让人们只看到眼前，却看不到全局。而慢变量是那些看起来没有变化、离大众很远、与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慢变量，但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何帆举例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提出过一个观点：放到历史的大尺度下，电的出现比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更重要，与电气化带来的科技大跃进相比，电子计算机引发的“新经济”只能算一次小浪潮。
　　同样，观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把握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当很多人担心贸易摩擦会搞垮中国经济并因此悲观时，何帆通过研究发现，上述3个核心变量都没有停止发展，只是有了一些新变化，他据此得出结论：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何帆认为，中国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在赶超西方之后。过去前面有目标，可以学习和借鉴，现在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站在前沿了，得自己去探路。“中国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方案，比如说你的企业治理模式，是更多地保护股东利益，还是更多地保护员工利益？这些探索都是在创新。”

“民粹主义”的根源是经济

　　多年来，“中国崩溃论”在国际舆论场几度甚嚣尘上。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国际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国外参加会议时，何帆经常听到关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讨论，当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时，不同观点的交锋也相当激烈。经历得多了，何帆已见怪不怪，他认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发展，至于外部的纷扰之声，不必过于在意。
　　“经济规模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你的发展阶段。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要顺应这个趋势，把目前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如何发展高效普惠的服务产业是中国目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分化让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事实上，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主流化的趋势。何帆认为其根源在经济。一些学者常说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却往往忽视了分配效应，即赢家里有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

　　借助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力量，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富裕起来了，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在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美国同样如此，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而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会觉得自己被海外更廉价的工人抢走了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倾听底层的声音，充分沟通、解决问题。比如政府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让他们进入更现代化的行业，跟上时代发展，否则鸿沟越来越大，必然造成社会分裂和动荡。” 　　在何帆看来，新问题要用新办法解决，抱残守缺是不行的。“近年来，中国部分专家学者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和信任度明显下降，因为在遇到新挑战的时候，专家们并没有提出让大家信服的解释和方案。好的经济学家应该是社会学家，因为经济是嵌在社会里头的。”

“美国正在疗伤，但开的药方是错的”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衰落”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何帆觉得现在下这种结论为时过早。“如果说各种问题是社会伤口，那么美国目前正在疗伤，但开的药方是错的。它从此之后是否会一蹶不振？这很难讲。”换句话说，美国的基础还在，包括欧洲、日本，“底子”依然不可小觑。
　　何帆认为，中美贸易关系在短期内会有所缓解，但从长期看，很可能会有反复。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的两年里已经击穿了一个底线，目前正在寻找新底线的过程中。只有这个底线确定了，我们才能判断中美摩擦未来是加剧还是反转。在此期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定力，按照我们的既定目标走下去，不要被带跑了。”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拉开序幕。在何帆眼中，未来更大的冲击并不是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而是新技术革命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颠覆式影响”。
　　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后，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都按照工业化的标准进行，人们也早已习惯了固定的工作时间、作息时间，甚至家庭生活和社交方式也要服从于这个标准。而何帆认为，未来AI彻底融入人类生活后，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教育方式，甚至家庭形态都将与现在截然不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知识，以后全部会发生变化。
　　但机器人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人类会失业。何帆援引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例子：早在19世纪，英国纺织行业就从手工业进入了现代化生产，其中98%的劳动实现了自动化，但纺织工人的数量不仅没下降，还增加了。这是由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之后，产品价格下降，市场需求就会增加。比如，过去人们只有一套衣服，而且是手工缝制的，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每个人的衣橱里都塞得满满的。此外，消费者对窗帘、地毯、沙发罩等各种纺织品的需求也大幅增加，这就抵消了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发生。上世纪80年代，条形码问世，这项发明让收银员的结账时间减少了18%—19%，但收银员的数量反而增加了;90年代，自动取款机诞生，银行柜员的数量同样不降反升;新千年之后，律师事务所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软件管理和检索文件，这本是律师助理要做的工作，但律师助理的人数并没有因智能化的设备而减少，反而有了快速增长。
　　“技术可以创造出全新的岗位需求，也能改变很多传统的常规工作。当银行柜员不需要再收付现金，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帮顾客处理更复杂的事务;当律师助理不用再在档案堆里找文件，他们可以帮助律师们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当机器人负责看CT片子的时候，人类医生可以借助电脑，进一步提高診断质量。”何帆说。所以，一切都不必杞人忧天。
　　何帆 1971年出生于河南，1992年获海南大学学士学位，1996年、2000年分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