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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压力之下,由家乐福引进中国的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风起云涌。但记者调查发现,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可追溯”,家乐福目前的可追溯农产品还只是“看上去很美”。
近日,记者采访发现,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体系竟然存在着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有专家认为,农产品可追溯机制是农产品质量控制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另一些专家和业内经营者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噱头,因为从实用角度出发,在目前中国国情下,这是一个成本高昂的体系,并不适用于推广。
家乐福品质体系
十年前,家乐福将其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引进中国,“家乐福品质体系”开始被中国人所认识。这样的一个先行者,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情况达到怎样的水平了呢?
2009年12月17日下午,在家乐福北京中关村店,记者在“家乐福品质体系”牌子下的特种蔬菜柜台上,发现了北京方圆平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平安)和北京欧阁有机农庄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有机农庄)的产品。两家公司的产品包装上都印了一行特殊的编码——追溯码。
不同的是,方圆平安的产品上贴有北京市农业局监制的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以下简称追溯标签),标签上除了常规的品名以外,还有包装日期、生产标准、保质期,更重要的是有一个20位的数字编码,名称为“产品追溯码”。根据包装上的说明,记者随意捡起一盒辣椒,用手机发短信到一个号码为 “10669500010”的信息中心,回复的短信为“您所查询的内容暂时不存在,请核对后重新查询……”。
在北京市农业局专门开设的关于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网站上,该公司的部分盒装蔬菜信息没有显示。
有机农庄产品的品名、生产日期、保质期和企业自己的溯源编码则印在一张黄色纸片上。该公司的追溯手段是一部400电话,记者多次拨打,经常无人接听。该产品包装上还有公司地址和网址,没有显示产地。在其公司网站使用追溯码查询,终于可以获知该产品的产地和地块信息。
在北京家乐福方圆店,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农业)的“小汤山”牌蔬菜(以下简称小汤山)和北京青圃园菜蔬有限公司的“留民营”牌蔬菜(以下简称留民营),包装都贴有北京市农业局监制的追溯标签。用手机发送两家公司蔬菜外包装上的追溯码,获得的短信回复显示是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在北京市农业局网上利用追溯码查询,基本上也只能查询到公司名称,对于产品的生产履历等信息,网站上的信息显示,只能前往公司查询。
记者曾经走访过家乐福北京双井店、广渠路店、马连道店、望京店、天通苑店,同样都发现了以上四家企业标签的蔬菜,查询可追溯码所获得的信息,和上述几家超市寻找到的产品的查询信息大致相同。
不过,家乐福北方区总经理盖一曼(Emmanuel Gaches)对记者表示,以上产品不属于家乐福品质体系的产品。他介绍,“家乐福品质体系”是家乐福超市的一个自有品牌,在北京,其产品只有三种:猪肉、蜜柚和三文鱼,其质量标准由家乐福控制。
2009年12月25日,在家乐福北京双井店,盖一曼带领记者参观了其品质体系猪肉和蜜柚柜台。两个柜台均属于专用柜台,产品外包装上也没有追溯码。盖一曼表示,每天送来的猪肉都属于某一批次的产品,消费者关心家乐福是否能够控制好质量,而非追溯来源。
在该店的猪肉冷藏室,铁架上挂着两类还没有分割的猪肉,其中品质体系猪肉用红色的塑料薄膜包装,猪皮上写有一串数字,但分割成小块后由于没有追溯码,不能分辩是哪头猪身上的肉。盖一曼说,如果消费者一定不相信柜台里的猪肉的可追溯性,甚至可以单独要求从冷藏室还没有分割的猪白条上割一块走。
追溯标准各不相同
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CODEX)对可追溯的定义是:“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任何指定阶段的能力。”国际标准化委员会(ISO)的定义为:“可追溯性是指通过记录的标识追溯某个实体的历史、用途或位置的能力。”
一家跨国超市公关经理曾告诉记者,其店内有一种特殊的仪器,通过这个仪器,输入产品外包装上的特殊编码,不仅可以查到直接的供货商,而且还可以查询到产品的产地、施肥和施用农药的记录等有关信息。
记者在家乐福中关村店、方圆店和国展创益佳店发现,没有任何的仪器可以查询其店内贴有追溯码的蔬菜生产履历,询问“家乐福品质体系”产品的追溯问题时,也只能获得营业员关于质量上绝对放心的保证。记者在包括上述三家店在内的家乐福北京八家门店走访发现,四家提供可追溯蔬菜的供货商追溯标准也不统一。
天安农业、青蒲园和方圆平安的盒装蔬菜的追溯系统依靠北京市农业局设立的信息中心来实现,在其外包装上所留下的20位数字的追溯码可以通过发短信和上网查询获得追溯信息,但其信息只能证明是某家公司提供的蔬菜,并不能提供更多细节。
在2009年3月和12月的两次采访中,透过外包装上的追溯码,都无法依靠短信在北京市农业局设立的信息中心查询到方圆平安公司的蔬菜信息。在相隔八个月的两次采访中,记者都就方圆平安遇到的问题与北京市农业局和方圆平安方面进行沟通,获得的解释都是方圆平安的网线断了,在公司生成的资料无法上传。但天安农业的生产部经理王福东告诉记者,其追溯码是由北京市农业局设立的信息中心的计算机系统随机生成,只有掌握终端的公司向信息中心上传信息,才能够获得由该中心计算机系统生成的追溯码。
欧阁有机农庄负责技术的高管沈福庆说,该公司蔬菜追溯方式是使用企业自己的追溯码,没有和北京市农业局的信息中心连接。在家乐福商店内只能通过拨打该公司的400电话人工查询产品信息,但记者多次拨打无人接听。购买该公司盒装蔬菜产品回家后,能够登录该公司网站查询,但仅仅是该公司提供的单方信息。
记者还发现,北京市农业局的可追溯系统和农业部农垦系统所设立的农产品可追溯系统并不兼容。而欧阁有机农庄的追溯系统与北京市农业局和农业部农垦系统的追溯系统更是无法兼容。沈福庆表示,该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公司,只能采用一个统一的追溯系统,而全国各地实行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机制的城市追溯系统各不相同,他们无法加入任何一个系统,只能自己建立一套系统。
目前更多是宣传策略
有专家说,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很多人并不这样看。天安农业总经理林源表示,他的公司实行可追溯生产以后,每年的成本比以往增加100万元左右,但只有15种蔬菜实现了可追溯,“最大的成本就是组织成本,主要就是现在一家一户的小农户生产,很难控制,我们在全国有22个基地,9个技术员整天在基地跑,人力成本受不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要牵扯我80%以上的精力,这是一个高成本的体系。”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内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张东(化名)谈起家乐福的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时的反应是:“第一,家乐福及其供货商能不能保证信息采集的客观公正?如果不能保证信息记录的准确性和录入时不被修改,那还有什么意义?第二,家乐福及其供货商能不能保证整个加工和运输过程的可追溯性?第三,我们现在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有几个消费者相信这个可追溯系统?这套系统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可追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则说,欧洲之所以能建成这个体系,得益于农产品企业的大规模化。中国一些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不大,农户、小作坊太多,目前很难管理。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表示,目前超市蔬菜有90%来源于批发市场,只有不到10%由基地直接供应;而蔬菜零售中,早市、农贸市场和社区便利店占了总量的70%,连锁超市仅占30%。北京平时的蔬菜自给率只有40%左右,必须依靠全国各地的配送,超市每天适时进货和补货的方式需要从批发市场进货,如果每天从全国各地补货进京速度很慢,路费也不够。
从这些情况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可追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追溯热潮方兴未艾
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说,家乐福是国内最早引进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大型超市,其于1999年引进该机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食品安全的压力有关。
随后,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开始在中国萌芽。2001年7月,上海市政府颁布了 《上海市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暂行办法》,提出了在流通环节建立“市场档案可溯源制”。这是迄今为止在政府层面上对农产品可追溯机制最早的描述。
2004年爆发的“苏丹红事件”成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有力推手。
农业部于2005年前后开始在农垦系统开展农产品可追溯试点,而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青岛、成都等城市最早从2001年起已经高调宣布实行农产品可追溯机制,以应对被曝光得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
胡定寰说,2004年以来,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一直是政府层面的热门话题,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科研项目,80%以上与农产品可追溯机制有关。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合肥、武汉、南宁等城市竞相宣布各自区域农产品的可追溯预期。2008年4月27日和11月5日的相关报道显示,在商务部主持下,除了家乐福外,百联集团、中百仓储、武商量贩、中商平价、苏果、北京华普、沃尔玛等全国60多家大型超市全面加入农产品可追溯体系。
农业部农产品安全监管局监管处专家张继新在接受电话咨询时表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目前在农业部正处于探索阶段,农垦系统在2005年前后启动了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初期参与的企业有50家,后来每年都有新的企业加入。迄今为止,参与的企业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社会认可度也比较高,政府也比较容易监管。
张继新介绍,除了农业部农垦系统在试点外,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在进行试点,还没有全国铺开。
近日,记者采访发现,有趣的是,对这样一个体系竟然存在着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有专家认为,农产品可追溯机制是农产品质量控制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另一些专家和业内经营者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噱头,因为从实用角度出发,在目前中国国情下,这是一个成本高昂的体系,并不适用于推广。
家乐福品质体系
十年前,家乐福将其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引进中国,“家乐福品质体系”开始被中国人所认识。这样的一个先行者,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情况达到怎样的水平了呢?
2009年12月17日下午,在家乐福北京中关村店,记者在“家乐福品质体系”牌子下的特种蔬菜柜台上,发现了北京方圆平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平安)和北京欧阁有机农庄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有机农庄)的产品。两家公司的产品包装上都印了一行特殊的编码——追溯码。
不同的是,方圆平安的产品上贴有北京市农业局监制的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以下简称追溯标签),标签上除了常规的品名以外,还有包装日期、生产标准、保质期,更重要的是有一个20位的数字编码,名称为“产品追溯码”。根据包装上的说明,记者随意捡起一盒辣椒,用手机发短信到一个号码为 “10669500010”的信息中心,回复的短信为“您所查询的内容暂时不存在,请核对后重新查询……”。
在北京市农业局专门开设的关于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网站上,该公司的部分盒装蔬菜信息没有显示。
有机农庄产品的品名、生产日期、保质期和企业自己的溯源编码则印在一张黄色纸片上。该公司的追溯手段是一部400电话,记者多次拨打,经常无人接听。该产品包装上还有公司地址和网址,没有显示产地。在其公司网站使用追溯码查询,终于可以获知该产品的产地和地块信息。
在北京家乐福方圆店,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农业)的“小汤山”牌蔬菜(以下简称小汤山)和北京青圃园菜蔬有限公司的“留民营”牌蔬菜(以下简称留民营),包装都贴有北京市农业局监制的追溯标签。用手机发送两家公司蔬菜外包装上的追溯码,获得的短信回复显示是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在北京市农业局网上利用追溯码查询,基本上也只能查询到公司名称,对于产品的生产履历等信息,网站上的信息显示,只能前往公司查询。
记者曾经走访过家乐福北京双井店、广渠路店、马连道店、望京店、天通苑店,同样都发现了以上四家企业标签的蔬菜,查询可追溯码所获得的信息,和上述几家超市寻找到的产品的查询信息大致相同。
不过,家乐福北方区总经理盖一曼(Emmanuel Gaches)对记者表示,以上产品不属于家乐福品质体系的产品。他介绍,“家乐福品质体系”是家乐福超市的一个自有品牌,在北京,其产品只有三种:猪肉、蜜柚和三文鱼,其质量标准由家乐福控制。
2009年12月25日,在家乐福北京双井店,盖一曼带领记者参观了其品质体系猪肉和蜜柚柜台。两个柜台均属于专用柜台,产品外包装上也没有追溯码。盖一曼表示,每天送来的猪肉都属于某一批次的产品,消费者关心家乐福是否能够控制好质量,而非追溯来源。
在该店的猪肉冷藏室,铁架上挂着两类还没有分割的猪肉,其中品质体系猪肉用红色的塑料薄膜包装,猪皮上写有一串数字,但分割成小块后由于没有追溯码,不能分辩是哪头猪身上的肉。盖一曼说,如果消费者一定不相信柜台里的猪肉的可追溯性,甚至可以单独要求从冷藏室还没有分割的猪白条上割一块走。
追溯标准各不相同
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CODEX)对可追溯的定义是:“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任何指定阶段的能力。”国际标准化委员会(ISO)的定义为:“可追溯性是指通过记录的标识追溯某个实体的历史、用途或位置的能力。”
一家跨国超市公关经理曾告诉记者,其店内有一种特殊的仪器,通过这个仪器,输入产品外包装上的特殊编码,不仅可以查到直接的供货商,而且还可以查询到产品的产地、施肥和施用农药的记录等有关信息。
记者在家乐福中关村店、方圆店和国展创益佳店发现,没有任何的仪器可以查询其店内贴有追溯码的蔬菜生产履历,询问“家乐福品质体系”产品的追溯问题时,也只能获得营业员关于质量上绝对放心的保证。记者在包括上述三家店在内的家乐福北京八家门店走访发现,四家提供可追溯蔬菜的供货商追溯标准也不统一。
天安农业、青蒲园和方圆平安的盒装蔬菜的追溯系统依靠北京市农业局设立的信息中心来实现,在其外包装上所留下的20位数字的追溯码可以通过发短信和上网查询获得追溯信息,但其信息只能证明是某家公司提供的蔬菜,并不能提供更多细节。
在2009年3月和12月的两次采访中,透过外包装上的追溯码,都无法依靠短信在北京市农业局设立的信息中心查询到方圆平安公司的蔬菜信息。在相隔八个月的两次采访中,记者都就方圆平安遇到的问题与北京市农业局和方圆平安方面进行沟通,获得的解释都是方圆平安的网线断了,在公司生成的资料无法上传。但天安农业的生产部经理王福东告诉记者,其追溯码是由北京市农业局设立的信息中心的计算机系统随机生成,只有掌握终端的公司向信息中心上传信息,才能够获得由该中心计算机系统生成的追溯码。
欧阁有机农庄负责技术的高管沈福庆说,该公司蔬菜追溯方式是使用企业自己的追溯码,没有和北京市农业局的信息中心连接。在家乐福商店内只能通过拨打该公司的400电话人工查询产品信息,但记者多次拨打无人接听。购买该公司盒装蔬菜产品回家后,能够登录该公司网站查询,但仅仅是该公司提供的单方信息。
记者还发现,北京市农业局的可追溯系统和农业部农垦系统所设立的农产品可追溯系统并不兼容。而欧阁有机农庄的追溯系统与北京市农业局和农业部农垦系统的追溯系统更是无法兼容。沈福庆表示,该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公司,只能采用一个统一的追溯系统,而全国各地实行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机制的城市追溯系统各不相同,他们无法加入任何一个系统,只能自己建立一套系统。
目前更多是宣传策略
有专家说,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很多人并不这样看。天安农业总经理林源表示,他的公司实行可追溯生产以后,每年的成本比以往增加100万元左右,但只有15种蔬菜实现了可追溯,“最大的成本就是组织成本,主要就是现在一家一户的小农户生产,很难控制,我们在全国有22个基地,9个技术员整天在基地跑,人力成本受不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要牵扯我80%以上的精力,这是一个高成本的体系。”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内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张东(化名)谈起家乐福的农产品可追溯体系时的反应是:“第一,家乐福及其供货商能不能保证信息采集的客观公正?如果不能保证信息记录的准确性和录入时不被修改,那还有什么意义?第二,家乐福及其供货商能不能保证整个加工和运输过程的可追溯性?第三,我们现在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有几个消费者相信这个可追溯系统?这套系统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可追溯?”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则说,欧洲之所以能建成这个体系,得益于农产品企业的大规模化。中国一些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规模不大,农户、小作坊太多,目前很难管理。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会长马增俊表示,目前超市蔬菜有90%来源于批发市场,只有不到10%由基地直接供应;而蔬菜零售中,早市、农贸市场和社区便利店占了总量的70%,连锁超市仅占30%。北京平时的蔬菜自给率只有40%左右,必须依靠全国各地的配送,超市每天适时进货和补货的方式需要从批发市场进货,如果每天从全国各地补货进京速度很慢,路费也不够。
从这些情况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可追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追溯热潮方兴未艾
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说,家乐福是国内最早引进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大型超市,其于1999年引进该机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食品安全的压力有关。
随后,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开始在中国萌芽。2001年7月,上海市政府颁布了 《上海市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暂行办法》,提出了在流通环节建立“市场档案可溯源制”。这是迄今为止在政府层面上对农产品可追溯机制最早的描述。
2004年爆发的“苏丹红事件”成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的有力推手。
农业部于2005年前后开始在农垦系统开展农产品可追溯试点,而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青岛、成都等城市最早从2001年起已经高调宣布实行农产品可追溯机制,以应对被曝光得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
胡定寰说,2004年以来,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一直是政府层面的热门话题,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科研项目,80%以上与农产品可追溯机制有关。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合肥、武汉、南宁等城市竞相宣布各自区域农产品的可追溯预期。2008年4月27日和11月5日的相关报道显示,在商务部主持下,除了家乐福外,百联集团、中百仓储、武商量贩、中商平价、苏果、北京华普、沃尔玛等全国60多家大型超市全面加入农产品可追溯体系。
农业部农产品安全监管局监管处专家张继新在接受电话咨询时表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目前在农业部正处于探索阶段,农垦系统在2005年前后启动了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初期参与的企业有50家,后来每年都有新的企业加入。迄今为止,参与的企业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社会认可度也比较高,政府也比较容易监管。
张继新介绍,除了农业部农垦系统在试点外,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在进行试点,还没有全国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