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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于当地时间4月13日去世，享年87岁。格拉斯是战后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深深介入战后的德国政治文化重建，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义德国作家的公共角色。从事战后德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杨-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ueller） 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一书中就此写道，格拉斯“对这一角色的定位是，一個有责任心的、充分知情的、对时事抱有立场的公民，并且敦促他的同胞以相似的理性方式行动。他拒绝了‘精神’和‘权力’这一对传统的德国式区分，转而把作家的位置摆在‘社会的中间’。冷静的、反乌托邦的怀疑主义和本身不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是这一类型的公民特征。格拉斯认为，这类公民的人数越多，最后就能让德国越接近启蒙运动的传统，而后者是他一贯公开支持的”。
自愿被引上歧途的一代
2010年11月1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一篇题为《写作的一生：君特·格拉斯》（A Life in Writing： Günter Grass）的访谈报道，格拉斯说，“我属于在国社党（纳粹）底下长大的那一代人，盲目而走向迷途——我们是自愿被带领着走上迷途的一代。”他非常重视自己年轻时的盲信，从不推卸自己应为此承担的那一份责任。他说，1945年后不久，“正当许多人都在事后自称参加过德国的抵抗运动的时候，我说：‘不，我一直到最后都像一个傻瓜般地相信（德国的）最后胜利。’德国投降的时候，我不知所措。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我后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我在战后才有的认知。”
格拉斯出生于1927年，1933年纳粹上台时他才6岁，对纳粹上台前的魏玛共和国不可能拥有像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或者汉娜·阿伦特（1906-1975）那一代人的个人经验记忆。格拉斯和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同属于1945年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德国战后的民主宪政和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宪政有所不同，格拉斯和哈贝马斯的知识行动具有鲜明的德国战后民主宪政公共性特征。格拉斯是文学家，哈贝马斯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们那里，文学和哲学、社会学具有相同的公共性。战后德国公共性由民主宪政重新开启。这一民主公共性所反对的，正是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格拉斯、哈贝马斯这两代德国知识分子都予以谴责和保持警惕的纳粹极权。
格拉斯于1959年32岁时发表小说《铁皮鼓》，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这部小说与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合称《但泽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都以但泽（Danzig）和维斯瓦河（Vistula）三角洲民族混居和复杂的多民族历史为文化背景，描述了纳粹的兴起和二战时的德国人经历。格拉斯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但仅仅文学风格并不足以使一个作家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人物。
公民作家
格拉斯一直是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他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69-1974年任西德总理，1970年在华沙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悔罪下跪，引起全球瞩目，于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活动，公开表示反对左翼激进。勃兰特（1913-1992）是杰出的德国政治家，1964-1974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出身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世家，曾自豪地说：“我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环境里长大的。”格拉斯赞同社会民主的妥协和点滴进步的理念，将之同情地称作蜗牛的缓慢前行。他在1969年明确宣告，“我是革命的反对者。”他站在社会民主的立场，拒绝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激进左派主张。每当大选临近，他总是有参与的冲动，想“抛开他的书桌”，参与“民主的鸡毛蒜皮”，那些常常是为达成妥协所做的艰难工作。
格拉斯并不认为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现代民主已经十全十美，但他拒绝对这样的民主扮演1933年以前许多知识分子对魏玛民主扮演的那种祸事预言者的角色。在专制政治传统强大的德国，魏玛共和代表的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共和民主制度。由于脆弱和缺乏权威，它遭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各种批判、诅骂和祸事预言。最终，魏玛自由民主因不完善而遭舍弃，代之而起的是强势、有权威、有效率，但却残暴、邪恶的纳粹政权。格拉斯对社会民主抱有虽不完善、但必须坚持到底的信念。1965年勃兰特竞选失败，格拉斯拒绝投降，他以文学家的想象，把西西弗奉为“自己的圣人”，并把乔治·奥威尔和加缪引为知识楷模。
在坚持社会民主理念这一点上，格拉斯与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和启蒙有相似之处。1933年以前，许多右翼和左翼知识分子都把魏玛共和的自由民主政治当作一个必然走向反面的现代性和启蒙案例来批判。这种批判在20世纪后叶的后现代理论中得到了延续。哈贝马斯坚定地捍卫现代性、启蒙和公民社会的意义。他认为，启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应当对它进行纠偏和补充，而不是排斥和抛弃。哈贝马斯对现代理性和启蒙同样拒绝扮演祸事预言者的角色。他和格拉斯一起，代表着德国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纳粹极权经验教训、拒绝重蹈魏玛时期知识分子覆辙的公共政治选择。
“我不是德国的良心”
格拉斯把帮助德国人记住奥斯威辛当作自己的公共责任。他常常嘲笑文学和作家以为个人介入就能够担当民族良心的想法。他说，“没有人可以担当国家的良心——那是愚蠢的。”他认为，作家自命为良心代表，会让普通公民不再反省他们自己的良心。德国人必须记住奥斯威辛，因为奥斯威辛能让德国人认识自身。
格拉斯不是奥斯威辛的局外人。10岁时，他曾是少年团的一员，14岁时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5岁成为了一名高炮团助手，到了17岁便正式加入了陆军，直到被美国人俘虏为止。换言之，他“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一直到了19岁，他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得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奥斯威辛的意义在格拉斯思想中一直是个沉重议题。他自己就曾卷入到纳粹的恐怖罪行之中，他对纳粹“魔鬼般的”世界作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滞后反应”。2006年，他出版了自传《剥洋葱》，披露自己在1944年18歲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报名想加入潜艇部队，但纳粹德军的潜艇部队已经停止招募新兵，于是他被阴差阳错地编入党卫军。这段历史在思想界引起了关于格拉斯道德诚信的争论。
这个事件为文学公共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作家是以“说真话”而不是“当完人”介入公共世界的。在说真话的时候，一个作家可能招致非议、引起争议。但是，这本身就是他承担人生重负的方式。格拉斯能够在79岁高龄时将自己的这段历史披露出来，至少让德国人和一切关注纳粹历史的人们又有了一次公共讨论极权统治下个人责任的案例。格拉斯说，每当他写作的时候，死者都在看着他。他对纳粹主义的反应一直是个不完整的过程，随着那段历史渐渐远去，他就越是努力地要帮助德国公众把这一段历史保留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
格拉斯对战后德国公共生活的介入不只是把自己投入到一个现成的公共群体中去，而且还努力帮助改变、重塑、更新这个公共群体。作为一个公民，他要帮助战后德国摆脱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而代之以民主宪政法治为核心的“宪法爱国主义”。格拉斯所警惕的是，在纳粹政权灭亡后，国家主义继续有可能把人们带向灾难。他采纳了雅斯贝尔斯在反思纳粹极权中提出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德国人能够给全人类提供一个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毁灭公共生活的教训。雅斯贝尔斯曾说，“走到头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做一件事：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对欧洲和其他大陆意味着灾难。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绝对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可以着手揭示其根源，促进其否定。”
宪法爱国主义的最早推动者
警惕狭隘的民族国家的危险，使得格拉斯坚持民主宪法在国民身份意识中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他坚定地支持西德宪法的基本原则，成为实际最早推动形成“宪法爱国主义”的思想者之一。德国思想家施特恩贝格尔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阿伦特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举止”或“公民性”（Burgerlichkeit），提出，最迟到18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也就是对法律（宪法）和共同自由的热爱。
宪法爱国主义在德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为德国建立一个后民族国家主义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格拉斯坚持的宪法爱国主义，与索尔仁尼琴坚持的俄国文化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两人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作家，他们最值得炫耀的都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政治介入。索尔仁尼琴曾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丧失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双重称号。
从文学上来看，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都为重新构塑他们各自的国家社会群体以及人类社会群体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文学都帮助读者公众变得更有同情心、对苦难更理解、对邪恶更警觉、对人性的复杂更了解、对多元的生活更珍惜。经受了这样的人性熏陶，公众便再也难以漠视那种极权生活的虚伪欺骗、阴狠毒辣、冷酷无情和仇视他人，也变得更加向往新的更真实、更人性的公共群体。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理念来看，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所起的公共作用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格拉斯坚持的是一种以人的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而索尔仁尼琴奉行的则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沙文主义。
文学作为一个思想领域，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是平行的。在每个思想领域中，一个人有所成就，包括作为作家的成就，都是在公共领域中成为角色的条件。但是，一个人在专门领域中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他作为公民在公共社会中的作用，更不用说转化为在公共社会中的实际积极影响。作家要起到积极的公共作用，必须对公共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当然不是所有的）有所关注和参与，这种关注和参与反过来也能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更大兴趣和重视。作家不仅仅是以文学作品介入公共生活。文学创作往往会因为特定语言和表达方式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全面地传达作者的政治理念、社会价值、文化观点，因此，作家在介入公共事务时需要运用非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当公民有文学家的背景、当文学家却并不囿于文学，这正是文学公共性研究应当重视的作家社会行动特征。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自愿被引上歧途的一代
2010年11月1日，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刊登了一篇题为《写作的一生：君特·格拉斯》（A Life in Writing： Günter Grass）的访谈报道，格拉斯说，“我属于在国社党（纳粹）底下长大的那一代人，盲目而走向迷途——我们是自愿被带领着走上迷途的一代。”他非常重视自己年轻时的盲信，从不推卸自己应为此承担的那一份责任。他说，1945年后不久，“正当许多人都在事后自称参加过德国的抵抗运动的时候，我说：‘不，我一直到最后都像一个傻瓜般地相信（德国的）最后胜利。’德国投降的时候，我不知所措。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我后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我在战后才有的认知。”
格拉斯出生于1927年，1933年纳粹上台时他才6岁，对纳粹上台前的魏玛共和国不可能拥有像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或者汉娜·阿伦特（1906-1975）那一代人的个人经验记忆。格拉斯和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同属于1945年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德国战后的民主宪政和1933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宪政有所不同，格拉斯和哈贝马斯的知识行动具有鲜明的德国战后民主宪政公共性特征。格拉斯是文学家，哈贝马斯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们那里，文学和哲学、社会学具有相同的公共性。战后德国公共性由民主宪政重新开启。这一民主公共性所反对的，正是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和格拉斯、哈贝马斯这两代德国知识分子都予以谴责和保持警惕的纳粹极权。
格拉斯于1959年32岁时发表小说《铁皮鼓》，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这部小说与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合称《但泽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都以但泽（Danzig）和维斯瓦河（Vistula）三角洲民族混居和复杂的多民族历史为文化背景，描述了纳粹的兴起和二战时的德国人经历。格拉斯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但仅仅文学风格并不足以使一个作家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人物。
公民作家
格拉斯一直是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他积极支持社会民主党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1969-1974年任西德总理，1970年在华沙为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悔罪下跪，引起全球瞩目，于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活动，公开表示反对左翼激进。勃兰特（1913-1992）是杰出的德国政治家，1964-1974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出身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世家，曾自豪地说：“我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环境里长大的。”格拉斯赞同社会民主的妥协和点滴进步的理念，将之同情地称作蜗牛的缓慢前行。他在1969年明确宣告，“我是革命的反对者。”他站在社会民主的立场，拒绝1960年代学生运动的激进左派主张。每当大选临近，他总是有参与的冲动，想“抛开他的书桌”，参与“民主的鸡毛蒜皮”，那些常常是为达成妥协所做的艰难工作。
格拉斯并不认为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现代民主已经十全十美，但他拒绝对这样的民主扮演1933年以前许多知识分子对魏玛民主扮演的那种祸事预言者的角色。在专制政治传统强大的德国，魏玛共和代表的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共和民主制度。由于脆弱和缺乏权威，它遭到了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各种批判、诅骂和祸事预言。最终，魏玛自由民主因不完善而遭舍弃，代之而起的是强势、有权威、有效率，但却残暴、邪恶的纳粹政权。格拉斯对社会民主抱有虽不完善、但必须坚持到底的信念。1965年勃兰特竞选失败，格拉斯拒绝投降，他以文学家的想象，把西西弗奉为“自己的圣人”，并把乔治·奥威尔和加缪引为知识楷模。
在坚持社会民主理念这一点上，格拉斯与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和启蒙有相似之处。1933年以前，许多右翼和左翼知识分子都把魏玛共和的自由民主政治当作一个必然走向反面的现代性和启蒙案例来批判。这种批判在20世纪后叶的后现代理论中得到了延续。哈贝马斯坚定地捍卫现代性、启蒙和公民社会的意义。他认为，启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应当对它进行纠偏和补充，而不是排斥和抛弃。哈贝马斯对现代理性和启蒙同样拒绝扮演祸事预言者的角色。他和格拉斯一起，代表着德国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纳粹极权经验教训、拒绝重蹈魏玛时期知识分子覆辙的公共政治选择。
“我不是德国的良心”
格拉斯把帮助德国人记住奥斯威辛当作自己的公共责任。他常常嘲笑文学和作家以为个人介入就能够担当民族良心的想法。他说，“没有人可以担当国家的良心——那是愚蠢的。”他认为，作家自命为良心代表，会让普通公民不再反省他们自己的良心。德国人必须记住奥斯威辛，因为奥斯威辛能让德国人认识自身。
格拉斯不是奥斯威辛的局外人。10岁时，他曾是少年团的一员，14岁时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5岁成为了一名高炮团助手，到了17岁便正式加入了陆军，直到被美国人俘虏为止。换言之，他“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一直到了19岁，他才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得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奥斯威辛的意义在格拉斯思想中一直是个沉重议题。他自己就曾卷入到纳粹的恐怖罪行之中，他对纳粹“魔鬼般的”世界作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滞后反应”。2006年，他出版了自传《剥洋葱》，披露自己在1944年18歲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报名想加入潜艇部队，但纳粹德军的潜艇部队已经停止招募新兵，于是他被阴差阳错地编入党卫军。这段历史在思想界引起了关于格拉斯道德诚信的争论。
这个事件为文学公共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作家是以“说真话”而不是“当完人”介入公共世界的。在说真话的时候，一个作家可能招致非议、引起争议。但是，这本身就是他承担人生重负的方式。格拉斯能够在79岁高龄时将自己的这段历史披露出来，至少让德国人和一切关注纳粹历史的人们又有了一次公共讨论极权统治下个人责任的案例。格拉斯说，每当他写作的时候，死者都在看着他。他对纳粹主义的反应一直是个不完整的过程，随着那段历史渐渐远去，他就越是努力地要帮助德国公众把这一段历史保留在他们的集体记忆中。
格拉斯对战后德国公共生活的介入不只是把自己投入到一个现成的公共群体中去，而且还努力帮助改变、重塑、更新这个公共群体。作为一个公民，他要帮助战后德国摆脱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而代之以民主宪政法治为核心的“宪法爱国主义”。格拉斯所警惕的是，在纳粹政权灭亡后，国家主义继续有可能把人们带向灾难。他采纳了雅斯贝尔斯在反思纳粹极权中提出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德国人能够给全人类提供一个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毁灭公共生活的教训。雅斯贝尔斯曾说，“走到头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做一件事：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对欧洲和其他大陆意味着灾难。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绝对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可以着手揭示其根源，促进其否定。”
宪法爱国主义的最早推动者
警惕狭隘的民族国家的危险，使得格拉斯坚持民主宪法在国民身份意识中必须发挥核心作用。他坚定地支持西德宪法的基本原则，成为实际最早推动形成“宪法爱国主义”的思想者之一。德国思想家施特恩贝格尔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阿伦特的共和主义，以及“公民举止”或“公民性”（Burgerlichkeit），提出，最迟到18世纪末，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宪法爱国主义”，也就是对法律（宪法）和共同自由的热爱。
宪法爱国主义在德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为德国建立一个后民族国家主义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格拉斯坚持的宪法爱国主义，与索尔仁尼琴坚持的俄国文化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两人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作家，他们最值得炫耀的都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政治介入。索尔仁尼琴曾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丧失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双重称号。
从文学上来看，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都为重新构塑他们各自的国家社会群体以及人类社会群体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文学都帮助读者公众变得更有同情心、对苦难更理解、对邪恶更警觉、对人性的复杂更了解、对多元的生活更珍惜。经受了这样的人性熏陶，公众便再也难以漠视那种极权生活的虚伪欺骗、阴狠毒辣、冷酷无情和仇视他人，也变得更加向往新的更真实、更人性的公共群体。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理念来看，格拉斯和索尔仁尼琴所起的公共作用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格拉斯坚持的是一种以人的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而索尔仁尼琴奉行的则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沙文主义。
文学作为一个思想领域，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心理学是平行的。在每个思想领域中，一个人有所成就，包括作为作家的成就，都是在公共领域中成为角色的条件。但是，一个人在专门领域中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他作为公民在公共社会中的作用，更不用说转化为在公共社会中的实际积极影响。作家要起到积极的公共作用，必须对公共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当然不是所有的）有所关注和参与，这种关注和参与反过来也能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更大兴趣和重视。作家不仅仅是以文学作品介入公共生活。文学创作往往会因为特定语言和表达方式的限制而不能充分、全面地传达作者的政治理念、社会价值、文化观点，因此，作家在介入公共事务时需要运用非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当公民有文学家的背景、当文学家却并不囿于文学，这正是文学公共性研究应当重视的作家社会行动特征。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