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有县城的时间。
　　晚上8点，县城就没什么人了，步行街灯火阑珊，地面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垃圾。经过一个服装店，我试围一条丝巾。这个店是个夫妻店，男人管男装，女人管女装，店里乱七八糟，从时装、内衣到洗漱用品都有，东西一堆一堆的，地面还摞着没来得及拆开的一个个的货包。在单人宿舍那么大的一个店里，她每天忙碌，招呼顾客，收拾货物。这个店的每一件衣服都不超过200元，靠走量。每天晚上8点，周围所有的店铺都拉上了防盗门，唯有她的店门开着，灯火通明中，她在往墙上一件一件地挂衣服。
　　县城中，这样的夫妻店，很多吧。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去一家裁缝店。这家裁缝店缝衣服又快又好，价格又不贵，也是个走量店。酷暑的正午，这条街静静的，人们都在午睡。走到店门口，我停住了脚步。只见大案子上躺着一个女人，四仰八叉在睡觉。那是裁剪用的大案子，剪刀、软尺就那么放在身边，缝纫机上趴着男人，脚踩在踏板上，真是枕戈待旦。店门大开，那些印花的、织锦的、薄纱的布匹一卷一卷地，柔顺地垂着，静静地垂着，好像也睡了。我一时在门口呆住，不知进退。
　　这时女人醒了，在案板上坐起来，说，太瞌睡了，头一挨枕就睡着了。这让我很内疚——如果我不来，他们可以多睡会儿。

　　我爱吃烧烤，烧烤店里，我最爱这间。桌子稀破的，地面老脏的，墙壁、茶壶、酒起子上都是油污。我去吃烧烤。暑期雇的短工都开学了，店里就他们夫妇在忙活。夜幕降临，正是烧烤的黄金时段，不停地上客，店主夫妇脚不沾地，女的两条腿就跟车辐条一样转，招呼客人、记录菜单、收钱、取食材、收拾桌子、扫垃圾，平时三个人的活她一个人干。男的烧烤、做菜、送菜。这家店有上下两层，门口还撑开几把遮阳大伞设有露天座位，马路对面还有个分店，也是露天座，一晚上一共有多少桌、多少人，我没有问，不管多少桌、多少人，都只夫妇二人照应，那真是忙得跟千手观音似的。路面对面客人要菜了，只见男的脖子挂着白色大围裙，端着一铁盘子烤好的肉串疾步走出店门口，嗖地蹿上马路，在枪林弹雨似的车阵中闪转腾挪，稳稳地把肉串送到对面，其速度之快，场面之惊险，见者无不骇然。
　　“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雕师傅、上海的磨坊伙计，以及北方各省那些梳棉、筛面的工人们，全都是夙兴夜寐。”这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关于“勤劳”一节中的内容。他记录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慈禧时代的中国人。在他看到无数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时，对所罗门产生了深深的疑问：“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华民族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
　　的确兴旺。那服装店、裁缝店、烧烤店的夫妻年龄相仿，都在35-40岁之间。19世纪下半叶，慈禧时代、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是那样的生活，21世纪的中国人依旧在那样生活。他们的店铺很兴旺，收入想必也不错。但没有假日、没有休息日，这收入是他们几乎付出所有心血和精力、人生的全部得到的。
　　在那个烧烤店，听着店主夫妇穿堂风似的脚步声一趟趟地经过身边，我难以下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