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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箱子”
6月中旬，热播剧《亲爱的翻译官》已渐近尾声，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院师生却步入一年最忙碌的季节。CI（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专业的学生迎来期末考试：一年级学生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二年级学生则需参加由来自联合国、欧盟等外部考官参与的毕业考，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92年生的Millet来自湖南怀化，提及同传魔鬼训练，常用“崩溃”和“孤独”来形容。长发及腰的她，本科学法学，认真作答时还会推一推鼻上的黑框眼镜。“法学不好玩，没有学语言好玩。读大学时，人家学法学的时间我全用在学英语上了，我特别迷英国散文，那时候就看《瓦尔登湖》，现在回想，看完就和没看一样。”她扮了个鬼脸。
考试前几天，上海酷热难耐，宿舍风扇坏了，为了备考，Millet和同班同学Rebecca住进学校附近的“如家”，小小双人间里，两个姑娘将笔记本电脑架在各自床前，临时搭个翻译台。Rebecca扎个素净马尾，戴着大耳机，正全神贯注盯着屏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演讲。
来自河南洛阳的Rebecca生于90年，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大概到大四吧，我们那边郑州大学有个口译培训班，我就去试了试，班里大家就聊，你看谁谁谁的新闻发布会吗？都把目光投向张璐，‘翻译女神’嘛，耳濡目染就对口译有了兴趣，好像学英语的学了同传就达到了顶级，所以来考这个专业。原来只觉得做同传一定很牛，现在觉得，啊！真的很苦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电视上看的那种戴个耳机就能说得很溜，自己做时就知道，只要一秒钟分神，一大段就听不到了！”
CI二年级班共8名学员，高翻院二楼同传教室共8个“箱子”，因而每人一个独立空间，两年来他们“不是在同传室，就在去同传室的路上”。“学霸”Millet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教室，“因为太早宿舍门还没开”，上午练习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开始，“练到晚上10点多大叔来催。”其他同学每天呆在“箱子”里的时间也不会少于10小时，“还有人在里头做瑜伽呢！”
在这片小小的密闭空间里，橘色小台灯、笔记本电脑、成堆外语资料和线圈笔记本成了标配，但每个“箱子”又各有风格：讲究情调的姑娘会用鲜花点缀小窗台，另类个性点的将开学以来在“箱子”里练习时喝过的14桶农夫山泉一字排开，俨然装置艺术；还有人将迪斯尼买来的尤达大师（《星球大战》角色）玩偶供放桌头，练得精疲力尽时就逗逗“尤达”，他会挥舞手中闪着绿光的尚方宝剑，说出那句激励人的著名台词——“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要么做，要么不做，没有试试看。）接着，打鸡血似的拼命模式再次开启……
这天中午，去年读到一年级就撤的某老同学回校，4个二年级学员约在“呷哺”火锅店聚餐。Rebecca一身连衣裙，趿双塑料拖鞋匆匆离开酒店，“我就带了这一双鞋出来。”Millet不乏欣羨地向我介绍那位“成功人士”：“她一年级读完找了份影视业陪同翻译的工作，见过很多明星，马特·达蒙都见过呢！”
餐桌上，我见到了这位来自内蒙古的老同学，娃娃脸，齐耳短发，略显羞涩的她穿件黑底T恤，上面印着4个白色大字样——“自由奔放”。姑娘早已从魔鬼训练中解放，但步入社会也很辛苦，她刚把一份去美国给某位大牌视觉特效师做口译的美差转手给了别人，“那么多专业术语，我怕Hold不住啊！”
同桌就餐的还有CI二年级班里唯一的男生Brian，大家管他叫“班长”，本科学地理的他，曾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交流，期间游历北欧诸国。同为90后的“班长”略显老成。“国内有些活动，其实同传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了让会议显得比较高端，提供所谓的同传服务，就像我们去模拟练习的上海国际车展，台下哪有谁听英文，都是中国人，但它肯定要配同传。”
“同传最好不被人认识，你的工作是无缝地把开会各方联系起来，最好没人注意到你，然后这个会开得很顺利，别人注意到你，多半是你翻错闹笑话了。”一旁Rebecca连忙补了句，“大家挑翻译的错总是很来劲，因为都懂点英语，刚好你这句听懂了，就觉得，哎，他翻的是什么鬼？！”
说起毕业考临近，刚才还一脸淡定“就是种善始善终的感觉”的Millet，“突然反射弧似的觉得好紧张！”
“我只是不想在那么多联合国欧盟译员面前出丑而已。”Rebecca低下头道。
“没什么好紧张的，考试又不定终身。”角落里沉默良久的“假小子”发话了，她穿着粉色运动衣，牛仔短裤，淡定的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参加超女的尚雯婕，表面内向，骨子里劲劲的。
“我没有英文名字，”这个88年出生的上海女生叫蔡丹青，本科念法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过两年，外文底子好，酷爱电影。刚过去的上海电影节，别的同学还在“箱子”里苦练，她以每天一两场的频率看了12部电影。我说，或许你也可以像那位老同学一样去影视业发展做翻译？她答得直率：“她那个工作，要联系这个联系那个，我挺不乐意的，我是比较安于‘箱子’后面的生活。”“班长”后来告诉我，蔡丹青去年底刚翻译完根据电影作品改编的小说《七宗罪》，手头还在做些文学翻译。
大家七七八八又聊起毕业后的工作问题，Rebecca已被广东省外办录用，Millet犹豫着要不要去一家中印文化交流公司，“班长”还在找工作，大家纷纷说笑，“丹青拿了两个offer，让她匀一个给你呗！”
“我并不觉得特别理想。”蔡丹青坦言，“机会本来就挺少，现在的行业形势，如果做翻译，进企业条件也不错，那就先做下。我先积累经验人脉，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自由译员，自己安排时间，不用朝九晚五。”
涮了几轮火锅，大家又开始刷屏，话题转向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票数，这些都可能成为考题。“班长”一脸正经道：“任何国际大事我们都关心。”Millet哈哈大笑：“我们常常说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翻译不是一个官
“翻译不是一个官，而是一个专业，那部电视剧取名‘翻译官’，这大概和中国国情有些关系。我们国家一旦扯上‘官’这个字，人们的兴趣就更大？但这根本是种误解，其实翻译本身跟仕途没有直接关系。”上外高翻院的副院长戴惠萍说。
他比同辈50后看去年轻许多，思维敏捷，心态开放。穿一件时髦的东南亚风短袖黄衬衣，质地精良，印花考究，聊到译员着装时，他指指衬衣半开玩笑道：“别瞧它不像正装，我这身可是能见印尼总统的。”
1977年恢复高考前，在安徽凤阳，戴惠萍曾随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上外老教授们学习了4年外语。“边劳动边学外语，早上天没亮，大家都拿着书，哗啦哗啦，所有人都在背，一小时后才去吃早饭，吃完饭就出工。晚上10点发电灯刚熄灭，所有帐篷里的蜡烛灯就点开了。当时原版小说简写本是最珍贵的东西，全都排好队等着轮看，录音机也要排，两种卡带，美国的900句和英国的灵格风，反复听。”
1980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全国招考，戴惠萍从万人海选中脱颖而出，考入仅有50个名额的译训班，经过一年集训，顺利进入联合国总部工作。在记忆中，那场考试除了测试语言功底，还有国际时政知识。“我对国际时事一直感兴趣。小时候，爸爸下班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偷他包里的《参考消息》，读得很细，这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还记得有天晚上广播里说中东战争，我就站在喇叭口下，很兴奋地听。”
进入译训班，戴惠萍延续了早年的苦读习惯，“联合国送来很多外面拿不到的会议录音，老师带着我们从易到难慢慢练。早晨6点半起来去食堂吃饭，7点跑到教室，当时还没有同传箱，有两个板，就在那里练，一直练到晚上10点，中间吃个饭。我大部分时间就待那里，有时去打球，周末和大学生一起跳跳舞。时间过得很快，整整训练了一年，很拼！”
这是一个技能，和学术研究不一样，要大量练习，练到熟能生巧。“电视剧里那个男主角的背景我觉得不太符合现实，这些年我遇到那么多专业译员，好像还没有外交部长的儿子去学口译的，连副部长的儿子都没有，做口译要经过非常严苛的培训，他们恐怕有更容易成功的职业途径吧？”他说，“口译老师就像专业的球队教练，帮你发挥强项，使你变成出色的运动员。”
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已是“纽约客”的戴惠萍为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务院等机构承担了数千场会议的同传和交传工作。
“从92年开始，联合国一直找我，一去就不可收拾了。每天500美元，提供来回机票，在大城市还有每天300美元的生活费，我们一般住宿吃饭用100美元就差不多了，周末不工作还有补贴。当时跟着货币基金组织出差到王府井饭店住了好多次，从华盛顿飞北京来去都是全价公务舱，如果头等舱有空位都会自然升上去，那真是freelancer（自由译员）的黄金时代。”
做自由译员有个说法，“laugh all the way to the bank”（一路笑着去银行），“到后来钱成了惟一快乐。等我退休，除了说翻过几千次顶端国际大会就没东西了，每次做同传，听到的信息处理完后马上得排出去，不然大脑会炸的，你让我回忆具体的我都想不起来。”戴惠萍说。所以，2003年，他接到上外邀请，回国参与高翻院“会议口译专业”的创立与教学后，就回来了，“趁自己年纪不是太老，还有精力。等以后我做不了了，起码还有一批我教过的学生可以活跃在翻译的舞台上。”
说到电视剧中的“高翻院”，戴惠萍特意强调，“那和我们学院属性完全不同。”现在的确有不少类似这样的单位，以公司形式接受商业性翻译任务，然后派给底下人员去完成，或者接单后去找外面的译员，“这看似正常的商业行为，但这种模式恰恰是错的。”因为公司承担了中间人角色，有了中间成本，就会向主办方收取高于译员服务的成本，会议方则要压价，公司为了要保持自己盈利，就会转向译员压价。
“长远来看，好的译员慢慢也拿不到像样回报，以后社会上的人才就不再去追口译这个行业，那整体口译水平就会下降，这不仅是拿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如何保证最好的人才愿意去学这个专业，国内目前这样的行业机制是有问题的。”戴惠萍说，“国际机构聘用专业译员从来不通过所谓的翻译公司，都同译员直接联系。我们有一个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入会要有多年经验，要有同行认证，国际组织看到你有这资质，就知道你能胜任，这才是聘用译员的正确做法。”
教学之外，戴惠萍目前仍有选择地为一些国际组织提供口译服务，还曾被欧盟口译总司聘请担任考官。“跟欧盟代表团合作，他们的议员代表很多刚从地方上选出来，非常年轻，但为他们服务的口译员经常是老头老太，相反，中方译员都非常年轻，或许中国领导觉得身旁译员年轻漂亮视觉效果不错，但其实在有些方面是吃亏的。”他说，“因为替欧盟做翻译的，有一辈子口译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智力、经历，对双方涉及的方方面面课题了解程度不比议员差，有的甚至更好，当议员表达想法时，他们可以翻得非常全面，一些微妙的语气都翻得很生动。反过来，中方领导这边说些事先准备好的要点，中方年轻的译员翻译当然没问题，但到第二、第三轮问题讨论更深入涉及专业领域时，中方领导人有这样的资质可以谈得比较深，但年轻译员就有点抓瞎，要么没完全领会意思，要么说出来的英文非常机械，只在语言层面稍作处理，翻出来后欧盟议员经常不太明白中国领导人说的是什么意思，沟通上就造成了欠缺。”
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
数次造访上外高翻院，多位师生都提到童心这个名字。7年前进入联合国任职同传后，这个80后女生便在纽约定居下来。微信头像上的童心娇小玲珑，没想越洋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声成熟稳重，字正腔圆，仿佛出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得归功于当年在复旦新闻系的学习，我们有播音课，练习发声、用气、吐字，这对我日后的同传工作有所帮助。做同传也是体力活，很多时候翻一整天，到下午已累得不行，如果完全用嗓子而不是用腹腔发声就特别累。” 吐字清晰之外，这份工作对语速也有较高要求。“联合国每个国家代表发言限时3分钟，发言时前面有一盏灯，快结束时灯会闪，他们要把很长的稿子在很短时间内讲完，不然就完不成任务，因此发言人说话都很快，对我们同传的要求是必须翻得完整和准确，我们说得不快信息就不完整了。”
回首职业生涯，童心的陈述平淡谦和，“我很幸运，百分之五十靠的是机遇，毕业那段时间中国发展特别快，当时对同传的需求也特别大。”
在童心看来，自己走上同传道路存有不少偶然因素。中学时背下三册《新概念英语》的底子，本只为偿还助学贷款。“我不到一岁时父亲去世，妈妈独自将我抚养成人。从小就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大学期间一边上课，一边打工，因为家里穷，我就特别想挣钱，最开始做的是一对一的英语家教，后来发现英语培训机构收入更高就去应聘，因为才大一刚开始被拒了，多次争取后获得一次试讲机会才被录用，当时他们给我排的课都是今天上海分校，明天南京分校，大学头两年间一直在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教课。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同传也有一定影响，面对几百名学生讲课，我的心理承受力得到不断加强，后来才意识到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作为一名合格同传译员的必备条件。”
童心读大学那几年，中国社会悄然发生巨变，间接带动了她后来的职业选择。
“我大二时（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同年中国加入WTO，第二年上海申博成功，回想起来，这些大事件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代年轻人。其实当年考同传挺偶然，大三时无意中看到上外高翻院会议口译专业招收第一届学员，那时我正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实习，参加了不少配有同传的国际会议，那时觉得这个行业挺神秘，小箱子里黑糊糊的，外面说里面也说，觉得很酷，特别崇拜，所以想去试试，后来越走下去越觉得做同传和做新闻挺像的，都需要你是杂家，要求你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
同传招考那年她才大三，并不符合本科毕业的报考条件。“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我就直接冲到了高翻院楼里，也不知道该找谁，刚好遇到柴明熲院长，我把自己特别想学同传的决心表白了一番，柴院长可能看出我有做口译的潜质吧，虽然没有专业基础，但他觉得我中英文都挺好，肯吃苦，就和其他院领导沟通破格给我一个考试机会，通过入学考试后，我成了第一期10名学员中的一员。”
当年这支“特种部队”里应届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当时已是上外的老师和研究生，很多都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和同班同学相比，年纪轻轻的童心可谓白纸一张，两年口译训练在她的记忆中苦乐参半。
“第一年学交传，练习‘无笔记复述’的过程很痛苦，两三分钟的演讲，不许记笔记，完全用脑子，然后进行复述，特别难，刚进高翻院每天都在练这个，用脑过度，晚上睡眠都成问题。第二年学同传，训练一心多用，从‘影子练习’跟读开始，刚开始觉得很好玩，鹦鹉学舌一样，听中文说中文，听英文说英文，跟读时最初差三分之一句话，然后慢慢把速度拉开，半句话、两句话甚至三句话，从简单到困难，从较短的lag（间隔）到较长的lag，这个是挺辛苦的。”
魔鬼训练期间，学员每天还要花大量时间听读各类材料，“读《经济学人》、《国际先驱导报》，听BBC、VOA，看CNN，用联合国的会议材料练习交传、同传。高翻院要求十分严格，当时训练都讲一大段，他不停地说，我就不停地记，出去做译员发现这样的情况好少，一般是一两句停下后让你翻，只有偶发事故时才需应对。记得有次讲者好像忘了翻译存在，不停地讲讲了三四分钟，讲完他才想起有翻译，因为当时笔记系统还挺扎实，所以把他的话一句不少地翻出来了，底下人都觉得特厉害，这都归功于早年的训练。”
童心第一次工作是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做同传。“马云请他去‘西湖论剑’演讲，我当时刚毕业，事先找他们要讲稿，回话说克林顿讲话从不给稿。记得当地电视台还把我们同传直播出去了，可紧张了！他的吐字不是特别清楚，人又特别聪明，思维跳跃很快，比布什和奥巴马都难翻。翻完后我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翻译就是一门缺憾的艺术，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动手术，手术结束你问病人医生刀开得好不好，病人哪里知道？”
即便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口译员仍要面对许多挑战，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会议。“比如我做过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大会和世界真菌大会，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熟悉大量生僻词汇，掌握相关行业的基本理论，很容易出现完全听不懂的情况。”
在美领馆做了一年首席翻译后，童心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过了两年令人艳羡的理想生活：“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活，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出国频率也挺高，做几天玩几天，记得接巴塞罗那和布拉格的会，才做了一天，玩了十几天。基本上一年工作一百多天，10年前的市场价差不多每天六七千，报酬根据会议的专业性和难度还会有一定浮动。”
2008年联合国全球招考同传译员，童心正在英国一家商学院为某央企高管培训做口译，因而报考了在日内瓦的考试。“后来因为汶川地震，我提前回国，回来后连续接到几个大型会议的同传合同，刚好和日内瓦的考试冲突，我觉得自己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失去几个大型会议合同甚至可能会失去这些客户，第一时间挺犹豫的，把想法和戴惠萍老师讲了，算了我要不就不去了？没想到他在电话里把我痛骂了一顿，你目光太短浅了！不去你会后悔的！如果不去参加考试以后别来见我！他的训斥让我最终下定决心去日内瓦赴考。”她说，“进联合国的诱惑力其实还是挺大的，过去练习总拿人家用过的材料在那里拼命练习，骨子里也挺想真枪实战地去做，幸运的是，最后考上了。”
从收入上看，与原先自由职业相比，在联合国工作并没什么提高，而且纽约生活成本也高。“但我可能还是有点理想主义，以前学新闻希望能够目睹甚至见证一些历史时刻，在联合国做口译就有这样的机会，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中国在联合国地位不断上升话语权不断增强，而且有机会经我之口将中国的声音转述给世界，这些都带来金钱无法衡量的成就感。” 只是一种工作和服务
“中国人可能对口译员过于崇拜，觉得都是一些语言天才，到最后咱们还是为了养家糊口，口译没那么特别，只是一种工作和服务。”在上外高翻院考场门口，我遇见的英国小伙子陆晨（Jonathan Lumb）说。
瘦瘦高高的他说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点评刚才考生的表现，他顺溜地用上了成语“矫枉过正”和“脑补”这样的流行字眼。互加微信时，跳出“六神”两个字，看到我对他用花露水牌子作名字疑惑不解的样子，他调皮地笑了：“这是‘陆晨’的粤语发音。”
生于英格兰湖区的陆晨，从小就对语言感兴趣，“高中时就读一个法语，上大学时想怎么也得加一个吧？欧洲语言太简单，一两年就能学出来，我想学个有挑战的，填志愿时就想选中文或阿拉伯语，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比较乱，最后就选了中文，但当时真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惟一印象就是英国的中餐和电视里看到奥运会中国队擅长乒乓球，选中文完全是因为觉得比较难，想挑战自己。”
“挑战”让这个英国男生跃跃欲试，兴奋不已，不仅是语言，也包括运动。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张惊险的攀岩照片。“口译永远是一个比较紧张的行业，我自己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做累了就去攀岩。跑步游泳的过程中你可能还在想工作上的事，攀岩的话你就比较集中，会想怎样不要掉、怎样爬啊，会很放松。”
2006年陆晨考入利兹大学，攻读中文和法语双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交流，学习结束后他主动加学一年，和中文系学生一起选修古代汉语等课程。“印象最深的是，有个退休返聘的老头讲方言研究，每天大家都排着队去上他的课，考试就考国际音标，每次上课开始他就说‘学校要求我讲下这个，我知道很无聊但还是花5分钟讲一下’，然后就开始讲他到中国各地考察方言的经历，讲得很生动，大家都爱听。”
大学毕业后，陆晨考虑继续进修汉语，但不打算往学术方向发展，由此报考上外翻译硕士，并同时选择了CI专业。“可能就是要把语言学到极致，学到起码跟当地人差不多，甚至比当地人还好一点。”
CI毕业后，他凭借优异成绩得以留校任教，并有相对自由的时间从事口译工作。和所有译员一样，为了保持信息更新，他早已养成听读大量新闻的习惯。“英文每天看《金融时报》，每周读《经济学人》，中文阅读我会订阅‘新闻精选’，看凤凰卫视的《总编辑时间》，在播客上听‘新闻酸菜馆’之类的节目。这个工作就是挺动脑的，它会逼着你去关心很多事情。”
教学期间，作为带队老师，陆晨几次带CI学生去布鲁塞尔实习。“看到欧盟的工作环境，相比之下中国各方面就差远了。比如会议材料什么时候能给到？在中国要么不给，要么最后给，欧盟那边可能提前给，或者自己上一个网站下载下来，他们还会把一些材料给你打印出来；‘箱子’的话，中国基本上都在临时的移动箱子里，音质选位都比较差，有时他们甚至觉得箱子比较碍事，想把你安排到旁边的房间，通过很不清楚的摄像头看下会议情况，但你要在会场才能感受到氛围；还有对译员的尊重，有时他觉得你可能像个秘书或助理，甚至是个跑腿的，很少会有人散会时表示感谢，但我们喜欢这个工作，所以还是愿意做，但条件是比较差的。”
提及不少译员以去联合国发展为目标，陆晨似乎不以为然。“联合国中文箱子有史以来都只招中国人，而且联合国的风格不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官腔比较多，会谈很多事，但实际行动比较少，我喜欢那种实际一点的，陪同到一个工地或餐厅了解情况，这比较像交传（交替传译），但同传休息时也会跟不同的人接触。”
“记得我们做过一个媒体交流的活动，中英法三国媒体精英坐到一块谈他们双向进行报道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会讲很多例子，非常有意思，你知道有时做口译会很枯燥，开会全都是讲金融数字，但那个活动就是思想的碰撞，我觉得都是平时我关注的，正好还有人让我去翻译，那就很过瘾。”
从业3年来，“外来者”陆晨自认挑战无处不在。“现在口译这个行业越来越难做，很多公司可能自己会招口译，要了解他们的业务，认得人头。你作为一个外来者，很难跟他们的译员做得一样好，这个信息你是听懂了，但你不知道张三李四说的具体是哪个人，你想，这个行业里还有很多黑话，很多八卦，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些信息，你很难把公司内部的会议做好，你只能听到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无法领会言外之意。”
不断投入，一定要稳住
诚如陆晨所言，“外来者”很难领会内部情况。一个多月来，我结识了不少优秀译员，他们博闻强识，深有远见，谦和开放，乐于分享；但在约访过程中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绝了采访，一种说法是，“他们都是精英，在乎同行评价，不愿抛头露面”，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只管闷头赚大钱吧？！”
今年刚满30岁的钟泱，自2012年CI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事处任职口译，这个长相喜感的东北小伙子在圈内交游广阔，对行业也有深入了解。“外界其实有很多误读，以为同传都是‘金领’，一小时就赚几千块，工作几十天其他时间都在国外玩，但他们忽略了很多负面信息，自由译员为了维持生活，要自己交社保医保，医疗保险好点也要两三万，社保一年也是3万左右，这就是6万，那你一年会议至少要做30到50万，你还要买房，没有稳定工作申请贷款也很难，所以他们买房就要攒够钱全款付房，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困难，而且还跟年景有关，比如08年金融危机就是非常淡的一年。如果一年工作200天，这个译员会非常累，每场会都要准备，有些可能还非常难，如果在公司做专职译员，他还有很多杂事要做。成为一个同传，你要付出很多，科班出身那两年就是一个很艰苦的路程，毕业后被市场认可也需要两到三年时间，而且你需要不断投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把提高能力的时间精力放在其他行业上，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成就。”
70后姑娘安宁，十余年来一直在某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担任口译，职业道路并不轻松。“我们主要为课程做交传，经济、金融、管理，什么都有。同传是三人轮换，我们是一个人顶，从早上9点顶到下午6点，站着翻，晚上回去脑子里都是教授的声音，很累很累，睡不着觉，我经常今天翻完明天就发烧了。” “读书时我们有句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再难的东西，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要稳住。这东西对心理素质要求特别高，快速吸收分析信息，非常好的语言能力将其转化，一点错都不能出，到今天我都觉得交传比同传要难，因为大家都在听着，心理压力真的很大。”每天在中英两种语言间切换翻译，安宁有自己的观察和困惑。“英翻中，外国教授的表达比较正统，语言、逻辑都很严谨，翻译时我能把握，但转换一个频道，中翻英，我就觉得，要不是很官僚的我都听不懂的话，要不就是随口一个不堪入耳的‘屌丝’，我心理上很难接受。因为是口译，中文说出那些流行大白话就很难听，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现在大家会议上也说，这些属于我很难接受的一个档次，有时都不知道怎么翻。”
早在2008年联合国招考时，安宁就已动念报考口译。“做不动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今天翻汽车，明天翻计算机，后天再翻纺织品，年纪大了确实跟不上，太累了！尤其是国内市场别人对你的要求，时间的压力，你事先都没材料，完全靠自己，第二天一大早开会，你到场了才把材料扔到你箱子里来，到后来你肯定觉得吃力。去联合国做译员，薪酬待遇肯定比国内低，但生老病死都会管你，年轻时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老来有保障嘛，现在家里一个人生病全家破产是很可怕的。国内竞争环境太恶劣，我当年的客户都被抢光光了，这是很正常的事。作为客户，我给你开价少一千，客户无从判断，除非用了很多年，知道你中英文都很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考联合国？就因为工作条件有保障，哪怕一小时的会，同传一定是3个译员20分钟轮换，AIIC每年都和联合国谈工作条件，那些译员是有组织保护的，国内是领导怎么说你怎么做，完全没有谈判余地。换句话说，我们在国内就是卖苦力的，今天让你背一个箱子得干，明天让你背10个箱子你也得干！”
去年年底，安宁在北京参加了联合国考试，今年5月获知已入候选名单。“这次考上的叫‘逐字记录’，就是将大会发言稿翻成中文，但速度要非常快，因为会议结束就要上媒体。我觉得这个岗位很适合我，因为它介于笔译和口译之间，但翻译的所有东西都是口语的，如果你是笔译，比如法律文件，英文一个从句就三行字，你自己框架就要搭半天，很辛苦，如果做逐字记录，可能会轻松一些吧。”
“这个工作不但强度大，而且站在别人对面，他对你的言行举止，一个眼神都会做出评判。别人听你的声音，你讲话的语气语调也传递出很多信息，你不能带任何情绪去工作。你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客户、发言人等等，当然，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喜欢这个工作。”70后姑娘游雁说。
毕业至今13年，游雁一直在做口译，也见证了整个市场的变化。“我上学那会儿这个市场才起来。现在口译越来越多，市场掉价也特别快，我毕业时的价格到今天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就上调了一点点，你想想十几年来物价的膨胀，可以说，这是一种变相降价。”
“国内对于口译的需求量庞大，英中、法中、韩中、日中，全球最大的翻译市场在中国。国内翻译的价格也千差万别，从低到高，几十倍差别都有；英中高翻市场，中国的价格比国外要高，但这边的市场挑战性更大，我每次出去，他们对翻译的要求很高，内容也千差万别，所以你要做大量准备，上千页PPT，不花一两天都看不完。”
尽管工作强度大，游雁依然表示“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能接触很新很前沿的东西，能接触到很厉害的发言人，在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前阵我给一家公司的女CEO做翻译，晚宴时我坐她边上就问她，你觉得是什么使你走到今天，她答得特好：我进入的这个行业很好，因为是技术型的，不管你是男是女，做得好就能得到认可，只要你努力。”
6月中旬，热播剧《亲爱的翻译官》已渐近尾声，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院师生却步入一年最忙碌的季节。CI（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专业的学生迎来期末考试：一年级学生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二年级学生则需参加由来自联合国、欧盟等外部考官参与的毕业考，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92年生的Millet来自湖南怀化，提及同传魔鬼训练，常用“崩溃”和“孤独”来形容。长发及腰的她，本科学法学，认真作答时还会推一推鼻上的黑框眼镜。“法学不好玩，没有学语言好玩。读大学时，人家学法学的时间我全用在学英语上了，我特别迷英国散文，那时候就看《瓦尔登湖》，现在回想，看完就和没看一样。”她扮了个鬼脸。
考试前几天，上海酷热难耐，宿舍风扇坏了，为了备考，Millet和同班同学Rebecca住进学校附近的“如家”，小小双人间里，两个姑娘将笔记本电脑架在各自床前，临时搭个翻译台。Rebecca扎个素净马尾，戴着大耳机，正全神贯注盯着屏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演讲。
来自河南洛阳的Rebecca生于90年，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大概到大四吧，我们那边郑州大学有个口译培训班，我就去试了试，班里大家就聊，你看谁谁谁的新闻发布会吗？都把目光投向张璐，‘翻译女神’嘛，耳濡目染就对口译有了兴趣，好像学英语的学了同传就达到了顶级，所以来考这个专业。原来只觉得做同传一定很牛，现在觉得，啊！真的很苦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电视上看的那种戴个耳机就能说得很溜，自己做时就知道，只要一秒钟分神，一大段就听不到了！”
CI二年级班共8名学员，高翻院二楼同传教室共8个“箱子”，因而每人一个独立空间，两年来他们“不是在同传室，就在去同传室的路上”。“学霸”Millet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教室，“因为太早宿舍门还没开”，上午练习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开始，“练到晚上10点多大叔来催。”其他同学每天呆在“箱子”里的时间也不会少于10小时，“还有人在里头做瑜伽呢！”
在这片小小的密闭空间里，橘色小台灯、笔记本电脑、成堆外语资料和线圈笔记本成了标配，但每个“箱子”又各有风格：讲究情调的姑娘会用鲜花点缀小窗台，另类个性点的将开学以来在“箱子”里练习时喝过的14桶农夫山泉一字排开，俨然装置艺术；还有人将迪斯尼买来的尤达大师（《星球大战》角色）玩偶供放桌头，练得精疲力尽时就逗逗“尤达”，他会挥舞手中闪着绿光的尚方宝剑，说出那句激励人的著名台词——“Do. Or do not. There is no try.”（要么做，要么不做，没有试试看。）接着，打鸡血似的拼命模式再次开启……
这天中午，去年读到一年级就撤的某老同学回校，4个二年级学员约在“呷哺”火锅店聚餐。Rebecca一身连衣裙，趿双塑料拖鞋匆匆离开酒店，“我就带了这一双鞋出来。”Millet不乏欣羨地向我介绍那位“成功人士”：“她一年级读完找了份影视业陪同翻译的工作，见过很多明星，马特·达蒙都见过呢！”
餐桌上，我见到了这位来自内蒙古的老同学，娃娃脸，齐耳短发，略显羞涩的她穿件黑底T恤，上面印着4个白色大字样——“自由奔放”。姑娘早已从魔鬼训练中解放，但步入社会也很辛苦，她刚把一份去美国给某位大牌视觉特效师做口译的美差转手给了别人，“那么多专业术语，我怕Hold不住啊！”
同桌就餐的还有CI二年级班里唯一的男生Brian，大家管他叫“班长”，本科学地理的他，曾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交流，期间游历北欧诸国。同为90后的“班长”略显老成。“国内有些活动，其实同传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了让会议显得比较高端，提供所谓的同传服务，就像我们去模拟练习的上海国际车展，台下哪有谁听英文，都是中国人，但它肯定要配同传。”
“同传最好不被人认识，你的工作是无缝地把开会各方联系起来，最好没人注意到你，然后这个会开得很顺利，别人注意到你，多半是你翻错闹笑话了。”一旁Rebecca连忙补了句，“大家挑翻译的错总是很来劲，因为都懂点英语，刚好你这句听懂了，就觉得，哎，他翻的是什么鬼？！”
说起毕业考临近，刚才还一脸淡定“就是种善始善终的感觉”的Millet，“突然反射弧似的觉得好紧张！”
“我只是不想在那么多联合国欧盟译员面前出丑而已。”Rebecca低下头道。
“没什么好紧张的，考试又不定终身。”角落里沉默良久的“假小子”发话了，她穿着粉色运动衣，牛仔短裤，淡定的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参加超女的尚雯婕，表面内向，骨子里劲劲的。
“我没有英文名字，”这个88年出生的上海女生叫蔡丹青，本科念法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过两年，外文底子好，酷爱电影。刚过去的上海电影节，别的同学还在“箱子”里苦练，她以每天一两场的频率看了12部电影。我说，或许你也可以像那位老同学一样去影视业发展做翻译？她答得直率：“她那个工作，要联系这个联系那个，我挺不乐意的，我是比较安于‘箱子’后面的生活。”“班长”后来告诉我，蔡丹青去年底刚翻译完根据电影作品改编的小说《七宗罪》，手头还在做些文学翻译。
大家七七八八又聊起毕业后的工作问题，Rebecca已被广东省外办录用，Millet犹豫着要不要去一家中印文化交流公司，“班长”还在找工作，大家纷纷说笑，“丹青拿了两个offer，让她匀一个给你呗！”
“我并不觉得特别理想。”蔡丹青坦言，“机会本来就挺少，现在的行业形势，如果做翻译，进企业条件也不错，那就先做下。我先积累经验人脉，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自由译员，自己安排时间，不用朝九晚五。”
涮了几轮火锅，大家又开始刷屏，话题转向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票数，这些都可能成为考题。“班长”一脸正经道：“任何国际大事我们都关心。”Millet哈哈大笑：“我们常常说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翻译不是一个官
“翻译不是一个官，而是一个专业，那部电视剧取名‘翻译官’，这大概和中国国情有些关系。我们国家一旦扯上‘官’这个字，人们的兴趣就更大？但这根本是种误解，其实翻译本身跟仕途没有直接关系。”上外高翻院的副院长戴惠萍说。
他比同辈50后看去年轻许多，思维敏捷，心态开放。穿一件时髦的东南亚风短袖黄衬衣，质地精良，印花考究，聊到译员着装时，他指指衬衣半开玩笑道：“别瞧它不像正装，我这身可是能见印尼总统的。”
1977年恢复高考前，在安徽凤阳，戴惠萍曾随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上外老教授们学习了4年外语。“边劳动边学外语，早上天没亮，大家都拿着书，哗啦哗啦，所有人都在背，一小时后才去吃早饭，吃完饭就出工。晚上10点发电灯刚熄灭，所有帐篷里的蜡烛灯就点开了。当时原版小说简写本是最珍贵的东西，全都排好队等着轮看，录音机也要排，两种卡带，美国的900句和英国的灵格风，反复听。”
1980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全国招考，戴惠萍从万人海选中脱颖而出，考入仅有50个名额的译训班，经过一年集训，顺利进入联合国总部工作。在记忆中，那场考试除了测试语言功底，还有国际时政知识。“我对国际时事一直感兴趣。小时候，爸爸下班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偷他包里的《参考消息》，读得很细，这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还记得有天晚上广播里说中东战争，我就站在喇叭口下，很兴奋地听。”
进入译训班，戴惠萍延续了早年的苦读习惯，“联合国送来很多外面拿不到的会议录音，老师带着我们从易到难慢慢练。早晨6点半起来去食堂吃饭，7点跑到教室，当时还没有同传箱，有两个板，就在那里练，一直练到晚上10点，中间吃个饭。我大部分时间就待那里，有时去打球，周末和大学生一起跳跳舞。时间过得很快，整整训练了一年，很拼！”
这是一个技能，和学术研究不一样，要大量练习，练到熟能生巧。“电视剧里那个男主角的背景我觉得不太符合现实，这些年我遇到那么多专业译员，好像还没有外交部长的儿子去学口译的，连副部长的儿子都没有，做口译要经过非常严苛的培训，他们恐怕有更容易成功的职业途径吧？”他说，“口译老师就像专业的球队教练，帮你发挥强项，使你变成出色的运动员。”
1993年至2003年10年间，已是“纽约客”的戴惠萍为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务院等机构承担了数千场会议的同传和交传工作。
“从92年开始，联合国一直找我，一去就不可收拾了。每天500美元，提供来回机票，在大城市还有每天300美元的生活费，我们一般住宿吃饭用100美元就差不多了，周末不工作还有补贴。当时跟着货币基金组织出差到王府井饭店住了好多次，从华盛顿飞北京来去都是全价公务舱，如果头等舱有空位都会自然升上去，那真是freelancer（自由译员）的黄金时代。”
做自由译员有个说法，“laugh all the way to the bank”（一路笑着去银行），“到后来钱成了惟一快乐。等我退休，除了说翻过几千次顶端国际大会就没东西了，每次做同传，听到的信息处理完后马上得排出去，不然大脑会炸的，你让我回忆具体的我都想不起来。”戴惠萍说。所以，2003年，他接到上外邀请，回国参与高翻院“会议口译专业”的创立与教学后，就回来了，“趁自己年纪不是太老，还有精力。等以后我做不了了，起码还有一批我教过的学生可以活跃在翻译的舞台上。”
说到电视剧中的“高翻院”，戴惠萍特意强调，“那和我们学院属性完全不同。”现在的确有不少类似这样的单位，以公司形式接受商业性翻译任务，然后派给底下人员去完成，或者接单后去找外面的译员，“这看似正常的商业行为，但这种模式恰恰是错的。”因为公司承担了中间人角色，有了中间成本，就会向主办方收取高于译员服务的成本，会议方则要压价，公司为了要保持自己盈利，就会转向译员压价。
“长远来看，好的译员慢慢也拿不到像样回报，以后社会上的人才就不再去追口译这个行业，那整体口译水平就会下降，这不仅是拿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如何保证最好的人才愿意去学这个专业，国内目前这样的行业机制是有问题的。”戴惠萍说，“国际机构聘用专业译员从来不通过所谓的翻译公司，都同译员直接联系。我们有一个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入会要有多年经验，要有同行认证，国际组织看到你有这资质，就知道你能胜任，这才是聘用译员的正确做法。”
教学之外，戴惠萍目前仍有选择地为一些国际组织提供口译服务，还曾被欧盟口译总司聘请担任考官。“跟欧盟代表团合作，他们的议员代表很多刚从地方上选出来，非常年轻，但为他们服务的口译员经常是老头老太，相反，中方译员都非常年轻，或许中国领导觉得身旁译员年轻漂亮视觉效果不错，但其实在有些方面是吃亏的。”他说，“因为替欧盟做翻译的，有一辈子口译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智力、经历，对双方涉及的方方面面课题了解程度不比议员差，有的甚至更好，当议员表达想法时，他们可以翻得非常全面，一些微妙的语气都翻得很生动。反过来，中方领导这边说些事先准备好的要点，中方年轻的译员翻译当然没问题，但到第二、第三轮问题讨论更深入涉及专业领域时，中方领导人有这样的资质可以谈得比较深，但年轻译员就有点抓瞎，要么没完全领会意思，要么说出来的英文非常机械，只在语言层面稍作处理，翻出来后欧盟议员经常不太明白中国领导人说的是什么意思，沟通上就造成了欠缺。”
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
数次造访上外高翻院，多位师生都提到童心这个名字。7年前进入联合国任职同传后，这个80后女生便在纽约定居下来。微信头像上的童心娇小玲珑，没想越洋电话那头传来的女声成熟稳重，字正腔圆，仿佛出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得归功于当年在复旦新闻系的学习，我们有播音课，练习发声、用气、吐字，这对我日后的同传工作有所帮助。做同传也是体力活，很多时候翻一整天，到下午已累得不行，如果完全用嗓子而不是用腹腔发声就特别累。” 吐字清晰之外，这份工作对语速也有较高要求。“联合国每个国家代表发言限时3分钟，发言时前面有一盏灯，快结束时灯会闪，他们要把很长的稿子在很短时间内讲完，不然就完不成任务，因此发言人说话都很快，对我们同传的要求是必须翻得完整和准确，我们说得不快信息就不完整了。”
回首职业生涯，童心的陈述平淡谦和，“我很幸运，百分之五十靠的是机遇，毕业那段时间中国发展特别快，当时对同传的需求也特别大。”
在童心看来，自己走上同传道路存有不少偶然因素。中学时背下三册《新概念英语》的底子，本只为偿还助学贷款。“我不到一岁时父亲去世，妈妈独自将我抚养成人。从小就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大学期间一边上课，一边打工，因为家里穷，我就特别想挣钱，最开始做的是一对一的英语家教，后来发现英语培训机构收入更高就去应聘，因为才大一刚开始被拒了，多次争取后获得一次试讲机会才被录用，当时他们给我排的课都是今天上海分校，明天南京分校，大学头两年间一直在两座城市之间奔波教课。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同传也有一定影响，面对几百名学生讲课，我的心理承受力得到不断加强，后来才意识到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作为一名合格同传译员的必备条件。”
童心读大学那几年，中国社会悄然发生巨变，间接带动了她后来的职业选择。
“我大二时（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同年中国加入WTO，第二年上海申博成功，回想起来，这些大事件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代年轻人。其实当年考同传挺偶然，大三时无意中看到上外高翻院会议口译专业招收第一届学员，那时我正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实习，参加了不少配有同传的国际会议，那时觉得这个行业挺神秘，小箱子里黑糊糊的，外面说里面也说，觉得很酷，特别崇拜，所以想去试试，后来越走下去越觉得做同传和做新闻挺像的，都需要你是杂家，要求你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
同传招考那年她才大三，并不符合本科毕业的报考条件。“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我就直接冲到了高翻院楼里，也不知道该找谁，刚好遇到柴明熲院长，我把自己特别想学同传的决心表白了一番，柴院长可能看出我有做口译的潜质吧，虽然没有专业基础，但他觉得我中英文都挺好，肯吃苦，就和其他院领导沟通破格给我一个考试机会，通过入学考试后，我成了第一期10名学员中的一员。”
当年这支“特种部队”里应届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当时已是上外的老师和研究生，很多都是英语专业科班出身，和同班同学相比，年纪轻轻的童心可谓白纸一张，两年口译训练在她的记忆中苦乐参半。
“第一年学交传，练习‘无笔记复述’的过程很痛苦，两三分钟的演讲，不许记笔记，完全用脑子，然后进行复述，特别难，刚进高翻院每天都在练这个，用脑过度，晚上睡眠都成问题。第二年学同传，训练一心多用，从‘影子练习’跟读开始，刚开始觉得很好玩，鹦鹉学舌一样，听中文说中文，听英文说英文，跟读时最初差三分之一句话，然后慢慢把速度拉开，半句话、两句话甚至三句话，从简单到困难，从较短的lag（间隔）到较长的lag，这个是挺辛苦的。”
魔鬼训练期间，学员每天还要花大量时间听读各类材料，“读《经济学人》、《国际先驱导报》，听BBC、VOA，看CNN，用联合国的会议材料练习交传、同传。高翻院要求十分严格，当时训练都讲一大段，他不停地说，我就不停地记，出去做译员发现这样的情况好少，一般是一两句停下后让你翻，只有偶发事故时才需应对。记得有次讲者好像忘了翻译存在，不停地讲讲了三四分钟，讲完他才想起有翻译，因为当时笔记系统还挺扎实，所以把他的话一句不少地翻出来了，底下人都觉得特厉害，这都归功于早年的训练。”
童心第一次工作是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做同传。“马云请他去‘西湖论剑’演讲，我当时刚毕业，事先找他们要讲稿，回话说克林顿讲话从不给稿。记得当地电视台还把我们同传直播出去了，可紧张了！他的吐字不是特别清楚，人又特别聪明，思维跳跃很快，比布什和奥巴马都难翻。翻完后我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翻译就是一门缺憾的艺术，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就像外科医生给病人动手术，手术结束你问病人医生刀开得好不好，病人哪里知道？”
即便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口译员仍要面对许多挑战，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会议。“比如我做过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大会和世界真菌大会，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熟悉大量生僻词汇，掌握相关行业的基本理论，很容易出现完全听不懂的情况。”
在美领馆做了一年首席翻译后，童心选择成为自由职业者，过了两年令人艳羡的理想生活：“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活，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出国频率也挺高，做几天玩几天，记得接巴塞罗那和布拉格的会，才做了一天，玩了十几天。基本上一年工作一百多天，10年前的市场价差不多每天六七千，报酬根据会议的专业性和难度还会有一定浮动。”
2008年联合国全球招考同传译员，童心正在英国一家商学院为某央企高管培训做口译，因而报考了在日内瓦的考试。“后来因为汶川地震，我提前回国，回来后连续接到几个大型会议的同传合同，刚好和日内瓦的考试冲突，我觉得自己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失去几个大型会议合同甚至可能会失去这些客户，第一时间挺犹豫的，把想法和戴惠萍老师讲了，算了我要不就不去了？没想到他在电话里把我痛骂了一顿，你目光太短浅了！不去你会后悔的！如果不去参加考试以后别来见我！他的训斥让我最终下定决心去日内瓦赴考。”她说，“进联合国的诱惑力其实还是挺大的，过去练习总拿人家用过的材料在那里拼命练习，骨子里也挺想真枪实战地去做，幸运的是，最后考上了。”
从收入上看，与原先自由职业相比，在联合国工作并没什么提高，而且纽约生活成本也高。“但我可能还是有点理想主义，以前学新闻希望能够目睹甚至见证一些历史时刻，在联合国做口译就有这样的机会，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中国在联合国地位不断上升话语权不断增强，而且有机会经我之口将中国的声音转述给世界，这些都带来金钱无法衡量的成就感。” 只是一种工作和服务
“中国人可能对口译员过于崇拜，觉得都是一些语言天才，到最后咱们还是为了养家糊口，口译没那么特别，只是一种工作和服务。”在上外高翻院考场门口，我遇见的英国小伙子陆晨（Jonathan Lumb）说。
瘦瘦高高的他说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点评刚才考生的表现，他顺溜地用上了成语“矫枉过正”和“脑补”这样的流行字眼。互加微信时，跳出“六神”两个字，看到我对他用花露水牌子作名字疑惑不解的样子，他调皮地笑了：“这是‘陆晨’的粤语发音。”
生于英格兰湖区的陆晨，从小就对语言感兴趣，“高中时就读一个法语，上大学时想怎么也得加一个吧？欧洲语言太简单，一两年就能学出来，我想学个有挑战的，填志愿时就想选中文或阿拉伯语，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比较乱，最后就选了中文，但当时真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惟一印象就是英国的中餐和电视里看到奥运会中国队擅长乒乓球，选中文完全是因为觉得比较难，想挑战自己。”
“挑战”让这个英国男生跃跃欲试，兴奋不已，不仅是语言，也包括运动。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张惊险的攀岩照片。“口译永远是一个比较紧张的行业，我自己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做累了就去攀岩。跑步游泳的过程中你可能还在想工作上的事，攀岩的话你就比较集中，会想怎样不要掉、怎样爬啊，会很放松。”
2006年陆晨考入利兹大学，攻读中文和法语双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交流，学习结束后他主动加学一年，和中文系学生一起选修古代汉语等课程。“印象最深的是，有个退休返聘的老头讲方言研究，每天大家都排着队去上他的课，考试就考国际音标，每次上课开始他就说‘学校要求我讲下这个，我知道很无聊但还是花5分钟讲一下’，然后就开始讲他到中国各地考察方言的经历，讲得很生动，大家都爱听。”
大学毕业后，陆晨考虑继续进修汉语，但不打算往学术方向发展，由此报考上外翻译硕士，并同时选择了CI专业。“可能就是要把语言学到极致，学到起码跟当地人差不多，甚至比当地人还好一点。”
CI毕业后，他凭借优异成绩得以留校任教，并有相对自由的时间从事口译工作。和所有译员一样，为了保持信息更新，他早已养成听读大量新闻的习惯。“英文每天看《金融时报》，每周读《经济学人》，中文阅读我会订阅‘新闻精选’，看凤凰卫视的《总编辑时间》，在播客上听‘新闻酸菜馆’之类的节目。这个工作就是挺动脑的，它会逼着你去关心很多事情。”
教学期间，作为带队老师，陆晨几次带CI学生去布鲁塞尔实习。“看到欧盟的工作环境，相比之下中国各方面就差远了。比如会议材料什么时候能给到？在中国要么不给，要么最后给，欧盟那边可能提前给，或者自己上一个网站下载下来，他们还会把一些材料给你打印出来；‘箱子’的话，中国基本上都在临时的移动箱子里，音质选位都比较差，有时他们甚至觉得箱子比较碍事，想把你安排到旁边的房间，通过很不清楚的摄像头看下会议情况，但你要在会场才能感受到氛围；还有对译员的尊重，有时他觉得你可能像个秘书或助理，甚至是个跑腿的，很少会有人散会时表示感谢，但我们喜欢这个工作，所以还是愿意做，但条件是比较差的。”
提及不少译员以去联合国发展为目标，陆晨似乎不以为然。“联合国中文箱子有史以来都只招中国人，而且联合国的风格不是我很喜欢的，就是官腔比较多，会谈很多事，但实际行动比较少，我喜欢那种实际一点的，陪同到一个工地或餐厅了解情况，这比较像交传（交替传译），但同传休息时也会跟不同的人接触。”
“记得我们做过一个媒体交流的活动，中英法三国媒体精英坐到一块谈他们双向进行报道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会讲很多例子，非常有意思，你知道有时做口译会很枯燥，开会全都是讲金融数字，但那个活动就是思想的碰撞，我觉得都是平时我关注的，正好还有人让我去翻译，那就很过瘾。”
从业3年来，“外来者”陆晨自认挑战无处不在。“现在口译这个行业越来越难做，很多公司可能自己会招口译，要了解他们的业务，认得人头。你作为一个外来者，很难跟他们的译员做得一样好，这个信息你是听懂了，但你不知道张三李四说的具体是哪个人，你想，这个行业里还有很多黑话，很多八卦，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些信息，你很难把公司内部的会议做好，你只能听到一些表面的东西，但无法领会言外之意。”
不断投入，一定要稳住
诚如陆晨所言，“外来者”很难领会内部情况。一个多月来，我结识了不少优秀译员，他们博闻强识，深有远见，谦和开放，乐于分享；但在约访过程中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绝了采访，一种说法是，“他们都是精英，在乎同行评价，不愿抛头露面”，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只管闷头赚大钱吧？！”
今年刚满30岁的钟泱，自2012年CI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事处任职口译，这个长相喜感的东北小伙子在圈内交游广阔，对行业也有深入了解。“外界其实有很多误读，以为同传都是‘金领’，一小时就赚几千块，工作几十天其他时间都在国外玩，但他们忽略了很多负面信息，自由译员为了维持生活，要自己交社保医保，医疗保险好点也要两三万，社保一年也是3万左右，这就是6万，那你一年会议至少要做30到50万，你还要买房，没有稳定工作申请贷款也很难，所以他们买房就要攒够钱全款付房，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困难，而且还跟年景有关，比如08年金融危机就是非常淡的一年。如果一年工作200天，这个译员会非常累，每场会都要准备，有些可能还非常难，如果在公司做专职译员，他还有很多杂事要做。成为一个同传，你要付出很多，科班出身那两年就是一个很艰苦的路程，毕业后被市场认可也需要两到三年时间，而且你需要不断投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把提高能力的时间精力放在其他行业上，或许可以取得更好的成就。”
70后姑娘安宁，十余年来一直在某非赢利性教育机构担任口译，职业道路并不轻松。“我们主要为课程做交传，经济、金融、管理，什么都有。同传是三人轮换，我们是一个人顶，从早上9点顶到下午6点，站着翻，晚上回去脑子里都是教授的声音，很累很累，睡不着觉，我经常今天翻完明天就发烧了。” “读书时我们有句话，死猪不怕开水烫，再难的东西，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要稳住。这东西对心理素质要求特别高，快速吸收分析信息，非常好的语言能力将其转化，一点错都不能出，到今天我都觉得交传比同传要难，因为大家都在听着，心理压力真的很大。”每天在中英两种语言间切换翻译，安宁有自己的观察和困惑。“英翻中，外国教授的表达比较正统，语言、逻辑都很严谨，翻译时我能把握，但转换一个频道，中翻英，我就觉得，要不是很官僚的我都听不懂的话，要不就是随口一个不堪入耳的‘屌丝’，我心理上很难接受。因为是口译，中文说出那些流行大白话就很难听，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现在大家会议上也说，这些属于我很难接受的一个档次，有时都不知道怎么翻。”
早在2008年联合国招考时，安宁就已动念报考口译。“做不动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今天翻汽车，明天翻计算机，后天再翻纺织品，年纪大了确实跟不上，太累了！尤其是国内市场别人对你的要求，时间的压力，你事先都没材料，完全靠自己，第二天一大早开会，你到场了才把材料扔到你箱子里来，到后来你肯定觉得吃力。去联合国做译员，薪酬待遇肯定比国内低，但生老病死都会管你，年轻时拼命赚钱就是为了老来有保障嘛，现在家里一个人生病全家破产是很可怕的。国内竞争环境太恶劣，我当年的客户都被抢光光了，这是很正常的事。作为客户，我给你开价少一千，客户无从判断，除非用了很多年，知道你中英文都很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考联合国？就因为工作条件有保障，哪怕一小时的会，同传一定是3个译员20分钟轮换，AIIC每年都和联合国谈工作条件，那些译员是有组织保护的，国内是领导怎么说你怎么做，完全没有谈判余地。换句话说，我们在国内就是卖苦力的，今天让你背一个箱子得干，明天让你背10个箱子你也得干！”
去年年底，安宁在北京参加了联合国考试，今年5月获知已入候选名单。“这次考上的叫‘逐字记录’，就是将大会发言稿翻成中文，但速度要非常快，因为会议结束就要上媒体。我觉得这个岗位很适合我，因为它介于笔译和口译之间，但翻译的所有东西都是口语的，如果你是笔译，比如法律文件，英文一个从句就三行字，你自己框架就要搭半天，很辛苦，如果做逐字记录，可能会轻松一些吧。”
“这个工作不但强度大，而且站在别人对面，他对你的言行举止，一个眼神都会做出评判。别人听你的声音，你讲话的语气语调也传递出很多信息，你不能带任何情绪去工作。你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客户、发言人等等，当然，那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喜欢这个工作。”70后姑娘游雁说。
毕业至今13年，游雁一直在做口译，也见证了整个市场的变化。“我上学那会儿这个市场才起来。现在口译越来越多，市场掉价也特别快，我毕业时的价格到今天基本没什么太大变化，就上调了一点点，你想想十几年来物价的膨胀，可以说，这是一种变相降价。”
“国内对于口译的需求量庞大，英中、法中、韩中、日中，全球最大的翻译市场在中国。国内翻译的价格也千差万别，从低到高，几十倍差别都有；英中高翻市场，中国的价格比国外要高，但这边的市场挑战性更大，我每次出去，他们对翻译的要求很高，内容也千差万别，所以你要做大量准备，上千页PPT，不花一两天都看不完。”
尽管工作强度大，游雁依然表示“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能接触很新很前沿的东西，能接触到很厉害的发言人，在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前阵我给一家公司的女CEO做翻译，晚宴时我坐她边上就问她，你觉得是什么使你走到今天，她答得特好：我进入的这个行业很好，因为是技术型的，不管你是男是女，做得好就能得到认可，只要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