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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官箴文献虽然产生较早，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我国学者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古代官箴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对官箴概念的探讨，研究者着重从概念的界定、内容、形式、起源与演变四个方面来对官箴进行界定；其次是对官箴书的具体研究，我国学者较侧重于文本的内容与思想的解读；最后是理论视角的转换，新的理论视角为我国官箴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国内关于官箴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则多出于资世的视角。
关键词 官箴书 从政遗规 官箴书中的思想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9.017
Abstract The official books were born quite early in the history. However， it’s not until 1980s did the official books begin to be studied as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phenomenon by the scholars in China. So fa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official books by Chinese scholar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o discuss its concept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content， form，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specific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books，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and ideas of the texts. The last stage is the conversion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ich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research on official books in China. The domestic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fficial books is mostly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Keywords Official book. Politics Regulation. Ideas in the official book.
长久以来，官箴一直被视为一种“资治”的实用书籍而广泛传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官箴文献始被一部分历史学者作为研究中国地方行政问题的社会史资料广泛使用。八十年代始，官箴文献才被学者视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文化现象独立研究。1985年，高成元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官箴的研究》，最早对官箴进行了介绍。迄今，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关于官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对官箴文献的界定、官箴中思想与观念的研究以及新的理论角度的研究三个阶段。
1 何谓“官箴”？
尽管自《四库全书总目》始，目录学者已开始关注并收集“官箴”类文献，但至今仍无一完整的官箴目录。现代研究者也只能在部分目录学著作的基础上，参以自己的理解对官箴文献进行估量，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如彭忠德认为官箴书数量约有80余种[1]，刘俊文认为现存的官箴书有300余种[2]，而崔宪涛则认为“有清一代流传下来的官箴书，达五百余种之多”[3]。因此，若要对这类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如何界定官箴文献即成为研究者首要解决的问题。高成元试图从官箴的内涵及其演变、内容、形式等方面对官箴文献进行界定，他之后的研究者亦遵循了这一思路。
1.1 官箴概念的界定
最早对官箴概念做出解释的是《辞海》，它根据预设读者的不同对官箴进行界定：“百官对王所进的箴言。《左传·襄公四年》‘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杜预注为‘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后世因称官吏之戒为‘官箴’，如称官吏善良的为‘不辱官箴’，不善的为‘有玷官箴’。”[4]《辞海》的这一解释颇具代表性，现代学者如高成元、葛全、罗超等都持此论。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官箴”词义的本身来理解官箴文献，如郭成伟指出：“官箴的‘箴’字，是规劝，告诫的意思；‘官’字，则是‘从政’的意思，二者合用，即是对从政者给予有益的规劝与告诫，以期廉洁政务，善待百姓”[5]。学者王华平、崔宪超、贾俊霞等皆持相似立场。但裴传勇认为，这些学者对官箴概念的界定或侧重劝诫对象或侧重词义本身，难免有失偏颇。因此，他提出：“为了达成基本的共识，从而为传统官箴知识的传播和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在此谨兼收并蓄基于各种诠释角度所阐发的思想见解的合理内核，试提出一个关于官箴概念之内涵的比较全面的诠释文本：所谓官箴，就是针对从政者而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等的统称，是从政者应当恪守的职业准则”[6]。
1.2 官箴的内容
概念分析之后，研究者还在目录学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内容进行概括，因为内容是文本的重要特征之一。高成元认为官箴的主要内容有：政治原则；职责与工作经验；处世之道；官吏共通的职业道德和个人修养；忠君爱民思想等几个方面[7]。彭作禄将其归纳为“选贤任能”“忠君保民”“节操自爱”“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兴利除弊”等六个方面[8]。时云生指出：宋以后官箴的内容则是从官员的从政品德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官员进行劝诫，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即忠君、爱民的从政原则；清廉而不刻薄、公正而不触怒、勤、实、忍任怨而不出纰缪、慎思而不畏缩的从政品德；官员的一些职责与技术方法[9]。葛荃也认为汉唐以后的官箴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忠君道德问题；遵行礼法、安于职分、勤于政务；敬上谦下、调节政治关系；言行谨慎、忍事戒怒的居官修养；治民清廉，执法公允；爱民恤民的治政方针[10]。王化平认为官箴书的主要内容是官员的修身养性、发政施仁、教化百姓、谙熟律令、处理吏务和保身的技能等[11]。龚汝富则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官箴的内容：首先是重视执政官吏自身修养；其次，强调清廉谨勤的官德本分；再次，规范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最后，坚持恪尽职守的职责要求[12]。裴传勇则区分了两汉和宋之后的官箴内容，并分别做了概括。裴传勇指出，两汉时期的官箴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阐述设官分职的重要作用、界说具体职位的职责范围、提出履行职权的官德要求[13]。而宋代之后，其内容主要为从政道德、处理与上下左右的关系与临民治政三个方面[14]。 1.3 官箴的形式
关于官箴文献的文本形式，高成元认为有记语录体、概论体、类书体三种体裁[7]。彭作禄也认为有三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帝王的诏谕训示和名宦儒臣的上疏奏析，以及著名学者谈论吏治时弊、民务国政的著述；二是见于地方官员政论性的著作；三是集中于某些名宦儒臣，尤其地方廉吏的专著[8]。葛全则指出，唐代以前的官箴为一种“多四言句，语句有韵”的特殊文体，唐代以后则发生了很大改变，共有四种形式：帝王为臣僚而做的文本，官员个人从政经验的总结，先儒为官之道或居官法则的政论辑抄以及多种官箴的汇集类编[10]。王化平则根据内容的不同角度划分官箴为三种形式，即侧重论述吏术和官员的个人操守、重在介绍各种官职的历史沿革和职责、既讲吏术又介绍各种官职的职务的官箴[11]。龚汝富认为，官箴文书不仅包括箴，也应包括诰、誓、训、铭、诫、规、谕及官厅题名录、堂联等形式，既有系统论述为官之道的官箴书，也有从某一方面发挥官场准则的官箴名言，还有记录官吏宦海沉浮的心得体会[12]。此外，法国学者魏丕信认为明清时期的官箴书可分为三种形式，即官箴（“指南”本身）、指南类汇编、公牍[15]。
1.4 官箴的起源与演变
尽管研究者试图通过官箴的概念、内容、形式在本质上解释这类文献，但官箴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因此，对其历史演变过程的考察亦是我们界定官箴文献的重要途径。
研究者首先对其起源进行追溯，如葛荃认为是“大约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官箴’的概念。”[10]其依据是官箴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之中。高成元、崔宪涛、贾俊侠等虽然没有做明确的说明，但亦将“官箴”的最早见之文献追溯至《左传》中同篇文献，表达了与葛荃一样的立场。然彭忠德和赵骞则认为到了唐代官箴才作为一个独立词语而使用，因此，官箴概念应始于唐代[16]。裴传勇则认为以上观点均不正确，但对于彭忠德和赵赛以官箴作为一个独立词语出现在文献记录中作为判别的依据表示认同。据此，他认为“官箴概念的产生时代应从唐代上推至东汉”[6]105。
关于其历史演变，高成元认为官箴概念到宋代始有明确的转变，这以吕本中的《官箴》为代表。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专为官箴设一类目，才使得官箴在中华文化中确立了一席之地[7]。彭作禄介绍则从汉始，隋、唐、宋、元、明、清各时期都有述及[8]，内容较为详细。彭忠德则以隋唐为界，将官箴的演变分为了隋唐以前和隋唐之后两个时期[17]。裴传永从“箴”文演变的角度来论述官箴的发展，认为官箴书的产生是“箴”这一文体多样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箴’最早出现于西周，在其发展历程中，就规诫对象而言，它经历了由君王到百官再到私人的发散式擅变；就体式与风格而言，它经历了由单纯的四言骈文向骈散并举、由单纯的短章向长短并茂的裂变式演进”[14]。郭成伟的概括最为系统，他指出：“官箴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演化规律，最初是以监督帝王、天子为主；到秦朝加强中央集权时期，主要是君对臣，上对下；汉唐时期，出现了君臣互箴的局面。而到了封建晚期，则形成了官吏为求自保的自箴文化。”[18]
综上所述，研究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官箴文献，以期通过多方面的界定来揭示这类文献的本质，从而为深入研究官箴文献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然而，这种对本质意义的追求却忽视了文献背后真正的历史过程，即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哪些文献被视为官箴，而非仅仅在现存文献的基础上去考察不同时期官箴文献的具体变化。
2 具体研究：官箴中的思想与观念
在对官箴文献相关问题争论的同时，研究者还探讨了官箴文献中所蕴含的思想与观念。首先，官箴作为古代官员的重要读本，对官员从政道德的强调无疑是其应有之义。如彭忠德就直接指出：“官箴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官吏职业道德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19]。岑大利也认为官箴书是古代官场中官员教育的范本，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从政经验写成官箴书，供为官者学习和借鉴，并针对不同级别的官吏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和从政技巧[20-21]。顾慕晴和曾剑飞分别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明清官箴书中的行政伦理及其价值[22-23]，陶建平则考察了清代官箴书中的地方官初仕原则与方法[24]。
在官箴所强调的从政道德中，清廉尤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彭忠德认为“提倡清廉、崇尚节俭、戒绝贪污”[25-26]是官箴中的重要思想观念。贾俊侠专门对古代官箴书中的清廉思想做了研究[27]，郑颖慧论述了宋代官箴中清廉思想[28]。
其次，龚汝富指出，古代官箴中具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包括从官员的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的协调到对地方社会的治理，“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诠释着古代社会的治理图谱”[12]。因此，一些学者对其中所蕴含的执政为民的思想[29]、倡导节俭的财计思想[30]、有关官员退休的建议[31]、“御”防的理念[32]以及刑讯的原则与技巧[33]分别做了专门的阐释。
第三，专门对某一部官箴著作或某一时期的官箴中的思想和观念的具体研究。如：林煌达对宋代官箴中对吏员管理思想的分析[34]，周少元、韩秀桃通过《钦颁州县事宜》的研究对清代的吏治经验的总结[35]；龚汝富，刘江华则以《福惠全书》为基础来谈清代州县的吏治经验[36]；张德军还结合了刘衡的《庸吏庸言》《蜀僚问答》以及《读律心得》等官箴著作与刘衡在巴县做县令时的相关档案，从司牧、禁制棍蠹、理讼以及保甲团练等方面分析了刘衡的官箴思想[37]；李景屏则通过对《从政遗规》的编纂、内容及其陈宏谋的社会实践的研究，认为这表明陈宏谋当时面临着严重的吏治问题以及陈宏谋希图以此找出解决吏治问题而做的努力[38]；解扬还结合吕坤的个人从政经验，对《实政录》不同版本内容的、结构的变化做了考察[39]。此外，还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元官箴内容研究》[40]，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官箴文化研究》[41]和《清代官箴文化探析》[42]，彭忠德、黄咏欢对薛瑄官箴的研究[43]，韩酉山对吕本中的《官箴》研究[44]，以及裴传永对《臣轨》和《牧民忠告》的研究[45-46]，郭丽冰对《作邑自箴》的研究[47]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官箴中思想观念的探讨还是对其中治理经验的总结，研究者多注重其中的普世价值，以期通过对官箴的研究对当代的从政者起到借鉴作用。然而，正如刘俊文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官箴不仅对中国的廉政、勤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还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官僚政治史的价值[48]。岑大利专门对清代官箴的社会史料价值做了介绍，其中包括了关于救灾与赈恤、各地民俗与社会问题、官员生活、交际往来和子女教育、社会治安与乡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史料[49]。王旭杰则专门探讨了古代官箴中的息讼思想[50]。周飞舟亦认为官箴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员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史料，他指出：“通过官箴书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传统社会地方行政的体系与实践，另一方面还可以讨论地方的治理实践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51]。因此，官箴书在地方治理实践过程中，可从修身与为政的关系、人情与法理的关系、教化和效率的关系、防弊与有为的关系四个方面对其考察。
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还通过对《作邑自箴》的研究，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官箴书进行考察。“第一，是将《作邑自箴》与反映宋代地方社会实态的相关史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类史料包括宋刻本、明刻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庆元条法事类》《袁氏世范》等。第二，是将《作邑自箴》与历代官箴书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官箴书包括宋代的《州县提纲》《昼帘绪论》，元代的《三事忠告》，明代的《实政录》，清代的《福惠全书》等”[52]。佐竹靖彦即是结合有关宋代县政的其他史料来分析《作邑自箴》这部官箴书的内容。与此思路相近的研究有梁庚尧的《从宋代官箴书看<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性质》[53]。梁庚尧将与官箴书性质相似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与宋代的官箴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可相互配合使用，其内容亦可相互印证。
3 理论与视角的转换
如前所述，研究者对官箴的研究长期局限于传统思想史领域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尽管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思想史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必不可少，但长期单一的研究方法则会制约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多方面了解。近年来始有学者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探讨官箴本身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
3.1 社会史视角下的官箴
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为中国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社会史理论的观照下，将官箴放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社会图景。以往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或描述，给人们留下了地方官员普遍腐败无能只顾敛财，胥吏则欺下瞒上、鱼肉百姓，行政效率低下的印象。然而，魏丕信通过将官箴书放入清代大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对这一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了质疑。魏氏发现，官箴书中包含了地方官员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从对周围人际关系处理，到官府日常的行政工作乃至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均有迹可循。而这些书籍的编纂与传播者则是一些非常专门和干练的官员组成的小群体，他称之为“治国精英”，官箴书所体现的即是这些“治国精英”的所倡导价值观。在皇帝和这些“治国精英”的倡导与努力下，官箴书在清代广为传播，他们希图通过这些书籍的传播来改善清代的吏治。同时，这些书籍也为那些新进入仕途而无任何经验的士子提供了学习做官的重要途径[54]。在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地方官与具备专业知识的讼师更多是处于敌对的形式，因此，官箴书中介绍了大量的法律知识与治对讼师的方法。但张小也的研究指出，将官箴中所描述的健讼行为放在基层社会结构中，所观察到的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多是一种权力的诉求[55]。此外，何朝晖还指出，州县官的工作虽然十分重要，但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却很低。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明代的州县官产生了步步观望、处处提防、小心谨慎的心理[56]。
3.2 法律文化史视角中的官箴书
由于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中包含了大量的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知识，因此也为法律史学者所关注。张小也指出，由于官箴书中的法律知识不仅弥补了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地方官员法律知识的缺失，同时也化解了官员的儒家学术信仰与专门法律知识之间的冲突，因而得以广泛传播，在清代地方官员的法律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7]。徐忠明则以清代的官箴书《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中心，考察了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他认为“官箴书的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58]徐忠明通过对《图民录》的考察指出，在清代袁守定所编纂的《图民录》中，爱民情感构成了全书的基础，地方官的所有行政和司法举措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司法官员的这种“爱民情感”，构成了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之一[59]。然而，地方官员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一些不得不依靠而又无法信任的胥吏以及平日受尽胥吏鱼肉的百姓，如何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任呢？杜金通过对刘衡官箴的研究，为我们做了解答。他指出：“在刘衡看来，州县官员既要重塑自身的形象，又要对书吏、衙役、门丁等人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也应疏通官民之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重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威”[60]。
3.3 书籍史理论与视角
不同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注重对书籍形态、版本、内容、编辑等方面的研究，书籍史关注书籍从编纂经由出版、销售到读者阅读整个传播过程。蔡基祥即着眼于清代官箴书从编纂、刊刻到被读者阅读、接受的传播过程，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清代不同阶层的官员积极编纂、刊刻、传播、阅读官箴书的图景。他认为，“清代官箴书的流布与传播所代表的是整个清代地方行政事务知识的生产、流传与应用的普遍现象”[61]。杜金则考察了清代官箴书传播的三种途径，由皇帝倡导的编纂与传播、由高层官员主导的传播以及商业市场官箴书的传播，以期对官箴书的传播者、传播过程及潜在读者有一清晰了解[62-64]。然而，正如徐忠明所指出的，“就清代中国‘官箴书’传播而言，目前尚嫌粗糙，尚在起步阶段，还有诸多细节问题亟待予以深入研究”[65]。 4 对官箴的整理与利用
关于官箴书的整理，有肖群忠《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徐梓的《官箴——做官的门道》， 乔立君的《官箴》，孙昆鹏、杨志勇的《官箴的智慧·做官先做人》、常万里的《官箴智慧》和《官箴：中国古代官场立身处世大智慧》，彭忠德、赵骞《官箴要语》，樊彤、梁杰整理的《问策官箴》，杨亚庚整理并翻译成白话版的《官箴集要》，邹德金主编的《官箴全书解读》，陶凯的《官箴荟要》，张诚等编的《官家藏书》第十卷则收录了《帝鉴》《官箴集要》《在官法戒录》《臣轨》《从政遗规》《西山政训》。然而，这些整理的书籍多着眼于官箴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故其收录多为流行的官箴文本，且多有重复。1997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了《官箴书集成》，收录了唐以后101种官箴文献，其中不乏难见的珍本资料，这些整理进一步推动了对于官箴文献的研究。
5 总结
从总体上看，官箴的出现作为一文化现象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即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具体而言，关于官箴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文本的介绍及整理阶段，缺乏深度的探讨。
首先，无论是有关官箴概念的讨论还是具体官箴文本的研究，都只关注到了文本本身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即其中的道德和行政规范，缺乏对这种表述背后所隐藏的制度、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的探讨。
其次，关于官箴的历史演变，不同时期官箴文本的异同，学界仍停留在概括叙述的层面，缺乏详细的对比研究。如官箴如何从宋元的形态变化为清代的形态，几乎没有学者关注过。
第三，研究方法仍需多样化。尽管已有学者从社会史、法律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做了尝试，但数量很少。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多角度、跨学科无疑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第四，对官箴文献的整理不够。以往对官箴文献的整理多为目录学者所作，现代学者的研究亦多依此。然而，毕竟二者视角不同，故目录学著作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只起到了指引作用。而其他一些学者编纂出版的官箴书由于着眼于其资治警世的作用，则多重复流传普遍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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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长海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2。
（收稿日期：2016-05-01 编校：曹晓文）
关键词 官箴书 从政遗规 官箴书中的思想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9.017
Abstract The official books were born quite early in the history. However， it’s not until 1980s did the official books begin to be studied as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phenomenon by the scholars in China. So fa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official books by Chinese scholar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to discuss its concept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content， form，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specific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books，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and ideas of the texts. The last stage is the conversion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hich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the research on official books in China. The domestic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fficial books is mostly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Keywords Official book. Politics Regulation. Ideas in the official book.
长久以来，官箴一直被视为一种“资治”的实用书籍而广泛传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官箴文献始被一部分历史学者作为研究中国地方行政问题的社会史资料广泛使用。八十年代始，官箴文献才被学者视为一种系统的社会文化现象独立研究。1985年，高成元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官箴的研究》，最早对官箴进行了介绍。迄今，学术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关于官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对官箴文献的界定、官箴中思想与观念的研究以及新的理论角度的研究三个阶段。
1 何谓“官箴”？
尽管自《四库全书总目》始，目录学者已开始关注并收集“官箴”类文献，但至今仍无一完整的官箴目录。现代研究者也只能在部分目录学著作的基础上，参以自己的理解对官箴文献进行估量，结果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如彭忠德认为官箴书数量约有80余种[1]，刘俊文认为现存的官箴书有300余种[2]，而崔宪涛则认为“有清一代流传下来的官箴书，达五百余种之多”[3]。因此，若要对这类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如何界定官箴文献即成为研究者首要解决的问题。高成元试图从官箴的内涵及其演变、内容、形式等方面对官箴文献进行界定，他之后的研究者亦遵循了这一思路。
1.1 官箴概念的界定
最早对官箴概念做出解释的是《辞海》，它根据预设读者的不同对官箴进行界定：“百官对王所进的箴言。《左传·襄公四年》‘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杜预注为‘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后世因称官吏之戒为‘官箴’，如称官吏善良的为‘不辱官箴’，不善的为‘有玷官箴’。”[4]《辞海》的这一解释颇具代表性，现代学者如高成元、葛全、罗超等都持此论。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官箴”词义的本身来理解官箴文献，如郭成伟指出：“官箴的‘箴’字，是规劝，告诫的意思；‘官’字，则是‘从政’的意思，二者合用，即是对从政者给予有益的规劝与告诫，以期廉洁政务，善待百姓”[5]。学者王华平、崔宪超、贾俊霞等皆持相似立场。但裴传勇认为，这些学者对官箴概念的界定或侧重劝诫对象或侧重词义本身，难免有失偏颇。因此，他提出：“为了达成基本的共识，从而为传统官箴知识的传播和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在此谨兼收并蓄基于各种诠释角度所阐发的思想见解的合理内核，试提出一个关于官箴概念之内涵的比较全面的诠释文本：所谓官箴，就是针对从政者而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等的统称，是从政者应当恪守的职业准则”[6]。
1.2 官箴的内容
概念分析之后，研究者还在目录学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内容进行概括，因为内容是文本的重要特征之一。高成元认为官箴的主要内容有：政治原则；职责与工作经验；处世之道；官吏共通的职业道德和个人修养；忠君爱民思想等几个方面[7]。彭作禄将其归纳为“选贤任能”“忠君保民”“节操自爱”“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兴利除弊”等六个方面[8]。时云生指出：宋以后官箴的内容则是从官员的从政品德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官员进行劝诫，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即忠君、爱民的从政原则；清廉而不刻薄、公正而不触怒、勤、实、忍任怨而不出纰缪、慎思而不畏缩的从政品德；官员的一些职责与技术方法[9]。葛荃也认为汉唐以后的官箴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忠君道德问题；遵行礼法、安于职分、勤于政务；敬上谦下、调节政治关系；言行谨慎、忍事戒怒的居官修养；治民清廉，执法公允；爱民恤民的治政方针[10]。王化平认为官箴书的主要内容是官员的修身养性、发政施仁、教化百姓、谙熟律令、处理吏务和保身的技能等[11]。龚汝富则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官箴的内容：首先是重视执政官吏自身修养；其次，强调清廉谨勤的官德本分；再次，规范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最后，坚持恪尽职守的职责要求[12]。裴传勇则区分了两汉和宋之后的官箴内容，并分别做了概括。裴传勇指出，两汉时期的官箴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阐述设官分职的重要作用、界说具体职位的职责范围、提出履行职权的官德要求[13]。而宋代之后，其内容主要为从政道德、处理与上下左右的关系与临民治政三个方面[14]。 1.3 官箴的形式
关于官箴文献的文本形式，高成元认为有记语录体、概论体、类书体三种体裁[7]。彭作禄也认为有三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帝王的诏谕训示和名宦儒臣的上疏奏析，以及著名学者谈论吏治时弊、民务国政的著述；二是见于地方官员政论性的著作；三是集中于某些名宦儒臣，尤其地方廉吏的专著[8]。葛全则指出，唐代以前的官箴为一种“多四言句，语句有韵”的特殊文体，唐代以后则发生了很大改变，共有四种形式：帝王为臣僚而做的文本，官员个人从政经验的总结，先儒为官之道或居官法则的政论辑抄以及多种官箴的汇集类编[10]。王化平则根据内容的不同角度划分官箴为三种形式，即侧重论述吏术和官员的个人操守、重在介绍各种官职的历史沿革和职责、既讲吏术又介绍各种官职的职务的官箴[11]。龚汝富认为，官箴文书不仅包括箴，也应包括诰、誓、训、铭、诫、规、谕及官厅题名录、堂联等形式，既有系统论述为官之道的官箴书，也有从某一方面发挥官场准则的官箴名言，还有记录官吏宦海沉浮的心得体会[12]。此外，法国学者魏丕信认为明清时期的官箴书可分为三种形式，即官箴（“指南”本身）、指南类汇编、公牍[15]。
1.4 官箴的起源与演变
尽管研究者试图通过官箴的概念、内容、形式在本质上解释这类文献，但官箴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因此，对其历史演变过程的考察亦是我们界定官箴文献的重要途径。
研究者首先对其起源进行追溯，如葛荃认为是“大约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官箴’的概念。”[10]其依据是官箴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之中。高成元、崔宪涛、贾俊侠等虽然没有做明确的说明，但亦将“官箴”的最早见之文献追溯至《左传》中同篇文献，表达了与葛荃一样的立场。然彭忠德和赵骞则认为到了唐代官箴才作为一个独立词语而使用，因此，官箴概念应始于唐代[16]。裴传勇则认为以上观点均不正确，但对于彭忠德和赵赛以官箴作为一个独立词语出现在文献记录中作为判别的依据表示认同。据此，他认为“官箴概念的产生时代应从唐代上推至东汉”[6]105。
关于其历史演变，高成元认为官箴概念到宋代始有明确的转变，这以吕本中的《官箴》为代表。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专为官箴设一类目，才使得官箴在中华文化中确立了一席之地[7]。彭作禄介绍则从汉始，隋、唐、宋、元、明、清各时期都有述及[8]，内容较为详细。彭忠德则以隋唐为界，将官箴的演变分为了隋唐以前和隋唐之后两个时期[17]。裴传永从“箴”文演变的角度来论述官箴的发展，认为官箴书的产生是“箴”这一文体多样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箴’最早出现于西周，在其发展历程中，就规诫对象而言，它经历了由君王到百官再到私人的发散式擅变；就体式与风格而言，它经历了由单纯的四言骈文向骈散并举、由单纯的短章向长短并茂的裂变式演进”[14]。郭成伟的概括最为系统，他指出：“官箴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演化规律，最初是以监督帝王、天子为主；到秦朝加强中央集权时期，主要是君对臣，上对下；汉唐时期，出现了君臣互箴的局面。而到了封建晚期，则形成了官吏为求自保的自箴文化。”[18]
综上所述，研究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官箴文献，以期通过多方面的界定来揭示这类文献的本质，从而为深入研究官箴文献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然而，这种对本质意义的追求却忽视了文献背后真正的历史过程，即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哪些文献被视为官箴，而非仅仅在现存文献的基础上去考察不同时期官箴文献的具体变化。
2 具体研究：官箴中的思想与观念
在对官箴文献相关问题争论的同时，研究者还探讨了官箴文献中所蕴含的思想与观念。首先，官箴作为古代官员的重要读本，对官员从政道德的强调无疑是其应有之义。如彭忠德就直接指出：“官箴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官吏职业道德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19]。岑大利也认为官箴书是古代官场中官员教育的范本，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将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从政经验写成官箴书，供为官者学习和借鉴，并针对不同级别的官吏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和从政技巧[20-21]。顾慕晴和曾剑飞分别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明清官箴书中的行政伦理及其价值[22-23]，陶建平则考察了清代官箴书中的地方官初仕原则与方法[24]。
在官箴所强调的从政道德中，清廉尤为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彭忠德认为“提倡清廉、崇尚节俭、戒绝贪污”[25-26]是官箴中的重要思想观念。贾俊侠专门对古代官箴书中的清廉思想做了研究[27]，郑颖慧论述了宋代官箴中清廉思想[28]。
其次，龚汝富指出，古代官箴中具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包括从官员的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的协调到对地方社会的治理，“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诠释着古代社会的治理图谱”[12]。因此，一些学者对其中所蕴含的执政为民的思想[29]、倡导节俭的财计思想[30]、有关官员退休的建议[31]、“御”防的理念[32]以及刑讯的原则与技巧[33]分别做了专门的阐释。
第三，专门对某一部官箴著作或某一时期的官箴中的思想和观念的具体研究。如：林煌达对宋代官箴中对吏员管理思想的分析[34]，周少元、韩秀桃通过《钦颁州县事宜》的研究对清代的吏治经验的总结[35]；龚汝富，刘江华则以《福惠全书》为基础来谈清代州县的吏治经验[36]；张德军还结合了刘衡的《庸吏庸言》《蜀僚问答》以及《读律心得》等官箴著作与刘衡在巴县做县令时的相关档案，从司牧、禁制棍蠹、理讼以及保甲团练等方面分析了刘衡的官箴思想[37]；李景屏则通过对《从政遗规》的编纂、内容及其陈宏谋的社会实践的研究，认为这表明陈宏谋当时面临着严重的吏治问题以及陈宏谋希图以此找出解决吏治问题而做的努力[38]；解扬还结合吕坤的个人从政经验，对《实政录》不同版本内容的、结构的变化做了考察[39]。此外，还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元官箴内容研究》[40]，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官箴文化研究》[41]和《清代官箴文化探析》[42]，彭忠德、黄咏欢对薛瑄官箴的研究[43]，韩酉山对吕本中的《官箴》研究[44]，以及裴传永对《臣轨》和《牧民忠告》的研究[45-46]，郭丽冰对《作邑自箴》的研究[47]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官箴中思想观念的探讨还是对其中治理经验的总结，研究者多注重其中的普世价值，以期通过对官箴的研究对当代的从政者起到借鉴作用。然而，正如刘俊文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官箴不仅对中国的廉政、勤政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还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官僚政治史的价值[48]。岑大利专门对清代官箴的社会史料价值做了介绍，其中包括了关于救灾与赈恤、各地民俗与社会问题、官员生活、交际往来和子女教育、社会治安与乡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史料[49]。王旭杰则专门探讨了古代官箴中的息讼思想[50]。周飞舟亦认为官箴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员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史料，他指出：“通过官箴书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传统社会地方行政的体系与实践，另一方面还可以讨论地方的治理实践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51]。因此，官箴书在地方治理实践过程中，可从修身与为政的关系、人情与法理的关系、教化和效率的关系、防弊与有为的关系四个方面对其考察。
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还通过对《作邑自箴》的研究，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官箴书进行考察。“第一，是将《作邑自箴》与反映宋代地方社会实态的相关史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类史料包括宋刻本、明刻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庆元条法事类》《袁氏世范》等。第二，是将《作邑自箴》与历代官箴书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官箴书包括宋代的《州县提纲》《昼帘绪论》，元代的《三事忠告》，明代的《实政录》，清代的《福惠全书》等”[52]。佐竹靖彦即是结合有关宋代县政的其他史料来分析《作邑自箴》这部官箴书的内容。与此思路相近的研究有梁庚尧的《从宋代官箴书看<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性质》[53]。梁庚尧将与官箴书性质相似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与宋代的官箴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可相互配合使用，其内容亦可相互印证。
3 理论与视角的转换
如前所述，研究者对官箴的研究长期局限于传统思想史领域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尽管在研究的初级阶段，思想史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必不可少，但长期单一的研究方法则会制约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多方面了解。近年来始有学者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探讨官箴本身及其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
3.1 社会史视角下的官箴
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为中国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社会史理论的观照下，将官箴放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社会图景。以往对清代地方政府的研究或描述，给人们留下了地方官员普遍腐败无能只顾敛财，胥吏则欺下瞒上、鱼肉百姓，行政效率低下的印象。然而，魏丕信通过将官箴书放入清代大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对这一史学界流行的看法提出了质疑。魏氏发现，官箴书中包含了地方官员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从对周围人际关系处理，到官府日常的行政工作乃至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均有迹可循。而这些书籍的编纂与传播者则是一些非常专门和干练的官员组成的小群体，他称之为“治国精英”，官箴书所体现的即是这些“治国精英”的所倡导价值观。在皇帝和这些“治国精英”的倡导与努力下，官箴书在清代广为传播，他们希图通过这些书籍的传播来改善清代的吏治。同时，这些书籍也为那些新进入仕途而无任何经验的士子提供了学习做官的重要途径[54]。在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地方官与具备专业知识的讼师更多是处于敌对的形式，因此，官箴书中介绍了大量的法律知识与治对讼师的方法。但张小也的研究指出，将官箴中所描述的健讼行为放在基层社会结构中，所观察到的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多是一种权力的诉求[55]。此外，何朝晖还指出，州县官的工作虽然十分重要，但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却很低。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明代的州县官产生了步步观望、处处提防、小心谨慎的心理[56]。
3.2 法律文化史视角中的官箴书
由于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中包含了大量的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知识，因此也为法律史学者所关注。张小也指出，由于官箴书中的法律知识不仅弥补了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地方官员法律知识的缺失，同时也化解了官员的儒家学术信仰与专门法律知识之间的冲突，因而得以广泛传播，在清代地方官员的法律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7]。徐忠明则以清代的官箴书《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中心，考察了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他认为“官箴书的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58]徐忠明通过对《图民录》的考察指出，在清代袁守定所编纂的《图民录》中，爱民情感构成了全书的基础，地方官的所有行政和司法举措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司法官员的这种“爱民情感”，构成了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之一[59]。然而，地方官员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一些不得不依靠而又无法信任的胥吏以及平日受尽胥吏鱼肉的百姓，如何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任呢？杜金通过对刘衡官箴的研究，为我们做了解答。他指出：“在刘衡看来，州县官员既要重塑自身的形象，又要对书吏、衙役、门丁等人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也应疏通官民之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重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威”[60]。
3.3 书籍史理论与视角
不同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注重对书籍形态、版本、内容、编辑等方面的研究，书籍史关注书籍从编纂经由出版、销售到读者阅读整个传播过程。蔡基祥即着眼于清代官箴书从编纂、刊刻到被读者阅读、接受的传播过程，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清代不同阶层的官员积极编纂、刊刻、传播、阅读官箴书的图景。他认为，“清代官箴书的流布与传播所代表的是整个清代地方行政事务知识的生产、流传与应用的普遍现象”[61]。杜金则考察了清代官箴书传播的三种途径，由皇帝倡导的编纂与传播、由高层官员主导的传播以及商业市场官箴书的传播，以期对官箴书的传播者、传播过程及潜在读者有一清晰了解[62-64]。然而，正如徐忠明所指出的，“就清代中国‘官箴书’传播而言，目前尚嫌粗糙，尚在起步阶段，还有诸多细节问题亟待予以深入研究”[65]。 4 对官箴的整理与利用
关于官箴书的整理，有肖群忠《君德论——<贞观政要>研究》、徐梓的《官箴——做官的门道》， 乔立君的《官箴》，孙昆鹏、杨志勇的《官箴的智慧·做官先做人》、常万里的《官箴智慧》和《官箴：中国古代官场立身处世大智慧》，彭忠德、赵骞《官箴要语》，樊彤、梁杰整理的《问策官箴》，杨亚庚整理并翻译成白话版的《官箴集要》，邹德金主编的《官箴全书解读》，陶凯的《官箴荟要》，张诚等编的《官家藏书》第十卷则收录了《帝鉴》《官箴集要》《在官法戒录》《臣轨》《从政遗规》《西山政训》。然而，这些整理的书籍多着眼于官箴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故其收录多为流行的官箴文本，且多有重复。1997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了《官箴书集成》，收录了唐以后101种官箴文献，其中不乏难见的珍本资料，这些整理进一步推动了对于官箴文献的研究。
5 总结
从总体上看，官箴的出现作为一文化现象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即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具体而言，关于官箴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文本的介绍及整理阶段，缺乏深度的探讨。
首先，无论是有关官箴概念的讨论还是具体官箴文本的研究，都只关注到了文本本身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即其中的道德和行政规范，缺乏对这种表述背后所隐藏的制度、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的探讨。
其次，关于官箴的历史演变，不同时期官箴文本的异同，学界仍停留在概括叙述的层面，缺乏详细的对比研究。如官箴如何从宋元的形态变化为清代的形态，几乎没有学者关注过。
第三，研究方法仍需多样化。尽管已有学者从社会史、法律文化史、书籍史的角度做了尝试，但数量很少。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多角度、跨学科无疑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第四，对官箴文献的整理不够。以往对官箴文献的整理多为目录学者所作，现代学者的研究亦多依此。然而，毕竟二者视角不同，故目录学著作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只起到了指引作用。而其他一些学者编纂出版的官箴书由于着眼于其资治警世的作用，则多重复流传普遍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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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长海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2。
（收稿日期：2016-05-01 编校：曹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