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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一个繁华的街角，一栋颇具桂北民居风格的两层小楼，坐东向西，白墙黑门，静静地伫立在中山北路14号。左侧门额上悬着“万祥醩坊”的横匾，右侧挂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的竖牌，一个用来掩护它曾经的“秘密”，一个用来标明它现今的“身份”。推门进去，一楼的后院仿佛仍能看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革命家运筹帷幄、指导秘密战线斗争的匆忙身影，秘密电台室里似乎还能听到直通延安的红色电波在“嘀嘀嗒嗒”作响，80多年前的硝烟和炮火、怒吼和呐喊、愤懑和抗争，似乎正穿透展厅的陈列呼啸而来……
桂林“八办”的筹建经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仓皇败退。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认真分析当时形势，估计蒋介石将失守武汉迁都重庆。一旦失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机构、人员何去何从？当时，桂林这座边陲古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华南、东南和西南交通枢纽，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要地。桂林既是广西的省会，又是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之一，还是日军打通中国由北向南的交通线，进攻中国南部以及中南半岛的必争之地；再加上桂系是国民党内较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长期与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战初期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比较开明，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一定进步性。因此，在桂系统治中心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关系，壮大抗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两路撤退，一路由钱之光带领，到重庆设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另一路由李克农带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电话通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刘恕到桂林“打前站”。因刘恕没有到过桂林，组织上专门请了家眷在桂林的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从武汉到长沙和他一道去桂林找房子。当时，大批逃难的人群涌入广西，住房问题相当紧张。经过多方面关系和一段时间周密勘察，他俩才在广西银行经理黄昌炎的引荐下，找到当年桂北路138号黄旷达开设的“万祥醩坊”，租下这间普普通通的、带着一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屋外街面的白灰墙上写着“万祥醩坊”，是中国土法做酒卖酒的作坊，“万祥”是它的名号。八路军的办事处选择定在这个地方，有着周详的考虑：北面一街之隔，是国民党桂林行营，南面不远是省政府所在地，既便于与当局打交道，又使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11月，李克农来到桂林主持工作，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这家名为“万祥醩坊”的酒坊，正式挂出“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自此，一些穿灰布军装、打绑腿、戴八路军袖章的中青年人进驻这里，迎来一批又一批影响中国抗战历史、推动抗战胜利的神秘人物，留下一个又一个难以磨灭的红色故事。这个办事处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是中共中央设在南方国统区的领导机关和公开办事机构，设有秘书科、交际科、交通运输科、总务科、机要科、电台室等。除了城内挂牌的机关，办事处还在城北铁路旁的路莫村租用了几间民房，做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室、救亡室、军需物资转运站和接待中共过往人员的招待所以及新四军驻桂林联络处。那里铁路交通方便、地势开阔、远离城区、易于疏散，也是办事处的大部队所在地，住有100多人，最多时曾住过300人，很多重要人物如博古、徐特立、叶挺、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住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八路村。
桂林“八办”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要战胜敌人，必須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桂林“八办”就是这两种战争所需要的特殊机构，既是我党、我军在西南一带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它公开合法的使命是随时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保持联系，承担交通联络，筹运军需物资，接待和输送抗日人员等任务；秘密使命是负责与新四军军部及华南各中共党组织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并直接领导广西省工委开展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林“八办”虽然只存在2年零2个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奉命撤销），却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书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是争取桂系支持，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期，周恩来亲自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做过不少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周恩来鼓励白崇禧要放开胸怀当民族英雄，不要把眼光放在广西一个省，应该多联系外省的力量，多用外省有才能的人，搞好广西政治。这些工作为以后桂林办事处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以后，周恩来先后3次到桂林，亲自做桂系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广泛地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的文化人士。周恩来通过白崇禧，为《救亡日报》复刊争取到合法地位和费用支持。李克农经常去参加广西国民党、民主党派、进步民主人士的聚会活动，既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做团结工作，又通过他们了解桂系的动态，打击孤立蒋介石反动派。
中共领导人还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内部安排秘密党员，如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直接和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白崇禧的讲话稿大多由谢和赓草拟，是经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修改后再呈给白崇禧的。李克农曾风趣地戏称：“有恩来同志作谢和赓的‘改文老师’，这是老蒋和白崇禧想象不到的啊！”这对广泛发动和组织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广西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桂林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也随之兴起。
可以说，桂林“八办”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运用我党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是筹集转运军需物资、接待护送过往人员。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中的威望日渐升高。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当时，到陕北不久的中共尚未建立大型的军工厂，给养十分困难，桂林“八办”开辟了多条由桂林至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传达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和重要情报，还负责新四军的物资转运工作，多次派人到越南接送和转运物质，先后护送新四军干部和爱国青年数千人到达延安。李克农按照中央指示，发动海外华侨捐赠钱物，通过做国民党中下层军官的工作，从对方的军需仓库中领取一些物资。 比如，1939年从柳州军用仓库得到2万多条美国毛毯，从贵州一个偏僻山沟的仓库中弄出15吨炸药等，调用大卡车运到重庆，转道西安，再送往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在短短的两年里，桂林“八办”筹集抢运棉被棉衣、医药物品和军用器材等数百种物资，发送100多个车次，输送干部、青年千余人，特别是延安中共中央和抗日前线的无线电台、广播，主要由桂林“八办”提供。
三是设立秘密电台，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远在陕北，交通不便，信息传递方式落后，电台通讯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党的咽喉命脉。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当时情报机构的具体负责人，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的功勋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守护党和军队的特殊作用，有着“中共特工王”的美誉。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担任桂林“八办”的处长，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他的组织和领导，为根据地搜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中央正确决策服务。由于桂林办事处的特殊使命及特殊地位，桂林“八办”电台在中共建立的通讯联络网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南方各地的一个枢纽台，是一个指挥的中心电台。
为了安全起见，桂林“八办”设有公开和秘密两套电台。在办事处二楼的秘密电台，有床铺作掩护，发报天线隐藏在墙壁缝里，只有紧急情况或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要领导直接联系时才启用。设在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的为公开电台，主要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各省及中共设在各地通讯处的电台联络。每当夜幕降临，“嘀嘀嗒嗒”，一连串红色信号即冲破夜空，不断向上级组织汇报情况，也传递着中共中央的声音，给各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带来希望和曙光。这些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为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各地情况、部署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四是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创造抗战文化城的辉煌。桂林“八办”建立后，作为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自觉肩负起对西南大后方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重任。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成为我国西南的一座抗战文化城。桂林从抗战前六七万人的小城，一跃成为有数十万人的中等城市。
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团体有100多个，比较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书画家、教授学者就有200多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艾青、欧阳予倩、徐悲鸿、李四光、梁漱溟、马君武、陶行知等。桂林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也给桂林增添了光彩，使桂林成为当时国统区唯一的抗战文化城，形成“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文化奇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令人痛心的是，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政治形势急剧恶化。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后顺利抵达延安。1944年，桂林沦陷，“万祥醩坊”毀于战火。
桂林“八办”的历史启示
知所从来，方能明其所往。如今，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抗战胜利也已过去76年，但当年桂林“八办”的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攻坚克难、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钢筋铁骨，树立起光照千秋的历史丰碑。
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是基石。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一个人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抗战时期，桂林“八办”的同志们，工作时刻处于白色恐怖的危险中，随时被监听、跟踪甚至暗杀，工作人员时刻处在高度警惕状态，还要防范不断袭来的糖衣炮弹的腐蚀。没有坚定而忠诚的信仰，就不会有谨慎而艰苦奋斗的作风、机智勇敢的对敌斗争方法、严明而周到的纪律，就不会有为延安保驾护航、源源不断输送物资和人才的传奇故事。桂林“八办”的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是核心。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桂林“八办”的共产党人勇于牺牲小我，以民族根本利益为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桂林各界人士保持广泛的联系，把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团结在中共周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圆满完成了南国抗战红色指挥部隐蔽战线的斗争。夏衍在桂林主办《救亡日报》，周恩来曾向夏衍做过口头指示：“争取合法，内外有别，广交朋友。”周恩来的指示，使夏衍认识到，他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他是社会知名文化人，待人坦诚，平常对于官场中吹捧打压、尔虞我诈的不良风气看不惯，不愿意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不大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开拓新的局面。李克农了解夏衍的性格，一再对他说：“站在外边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希望他“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与恶鬼也要周旋，我知道你们文化人怕脏，可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夏衍心悦诚服连连点头，表示将学会复杂环境里的周旋，全力做好统战工作。
灵活机智的斗争艺术是特质。抗战期间，维护和巩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作斗争，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又离不开机智灵活的战术策略。在与桂系的周旋斗争中，桂林“八办”的工作人员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针，利用公开身份，既采取合法的方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赢得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又使桂系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共同抗日，展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一次，李克农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旭初故意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从容地回答说：“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坦率而又机智的回答，既表明了中共在广西团结抗日的宗旨，又避开了涉及广西党组织的问题。李克农还安排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在桂系上层人物身边担任重要职务，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使广西出现了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中共的一些刊物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可以在书店公开出售，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桂系当局参与反共行动，要取消桂林“八办”，但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撤走人员采取“好来好去”“礼送出境”态度。 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是灵魂。桂林“八办”是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桂林“八办”领导及工作人员身处逆境，不怕牺牲，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接受中共中央委派的任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历经千辛万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突破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的阻拦，千方百计地将各类军需物资、器械和医药转运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持了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斗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桂林“八办”才能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一项又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是精髓。在桂林“八办”的100多人中，有一半从事与情报有关的工作，情报的收集、甄别、处理、传送工作量是很大的。有时整个晚上都要值班，不仅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而且由于路莫村转运站的电台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是手摇马达供电，电台室设有摇机班，摇机人员长时间工作，十分辛苦疲倦，但大家都毫无怨言。特别是搞秘密电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疏忽，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他们始终严格按照“迅速、准确、保密”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组织的机要通讯工作纪律，保守机密，默默奉献，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各项机要通讯工作及其他重要任务，以优秀的品质和操守，充分诠释了机要工作传统作风，为中共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南方各地的贯彻执行，为促进全国抗战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传承桂林“八辦”红色基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届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桂林革命文物特别是桂林“八办”的保护利用工作，多次强调，桂林“八办”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必须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保护是最深的告慰，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林市委市政府将“万祥醩坊”依原样恢复，1977年依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由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2013年7月1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新陈列馆正式建成开放。新建陈列馆面积达3820平方米，集展览、研究、文物保管为一体，馆内陈列的“抗日烽火映桂林”展，展示历史照片逾1300张、文物实物200多件。通过仿真场景、电子沙盘、电子地图、多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桂林军民的英勇抗战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这一独特现象。2001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16年，桂林市委办公室和市委机要局通过调研、采访、座谈等形式，积极收集整理相关书籍、影像等资料，全力推动桂林“八办”申报工作。2017年3月，桂林“八办”旧址（含灵川县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旧址），被列为广西机要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20年8月，被列为全国第7个机要密码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纪念馆接待观众近500万人次，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如今，广大党员干部、学生、市民群众依然会走进桂林“八办”，瞻仰泛白的老照片，触摸历经风雨的木质栏杆，再次回味那带着血性之光、无畏之勇与团结之志的光辉岁月，让抗战丰碑的历史印记，一遍遍砥砺初心使命，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
桂林“八办”的筹建经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仓皇败退。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认真分析当时形势，估计蒋介石将失守武汉迁都重庆。一旦失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机构、人员何去何从？当时，桂林这座边陲古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华南、东南和西南交通枢纽，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要地。桂林既是广西的省会，又是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之一，还是日军打通中国由北向南的交通线，进攻中国南部以及中南半岛的必争之地；再加上桂系是国民党内较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物，长期与蒋介石中央政权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战初期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比较开明，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一定进步性。因此，在桂系统治中心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关系，壮大抗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两路撤退，一路由钱之光带领，到重庆设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另一路由李克农带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电话通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刘恕到桂林“打前站”。因刘恕没有到过桂林，组织上专门请了家眷在桂林的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从武汉到长沙和他一道去桂林找房子。当时，大批逃难的人群涌入广西，住房问题相当紧张。经过多方面关系和一段时间周密勘察，他俩才在广西银行经理黄昌炎的引荐下，找到当年桂北路138号黄旷达开设的“万祥醩坊”，租下这间普普通通的、带着一个相当于半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屋外街面的白灰墙上写着“万祥醩坊”，是中国土法做酒卖酒的作坊，“万祥”是它的名号。八路军的办事处选择定在这个地方，有着周详的考虑：北面一街之隔，是国民党桂林行营，南面不远是省政府所在地，既便于与当局打交道，又使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11月，李克农来到桂林主持工作，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这家名为“万祥醩坊”的酒坊，正式挂出“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自此，一些穿灰布军装、打绑腿、戴八路军袖章的中青年人进驻这里，迎来一批又一批影响中国抗战历史、推动抗战胜利的神秘人物，留下一个又一个难以磨灭的红色故事。这个办事处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是中共中央设在南方国统区的领导机关和公开办事机构，设有秘书科、交际科、交通运输科、总务科、机要科、电台室等。除了城内挂牌的机关，办事处还在城北铁路旁的路莫村租用了几间民房，做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室、救亡室、军需物资转运站和接待中共过往人员的招待所以及新四军驻桂林联络处。那里铁路交通方便、地势开阔、远离城区、易于疏散，也是办事处的大部队所在地，住有100多人，最多时曾住过300人，很多重要人物如博古、徐特立、叶挺、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住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八路村。
桂林“八办”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要战胜敌人，必須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桂林“八办”就是这两种战争所需要的特殊机构，既是我党、我军在西南一带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它公开合法的使命是随时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保持联系，承担交通联络，筹运军需物资，接待和输送抗日人员等任务；秘密使命是负责与新四军军部及华南各中共党组织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并直接领导广西省工委开展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林“八办”虽然只存在2年零2个月（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奉命撤销），却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书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是争取桂系支持，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1938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期，周恩来亲自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做过不少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周恩来鼓励白崇禧要放开胸怀当民族英雄，不要把眼光放在广西一个省，应该多联系外省的力量，多用外省有才能的人，搞好广西政治。这些工作为以后桂林办事处对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以后，周恩来先后3次到桂林，亲自做桂系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广泛地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的文化人士。周恩来通过白崇禧，为《救亡日报》复刊争取到合法地位和费用支持。李克农经常去参加广西国民党、民主党派、进步民主人士的聚会活动，既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做团结工作，又通过他们了解桂系的动态，打击孤立蒋介石反动派。
中共领导人还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内部安排秘密党员，如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直接和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白崇禧的讲话稿大多由谢和赓草拟，是经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修改后再呈给白崇禧的。李克农曾风趣地戏称：“有恩来同志作谢和赓的‘改文老师’，这是老蒋和白崇禧想象不到的啊！”这对广泛发动和组织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广西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桂林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也随之兴起。
可以说，桂林“八办”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运用我党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是筹集转运军需物资、接待护送过往人员。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中的威望日渐升高。蒋介石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当时，到陕北不久的中共尚未建立大型的军工厂，给养十分困难，桂林“八办”开辟了多条由桂林至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传达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和重要情报，还负责新四军的物资转运工作，多次派人到越南接送和转运物质，先后护送新四军干部和爱国青年数千人到达延安。李克农按照中央指示，发动海外华侨捐赠钱物，通过做国民党中下层军官的工作，从对方的军需仓库中领取一些物资。 比如，1939年从柳州军用仓库得到2万多条美国毛毯，从贵州一个偏僻山沟的仓库中弄出15吨炸药等，调用大卡车运到重庆，转道西安，再送往山西的八路军总部。在短短的两年里，桂林“八办”筹集抢运棉被棉衣、医药物品和军用器材等数百种物资，发送100多个车次，输送干部、青年千余人，特别是延安中共中央和抗日前线的无线电台、广播，主要由桂林“八办”提供。
三是设立秘密电台，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远在陕北，交通不便，信息传递方式落后，电台通讯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党的咽喉命脉。李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当时情报机构的具体负责人，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的功勋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守护党和军队的特殊作用，有着“中共特工王”的美誉。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担任桂林“八办”的处长，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他的组织和领导，为根据地搜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中央正确决策服务。由于桂林办事处的特殊使命及特殊地位，桂林“八办”电台在中共建立的通讯联络网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南方各地的一个枢纽台，是一个指挥的中心电台。
为了安全起见，桂林“八办”设有公开和秘密两套电台。在办事处二楼的秘密电台，有床铺作掩护，发报天线隐藏在墙壁缝里，只有紧急情况或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要领导直接联系时才启用。设在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的为公开电台，主要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各省及中共设在各地通讯处的电台联络。每当夜幕降临，“嘀嘀嗒嗒”，一连串红色信号即冲破夜空，不断向上级组织汇报情况，也传递着中共中央的声音，给各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带来希望和曙光。这些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为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各地情况、部署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四是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创造抗战文化城的辉煌。桂林“八办”建立后，作为南方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自觉肩负起对西南大后方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重任。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成为我国西南的一座抗战文化城。桂林从抗战前六七万人的小城，一跃成为有数十万人的中等城市。
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团体有100多个，比较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书画家、教授学者就有200多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艾青、欧阳予倩、徐悲鸿、李四光、梁漱溟、马君武、陶行知等。桂林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也给桂林增添了光彩，使桂林成为当时国统区唯一的抗战文化城，形成“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文化奇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令人痛心的是，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政治形势急剧恶化。1月20日，桂林“八办”被迫撤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后顺利抵达延安。1944年，桂林沦陷，“万祥醩坊”毀于战火。
桂林“八办”的历史启示
知所从来，方能明其所往。如今，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抗战胜利也已过去76年，但当年桂林“八办”的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攻坚克难、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钢筋铁骨，树立起光照千秋的历史丰碑。
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是基石。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一个人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抗战时期，桂林“八办”的同志们，工作时刻处于白色恐怖的危险中，随时被监听、跟踪甚至暗杀，工作人员时刻处在高度警惕状态，还要防范不断袭来的糖衣炮弹的腐蚀。没有坚定而忠诚的信仰，就不会有谨慎而艰苦奋斗的作风、机智勇敢的对敌斗争方法、严明而周到的纪律，就不会有为延安保驾护航、源源不断输送物资和人才的传奇故事。桂林“八办”的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是核心。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桂林“八办”的共产党人勇于牺牲小我，以民族根本利益为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桂林各界人士保持广泛的联系，把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团结在中共周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圆满完成了南国抗战红色指挥部隐蔽战线的斗争。夏衍在桂林主办《救亡日报》，周恩来曾向夏衍做过口头指示：“争取合法，内外有别，广交朋友。”周恩来的指示，使夏衍认识到，他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统战。他是社会知名文化人，待人坦诚，平常对于官场中吹捧打压、尔虞我诈的不良风气看不惯，不愿意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不大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开拓新的局面。李克农了解夏衍的性格，一再对他说：“站在外边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希望他“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与恶鬼也要周旋，我知道你们文化人怕脏，可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夏衍心悦诚服连连点头，表示将学会复杂环境里的周旋，全力做好统战工作。
灵活机智的斗争艺术是特质。抗战期间，维护和巩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作斗争，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又离不开机智灵活的战术策略。在与桂系的周旋斗争中，桂林“八办”的工作人员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针，利用公开身份，既采取合法的方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赢得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又使桂系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共同抗日，展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一次，李克农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旭初故意问李克农，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从容地回答说：“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坦率而又机智的回答，既表明了中共在广西团结抗日的宗旨，又避开了涉及广西党组织的问题。李克农还安排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在桂系上层人物身边担任重要职务，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使广西出现了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中共的一些刊物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可以在书店公开出售，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桂系当局参与反共行动，要取消桂林“八办”，但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对撤走人员采取“好来好去”“礼送出境”态度。 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是灵魂。桂林“八办”是西南大后方的前哨阵地，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桂林“八办”领导及工作人员身处逆境，不怕牺牲，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接受中共中央委派的任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历经千辛万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突破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的阻拦，千方百计地将各类军需物资、器械和医药转运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持了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斗争。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桂林“八办”才能在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完成一项又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是精髓。在桂林“八办”的100多人中，有一半从事与情报有关的工作，情报的收集、甄别、处理、传送工作量是很大的。有时整个晚上都要值班，不仅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而且由于路莫村转运站的电台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的是手摇马达供电，电台室设有摇机班，摇机人员长时间工作，十分辛苦疲倦，但大家都毫无怨言。特别是搞秘密电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疏忽，就会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他们始终严格按照“迅速、准确、保密”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组织的机要通讯工作纪律，保守机密，默默奉献，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各项机要通讯工作及其他重要任务，以优秀的品质和操守，充分诠释了机要工作传统作风，为中共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南方各地的贯彻执行，为促进全国抗战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传承桂林“八辦”红色基因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届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桂林革命文物特别是桂林“八办”的保护利用工作，多次强调，桂林“八办”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必须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保护是最深的告慰，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林市委市政府将“万祥醩坊”依原样恢复，1977年依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由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2013年7月1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新陈列馆正式建成开放。新建陈列馆面积达3820平方米，集展览、研究、文物保管为一体，馆内陈列的“抗日烽火映桂林”展，展示历史照片逾1300张、文物实物200多件。通过仿真场景、电子沙盘、电子地图、多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段，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桂林军民的英勇抗战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这一独特现象。2001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16年，桂林市委办公室和市委机要局通过调研、采访、座谈等形式，积极收集整理相关书籍、影像等资料，全力推动桂林“八办”申报工作。2017年3月，桂林“八办”旧址（含灵川县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旧址），被列为广西机要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20年8月，被列为全国第7个机要密码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纪念馆接待观众近500万人次，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如今，广大党员干部、学生、市民群众依然会走进桂林“八办”，瞻仰泛白的老照片，触摸历经风雨的木质栏杆，再次回味那带着血性之光、无畏之勇与团结之志的光辉岁月，让抗战丰碑的历史印记，一遍遍砥砺初心使命，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