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究一个缘字。
　　一个很巧的场合，在四川蓝天书画院看到一幅书法，启功体的行楷。既有楷书之刚劲，也有行书之柔美。如果用一个词语概括其风格，那就是遒丽。仔细一看落款——康锦元。问同行的朋友，才知道康先生是成都书法界一个和蔼而执着的长者。
　　再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地结识了康先生，有了一些文学、艺术的交集，对他的书艺和人品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总是一个高峰接着另一个高峰。唯其如此，人类才会一代超越一代，完成文化与文明的进步。中国书法也是如此。
　　書法之于唐，犹如诗歌、三彩一样，系大唐王朝标志性的文化特征。无论是欧、虞、褚、薛初唐四大家；还是颜、柳这些中唐大家；无论是楷书、行书，还是草书、篆书；大唐王朝的书法那可是成就辉煌的。既上承东晋之二王，又下启北宋之苏黄。
　　因此，后世人们学习书法，往往选择从唐楷入手。传统书法“以唐为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康锦元先生的书法，即是从唐入手。
　　康先生早年喜欢初唐四大家，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的书法，下过很深的工夫。初唐四大家均为书画名家，他们作为王羲之、王献之“二王”一系的继承者，秉承先人的艺术精髓，融合进个人的特色，为唐初书坛注入了新鲜活力，奠定了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康先生在初唐四大家的名作中浸淫多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薛稷的《信行禅师碑》，康先生都曾经临习多年。
　　初唐四家之中，康先生特别醉心于褚遂良的作品，对《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心摹手追，对楷书的结构，对唐人的楷法，都有了一些独到的理解。
　　研习大楷之余，康先生还研习二王一系的小楷《黄庭经》《曹娥碑》《玉版十三行》等。
　　再后来，康先生对钟绍京的《灵飞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明代的董其昌说：“赵文敏（作者按：指赵孟頫）一生学钟绍京，终十得三、四耳。”中国书法家协会前主席、文史学家启功先生的书法，也受益于《灵飞经》。可见《灵飞经》有着超凡脱俗的艺术感染力。
　　《灵飞经》以其秀媚舒展，沉着遵正，风姿不凡的艺术特色为历代书家所钟爱，后人初习小楷多以此为范本。因此，康锦元先生对《灵飞经》又加以精心临摹。数年后，康先生的小楷变得灵动、娟秀而韵味十足。
　　自古以来，中国书法讲究人品、书品并重，所谓字如其人是也。这一点，在康先生身上表现得很明显。
　　在我看来，一个刚烈决断的人，或者一个性格急躁的人，可能很难静下心来研习书法。康先生为人谦和，循循如也，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因为教师出身，康先生说话、办事，有条有理，严谨认真。这样性格的人，似乎天生就适合研习楷书或行楷。
　　事实上，康先生一生与楷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勤奋临摹，泛览名碑名帖；中年教学相长，专注少儿书法；暮年融会贯通，广结天下之友。凡是与康先生交往的人，无不对他的人品赞赏有加。进入中年以后，康先生对启功先生的书法情有独钟，于是潜心研习启功先生的书法之路，探究启功书法的得与失，通过研究和学习，积累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康先生的启体行书，可谓得启功先生书法之神髓，写得来玉树临风，潇洒自如，品赏之余，确能给人以享受。康先生的小楷扇面，谨严之中，不乏精巧。
　　最值得称道的是，康先生的大字扇面，一改从右到左的古式写法，以从左到右的顺序书写，照顾到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令我想到，当年启功先生在书法作品中引进标点符号的尝试。
　　从内容到形式，书法都在不断地创新之中。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史。因此，我个人认为，康先生的这些探索，都是非常有益而可贵的。
　　随着对书法理解、认识的加深，积累的书法经验也就更加丰富。康先生将这些经验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并用之于少儿书法教学，取得了显著的实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十余载的教学生涯中，康先生栽培书法人才无数，尤其是成功培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长子康超，喜欢中国画，擅长工艺美术；次子康俊，四川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三子康杰，闻名蓉城的职业山水画家、少儿美术教育专家。
　　现在，康先生的书法，已经有了自家的面貌：其大楷，结体谨严，张弛有度，骨瘦韵丰，修长挺拔；其小楷，书迹清晰，纤发毕现，宽绰大气，韵味悠长。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的艺术都要靠时间去堆叠，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书法艺术也不例外，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也。
　　孔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论语·述而》）康先生就是这样，不疾不徐地在他的“四闲堂”中读书、习字、待友、教学。他性格中立意高远、风趣幽默、睿智旷达的元素，让他倍感充实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