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金秋，我八岁，父亲一把夺下我手里的放羊鞭，把我赶进学校，叫我去那里“念书”。当时在我们那个农村，把上学称为“念书”。刚开始，我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啥叫“念书”，只是路过村边的那个没有围墙的学校，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铁壳子，挂在一个木桩上，三五个孩子捡起石头敲几下，发出沉闷的响声，一群孩子“哗”的跑进了房子，过一段时间再敲几下，又“哗”的跑了出来，心里盘算着，这就叫“念书”？
　　不敢有违父命，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那所学校。“念书”从此开始。那时“念书”，只有语文和数学，从汉语拼音到简单的汉字、数字，学习起来出奇的轻松，一学就会，一听就懂，感觉“念书”比起放羊要轻松多了。念了一段时间，老师说要考试，我居然轻松的考了两个一百分。在老师的赞赏中，在父母的鼓励下，我越来越喜欢“念书”，感到“念书”真是件无比快乐轻松的事。这一“念”，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随着年龄的增长，识字量的增加，课本已经无法满足我“念书”的渴求，可那时在农村找一本课外书是极其困难的。四年级，收音机里每天播评书《薛刚反唐》，听着听着，就想找这本书看看，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不分昼夜的看，感觉比评书里讲的更精彩，于是又有一种想法，“听书”不如“看书”。
　　在書籍匮乏的农村，想看书是很费事的，主要是没有书可看。每天都苦苦寻觅书的踪迹，但书总是羞羞答答的不肯露面。幸运时，在某个犄角旮旯翻出一本破旧不堪、缺张少页的书，便欣喜若狂，居然能通过自己的理解与想象，把不完整的部分给补充进去，读得津津有味。
　　再后来，上初中、上师范一直到参加工作，书不再难找，阅读的数量也随之激增。从诗词歌赋到经典名篇，从路遥的《人生》走向其《平凡的世界》；从认识花果山下的孙大圣开始，一直到认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从三国《临江仙》雄洪厚重的词牌声中，闯进大观园委婉清浅的《枉凝眉》；从汪国真的《小城故事》走到泰戈尔《吉檀迦利》；站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上眺望海明威的《伊甸园》……阅读有多少，至今难以计数，手抄笔录，居然有一米多高的一大摞。
　　多年的读书习惯，难以改变，书几近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的、专业的、科普的，但凡有机会，便会拿起来翻几下。
　　读书，让我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明白事理，增强能力。虽有“苟全性命于现实，不求闻达于诸侯”之心，但出于自我责任义务的使然，亦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力，用书中的教诲辛勤工作。
　　读书让我挥笔成章，灵感飞扬。当有写作冲动的时候，或是直抒胸臆，或是生活哲理，总觉得无需多思，信手拈来，一蹴而就。
　　读书让我陶冶情操，自信从容，找个安静的书屋，可以喝点茶，手捧一本喜欢的书，坐在靠窗边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品味书中的滋味。这时候，我的内心是充实而满足的。
　　读书让我从无知到有知，从有知到深知；读书让我更加理性，不为喧嚣繁杂的世事所干扰，不为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喜忧。通过在笔墨书香中体验共鸣和感动，解脱自己内心的焦虑、恐惧、寂寞、悲哀，使胸中的积郁释然超脱，达到淡泊宁静、自信从容的心理和谐状态。
　　感谢美味的书籍，让我从蒙昧中接受洗礼。感谢早逝的慈父，用“念书”把我的灵魂唤醒。
　　丘吉尔有言：人生最有益的消遣方式是读书，千千万万的人都能从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中找到精神慰藉。让我们放下手里的游戏，眼睛从众多的屏幕上移开，多停留在书籍那里。在那里，可以找到世事的平淡，内心的安宁，生命的超然……
　　——选自《朔方》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