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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指给我看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自己却浑然不知。
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少和我说话。但他并不是不苟言笑的人，只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事情要思考，以至于在我的童年回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沉默的背影。这背影对一个孩子，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头对我笑笑，我那时就会特别地开心，觉得自己正一天天成长为他的朋友，但当他转过身时，我又会沮丧地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神秘辽阔的世界。想去探究那个世界的念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如今回头想来，也许我今天正在走的道路，只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去见识一下他曾经面对的远方。
那时父亲是一家之主，地位是极其显赫的，家庭饭桌上明摆着一切。我十岁之前父亲一直是个病人，这期间他得了严重的慢性肝炎，曾经很严重，母亲一直精心照料他，家里的每顿饭都有一些菜是只属于他的“病号饭”，例如那时特别稀罕的鸡汤之类的“补品”。七十年代末很多人家都有几个小孩子，并不像如今那么娇贵，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鸡吃（这是极稀罕的事情，所以我能一直记得），这只鸡是按照以下顺序“消灭”的：鸡汤一定是父亲的，鸡腿属于我父亲和外婆，外婆之后是另外一位寄住在我家的老人，我父亲儿时的一位老师，我和姐姐各瓜分一只鸡翅，鸡胸肉属于妈妈，但妈妈却是一定舍不得吃的，还要补贴家里各人，余下鸡屁股倒又是抢手货了，父亲和外婆都爱吃鸡屁股，他俩总是不断地相互谦让以至于都要红脸了，最终由我妈手起刀落，一个小鸡屁股一分为二，这事端才得平息。如今想起来像是笑话，却是真的，那时的一只鸡确实死得极有尊严。
父亲从小练京剧武生，和电影《霸王别姬》里那些孩子一样，是吃了不少苦头的，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角儿，但因为聪明好学竟做了一名导演。以前的京剧都是老师言传身教，据说父亲是中国戏曲舞臺上第一代真正的导演，他一直很得意，第一部导演作品竟是为周信芳先生做导演，之后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其实也都因为了这“不可思议”的第一步：“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周信芳先生也给我面子，听我的调度，我当时便明白了，了不起的是导演这份工作，不是我，我必鞠躬尽瘁于这份工作，才对得起那么多看得起我马某的角儿。”以前的京剧舞台上那些角儿都是社会上受人景仰的大明星，一点不比如今的电影明星逊色，父亲刚做导演的时候才三十岁不到，这些旧时的大腕儿，都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老板”，要在他们面前做指手画脚的工作，没有些“狂妄”的威严是绝不行的，所以他工作上强悍是有了名的，在排练厅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下了班的他，和门卫室看门的都称兄道弟，非常不“张狂”，他曾经悄悄和我说：“这些叔叔都是我的师兄弟，练武生的一旦老了，受伤了，翻不成跟斗了，便只能安排在剧院里做门卫，他们都曾经比你爹厉害多了，我倒是个最糟糕的武生。”
父亲因为练童子功个子长得不甚威武，比我矮小一个头还多。他经常伸长了胳膊摸着我的头顶，半是骄傲又半是遗憾地说：“你瞧瞧我儿这体格，原本我一定是有你这个头的，唉，九岁就下腰拉腿，硬是没有长开。”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父亲和张飞是老乡，即便没长开，却还是个天生威猛的人，扯起嗓子怒吼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张飞当阳桥上三声喝的威力。有次半夜里派出所有警察来家找我爸，那时我还小，吓得不行，以为要抓他去坐牢，我妈也惊了，只有爸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结果人家是来上门感谢的，说是昨天他抓了个小偷送派出所了，回家竟没有和家里人说。他这时才有些得意地说：“我病了这些年，怕是打不过他们三个，于是发了狠大吼一声，结果两个人当时就屁滚尿流地跑了，余下一个腿吓软竟站不起来了，我便抓住了他。”派出所的人连声称奇，他倒谦虚：“他们偷自行车的地方是后面大楼的那个过道，有回音共鸣效果，不是我的本事。”我们一家人这才笑了。他这雷霆千钧的嗓子是远近闻名的，有时唤我回家吃晚饭，只消在厨房里朝着窗外大叫：“马良，吃晚饭了！”这炸雷一时间从狭窄的弄堂深处轰鸣出来，我的小伙伴们无一不胆寒，都劝我赶快回家，不要惹出人命来。很多年后我带了两个大学同学去父亲的排练厅，观摩他的工作，两人也是被他的嗓子彻底威慑了，出来后两个人满脸怜悯：“怪不得你说话轻声细语的，原来是物极必反，要和你爸爸顶嘴必然是输的，不过你这样长大，心理素质必然是很好的。”
其实父亲是个标准的文人，不过就是有一条武夫的嗓子罢了。我十二岁考美校前的补习冲刺阶段，糟糕的文化课成绩成为了我学绘画最大的障碍，我复习得很辛苦，也很惶然，几欲放弃。一天早晨睁开眼，发现床头正面的墙上，父亲写了一幅大字贴在醒目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可想而知这话对我的激励有多大，我后来便真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地读了美校。后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后刚工作的那些年里，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终日钻营于工作，晚上只住在办公室里，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一天父亲竟寻上门来看我，径直取图钉数枚，将一横幅挂在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七个大字：男儿谈笑觅封侯。父亲知道自己嗓子大，怕我那时也是个爆脾气，话说不到深处便赌了气，于是常常给我写大字，还有几幅字也是一直忘不了的，一个是“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还有一幅是“厚德载福”，在我被生活戏弄了，越来越喜欢大放厥词的时候，他听了我的牢骚话，随手就去案前写了这四个字，一句话也不多宽慰我。他的书法特别好，笔锋奇妙自成一格，但对于我更受用的却是那些文字里的嘱托，一个父亲给在世间行路的孩子真正的指引。
父亲后来越发地柔和了，在我渐渐变得高大魁梧之后。直至几年前他病了，晚饭后突然就在桌边的凳子上颓然倒了下去，医院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我突然便意识到也许会就此失去他，想起他在送医院的路上，直直望着我紧锁双眉却口不能言的样子，我心如刀绞一般难受，却不敢说，怕是母亲和我一般地恐惧。他已经昏迷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我和姐姐轮流陪夜，那天是我陪通宵，窗外不远有医院招牌的霓虹灯将一片红光映入了病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四下里一片安静，只有呼吸机的声音。医生说再不能醒过来便可能再也醒不来了，我整夜握着他的手，怎么也不敢放开。凌晨三点多，我伏在他耳边轻声和他说了很多话，心里想着也许他能听见，即使再也醒不来了也听到了。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辈子都记得，像个奇迹。 我突然感觉他的手特别地温暖，滚烫滚烫地握在我的手里，那洒满了一屋子的红色灯光竟然亮了许多，我突然就有种奇怪的感受，昏迷的父亲，这位给了我血肉生命的人，正在通过他的手，将他所有的暴烈的能量，他一生的信仰和热爱，他的智慧和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我，赠予给我。那一瞬间，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我激动极了也害怕极了，激动于这样一种正在我想象里奔涌的不可思议的传承，恐惧于也许这一刻便是永别，他将一切尽数托付，便一去不回。我流着眼泪唤着他，不知所措，叫得越来越响，正慌乱间，我突然看见父亲竟睁开了眼睛，疲倦昏黄的眼睛突然就看着我，好像是为了一句答应，他不走了，他还要陪着我们一家人活下去呢。我立即叫来了医生，那一刻后父亲便苏醒了，一直还在我身边，只是真的便不再有暴烈的锋芒，不再发脾气了。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我相信都是真的，从此他成了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总是拄着一个拐杖，微微笑着看我，像个没有原则的土地爷爷一样慈祥。
成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从很小的时候直至今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先天并不太完美的孩子，无论是智力还是体能，各个方面在同龄人里都不出类拔萃，功课差，体育也不好，各种竞技项目无一擅长，甚至最可自负的美术能力，一旦进入了专科学习，和一群同样有天赋的孩子在一起，便也成了末流的人物，如果不是從父亲身上学了这男子汉的斗志和坚韧，断然是没有可能杀出这条血路的。再加上他也不要求我什么，在我开满了红灯的成绩表上签字时他也从不恼怒，只是叮嘱我，要多看书多思考，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自己成就自己的。
我后来的确因为这句话一直在努力，为了自己成就自己。可是今天我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创作者，其实也不只是自己的努力折腾，还一定是源于父亲的一些基因，特别是他异想天开的创造力。我们曾经的家有个阴暗的阳台，晾衣服都晒不到阳光，上海的天气潮湿，阴干的衣服总有些怪味道，母亲为此一直有些抱怨，却也无计可施。父亲为了给她个惊喜，在她出差的某天，叫了我一起去买了些废铜烂铁，在阳台上造出一个机械，又去对面大楼一家相熟的人家打了招呼，在人家窗外打了几个铁钩子，装了动滑轮。一个由自行车脚踏齿轮盘驱动的巨大的空中晾衣机便诞生了。他欢乐地搞着科学实验，把一家人的衣服晾在这三十多米长的晾衣架上，搞得整个公共街区的头顶上飘满了我妈的胸罩短裤，妈回来之后当然是勒令他拆除了这“家丑外扬”的胡闹东西，但自此在小区留下我爹的神话，至今很多邻居回忆笑谈。父亲从小学戏，也没读过什么理科方面的书，他所有的创造都是些改造的物件，只是凭了想象力把原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夸张成了各种让人失笑却也实在可以有些功用的神奇物件。他还把一个旧闹钟改成了一个线控的“唤儿起床上学机”，他只要在被子里扯一把床头的拉线，这条线便会穿过长长的厅堂和厨房，牵动我床下藏着的一个旧的闹钟，这闹钟便会发出厉声的鸡叫，并同时点亮我床头灯，于是，每天早上鸡叫不止，灯光直刺我眼睛，我不得不按时上学，而习惯晚睡读书的他和我妈便可高枕无忧，不必起床了。最近几年他身体渐弱一些，不再搞机械发明，但有次还是用我不要的一个黑色人造毛的靠垫给我做了一顶假发帽子，还用铁丝弯出了自然的发迹线和鬓角的形状，花了好多时间细密地用线缝了，在冬天时候突然拿出来送我，还充满歉意地说：“可怜把秃头遗传给了你，天冷没有头发可不好受呢。”
父亲如今已经八十五岁，不复有他壮年时期的男子气概，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但也不服老，拄着拐杖随着我妈四处去旅游，平日里还埋头写书，这几年里已经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戏剧导演学著作，只是一直在不停地裁剪修改，总也不舍得脱稿，说是必须对得起将来读书的人，不可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有所疏忽闪失，“我是不会在前言里抱歉地说这书有很多疏漏之处的，那些都是客气话，做学问不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他总这样和我说。前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并排戴着两块手表，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爸爸笑说：“没什么，它们都还在走啊，走得很好，我不忍心在它们之间做选择。”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指给我看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自己却浑然不知。也因为这个吧，多年来一直不愿为事业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远走他乡，我只能选择留在上海，留在他们身边。这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的守护，我永远不后悔。
谷春林摘自《人间卧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少和我说话。但他并不是不苟言笑的人，只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事情要思考，以至于在我的童年回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沉默的背影。这背影对一个孩子，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头对我笑笑，我那时就会特别地开心，觉得自己正一天天成长为他的朋友，但当他转过身时，我又会沮丧地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神秘辽阔的世界。想去探究那个世界的念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如今回头想来，也许我今天正在走的道路，只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去见识一下他曾经面对的远方。
那时父亲是一家之主，地位是极其显赫的，家庭饭桌上明摆着一切。我十岁之前父亲一直是个病人，这期间他得了严重的慢性肝炎，曾经很严重，母亲一直精心照料他，家里的每顿饭都有一些菜是只属于他的“病号饭”，例如那时特别稀罕的鸡汤之类的“补品”。七十年代末很多人家都有几个小孩子，并不像如今那么娇贵，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鸡吃（这是极稀罕的事情，所以我能一直记得），这只鸡是按照以下顺序“消灭”的：鸡汤一定是父亲的，鸡腿属于我父亲和外婆，外婆之后是另外一位寄住在我家的老人，我父亲儿时的一位老师，我和姐姐各瓜分一只鸡翅，鸡胸肉属于妈妈，但妈妈却是一定舍不得吃的，还要补贴家里各人，余下鸡屁股倒又是抢手货了，父亲和外婆都爱吃鸡屁股，他俩总是不断地相互谦让以至于都要红脸了，最终由我妈手起刀落，一个小鸡屁股一分为二，这事端才得平息。如今想起来像是笑话，却是真的，那时的一只鸡确实死得极有尊严。
父亲从小练京剧武生，和电影《霸王别姬》里那些孩子一样，是吃了不少苦头的，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角儿，但因为聪明好学竟做了一名导演。以前的京剧都是老师言传身教，据说父亲是中国戏曲舞臺上第一代真正的导演，他一直很得意，第一部导演作品竟是为周信芳先生做导演，之后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其实也都因为了这“不可思议”的第一步：“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周信芳先生也给我面子，听我的调度，我当时便明白了，了不起的是导演这份工作，不是我，我必鞠躬尽瘁于这份工作，才对得起那么多看得起我马某的角儿。”以前的京剧舞台上那些角儿都是社会上受人景仰的大明星，一点不比如今的电影明星逊色，父亲刚做导演的时候才三十岁不到，这些旧时的大腕儿，都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老板”，要在他们面前做指手画脚的工作，没有些“狂妄”的威严是绝不行的，所以他工作上强悍是有了名的，在排练厅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下了班的他，和门卫室看门的都称兄道弟，非常不“张狂”，他曾经悄悄和我说：“这些叔叔都是我的师兄弟，练武生的一旦老了，受伤了，翻不成跟斗了，便只能安排在剧院里做门卫，他们都曾经比你爹厉害多了，我倒是个最糟糕的武生。”
父亲因为练童子功个子长得不甚威武，比我矮小一个头还多。他经常伸长了胳膊摸着我的头顶，半是骄傲又半是遗憾地说：“你瞧瞧我儿这体格，原本我一定是有你这个头的，唉，九岁就下腰拉腿，硬是没有长开。”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父亲和张飞是老乡，即便没长开，却还是个天生威猛的人，扯起嗓子怒吼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张飞当阳桥上三声喝的威力。有次半夜里派出所有警察来家找我爸，那时我还小，吓得不行，以为要抓他去坐牢，我妈也惊了，只有爸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结果人家是来上门感谢的，说是昨天他抓了个小偷送派出所了，回家竟没有和家里人说。他这时才有些得意地说：“我病了这些年，怕是打不过他们三个，于是发了狠大吼一声，结果两个人当时就屁滚尿流地跑了，余下一个腿吓软竟站不起来了，我便抓住了他。”派出所的人连声称奇，他倒谦虚：“他们偷自行车的地方是后面大楼的那个过道，有回音共鸣效果，不是我的本事。”我们一家人这才笑了。他这雷霆千钧的嗓子是远近闻名的，有时唤我回家吃晚饭，只消在厨房里朝着窗外大叫：“马良，吃晚饭了！”这炸雷一时间从狭窄的弄堂深处轰鸣出来，我的小伙伴们无一不胆寒，都劝我赶快回家，不要惹出人命来。很多年后我带了两个大学同学去父亲的排练厅，观摩他的工作，两人也是被他的嗓子彻底威慑了，出来后两个人满脸怜悯：“怪不得你说话轻声细语的，原来是物极必反，要和你爸爸顶嘴必然是输的，不过你这样长大，心理素质必然是很好的。”
其实父亲是个标准的文人，不过就是有一条武夫的嗓子罢了。我十二岁考美校前的补习冲刺阶段，糟糕的文化课成绩成为了我学绘画最大的障碍，我复习得很辛苦，也很惶然，几欲放弃。一天早晨睁开眼，发现床头正面的墙上，父亲写了一幅大字贴在醒目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可想而知这话对我的激励有多大，我后来便真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地读了美校。后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后刚工作的那些年里，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终日钻营于工作，晚上只住在办公室里，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一天父亲竟寻上门来看我，径直取图钉数枚，将一横幅挂在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七个大字：男儿谈笑觅封侯。父亲知道自己嗓子大，怕我那时也是个爆脾气，话说不到深处便赌了气，于是常常给我写大字，还有几幅字也是一直忘不了的，一个是“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还有一幅是“厚德载福”，在我被生活戏弄了，越来越喜欢大放厥词的时候，他听了我的牢骚话，随手就去案前写了这四个字，一句话也不多宽慰我。他的书法特别好，笔锋奇妙自成一格，但对于我更受用的却是那些文字里的嘱托，一个父亲给在世间行路的孩子真正的指引。
父亲后来越发地柔和了，在我渐渐变得高大魁梧之后。直至几年前他病了，晚饭后突然就在桌边的凳子上颓然倒了下去，医院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我突然便意识到也许会就此失去他，想起他在送医院的路上，直直望着我紧锁双眉却口不能言的样子，我心如刀绞一般难受，却不敢说，怕是母亲和我一般地恐惧。他已经昏迷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我和姐姐轮流陪夜，那天是我陪通宵，窗外不远有医院招牌的霓虹灯将一片红光映入了病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四下里一片安静，只有呼吸机的声音。医生说再不能醒过来便可能再也醒不来了，我整夜握着他的手，怎么也不敢放开。凌晨三点多，我伏在他耳边轻声和他说了很多话，心里想着也许他能听见，即使再也醒不来了也听到了。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辈子都记得，像个奇迹。 我突然感觉他的手特别地温暖，滚烫滚烫地握在我的手里，那洒满了一屋子的红色灯光竟然亮了许多，我突然就有种奇怪的感受，昏迷的父亲，这位给了我血肉生命的人，正在通过他的手，将他所有的暴烈的能量，他一生的信仰和热爱，他的智慧和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我，赠予给我。那一瞬间，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我激动极了也害怕极了，激动于这样一种正在我想象里奔涌的不可思议的传承，恐惧于也许这一刻便是永别，他将一切尽数托付，便一去不回。我流着眼泪唤着他，不知所措，叫得越来越响，正慌乱间，我突然看见父亲竟睁开了眼睛，疲倦昏黄的眼睛突然就看着我，好像是为了一句答应，他不走了，他还要陪着我们一家人活下去呢。我立即叫来了医生，那一刻后父亲便苏醒了，一直还在我身边，只是真的便不再有暴烈的锋芒，不再发脾气了。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我相信都是真的，从此他成了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总是拄着一个拐杖，微微笑着看我，像个没有原则的土地爷爷一样慈祥。
成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从很小的时候直至今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先天并不太完美的孩子，无论是智力还是体能，各个方面在同龄人里都不出类拔萃，功课差，体育也不好，各种竞技项目无一擅长，甚至最可自负的美术能力，一旦进入了专科学习，和一群同样有天赋的孩子在一起，便也成了末流的人物，如果不是從父亲身上学了这男子汉的斗志和坚韧，断然是没有可能杀出这条血路的。再加上他也不要求我什么，在我开满了红灯的成绩表上签字时他也从不恼怒，只是叮嘱我，要多看书多思考，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自己成就自己的。
我后来的确因为这句话一直在努力，为了自己成就自己。可是今天我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创作者，其实也不只是自己的努力折腾，还一定是源于父亲的一些基因，特别是他异想天开的创造力。我们曾经的家有个阴暗的阳台，晾衣服都晒不到阳光，上海的天气潮湿，阴干的衣服总有些怪味道，母亲为此一直有些抱怨，却也无计可施。父亲为了给她个惊喜，在她出差的某天，叫了我一起去买了些废铜烂铁，在阳台上造出一个机械，又去对面大楼一家相熟的人家打了招呼，在人家窗外打了几个铁钩子，装了动滑轮。一个由自行车脚踏齿轮盘驱动的巨大的空中晾衣机便诞生了。他欢乐地搞着科学实验，把一家人的衣服晾在这三十多米长的晾衣架上，搞得整个公共街区的头顶上飘满了我妈的胸罩短裤，妈回来之后当然是勒令他拆除了这“家丑外扬”的胡闹东西，但自此在小区留下我爹的神话，至今很多邻居回忆笑谈。父亲从小学戏，也没读过什么理科方面的书，他所有的创造都是些改造的物件，只是凭了想象力把原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夸张成了各种让人失笑却也实在可以有些功用的神奇物件。他还把一个旧闹钟改成了一个线控的“唤儿起床上学机”，他只要在被子里扯一把床头的拉线，这条线便会穿过长长的厅堂和厨房，牵动我床下藏着的一个旧的闹钟，这闹钟便会发出厉声的鸡叫，并同时点亮我床头灯，于是，每天早上鸡叫不止，灯光直刺我眼睛，我不得不按时上学，而习惯晚睡读书的他和我妈便可高枕无忧，不必起床了。最近几年他身体渐弱一些，不再搞机械发明，但有次还是用我不要的一个黑色人造毛的靠垫给我做了一顶假发帽子，还用铁丝弯出了自然的发迹线和鬓角的形状，花了好多时间细密地用线缝了，在冬天时候突然拿出来送我，还充满歉意地说：“可怜把秃头遗传给了你，天冷没有头发可不好受呢。”
父亲如今已经八十五岁，不复有他壮年时期的男子气概，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但也不服老，拄着拐杖随着我妈四处去旅游，平日里还埋头写书，这几年里已经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戏剧导演学著作，只是一直在不停地裁剪修改，总也不舍得脱稿，说是必须对得起将来读书的人，不可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有所疏忽闪失，“我是不会在前言里抱歉地说这书有很多疏漏之处的，那些都是客气话，做学问不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他总这样和我说。前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并排戴着两块手表，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爸爸笑说：“没什么，它们都还在走啊，走得很好，我不忍心在它们之间做选择。”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指给我看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自己却浑然不知。也因为这个吧，多年来一直不愿为事业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远走他乡，我只能选择留在上海，留在他们身边。这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的守护，我永远不后悔。
谷春林摘自《人间卧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