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弗兰克出生于瑞士苏黎世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赫尔曼是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为逃避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家人逃到瑞士避难。17岁那年，弗兰克没去学校接受教育，而是跟随当地一位摄影师学习摄影。他发现自己有一种拍摄时“不被别人发现”的特殊能力。1947年，弗兰克移民美国。
纽约这座随时都在上演故事的大都市吸引了他，他认定纽约有种粗野的特质，每天都在时代广场附近寻找素材。为留在纽约，他进入《时尚芭莎》工作，却深感自己被时尚摄影束缚，而这根本不是他的热爱所在。随后，他去南美和欧洲旅行五年，又再次返回纽约。虽然他为《财富》、《时尚》等著名杂志拍照，但却始终不受大众认可，摄影界声誉颇高的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也拒绝他加盟。那时，美国盛行的纪实摄影追求将单张照片完美呈现，弗兰克却认为这是不诚恳的浪漫主义。他“总是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在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等少数摄影家的鼓励和启发下，始终没放弃探索属于自己的风格。
1955年，弗兰克带着自己的七张作品参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世界巡展“人类的家庭”（The Family of Human），首次闯入公众视野。同年，他成功申请到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在申请信中，他写道：“我想的是，这是作为一个入籍美国的公民的观察和记录，去看看诞生于这里、后来传遍世界的文明。”
罗伯特·弗兰克带着他的野心——一台135mm徕卡相机和767卷胶卷出发了。他以异乡人的身份，开着一辆名叫露西的二手车，在妻子玛丽和一双儿女的陪伴下，花了9个月，穿越美国30个州，抓拍了27000幅照片。一万多英里的长途旅行中，他去到车间、赌场、不知名的咖啡馆，每天平均拍摄60张照片。一次事故现场，他记录了人们站在死者旁的场景，生与死的对立令他过目难忘;在旧金山的停车场，他拍摄了一对躺在草地上休息的黑人夫妇，背景是城市的白色建筑群，这对夫妇扭头望向弗兰克的镜头，那一瞬间“他们想法一致，发现了我这个闯入者”……弗兰克精选83张照片，根据主题严谨分类、排序、裁剪，《美国人》一书由此诞生。
如今，翻开《美国人》，我们仍能感到看似随意的“快拍美学”背后弗兰克捕捉到的微妙人性。尽管《美国人》中没有任何对作品本身的说明，观者却总能被其中的强烈视觉语言和图像隐喻所击中，跟随镜头的引导从不同角度欣赏50年代美国的多个面向。有评论家称弗兰克的作品关注种族主义和底层阶级等社会议题，弗兰克的回应是：“我母亲问我‘你为什么总喜欢拍穷人？’其实不是这样，我只是同情那些挣扎的人们。而且，我不信任制定规则者。”有别于布列松用“决定性瞬间”准则聚焦戏剧性事件、构筑单幅静止画面的做法，弗兰克讨厌“有开头有结尾的无聊故事”。他喜欢事先做好充足的资料准备，“观察最平庸的事物”，凭借一刹那的灵感在移动中捕捉日常画面，定格“故事的中间部分”，探索人在不同环境下的状态，将这些画面以整个项目或书的形式呈现。
弗兰克的摄影真实自然，不仅重新定义了美与丑，还使得照片彰显的艺术美感凌驾于他的个人情感之上。他的作品打动了投入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艺术家们，垮掉派作家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称：“罗伯特用不起眼的徕卡相机首先发明形单影只地只靠运气的观看方法。这是自然的眼光——偶然的真实。”1959年版《美国人》收录了“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序言，里面写道：“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谦虚雅驯，又美好，举起他的小照相机，单手‘咔嚓’一声，就把一首悲哀的诗从美国吸进他的胶卷，同时跻身这个世界的悲剧诗人行列。”
弗兰克（左）与“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 在《美国人》产生巨大反响之际，罗伯特·弗兰克却隐隐感到自己的摄影作品面临着沦为商品的危险，同时他明确意识到，“我不想重复自我，这太容易。人需要通过奋斗满足自我，而对于我来说，就是以摄影的方式去实现。摄影可以瞬间让我得到满足，达到目标。”
于是，弗兰克将《美国人》的所有原始照片和底片捐赠给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悄然退出摄影界。
“我痛恨该死的采访。我想跳出条条框框”
或许是天赋使然，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用视觉说话的人”，在放下相机的那一刻又拿起了摄像机。弗兰克生平与其他几位独立电影制片人共同创办了新美国电影集团，拍摄了《我和我的兄弟》（Me and My Brother）、《坎蒂山》（Candy Mountain）等三十多部影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模糊了纪录片和电影的界限，在公路电影叙事上另辟蹊径，后来的独立导演们从他这儿获益良多。美国电影导演吉姆·贾木许曾评价说：“他的电影所具有的力量在于他所说的不确定性，不迎合任何叙事成規是他的电影的美之所在。”
1959年，弗兰克拍摄了他的首部电影《拔出雏菊》（Pull My Daisy）。这部时长28分钟的作品改编自杰克·凯鲁亚克的戏剧《垮掉的一代》第三幕，由艾伦·金斯堡出演，弗兰克在现场即兴发挥，杂糅摄影视角，“完全颠覆了传统电影的拍摄手法”，记录了垮掉派作家的真实一面，电影大胆的实验性风格曾在独立电影圈掀起一阵模仿风潮。
1972年，弗兰克应滚石乐队邀请为他们拍摄专辑《滚石逃离》（Exile on Main Street）的封面照以及北美巡演纪录片《杂种布鲁斯》（Cocksucker Blues）。弗兰克对他们的音乐不感兴趣，他好奇的是当时正值风头的几个乐队成员。他举着一部Super8摄影机时时刻刻跟拍，甚至将乐队成员吸毒和性生活的画面也收入影片中。他对坦诚表达的这份自我执着却让滚石乐队心生不安。
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曾说：“罗伯特，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可它要是上映了，我们就会被赶出美国，再也回不来了。”乐队为了防止影片大规模放映，将弗兰克一举告上法庭，派律师和治安官不断向他发出警告。最后法庭判决该影片只有在弗兰克出席影院的情况下才能放映，且一年的放映次数不得超过五次。
弗兰克与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美国人》封面照片《电车》，新奥尔良，1955年《游行》，新泽西州，1955年《葬礼》，南卡罗来纳州，1955 对于自己的导演生涯，弗兰克觉得“很失败”，他说，因为“我总是知道自己不想拍什么，却因为这些东西很受欢迎，一直拍下去”。
“过去令人悲伤，往前看更好”
多年来，弗兰克因为《美国人》带来的名声备受困扰，他位于纽约的家每天门口都有粉丝等他出门。弗兰克遗传了父亲的敏感和忧郁性格，不喜欢对自己的作品做无用的解释，很少接受采访或拍摄，拒绝了无数颁奖邀请，也不爱参加艺术家群展。1969年，他与雕塑家琼·利夫（June Leaf）结婚，搬到加拿大诺瓦斯克沙马布镇，成为媒体眼中的传奇式隐居艺术家。
2015年，电影导演劳拉·伊斯雷尔（Laura Israel）的纪录片《弗兰克别眨眼》（Don’t Blink： Robert Frank）首次将弗兰克摄影以外的私人生活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惊讶地发现，弗兰克并非大众想象中那样不苟言笑，他有一种黑色幽默，只是一直以来都在避免被偶像化，因此总是言行谨慎。
纪录片里，九十多岁的弗兰克依旧是那副经典的褪色旧衬衫和牛仔裤装扮，拍照已然成了他的生活习惯，无论在家还是外出，他都会单手持一台Olympus相机，如同年轻时那样，快速、果断地按下快门。面对摄像师的镜头，他开玩笑般地拍下摄像师正在拍摄他的样子。有时他又喃喃自语：“我老了，我的照片都过时了。”
弗兰克在纽约的家堆满了文件、加缪小说、鳄鱼玩具和棋盘，那里接待过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等明星，而这座位于马布镇、曾属于一位渔夫的木屋相比之下却寂静整洁了许多，木屋周围除了大海和几棵孤零零的树，再无其他。木屋里有一排排整齐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弗兰克在各地旅行时收集的各种有趣的纪念品。他说：“我是一名收集者，摄影也是一种收集。”
弗兰克的女儿安德莉亚（Andrea）20岁时死于飞机失事，儿子帕布罗（Pablo）40岁时因不堪忍受精神疾病自杀。这两次沉重的经历促使他在上世纪70年代重拾摄影，他后半生所制作的照片拼貼画带有明显的悲伤情绪。弗兰克曾说：“我很内疚，总是想念孩子。”
如今，这位伟大的摄影师已在天堂与儿女重聚。
（参考资料：纪录片《弗兰克别眨眼》（Don’t Blink： Robert Frank），Laura Israel，2015;纪录片《离家，回家：罗伯特·弗兰克的肖像》（Leaving Home， Coming Home： A Portrait of Robert Frank）， Gerald，2005;The Man Who Saw America， Nicholas Dawidoff， The New York Times， 2015;Robert Frank Dies; Pivot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Was 94， Philip Gefter， The New York Times， 2019）
第二次再看伊莎贝拉·史都华·嘉德娜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的时候我特意喝了酒，博物馆餐厅提供酒品真是贴心的创举，它默许了你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下欣赏艺术品。嘉德娜博物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并不像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由花园、同廊和古宅组成的时光幻境，尤其当你酒足饭饱，像得到了女主人的邀请，在宴乐之后，得以参观她无一处不考究的行官。 这里不像博物馆，所以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