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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的父亲是国内知名导演杨亚洲，但这位“星二代”的低调淡定，让人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上阵父子兵”的优越感。这位自幼在星光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最初也并没有踩着父辈铺好的路。他在新西兰留学时学商科，之后改学大众传媒，回国后，杨博却不可救药地爱上片场。他从最龙套的演员和片场最辛苦的执行工种一步步做起。
他说，他要传承的是一种情怀。
找回迷失的自我
因为父母都是吃文艺这行饭的，我小时候长得好看，又比较爱表现，就天天泡在摄制组里玩，哥哥姐姐们都很热情。那时拍过一些港台片，记得有一部《绝战天门》，我的戏份还挺多，名字列在主演之内。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脑袋剃一中分，身穿一长袍，一边上学，一边拍戏。有时候来不及换衣服，穿着戏里的袍子就去学校了。还有一部11的集电视连续剧《千里难寻》，这戏是在外地拍的，我当时10岁，跟着剧组一出去就待了六个月，赚了两块钱。
小时候性格特别外向，小朋友也都挺喜欢我的，我那时自信心爆棚，觉得没什么我做不了的事。后来爸妈都忙，我就借宿在老师家，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还有多种看问题的角度，有着别样人生。
后来，父母让我正常上学，在北京读完高中后，去新西兰留学。他们并不是刻意想让我在艺术这条路上发展，也希望我能像别家的孩子一样，学到更广泛的知识。初到新西兰，我选择了大部分中国人都会选修的商科，学了三年。但当毕业的时候就迷茫了，不得不考虑一下，商业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喜欢和能够驾驭的。
我打电话跟父亲沟通，说不想做这一行，他没有反对，就希望我能继续读书，我又选修了大众传媒。因为新西兰的大学都是综合大学，它不像专门的影视传媒学院，可以给你做专做精的优势。这一年对于媒体的接触，让我感触挺大的。自己喜欢做什么，能够弘扬什么，特别是在道德伦理上，从媒体的角度应该怎样去传播，要考虑清楚。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创作和制作。跟着我父亲工作，也慢慢地看他怎样做、如何表达，包括他做这一行最初抱着怎样的心态，对我都是很有益的启发。一个人的名利心如果太重的话，做事情就会拧巴、不舒服。
毕竟从小父母已经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生活也比较富裕，我的事业不是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再不会与别人攀比财富，而是要有一个做人的目标。
我想做一位好导演
真正做演员的时候，才知道当年做童星时打下的底子其实特别薄。
父亲对演员的要求是一定要体验生活。我回国后参演的第一部戏是他的作品《八兄弟》，我演老八。这个角色我准备了很久，特意去北大的学生宿舍住了一个月。因为老八是农村出来的凤凰男，骨子里很虚荣，他生活的背景和大城市的孩子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放假时整个宿舍的人都走了，他就买了两箱方便面偷偷放在宿舍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寒酸。还有一个细节是他拿矿泉水瓶子灌白开水，维持面子。这些方面，都需要我去细细体味老八的内心纠结，很好地呈现出来。
《八兄弟》里还有好多老师，比如倪大红、周晓斌、句号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演都有特点，也教会我很多表演经验。后来，我在《美丽的事》里做执行导演，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之后，基本就很少出演角色，在片场里做副导演、执行导演等。
合拍片《蝴蝶》，这部戏是去加拿大拍的，中国方面的主创去了20多人，我是执行导演，在这个组里我着实感觉到了工作的不易。当时，两国演员的语言不通，大部分演员几乎没有英语对话能力，所有的沟通都由我来完成。
比如，现场我喊“开机”，要喊六七次，要对导演、演员、摄像、场记等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以中文、英文的方式对应到。像这样的问题很多，很琐碎，当时压力大到几乎崩溃，一天要抽两包烟。但后来想想自己设立的标准，好吧，扛下来吧。
在工作场合，我习惯叫杨亚洲为“导演”，以至于片子拍完了，我还改不了口，不习惯叫他爸爸。他作为总导演，总是在提各种各样的创意和想法，而我，就是千方百计的完成他的创意和想法。跟他合作的渐渐多了，刚开始时一些理念上的冲突也能够融合化解。
其实，一个影视创作的中心肯定是导演，你选择了这部戏，就等于选择了要在他的掌控之内，最终还是要服从导演的战略指挥。
回国后的这几年，我一直在不同的剧组里创作着，从前期抓本子，之后拍摄，后期剪辑，都会从头跟到尾。因为我想做导演。要想做一个导演，这些必须的过程和基础一定要扎实。
在去年的《大太阳》里，我也试着跟着剪辑，剪辑是一件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大太阳》也是个很特殊的片子。这部电影作为0后的我来说，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能够参与其中，也是一种幸运。
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爸爸一直是关注平民生活状态的导演，他的内心有一种情怀。老实说，他带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下一代被上一代影响，也许是个规律。刚干这行的时候，我的确也受到过圈内关于“星二代”的困扰，现在不介意这些了。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要比别人辛苦十倍做出成绩，别人才不会说闲话。
他说，他要传承的是一种情怀。
找回迷失的自我
因为父母都是吃文艺这行饭的，我小时候长得好看，又比较爱表现，就天天泡在摄制组里玩，哥哥姐姐们都很热情。那时拍过一些港台片，记得有一部《绝战天门》，我的戏份还挺多，名字列在主演之内。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五年级，脑袋剃一中分，身穿一长袍，一边上学，一边拍戏。有时候来不及换衣服，穿着戏里的袍子就去学校了。还有一部11的集电视连续剧《千里难寻》，这戏是在外地拍的，我当时10岁，跟着剧组一出去就待了六个月，赚了两块钱。
小时候性格特别外向，小朋友也都挺喜欢我的，我那时自信心爆棚，觉得没什么我做不了的事。后来爸妈都忙，我就借宿在老师家，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不一样的生活状态，还有多种看问题的角度，有着别样人生。
后来，父母让我正常上学，在北京读完高中后，去新西兰留学。他们并不是刻意想让我在艺术这条路上发展，也希望我能像别家的孩子一样，学到更广泛的知识。初到新西兰，我选择了大部分中国人都会选修的商科，学了三年。但当毕业的时候就迷茫了，不得不考虑一下，商业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喜欢和能够驾驭的。
我打电话跟父亲沟通，说不想做这一行，他没有反对，就希望我能继续读书，我又选修了大众传媒。因为新西兰的大学都是综合大学，它不像专门的影视传媒学院，可以给你做专做精的优势。这一年对于媒体的接触，让我感触挺大的。自己喜欢做什么，能够弘扬什么，特别是在道德伦理上，从媒体的角度应该怎样去传播，要考虑清楚。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创作和制作。跟着我父亲工作，也慢慢地看他怎样做、如何表达，包括他做这一行最初抱着怎样的心态，对我都是很有益的启发。一个人的名利心如果太重的话，做事情就会拧巴、不舒服。
毕竟从小父母已经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生活也比较富裕，我的事业不是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再不会与别人攀比财富，而是要有一个做人的目标。
我想做一位好导演
真正做演员的时候，才知道当年做童星时打下的底子其实特别薄。
父亲对演员的要求是一定要体验生活。我回国后参演的第一部戏是他的作品《八兄弟》，我演老八。这个角色我准备了很久，特意去北大的学生宿舍住了一个月。因为老八是农村出来的凤凰男，骨子里很虚荣，他生活的背景和大城市的孩子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放假时整个宿舍的人都走了，他就买了两箱方便面偷偷放在宿舍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寒酸。还有一个细节是他拿矿泉水瓶子灌白开水，维持面子。这些方面，都需要我去细细体味老八的内心纠结，很好地呈现出来。
《八兄弟》里还有好多老师，比如倪大红、周晓斌、句号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演都有特点，也教会我很多表演经验。后来，我在《美丽的事》里做执行导演，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之后，基本就很少出演角色，在片场里做副导演、执行导演等。
合拍片《蝴蝶》，这部戏是去加拿大拍的，中国方面的主创去了20多人，我是执行导演，在这个组里我着实感觉到了工作的不易。当时，两国演员的语言不通，大部分演员几乎没有英语对话能力，所有的沟通都由我来完成。
比如，现场我喊“开机”，要喊六七次，要对导演、演员、摄像、场记等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以中文、英文的方式对应到。像这样的问题很多，很琐碎，当时压力大到几乎崩溃，一天要抽两包烟。但后来想想自己设立的标准，好吧，扛下来吧。
在工作场合，我习惯叫杨亚洲为“导演”，以至于片子拍完了，我还改不了口，不习惯叫他爸爸。他作为总导演，总是在提各种各样的创意和想法，而我，就是千方百计的完成他的创意和想法。跟他合作的渐渐多了，刚开始时一些理念上的冲突也能够融合化解。
其实，一个影视创作的中心肯定是导演，你选择了这部戏，就等于选择了要在他的掌控之内，最终还是要服从导演的战略指挥。
回国后的这几年，我一直在不同的剧组里创作着，从前期抓本子，之后拍摄，后期剪辑，都会从头跟到尾。因为我想做导演。要想做一个导演，这些必须的过程和基础一定要扎实。
在去年的《大太阳》里，我也试着跟着剪辑，剪辑是一件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大太阳》也是个很特殊的片子。这部电影作为0后的我来说，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能够参与其中，也是一种幸运。
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爸爸一直是关注平民生活状态的导演，他的内心有一种情怀。老实说，他带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下一代被上一代影响，也许是个规律。刚干这行的时候，我的确也受到过圈内关于“星二代”的困扰，现在不介意这些了。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要比别人辛苦十倍做出成绩，别人才不会说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