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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人们称之为文艺事业发展的两个车轮。鲁迅说，唯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他期望文艺评论工作者成为作家的诤友，运用正确的批评，促进文艺创作。
上世纪50年代，胡风致信周而复，对《白求恩大夫》的批评，可谓践行鲁迅期望的典型。
周而复对这封信十分珍惜，在反胡风运动中打了埋伏，得以保存。1992年初，周而复整理旧物时，在一本线装书的卷筒页中意外地发现一封裁去落款的信，从笔迹和内容认辨出这是37年前为逃避厄运而剪裁的胡风对《白求恩大夫》的修改意见。周而复当即将胡风的手迹送给胡风女儿晓风珍藏。
2001年5月，周而复应邀来沪出席沈尹默纪念会，5月9日约王元化、艾明之、李子云、赖少其夫人曾菲和我，以及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在衡山饭店相聚小饮，席间我同周老谈起收集在《周而复研究文集》中的《胡风致周而复》，他笑着说：“你虽则原先没有见过那封信，但当时的情形你在‘书稿’①中大致上已写到了。”待王元化等告辞后，周老同我谈了有关这封“信”的一些细节。
诤友胡风为《白求恩大夫》提意见
《白求恩大夫》是1946年周而复在香港创作的，1948年7月在香港《小说》月刊上连载，1949年2月由华夏书店初版单行本。1951年4月，冯雪峰去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邀约将《白求恩大夫》重印行。于是，周而复将初版《白求恩大夫》寄给胡风，征求修改意见。
胡风读了《白求恩大夫》后，满腔热情地给作者回信。首先肯定作品“材料太好了。有许多可以使人感动的地方”。然后阐述自己的创作观点，并以阿·托尔斯泰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与《白求恩大夫》比较，具体剖析《保卫察里津》的长处，仔细分析《白求恩大夫》的不足。为让朋友“把握住整个题材成功地写出来”，坦诚地“说了我想说的”。
周而复综合了胡风等朋友的意见，重温《保卫察里津》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名著后，像园艺师对果树整枝修叶似的，对初版《白求恩大夫》中真人真事的素材进行提炼，将作品的章节、人物的设定作了调整，把初版13章压缩为11章，删去了一些“跑龙套”人物，注重对主要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刻划，使作品的结构更紧凑完整，人物形象更丰富。《白求恩大夫》被誉为红色经典之一，拍成电影，并被译成日文、俄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我们细读《白求恩大夫》的初版和修订后再版本，可以看到作者对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还依稀看出参照胡风意见修改的印迹。
胡风和周而复的默契不是偶然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周而复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田间等写诗作文编刊物。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著名论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就是在周而复担任执行编委的《文学丛报》上发表的。1936年10月，筹办鲁迅丧事时，他们俩首次照面。1938年周而复到延安后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开荒篇》，就是寄给武汉《七月》杂志主编胡风的。1944年，周而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编《群众》杂志，抗战胜利后参加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采访活动，回上海中共办事处时，均与胡风有接触。1948年，胡风到香港，曾住在周而复租的一组公寓里。1949年春天，又是潘汉年与周而复商定，由杜宣带领胡风乘中央情报部的贸易船到解放区的。
上海解放后，周而复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时，同胡风交往更多了。所以，周而复给他寄作品，征询意见，胡风热忱回复。
周而复裁信避祸 胡风狱中巧护友
可是，这在多事之秋的日子里是不可张扬的。
1955年4月，由郑振铎为团长、周而复为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回到北京，神州大地正刮起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暴风骤雨。周扬传达国务院指示，中国政府接受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中国文化代表团原班人马，6月份去印尼访问。团长仍由郑振铎担任；周而复因上海市委有新任命，等他到职，改由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担任副团长。周而复于5月上旬到上海，他向市委领导汇报出访情况后，稍事休息，正准备到市府文艺办公室上班时，忽然又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和文化部通知，要他速去北京，继续担任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筹备出访事宜。当时周而复应外交部龚澎邀约，在家里给《人民日报》赶写出访印度的散文。我将文化部发来的电报和市委办公的电话记录送他看时，他愕住了，怎么回事？经打电话向文化部询问才知道情由。
事情突然变更的原因是，《人民日报》公布由毛泽东写编者按的《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中，胡风于1949年5月30日致路翎的信上提到，有事经南京可找文化局的白丁。“白丁”是徐平羽的笔名。因此，平羽受胡风案株连，免去出访职务。周而复获悉徐平羽的遭遇，不寒而栗。他回想自己同胡风的交往，初期因鲁迅对胡风很器重，自己也对胡风很敬佩；后来在重庆，亲耳听到周恩来副主席说，胡风政治上可以信赖的，对他的文艺观点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要多做工作。现在胡风怎么成了反革命集团头目了？不免惊恐。于是把胡风关于《白求恩大夫》的来信找出来，将落款——胡风的签名、日期裁去，藏进一本线装书卷筒页中，以免惹祸。
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风在狱中全面交代接触过的人和事时，涉及同周而复的关系，也写得很巧妙。胡风写道：1948年12月到香港，“找到周而复的住处，他开门看见我，淡淡地‘呵’了一声，让我进去了。日本投降后他从延安出来在重庆（周系1944年从延安到重庆的——引者注），在上海对我都是热情的。现在的态度在我脑子里掠过了一个想法，这大约是我拒绝了批评的报应”。胡风虽则无可回避的写到在那里“住了二十来天”。但“周是不搞理论的，同他没有什么可谈”。②胡风的交代，使周而复免遭追究。至于周而复的短篇小说《开荒篇》在《七月》发表，并由胡风推荐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译成英文，改名为《他们打仗我们开荒》，在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上发表一事，胡风没有张扬，周而复也不知道，直到1980年胡风平反后回北京，周而复去医院看望时，胡风才将以上的事告诉了他，很可能胡风的交代写得巧妙，1955年周而复幸免遭受株连。
不料，三年后再起风波。1959年夏天，周而复调动工作去北京时，约我去华山路枕流公寓家中聚谈，他闷闷不乐地谈起有人在背后作祟，想整他。所以，在他率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期间，陈毅副总理提名调他去北京工作。
事后，杜宣告诉我说，1959年春天，好事之徒向市委负责人递送检举材料，揭发周而复同胡风关系密切，而他作为市文艺部门负责人，自反胡风运动以来，没有揭发过胡风，也没有发表过批判胡风的文章；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思想右倾，千方百计在庇护傅雷等等，市委负责人看了材料后指示，待周而复回沪后“补课”。有关部门做了批判周而复的准备。陈同生得知此事后，向陪同外宾来沪的陈毅副总理汇报。陈毅同志听后，对此举不以为然，回京后向周总理提议将周而复调到对外文委工作，保护了周而复。
再说《白求恩大夫》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5月第一次印行的。胡风给周而复的这封信日期大约在1951年初夏。至今60年了。胡风和周而复两心相印的情谊，让人敬仰。
（作者为原地质部海洋石油局干部，曾任周而复秘书）
责任编辑 沈飞德 周峥嵘
注释：
① 指拙著《周而复传》（尚未出版）。
② 胡风《文稿三篇》，《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
附录：胡风写给周而复的信
而复兄：
《白求恩》，读过了。材料太好了，有许多可以使人感动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不是你自己和他有过接触，就是从和他接近过的人得到这些材料的。
这里面许多人和事是真的，我以为写法应如此，因为这原是为的写一个真的人。想象当然要少受限制，但是，想象作用还是重要的，平常我们对周围的日常生活的认识都要想象作用，何况写一个作品。想象作用是，把握住对象底内的关系和它底真实内容底深度，从这抓出它底最特征的表现来。在《察里津》里面，斯大林对于列宁底乐观主义的精神的赞美心情那一段，就是最好的例子。你所写的白大夫死前的那一段心理，也不是得力于想象么?当然，太深入的精神叙述是不容易的，但对于具体的表情、行动、言语，总要先把握住整个的境界和人物心理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才能够抓着最特征的东西，使整个人物发光，使整个环境跃动的东西。《察里津》对于真的人，就大半只能写从外面看到表情、行动、言语等，但那些都是由作者竭力取自整个的把握里面的，所以有了真实感。
但这首先得碰到一个问题：作者得建立对于内容的思想态度。白求恩，坚强的战士，真诚的科学者，坚强的性格，然而却一定是有着像你对他最后的回忆所说的幸与不幸的经历，但他到了艰苦□□□（原文磨损）的中国人民里面，向前的战斗和落后的压力（生活态度上的落后压力）中间，“孤闷一点”地战斗着。应该这样来理解这样一个活的人，来理解他“生平最有意义最愉快的时日”底复杂的内容和活的过程，才会捉出最活的特征，也就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不致仅仅把他底战士的性格和科学者的性格抽象化，因而是不够更有力的了。写这个人，应当当作一个沉重的负担来对待的。那一封遗书（当然是真的），我以为是理解这个人的钥匙，那里面有活人底坚决，活人底乐观，活人底怀恋，活人底人间味……但你所写的和这一对照，你底白求恩就过于单纯了。随便举几个例子：
一、确如你自己所说，周围的人物没有一个写好。但是，把不住周围的人物就无法写出主要的人物的。人物总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底创作要求上，不能有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二、白求恩底那些政治性的话，不是采自实录还是想象的？如系实录，就要选择，而且最主要的，要把握他说话的心情和处境。如系想象，就更不必说了。写这个人，应该是为了对于教条主义（当然，还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的强烈的攻击，但你反而对教条主义做了一些让步。关于这，从《察里津》可以取得教训的。这一点太重要了。
三、你用了一些设计来说出白求恩底伟大感人处。这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徐连长行前痛哭的一段。如果把握住了真实情势，对于他底哭的几个问话是不会有的（这，要写起来就长了，但我想你会明白我底意思）。在这里，你把真的东西写成假的了。
我说了我想说的，目的是想你把握住整个题材，成功地写出来。这对于思想改造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真正地纪念白求恩。——当然，现在这稿子，也未始不可以发表，然而，太可惜了。至于我底意见，不过供你参考而已，不一定对的。
匆匆祝健
上世纪50年代，胡风致信周而复，对《白求恩大夫》的批评，可谓践行鲁迅期望的典型。
周而复对这封信十分珍惜，在反胡风运动中打了埋伏，得以保存。1992年初，周而复整理旧物时，在一本线装书的卷筒页中意外地发现一封裁去落款的信，从笔迹和内容认辨出这是37年前为逃避厄运而剪裁的胡风对《白求恩大夫》的修改意见。周而复当即将胡风的手迹送给胡风女儿晓风珍藏。
2001年5月，周而复应邀来沪出席沈尹默纪念会，5月9日约王元化、艾明之、李子云、赖少其夫人曾菲和我，以及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在衡山饭店相聚小饮，席间我同周老谈起收集在《周而复研究文集》中的《胡风致周而复》，他笑着说：“你虽则原先没有见过那封信，但当时的情形你在‘书稿’①中大致上已写到了。”待王元化等告辞后，周老同我谈了有关这封“信”的一些细节。
诤友胡风为《白求恩大夫》提意见
《白求恩大夫》是1946年周而复在香港创作的，1948年7月在香港《小说》月刊上连载，1949年2月由华夏书店初版单行本。1951年4月，冯雪峰去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邀约将《白求恩大夫》重印行。于是，周而复将初版《白求恩大夫》寄给胡风，征求修改意见。
胡风读了《白求恩大夫》后，满腔热情地给作者回信。首先肯定作品“材料太好了。有许多可以使人感动的地方”。然后阐述自己的创作观点，并以阿·托尔斯泰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与《白求恩大夫》比较，具体剖析《保卫察里津》的长处，仔细分析《白求恩大夫》的不足。为让朋友“把握住整个题材成功地写出来”，坦诚地“说了我想说的”。
周而复综合了胡风等朋友的意见，重温《保卫察里津》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名著后，像园艺师对果树整枝修叶似的，对初版《白求恩大夫》中真人真事的素材进行提炼，将作品的章节、人物的设定作了调整，把初版13章压缩为11章，删去了一些“跑龙套”人物，注重对主要人物性格与环境的刻划，使作品的结构更紧凑完整，人物形象更丰富。《白求恩大夫》被誉为红色经典之一，拍成电影，并被译成日文、俄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我们细读《白求恩大夫》的初版和修订后再版本，可以看到作者对作品精益求精的态度，还依稀看出参照胡风意见修改的印迹。
胡风和周而复的默契不是偶然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周而复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田间等写诗作文编刊物。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著名论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就是在周而复担任执行编委的《文学丛报》上发表的。1936年10月，筹办鲁迅丧事时，他们俩首次照面。1938年周而复到延安后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开荒篇》，就是寄给武汉《七月》杂志主编胡风的。1944年，周而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编《群众》杂志，抗战胜利后参加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采访活动，回上海中共办事处时，均与胡风有接触。1948年，胡风到香港，曾住在周而复租的一组公寓里。1949年春天，又是潘汉年与周而复商定，由杜宣带领胡风乘中央情报部的贸易船到解放区的。
上海解放后，周而复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时，同胡风交往更多了。所以，周而复给他寄作品，征询意见，胡风热忱回复。
周而复裁信避祸 胡风狱中巧护友
可是，这在多事之秋的日子里是不可张扬的。
1955年4月，由郑振铎为团长、周而复为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回到北京，神州大地正刮起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暴风骤雨。周扬传达国务院指示，中国政府接受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中国文化代表团原班人马，6月份去印尼访问。团长仍由郑振铎担任；周而复因上海市委有新任命，等他到职，改由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担任副团长。周而复于5月上旬到上海，他向市委领导汇报出访情况后，稍事休息，正准备到市府文艺办公室上班时，忽然又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和文化部通知，要他速去北京，继续担任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筹备出访事宜。当时周而复应外交部龚澎邀约，在家里给《人民日报》赶写出访印度的散文。我将文化部发来的电报和市委办公的电话记录送他看时，他愕住了，怎么回事？经打电话向文化部询问才知道情由。
事情突然变更的原因是，《人民日报》公布由毛泽东写编者按的《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中，胡风于1949年5月30日致路翎的信上提到，有事经南京可找文化局的白丁。“白丁”是徐平羽的笔名。因此，平羽受胡风案株连，免去出访职务。周而复获悉徐平羽的遭遇，不寒而栗。他回想自己同胡风的交往，初期因鲁迅对胡风很器重，自己也对胡风很敬佩；后来在重庆，亲耳听到周恩来副主席说，胡风政治上可以信赖的，对他的文艺观点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要多做工作。现在胡风怎么成了反革命集团头目了？不免惊恐。于是把胡风关于《白求恩大夫》的来信找出来，将落款——胡风的签名、日期裁去，藏进一本线装书卷筒页中，以免惹祸。
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风在狱中全面交代接触过的人和事时，涉及同周而复的关系，也写得很巧妙。胡风写道：1948年12月到香港，“找到周而复的住处，他开门看见我，淡淡地‘呵’了一声，让我进去了。日本投降后他从延安出来在重庆（周系1944年从延安到重庆的——引者注），在上海对我都是热情的。现在的态度在我脑子里掠过了一个想法，这大约是我拒绝了批评的报应”。胡风虽则无可回避的写到在那里“住了二十来天”。但“周是不搞理论的，同他没有什么可谈”。②胡风的交代，使周而复免遭追究。至于周而复的短篇小说《开荒篇》在《七月》发表，并由胡风推荐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译成英文，改名为《他们打仗我们开荒》，在对外宣传的英文刊物上发表一事，胡风没有张扬，周而复也不知道，直到1980年胡风平反后回北京，周而复去医院看望时，胡风才将以上的事告诉了他，很可能胡风的交代写得巧妙，1955年周而复幸免遭受株连。
不料，三年后再起风波。1959年夏天，周而复调动工作去北京时，约我去华山路枕流公寓家中聚谈，他闷闷不乐地谈起有人在背后作祟，想整他。所以，在他率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期间，陈毅副总理提名调他去北京工作。
事后，杜宣告诉我说，1959年春天，好事之徒向市委负责人递送检举材料，揭发周而复同胡风关系密切，而他作为市文艺部门负责人，自反胡风运动以来，没有揭发过胡风，也没有发表过批判胡风的文章；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思想右倾，千方百计在庇护傅雷等等，市委负责人看了材料后指示，待周而复回沪后“补课”。有关部门做了批判周而复的准备。陈同生得知此事后，向陪同外宾来沪的陈毅副总理汇报。陈毅同志听后，对此举不以为然，回京后向周总理提议将周而复调到对外文委工作，保护了周而复。
再说《白求恩大夫》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3年5月第一次印行的。胡风给周而复的这封信日期大约在1951年初夏。至今60年了。胡风和周而复两心相印的情谊，让人敬仰。
（作者为原地质部海洋石油局干部，曾任周而复秘书）
责任编辑 沈飞德 周峥嵘
注释：
① 指拙著《周而复传》（尚未出版）。
② 胡风《文稿三篇》，《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二期。
附录：胡风写给周而复的信
而复兄：
《白求恩》，读过了。材料太好了，有许多可以使人感动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不是你自己和他有过接触，就是从和他接近过的人得到这些材料的。
这里面许多人和事是真的，我以为写法应如此，因为这原是为的写一个真的人。想象当然要少受限制，但是，想象作用还是重要的，平常我们对周围的日常生活的认识都要想象作用，何况写一个作品。想象作用是，把握住对象底内的关系和它底真实内容底深度，从这抓出它底最特征的表现来。在《察里津》里面，斯大林对于列宁底乐观主义的精神的赞美心情那一段，就是最好的例子。你所写的白大夫死前的那一段心理，也不是得力于想象么?当然，太深入的精神叙述是不容易的，但对于具体的表情、行动、言语，总要先把握住整个的境界和人物心理间的相互关联，然后才能够抓着最特征的东西，使整个人物发光，使整个环境跃动的东西。《察里津》对于真的人，就大半只能写从外面看到表情、行动、言语等，但那些都是由作者竭力取自整个的把握里面的，所以有了真实感。
但这首先得碰到一个问题：作者得建立对于内容的思想态度。白求恩，坚强的战士，真诚的科学者，坚强的性格，然而却一定是有着像你对他最后的回忆所说的幸与不幸的经历，但他到了艰苦□□□（原文磨损）的中国人民里面，向前的战斗和落后的压力（生活态度上的落后压力）中间，“孤闷一点”地战斗着。应该这样来理解这样一个活的人，来理解他“生平最有意义最愉快的时日”底复杂的内容和活的过程，才会捉出最活的特征，也就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东西，不致仅仅把他底战士的性格和科学者的性格抽象化，因而是不够更有力的了。写这个人，应当当作一个沉重的负担来对待的。那一封遗书（当然是真的），我以为是理解这个人的钥匙，那里面有活人底坚决，活人底乐观，活人底怀恋，活人底人间味……但你所写的和这一对照，你底白求恩就过于单纯了。随便举几个例子：
一、确如你自己所说，周围的人物没有一个写好。但是，把不住周围的人物就无法写出主要的人物的。人物总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底创作要求上，不能有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二、白求恩底那些政治性的话，不是采自实录还是想象的？如系实录，就要选择，而且最主要的，要把握他说话的心情和处境。如系想象，就更不必说了。写这个人，应该是为了对于教条主义（当然，还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的强烈的攻击，但你反而对教条主义做了一些让步。关于这，从《察里津》可以取得教训的。这一点太重要了。
三、你用了一些设计来说出白求恩底伟大感人处。这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徐连长行前痛哭的一段。如果把握住了真实情势，对于他底哭的几个问话是不会有的（这，要写起来就长了，但我想你会明白我底意思）。在这里，你把真的东西写成假的了。
我说了我想说的，目的是想你把握住整个题材，成功地写出来。这对于思想改造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真正地纪念白求恩。——当然，现在这稿子，也未始不可以发表，然而，太可惜了。至于我底意见，不过供你参考而已，不一定对的。
匆匆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