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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界定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与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三大支撑点、五大困境及付出的成本，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赶超战略、发展观念的束缚、发展阶段的束缚、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路径依赖、财税激励机制的偏差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提出低代价发展方向、收入分配改革、厘清政府边界、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全面改革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经济模式；发展方式；高碳经济；低代价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基本概念
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方面。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般说是指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是关于结构变革的概念。需求结构是指通过扩大内需来调整出口、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收入结构（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份额）的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财税收支结构的调整；成本结构，通过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降低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代价；产业结构，以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为基础，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合理化，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本文主要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与问题出发，对中国模式利弊及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其他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
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分析与突出问题
1978年12月18日的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了中国现代化高飞猛进的时代。
（一）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
2011年底，中国世界排行总量第2位，人均收入达到5432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人均GD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9%，2002年时为10.7%。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直位居前列，超过20%。1978年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011年达到了51.3%，33年增长了33个百分点，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比率在增长。每年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取得如此大的突破，年均增长保持接近10%，其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受到广泛地关注。笔者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同时面临着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与国际化的过程。
首先，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目前全球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接近60%，工业发达国家该比重均占到75%以上，北京在全国所有省级机构中第三产业占GDP比例是最高的，为75.7%，全国整体比例为43.1%。处于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中期时代，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农业占GDP的比重仍接近60%，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其农业占GDP的比例不足0.7%，农业就业人口不足1%，但这样的比例支持了美国3亿多人口的农业支持，同时还有大量的粮食出口。所以美国自然灾害对世界粮价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表明美国在粮食方面对世界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农业近年来也有重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比重20%～30%，2011年为10.1%。一般认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3%是完成现代化的标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仅占43.7%，全球服务业平均水平已经超过60%。
第二，中国同时处在一个向信息化时代迈进的时代，也存在大量发展空间。
第三，中国仍处在市场化继续深入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时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最著名的是“三论”，一是“猫论”，二是“摸论”，三是“不争论”，这三论是很务实的理论。特别是“摸论”，在改革初期，方向不够明确，提出了“边摸边干”的理论。经过实践与摸索，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理论。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发展至今也近20年。吴敬琏先生的提法是“半统治、半市场”社会，欧洲、美国至今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虽存在一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因素，但从一定意义上在说中国确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与原理在中国未能得到很好地体现，如市场经济的基础与主体是民有经济，国企的作用在于一些特殊的社会职能及时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与国家战略的事情，至今仍未达成广泛的共识。现在有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发展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发展集体经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但十六大、十七大仍提出这样的两个“毫不动摇”。国有企业把所有的资源、管道、通道都占满，民有经济很难发展起来。2005年提出36条，后提出新36条，2012年7月14日又提出了新“三十六条”实施细则。笔者认为没有重大突破。这种严格的定位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定位与比例的严格控制。如果能定位好，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市场体制的健全与完善，中国经济仍将有一个重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中国处在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外贸方面还将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以韩国为例，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均受益，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家，而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贸易额早就超过千亿，中国的辽宁、山东，包括北京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韩国自身的发展，1992年韩国人均收入3000多美元，而现在已接近2万多美元。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及非洲国家的贸易仍有巨大空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仍有很大的推进。 因此，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这“四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从中长期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有前景，因为城市化仍在快速推进。目前1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还要维系15年左右。即到2025年左右中国才有可能大体完成城市化，只有中国城市人口达到65%时，城市化的高飞猛进发展才会告一段落。城市化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农村居民转到城市来，城市需提供基础设施、水电能源、学校、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一系列与城市生活有关的服务，这些都能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胡温十年的新举措
中国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02年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六名，“十一五”是第五，现在超过了法、英、德、日，逼近美国，跃居世界第二。
首先，胡温十年提出了很多新的发展理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观”等与人民群众的朴素价值还是十分吻合的。
第二，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由独任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阳光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开始破题，初步推进。“三公”经费的公开虽然也只是点滴进步，但毕竟往前迈进了一些。
第三，胡温十年刚好是“入世”的黄金十年，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2001年中国只有60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而2011年达到30008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外汇储备达到3万多亿美元，外贸成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四，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过去中国政府是“万能”政府，没有“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向社会放权，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大，虽然目前还处在一定的过程中，但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民社会建设的雏形已经初具，公民意识的觉醒已经实现，公民意识是宪政最基本的一个要素，有了公民，才有纳税、有限政府、第三部门、预算审查、NGO等一系列与宪政有关的内容。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是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只有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是完善的，才能保证利益协调机制的工作，社会才能走向和谐。这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发展不均衡，有些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非常健全，但有些群体却没有利益表达途径，经常被他人所代替。如中国的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就非常有限，致使其成为中国的弱势群体。
第五，城市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从过去的17.9%到现在的51.3%，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进程，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其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与文明程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是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六，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增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地位足以与美国抗衡，影响力与日继增，也要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所以中国在国际上如何适应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如何适应中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讲原则、讲规矩都将是面临的新问题。更要有国际的境界与国际的视野，考虑多国利益的平衡、双赢与多赢的问题。要代表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利益，才能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使各国把我国当成领袖级的国家。
（三）突出问题：高碳经济
中国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长期的高增长以牺牲劳动者的权益为代价。2011年中国经济省份排名，第一名是广东5.1万亿元，第二名是江苏4.8万亿元，第三位山东，第四是浙江，各省均超过了4万亿元。但高速发展的代价是低人权，广东珠三角一带长期低工资工作，超剩余价值生产，利润率很低，中国制造业在全世界的出口只有3%～5%，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较大的问题。短期维持的“高增长、低人权”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的发展无法长期维系。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是“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
第一，我国的能源消费人均占有量低。中国的能源状况是贫油少气富煤。油气资源贫乏，煤炭资源丰富。中国除煤炭人均资源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之外，其他重要矿产资源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储量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
第二，能源消费人均占有量低的前提下，能源利用率也较低。中国30年的高度增长对于人员与能源的高度依赖是最突出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即能源的绩效非常低，人员创造每万元的所消耗的能源非常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倍～3倍。2011年中国生产了7.3亿吨粗钢，但同时自耗比例占到44%，水泥的消耗占全世界总量的53%，而创造的GDP只占全球的10%。一方面说明我们具有巨大的潜力，同时这方面的浪费又非常惊人。中国是近年来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些增长依赖于能源与原材料的过度消耗。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需要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2010年巴西淡水河全年利润173亿美元，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净利14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均创下各自的历史新高。2010年中钢协统计的77家大中型钢企仅实现净利897亿元人民币，只有130多亿美元，为三大矿业巨头利润之和的1/4多一点。国内钢厂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2.91%，远低于全国工业6.2%的平均水平。而淡水河谷2011年4季度的经营利润率高达48%。近年来铁矿石价格猛涨与中国钢铁生产的需求量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工业是重化工业带动的模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运行特征。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在世界上59个主要国家中，中国的资源绩效仅为倒数第5位。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这种低效率被认为是把中国推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估算，2001—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2.28%，总量从27亿吨提高到70亿吨，其累计排放量为415亿吨。 第三，“世界工厂”缺乏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中国制造辅天盖地，但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没有影响的品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与技术。笔者认为，34年的发展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而非模仿主义，通过消化吸收，制定赶超战略，大战快上，唯GDP论，以通过土地财政、国有企业对经济的主导，并实现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管制，同时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间的互利合作，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与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追赶者，实际上中国在短期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和高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号称“世界工厂”，但缺乏有影响力品牌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出口商品和劳务已经在2009跃居世界第一，但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华的投资企业提供的。由于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中国制造”出口所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而这又是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实现的。
中国经济 32年高速增长，虽然解决了10多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渡依赖，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自身跃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的国家，也使中国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染污。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过度依赖，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并已走到尽头。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对人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正以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面对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的挑战。例如土地资源大规模的严重退化、水生态环境恶化、草原退化以及严重的生态赤字的扩大。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威胁，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有必要对中国粗放型高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一下分析。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①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或者说三大支柱核心是政府主导的共和经济，通过制定赶超战略与加速发展战略，“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结合，采取动员式的经济增长，政府的公司主义，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潜力与动力会被扼杀，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一）三大支撑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大支撑其核心是：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通过制定赶超战略和加速发展战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结合，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增长，政府“公司主义”的推动作用，包括地方政府相互间的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存在的问题是，市场潜力和发展动力在相当程度被扼杀。
1.政府公司主义
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 由于政府“有形之手”缺乏规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房屋拆迁和工程项目为甚。在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驱使下，出现了上访现象以及作为应对的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产业”。目前影响中国稳定的三个主要矛盾：一是农村的土地争议，二是城市的房屋拆迁，三是工程项目缺乏民意，以短期GDP数据换取了长期的环境污染或损失，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存在的主要弊端是：
第一，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本应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而现在政府充当了这个角色，这样出现了很多混乱。
第二，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社会保障、就业等。提供好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等。而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恰恰与此偏离。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挖空心思“傍”央企大款以保证15%的年增长率。
第三，削弱了改革力度。现代国家一般涵盖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市场制度、公共政策、多元文化。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是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应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较好的法律制度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政党与个人，应该在宪法与法律的允许下活动；好的政治环境体现在主权在民，其政策得到公民广泛地拥护，公民有广泛的渠道来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才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第四，导致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中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上不去主要靠投资，之前是靠外贸，随着世界经济出现的危机与萧条，中国的外贸比前两年大幅下降。在此情况下，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即通过居民的消费来拉动经济，这是长远的持久的经济发展来源，但目前中国的内需出现了问题，影响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消费始终难以提升。
2.二元经济结构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大支柱。1950年代人为地将社会划分为城乡两个结构，这个制度恰好破解了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发展之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元经济结构为中国工业化、市场化长期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二是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如4000多万“留守儿童”的问题。再如土地财政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就业、解决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因，但土地没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实际上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创造了财富，各级政府拿走了90%～95%的利润，农民只拿到5%～10%的利润。30多年，各级政府从土地的出售上获利30万亿元。2010年各级政府卖地就卖了19.34万亿。还有一部分是拿到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拿走了利润。 现有的户籍制度存在对农村居民歧视的重要缺陷。这样的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目前还存在户籍改革滞后、土地财政、失地农民（被上楼、被进城，与享受各种福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有相当的差距）等问题。说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有折扣的，约有14%共涉及1亿居民与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有差距，且目前城市化的指标是以常住人口数作为计算标准的。如北京人口是2018万，但真正有北京户籍的1300多万，有700多万约1/3是在北京居住满半年以上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人口，他们享受的福利与北京市居民有差别，影响到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
3.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格局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支柱之一。由于过渡依赖这种“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 ，即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税收，解决了中国劳动就业问题。但污染很严重，使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在中国的加速发展，六大产业是高耗能产业的代表，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到今天，按吴敬琏教授的说法，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状态。贫富差距、公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所表现出的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主义的高度结合）特征、腐败频发，中国经济能够在30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二）五大困境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存在有五大困境。
第一，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从1996年开始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至今仍未实现根本转变，即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仍未改变。
第二，创新不足困境。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对品牌的尊重与保护，教育如何培养大师级人物，让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要素。中国没有产权意识，盗版对产权人来说是最大的打击，专利技术的保护会扼杀了创新的动力，应该鼓励不同声音出现。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严重扼杀了创新性。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允许失败。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迈进，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乏力的困境。公权力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运行，有严格地监督。美国总统小布什说人类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把领袖关进笼子里”的过程，即把公权力关进笼子，我就是在笼子里和你们说话。这是美国制度有生命力的一个体现。笼子的设计有五大铁栏杆：新闻自由、普选、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等。五大铁栏杆有一定的硬度，难以钻缝，这就是美国制度的特色，其制度的设计与创新。我们也认识到对权力的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的腐败，实践证明，只有体制内的监督，如政协、人大、各级政府的监督，但不能起到很有意义的作用。我们仍处在腐败的高发期。公民素质不高，仍停留在封建专制观念中。一定要注意制度设计，制度设计与规划一样，“好人绝对不可能犯错误，坏人想犯错误也犯不了”。1954年颁布了宪法，在公民权力方面赋予很多权利，但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尊重常识，尊重宪法与尊重人类的普遍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好的制度是能够充分发挥潜能的制度。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困境。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在全球的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存在四大差距：一是城乡差距1：6（官方统计数字是1：3，但普遍认为是1：6）。其他国家同期水平一般是1：2或1：1.5。二是地区差距发达程度相差1～8倍，县一级相差十几倍；三是行业差距，最大门类为5倍之多，2级门类相差约10倍，3级门类最高相差47倍；四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般国家认为应该20%的人收入应占到80%比例。而在中国，1%的富人收入占比50%以上。
第五，环境恶化的困境 。环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生态伦理提出建设一个“天人合一、生态和谐”的理论，但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事情助长了环境的恶化。
（三）付出的成本
第一，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最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理念。但当今社会公平与正义受到了扭曲，一直没有得到彰显。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无序，政府公信力下降。
第二，环境污染。
第三，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公共政策制定一直存在问题，应该听不同的声音，要有长期的评估，有时短期评估是短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反复博弈，不断地证明，长期、短期的利益均需考虑，当然这里需要一个公允的评估机制、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好的机制来约束。如计划生育就需要调整。
第四，巨额行政成本开支。在政府支出上的花费占GDP的25%，13万亿用于各级政府开支，其他国家一般只10%。中国巨额行政成本与整个制度的设计、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改革不到位密切关联。如果没有体制的改革，中国的行政成本仍会居高不下。
第五，居高不下的腐败。
第六，环保敏感期。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在中国成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2012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与环境问题有重要关系。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
（四）向何处去
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有两条，一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则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道路前行，使权贵资本主义特征更加显著。笔者认为，正确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严格限制政府行为，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国有企业必须严格界定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和地位，只是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以及实行国家特殊职能的手段。 四、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经“十五”、“十一五”时期，每次的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把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作为五年工作的主线或重中之重。十五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任重道远。笔者认为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赶超战略；二是观念制约；三是发展阶段制约；四是体制机制制约；五是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六是路径依赖。新的五年，中央不得不再次重申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赶超战略的影响
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1950年代以来，一直提倡赶超英美，苏联超过美国，中国人超过俄国，当时为自己制定了15年目标，主要是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达到英国人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后来大炼油钢铁、大跃进带来了民族的灾难、生态的恶化等很多问题。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消失，长期的弱国就是要赶超，迅速地实现快速增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几百年的道路。因此模仿与复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二）发展观念的束缚
发展更多集中在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为了实现快速增长，不惜消耗资源、损害环境。“快”是放在第一位，带来问题较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都是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快”为核心，在追求“快”的同时必然忽视或忽略质量的提高和效益的改善。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把“好”字放在“快”的前面，突出了“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发展阶段的制约
理论与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不同。改革开放初期要向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迈进，没有基础是不现实的，发展经济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外延的（又称粗放式），二是内涵的（又称集约式）。外延、粗放的方式是指重视投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实现经济发展；所谓内涵、集约的方式是指重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重视科学技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来发展经济。
（四）体制机制上的原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难；经济结构调整难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难。体制根源，在于经济体制尚未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根本转变。在经济生活的不少领域，计划体制的力量仍很强大，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宏观调控中，有时计划体制还得到固化和强化，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如财税体制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由这些体制、机制催生的：如高增长获得高支持等。
（五）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
“唯GDP论”、“唯高速论”，已成为官员升降的玉律。因此，为了保GDP的增长速度，再大再多的投资都在所不惜。比赛GDP的背后是比赛投资规模和速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并以科学指标加以公示。应该开展投资效果的比赛，把投资效果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指标，定期公布，受社会监督。
（六）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走出去非常困难。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是长时期内存在的，其运行惯性十分强大。如过去4万亿的刺激政策产生寻租，但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极大，推动地方投资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模式来替代。
（七）财税激励机制有偏差
目前我国的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制，即产值大税收多。经济收入方面的考虑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的增长，要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产业，而不是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去规划、去发展产业。
五、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说，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石化资源为基础、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即“A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即“B模式”进行转变，拯救地球，延续人类的文明。中国经济发展由“A模式”向“B模式”转变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低代价发展方向
由传统的高代价发展向科学的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低代价发展，是指在发展实践中，沿着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以及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一种发展。低碳发展是一种典型的低代价发展思路。要从完善经济体制做起，经济体制的突破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最新数据显示这十年中经济年均增长10.7%。但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萎缩、下行且风险较大。下滑速度较快、外贸急剧下降，内需上不去，靠投资拉动，老一套的办法不行。十八大之后如果能有突破，将会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推进民有经济发展。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大力推进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定位，要有严格的制度与措施来推动民有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地方对民有经济采取打压的做法令人担忧。浙江省民有经济95%以上，而因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好，民营企业主“外逃”现象十分严重。“外逃”的同时把资本也带走了。浙江是我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但做实体的企业均要转型，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二）收入分配改革要有突破
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做文章会有很大的潜力与前景。可以推动内需，缓和社会矛盾，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保障、公共财政、推动公共福利的均等化都对缓和社会矛盾、扩大内需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发挥政府在一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调整结构谋求收入分配平衡，推进“三次分配体系”建立。 （三）厘清政府边界
市场的两只手、三只手、道德的调解的作用不能高估，用法制的工具作为基本平台，道德调解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缺乏道德调解，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定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过度地干预市场，导致市场秩序的破坏，让市场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厘清政府边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方式的转变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介入。以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市场监管意味着健全法制，每个行业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当然也是有一定缺陷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是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亦即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 政府改革，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四）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取重点扶持，其次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扶持节能环保 、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生物种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北京目前文化产业获得了新发展，较“十一五”期间来说，增长了1.5倍，每年增长速度近乎30%，到2011年年底，文化产业九大分支均有了增长。北京的文化产业是服务于全国的，文化中心有文化作为支持，意义重大。文化产业对能耗的损耗较低。
（五）推进全面改革
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同时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实施“走出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企、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等。由于体制原因，导致没有外力可以强力的制衡、约束政府，迫使中国政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所以，不进行体制性的根本改革，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调整经济结构，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经济体制改革要重点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健全和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政治改革方面，要完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让宪法精神落到实处、扩大公民积极参与、党政分开、加强新闻监督与维护司法公正等。
注释：
① “北京共识”直接挑战了“华盛顿共识”，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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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南）
关键词：经济模式；发展方式；高碳经济；低代价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基本概念
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方面。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般说是指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从低级经济结构到高级、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是关于结构变革的概念。需求结构是指通过扩大内需来调整出口、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收入结构（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份额）的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财税收支结构的调整；成本结构，通过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降低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代价；产业结构，以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为基础，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合理化，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本文主要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与问题出发，对中国模式利弊及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其他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
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分析与突出问题
1978年12月18日的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了中国现代化高飞猛进的时代。
（一）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
2011年底，中国世界排行总量第2位，人均收入达到5432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人均GDP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9%，2002年时为10.7%。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直位居前列，超过20%。1978年时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011年达到了51.3%，33年增长了33个百分点，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比率在增长。每年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的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取得如此大的突破，年均增长保持接近10%，其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受到广泛地关注。笔者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同时面临着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与国际化的过程。
首先，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目前全球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接近60%，工业发达国家该比重均占到75%以上，北京在全国所有省级机构中第三产业占GDP比例是最高的，为75.7%，全国整体比例为43.1%。处于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中期时代，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农业占GDP的比重仍接近60%，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其农业占GDP的比例不足0.7%，农业就业人口不足1%，但这样的比例支持了美国3亿多人口的农业支持，同时还有大量的粮食出口。所以美国自然灾害对世界粮价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表明美国在粮食方面对世界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农业近年来也有重大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比重20%～30%，2011年为10.1%。一般认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3%是完成现代化的标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仅占43.7%，全球服务业平均水平已经超过60%。
第二，中国同时处在一个向信息化时代迈进的时代，也存在大量发展空间。
第三，中国仍处在市场化继续深入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时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最著名的是“三论”，一是“猫论”，二是“摸论”，三是“不争论”，这三论是很务实的理论。特别是“摸论”，在改革初期，方向不够明确，提出了“边摸边干”的理论。经过实践与摸索，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理论。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发展至今也近20年。吴敬琏先生的提法是“半统治、半市场”社会，欧洲、美国至今仍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虽存在一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因素，但从一定意义上在说中国确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与原理在中国未能得到很好地体现，如市场经济的基础与主体是民有经济，国企的作用在于一些特殊的社会职能及时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与国家战略的事情，至今仍未达成广泛的共识。现在有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发展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发展集体经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但十六大、十七大仍提出这样的两个“毫不动摇”。国有企业把所有的资源、管道、通道都占满，民有经济很难发展起来。2005年提出36条，后提出新36条，2012年7月14日又提出了新“三十六条”实施细则。笔者认为没有重大突破。这种严格的定位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定位与比例的严格控制。如果能定位好，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市场体制的健全与完善，中国经济仍将有一个重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中国处在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中。在外贸方面还将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以韩国为例，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均受益，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家，而韩国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贸易额早就超过千亿，中国的辽宁、山东，包括北京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韩国自身的发展，1992年韩国人均收入3000多美元，而现在已接近2万多美元。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及非洲国家的贸易仍有巨大空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仍有很大的推进。 因此，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这“四化”的快速推进时期，从中长期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有前景，因为城市化仍在快速推进。目前1年1个百分点的增长还要维系15年左右。即到2025年左右中国才有可能大体完成城市化，只有中国城市人口达到65%时，城市化的高飞猛进发展才会告一段落。城市化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农村居民转到城市来，城市需提供基础设施、水电能源、学校、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一系列与城市生活有关的服务，这些都能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胡温十年的新举措
中国经济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02年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六名，“十一五”是第五，现在超过了法、英、德、日，逼近美国，跃居世界第二。
首先，胡温十年提出了很多新的发展理念，如“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观”等与人民群众的朴素价值还是十分吻合的。
第二，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由独任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阳光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开始破题，初步推进。“三公”经费的公开虽然也只是点滴进步，但毕竟往前迈进了一些。
第三，胡温十年刚好是“入世”的黄金十年，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受益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2001年中国只有60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而2011年达到30008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外汇储备达到3万多亿美元，外贸成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四，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过去中国政府是“万能”政府，没有“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向社会放权，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大，虽然目前还处在一定的过程中，但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公民社会建设的雏形已经初具，公民意识的觉醒已经实现，公民意识是宪政最基本的一个要素，有了公民，才有纳税、有限政府、第三部门、预算审查、NGO等一系列与宪政有关的内容。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是有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只有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是完善的，才能保证利益协调机制的工作，社会才能走向和谐。这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发展不均衡，有些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非常健全，但有些群体却没有利益表达途径，经常被他人所代替。如中国的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就非常有限，致使其成为中国的弱势群体。
第五，城市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从过去的17.9%到现在的51.3%，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进程，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其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与文明程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是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六，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增强。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地位足以与美国抗衡，影响力与日继增，也要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所以中国在国际上如何适应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如何适应中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讲原则、讲规矩都将是面临的新问题。更要有国际的境界与国际的视野，考虑多国利益的平衡、双赢与多赢的问题。要代表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利益，才能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使各国把我国当成领袖级的国家。
（三）突出问题：高碳经济
中国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长期的高增长以牺牲劳动者的权益为代价。2011年中国经济省份排名，第一名是广东5.1万亿元，第二名是江苏4.8万亿元，第三位山东，第四是浙江，各省均超过了4万亿元。但高速发展的代价是低人权，广东珠三角一带长期低工资工作，超剩余价值生产，利润率很低，中国制造业在全世界的出口只有3%～5%，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较大的问题。短期维持的“高增长、低人权”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的发展无法长期维系。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是“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
第一，我国的能源消费人均占有量低。中国的能源状况是贫油少气富煤。油气资源贫乏，煤炭资源丰富。中国除煤炭人均资源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之外，其他重要矿产资源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储量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
第二，能源消费人均占有量低的前提下，能源利用率也较低。中国30年的高度增长对于人员与能源的高度依赖是最突出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即能源的绩效非常低，人员创造每万元的所消耗的能源非常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倍～3倍。2011年中国生产了7.3亿吨粗钢，但同时自耗比例占到44%，水泥的消耗占全世界总量的53%，而创造的GDP只占全球的10%。一方面说明我们具有巨大的潜力，同时这方面的浪费又非常惊人。中国是近年来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些增长依赖于能源与原材料的过度消耗。目前能源消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需要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2010年巴西淡水河全年利润173亿美元，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净利14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均创下各自的历史新高。2010年中钢协统计的77家大中型钢企仅实现净利897亿元人民币，只有130多亿美元，为三大矿业巨头利润之和的1/4多一点。国内钢厂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2.91%，远低于全国工业6.2%的平均水平。而淡水河谷2011年4季度的经营利润率高达48%。近年来铁矿石价格猛涨与中国钢铁生产的需求量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工业是重化工业带动的模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运行特征。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在世界上59个主要国家中，中国的资源绩效仅为倒数第5位。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这种低效率被认为是把中国推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估算，2001—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2.28%，总量从27亿吨提高到70亿吨，其累计排放量为415亿吨。 第三，“世界工厂”缺乏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中国制造辅天盖地，但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没有影响的品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与技术。笔者认为，34年的发展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而非模仿主义，通过消化吸收，制定赶超战略，大战快上，唯GDP论，以通过土地财政、国有企业对经济的主导，并实现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管制，同时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间的互利合作，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与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追赶者，实际上中国在短期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和高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号称“世界工厂”，但缺乏有影响力品牌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出口商品和劳务已经在2009跃居世界第一，但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华的投资企业提供的。由于处在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中国制造”出口所获得的利润极其有限，而这又是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实现的。
中国经济 32年高速增长，虽然解决了10多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过渡依赖，以及能源利用绩效过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自身跃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的国家，也使中国相当多的地区面临严重的环境染污。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过度依赖，在世界能源和原材料日益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发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并已走到尽头。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对人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正以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面对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的挑战。例如土地资源大规模的严重退化、水生态环境恶化、草原退化以及严重的生态赤字的扩大。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威胁，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有必要对中国粗放型高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一下分析。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北京共识”，①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撑或者说三大支柱核心是政府主导的共和经济，通过制定赶超战略与加速发展战略，“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结合，采取动员式的经济增长，政府的公司主义，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潜力与动力会被扼杀，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一）三大支撑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大支撑其核心是：政府主导的混合经济，通过制定赶超战略和加速发展战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结合，政府动员式的经济增长，政府“公司主义”的推动作用，包括地方政府相互间的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存在的问题是，市场潜力和发展动力在相当程度被扼杀。
1.政府公司主义
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 由于政府“有形之手”缺乏规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房屋拆迁和工程项目为甚。在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驱使下，出现了上访现象以及作为应对的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产业”。目前影响中国稳定的三个主要矛盾：一是农村的土地争议，二是城市的房屋拆迁，三是工程项目缺乏民意，以短期GDP数据换取了长期的环境污染或损失，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存在的主要弊端是：
第一，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本应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而现在政府充当了这个角色，这样出现了很多混乱。
第二，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社会保障、就业等。提供好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等。而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恰恰与此偏离。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挖空心思“傍”央企大款以保证15%的年增长率。
第三，削弱了改革力度。现代国家一般涵盖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市场制度、公共政策、多元文化。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是指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应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较好的法律制度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政党与个人，应该在宪法与法律的允许下活动；好的政治环境体现在主权在民，其政策得到公民广泛地拥护，公民有广泛的渠道来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才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第四，导致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中国经济发展中，内需上不去主要靠投资，之前是靠外贸，随着世界经济出现的危机与萧条，中国的外贸比前两年大幅下降。在此情况下，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即通过居民的消费来拉动经济，这是长远的持久的经济发展来源，但目前中国的内需出现了问题，影响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消费始终难以提升。
2.二元经济结构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第二大支柱。1950年代人为地将社会划分为城乡两个结构，这个制度恰好破解了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发展之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元经济结构为中国工业化、市场化长期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二是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如4000多万“留守儿童”的问题。再如土地财政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就业、解决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因，但土地没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实际上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创造了财富，各级政府拿走了90%～95%的利润，农民只拿到5%～10%的利润。30多年，各级政府从土地的出售上获利30万亿元。2010年各级政府卖地就卖了19.34万亿。还有一部分是拿到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拿走了利润。 现有的户籍制度存在对农村居民歧视的重要缺陷。这样的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目前还存在户籍改革滞后、土地财政、失地农民（被上楼、被进城，与享受各种福利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有相当的差距）等问题。说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有折扣的，约有14%共涉及1亿居民与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居民有差距，且目前城市化的指标是以常住人口数作为计算标准的。如北京人口是2018万，但真正有北京户籍的1300多万，有700多万约1/3是在北京居住满半年以上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人口，他们享受的福利与北京市居民有差别，影响到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
3.出口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格局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支柱之一。由于过渡依赖这种“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 ，即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税收，解决了中国劳动就业问题。但污染很严重，使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在中国的加速发展，六大产业是高耗能产业的代表，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高碳经济”的典型代表，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到今天，按吴敬琏教授的说法，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状态。贫富差距、公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所表现出的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主义的高度结合）特征、腐败频发，中国经济能够在30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二）五大困境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存在有五大困境。
第一，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从1996年开始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至今仍未实现根本转变，即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仍未改变。
第二，创新不足困境。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对品牌的尊重与保护，教育如何培养大师级人物，让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要素。中国没有产权意识，盗版对产权人来说是最大的打击，专利技术的保护会扼杀了创新的动力，应该鼓励不同声音出现。教育体制高度行政化严重扼杀了创新性。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允许失败。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大国迈进，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乏力的困境。公权力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运行，有严格地监督。美国总统小布什说人类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把领袖关进笼子里”的过程，即把公权力关进笼子，我就是在笼子里和你们说话。这是美国制度有生命力的一个体现。笼子的设计有五大铁栏杆：新闻自由、普选、军队国家化、多党制等。五大铁栏杆有一定的硬度，难以钻缝，这就是美国制度的特色，其制度的设计与创新。我们也认识到对权力的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权力的腐败，实践证明，只有体制内的监督，如政协、人大、各级政府的监督，但不能起到很有意义的作用。我们仍处在腐败的高发期。公民素质不高，仍停留在封建专制观念中。一定要注意制度设计，制度设计与规划一样，“好人绝对不可能犯错误，坏人想犯错误也犯不了”。1954年颁布了宪法，在公民权力方面赋予很多权利，但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尊重常识，尊重宪法与尊重人类的普遍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好的制度是能够充分发挥潜能的制度。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困境。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在全球的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存在四大差距：一是城乡差距1：6（官方统计数字是1：3，但普遍认为是1：6）。其他国家同期水平一般是1：2或1：1.5。二是地区差距发达程度相差1～8倍，县一级相差十几倍；三是行业差距，最大门类为5倍之多，2级门类相差约10倍，3级门类最高相差47倍；四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般国家认为应该20%的人收入应占到80%比例。而在中国，1%的富人收入占比50%以上。
第五，环境恶化的困境 。环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生态伦理提出建设一个“天人合一、生态和谐”的理论，但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事情助长了环境的恶化。
（三）付出的成本
第一，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最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理念。但当今社会公平与正义受到了扭曲，一直没有得到彰显。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无序，政府公信力下降。
第二，环境污染。
第三，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公共政策制定一直存在问题，应该听不同的声音，要有长期的评估，有时短期评估是短视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反复博弈，不断地证明，长期、短期的利益均需考虑，当然这里需要一个公允的评估机制、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好的机制来约束。如计划生育就需要调整。
第四，巨额行政成本开支。在政府支出上的花费占GDP的25%，13万亿用于各级政府开支，其他国家一般只10%。中国巨额行政成本与整个制度的设计、从计划向市场转型改革不到位密切关联。如果没有体制的改革，中国的行政成本仍会居高不下。
第五，居高不下的腐败。
第六，环保敏感期。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全国范围内由环保引发的群体冲突在中国成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2012年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很多与环境问题有重要关系。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
（四）向何处去
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有两条，一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则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道路前行，使权贵资本主义特征更加显著。笔者认为，正确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严格限制政府行为，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国有企业必须严格界定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和地位，只是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以及实行国家特殊职能的手段。 四、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
从“九五”时期开始，历经“十五”、“十一五”时期，每次的五年计划或规划，都把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作为五年工作的主线或重中之重。十五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然任重道远。笔者认为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赶超战略；二是观念制约；三是发展阶段制约；四是体制机制制约；五是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六是路径依赖。新的五年，中央不得不再次重申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赶超战略的影响
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1950年代以来，一直提倡赶超英美，苏联超过美国，中国人超过俄国，当时为自己制定了15年目标，主要是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达到英国人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后来大炼油钢铁、大跃进带来了民族的灾难、生态的恶化等很多问题。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消失，长期的弱国就是要赶超，迅速地实现快速增长，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几百年的道路。因此模仿与复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
（二）发展观念的束缚
发展更多集中在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为了实现快速增长，不惜消耗资源、损害环境。“快”是放在第一位，带来问题较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的追赶型、跨越式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都是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快”为核心，在追求“快”的同时必然忽视或忽略质量的提高和效益的改善。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把“好”字放在“快”的前面，突出了“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发展阶段的制约
理论与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不同。改革开放初期要向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迈进，没有基础是不现实的，发展经济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外延的（又称粗放式），二是内涵的（又称集约式）。外延、粗放的方式是指重视投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实现经济发展；所谓内涵、集约的方式是指重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重视科学技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来发展经济。
（四）体制机制上的原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难；经济结构调整难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难。体制根源，在于经济体制尚未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根本转变。在经济生活的不少领域，计划体制的力量仍很强大，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宏观调控中，有时计划体制还得到固化和强化，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如财税体制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由这些体制、机制催生的：如高增长获得高支持等。
（五）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
“唯GDP论”、“唯高速论”，已成为官员升降的玉律。因此，为了保GDP的增长速度，再大再多的投资都在所不惜。比赛GDP的背后是比赛投资规模和速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并以科学指标加以公示。应该开展投资效果的比赛，把投资效果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指标，定期公布，受社会监督。
（六）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走出去非常困难。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体制机制的路径依赖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是长时期内存在的，其运行惯性十分强大。如过去4万亿的刺激政策产生寻租，但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极大，推动地方投资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模式来替代。
（七）财税激励机制有偏差
目前我国的财税体制实行的是分税制，即产值大税收多。经济收入方面的考虑迫使各级政府追求产值的增长，要去发展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产业，而不是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去规划、去发展产业。
五、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说，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石化资源为基础、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即“A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即“B模式”进行转变，拯救地球，延续人类的文明。中国经济发展由“A模式”向“B模式”转变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低代价发展方向
由传统的高代价发展向科学的低代价发展的战略性转变。低代价发展，是指在发展实践中，沿着合理的发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风险和危害以及适宜的发展速度，获得最大发展收益的一种发展。低碳发展是一种典型的低代价发展思路。要从完善经济体制做起，经济体制的突破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最新数据显示这十年中经济年均增长10.7%。但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萎缩、下行且风险较大。下滑速度较快、外贸急剧下降，内需上不去，靠投资拉动，老一套的办法不行。十八大之后如果能有突破，将会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推进民有经济发展。这里包含两层意思，大力推进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定位，要有严格的制度与措施来推动民有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地方对民有经济采取打压的做法令人担忧。浙江省民有经济95%以上，而因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不好，民营企业主“外逃”现象十分严重。“外逃”的同时把资本也带走了。浙江是我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但做实体的企业均要转型，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二）收入分配改革要有突破
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做文章会有很大的潜力与前景。可以推动内需，缓和社会矛盾，提升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保障、公共财政、推动公共福利的均等化都对缓和社会矛盾、扩大内需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发挥政府在一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通过调整结构谋求收入分配平衡，推进“三次分配体系”建立。 （三）厘清政府边界
市场的两只手、三只手、道德的调解的作用不能高估，用法制的工具作为基本平台，道德调解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缺乏道德调解，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定要有边界，如果没有边界，过度地干预市场，导致市场秩序的破坏，让市场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厘清政府边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方式的转变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介入。以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市场监管意味着健全法制，每个行业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当然也是有一定缺陷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实质是改革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亦即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 政府改革，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四）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采取重点扶持，其次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扶持节能环保 、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生物种业、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北京目前文化产业获得了新发展，较“十一五”期间来说，增长了1.5倍，每年增长速度近乎30%，到2011年年底，文化产业九大分支均有了增长。北京的文化产业是服务于全国的，文化中心有文化作为支持，意义重大。文化产业对能耗的损耗较低。
（五）推进全面改革
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同时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实施“走出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企、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等。由于体制原因，导致没有外力可以强力的制衡、约束政府，迫使中国政府能够主动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所以，不进行体制性的根本改革，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调整经济结构，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经济体制改革要重点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健全和完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政治改革方面，要完善四项基本政治制度、让宪法精神落到实处、扩大公民积极参与、党政分开、加强新闻监督与维护司法公正等。
注释：
① “北京共识”直接挑战了“华盛顿共识”，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华盛顿共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这种模式在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管理不善和腐败与“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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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