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辉先生的大作《新经学讲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终于问世了，这对我们这些尚在门墙之外的学生来说，是一件盛事。如若记忆不误，先生在文字或是演讲不同的场合中，都曾提到“新经学”这一尖新的观念，强调中华文化的“根”在“六经”，“魂”在“六经”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可谓三复斯言。《汉书·薛宣传》言“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经学本身是经世致用之学，如何在獭祭般的文献中勾稽、抽绎出一套成型的观念或思想并资于世用，这也许是经学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面向。明代陈子龙曾在《皇明经世文编》的序中表达对遗文散佚无人加以总结的隐忧，他认为此种情形会造成三患，“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世无实学”，经学遗献至今日亦面临这一问题，《新经学讲演录》隐约带着“经世文编”的影子，并以世之“实学”的面目示人，给人以相当大的启发。
　　经学讲演性质的著作，在新旧激烈交锋的近代可以说是相当璀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范文澜和周予同的《群经概论》等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大体上皆在经学与经学史之间徘徊，或固守经学的老传统，如皮锡瑞、刘师培、章太炎，或将经学剥离、瓦解成历史，如范文澜、周予同。在另一方面，近代对经学的批判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五四时期，胡适发动“整理国故”运动，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都试图将经学从中国历史中抽离出来，彻底否定其价值。《新经学讲演录》反思这一股风气，不株守以往之研究路数，明确肯定经学的价值、意义，同时亦主张因应时代，为世所用，可谓是守先待后。“新经学”新在何处？诚如书中所言，“新经学”的“新”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理论视域新，可以从价值观、诠释学、“文化记忆”的理论研究经学;其二，时代意识新，“经以载道”，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并服务于时代需要，使得经学中的智慧和经验融入今日的时代意识中;其三，破译思路新，经学研究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今人可以继承前人进行突破;其四，研究取舍新，抓大放小，抓住经典的主旨大义，舍弃一些琐碎的考证;其五，治学工具新，善用“E考证”的方法去搜集资料。这些新颖之处，在新与旧、中与西、今与古方面进行了较好地融通，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新经学讲演录》在内容的爬梳上亦是颇见层次的，其分为综论、分论、补论三个部分，综论部分分别对经与经数的流衍、中国经学发生的历史背景、六经的基本内容与价值、先秦儒家对经典的诠释加以考辨、论述，分论部分分别对《尚书》、《礼记》、《诗经》、《周易》、《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的主要内容以及其所展现的思想进行了总结，补论部分讨论“新经学”与“人文信仰”的重建问题。
　　《新经学讲演录》中的文字体要而深峻，《文心雕龙》说“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如果用此句中的“雅义”与“清文”来概括其风格，还是很合适的。一则，《新经学讲演录》皆是以中国传统重要的经典为根基，赓续朴学的气息，提炼出其中蕴藏的价值与意义，并能与现实世界相参酌，此乃“雅义”;二则，《新经学讲演录》以讲演的形式，将许多艰深的问题讲出来，而不是写出来，摆脱了如今干枯的论文格套约束，使得整个文章文辞活泛，气脉浑然，此乃“清文”。我们可以将“雅义”与卡西尔的“符号宇宙”对照起来理解。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其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人实际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而非一个简单的物理宇宙，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历史等乃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而已，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如此看来，人书写的历史并非属于“物理宇宙”，而属于“符号宇宙”，经学实际上亦是“符号宇宙”，在其广大的网络之中，充溢、附带着各种符号、意义。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批评清儒时说：“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疼，结果还是提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钱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论丛》中亦说：“乾嘉以下，清儒治经，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然于古经籍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纲宗，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以考以辨，用力虽勤，而所得实觳。”梁氏、钱氏之所以对清儒治经有“玩弄光景之具”“所得实觳”的感受，在我看来，清儒完全将经学视为质朴的“物理宇宙”，而非有意义的“符号宇宙”，重视经学中的史实，而忽视经学中的价值。《新经学讲演录》实乃论经，而非解经、注经、治经，十分注重经学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与挖掘，强调“经学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考证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握经典的主旨大义”，在讲解诸经时，特别对其中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并与现实关联在一起。譬如《尚书》中的“禅让”、“协和万邦”、“敬畏”、“德治”理念，可以作为现实政治制度与国际关系一种启发性思想资源;礼学中的礼仪教化功能，可以吸纳进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礼仪规范;《诗经》中的审美功能，可以熏陶人的情志，培养人的审美情趣;《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对于身处“忧患”之中时，可以当成考验和磨炼，没有“忧患”时，亦当居安思危;《论语》中的“孝悌”、“仁爱”、“和谐”观念，可以借鉴到如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等，皆可以运用到现代人的身上。这种凝练地勾勒，使得经典中的思想图景一下子清楚起来，经学的“符号宇宙”即显现出来。
　　《新经学讲演录》亦在诸多方面具有“清文”的格调。如前所述，《新经学讲演录》是讲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作为讲义，其不必拘于各种僵硬的形式，读起来让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先生就在眼前“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最近这几十年来，人文领域的研究逐渐被自然科学研究的指标带着走，越来越程式化、单一化，谈到文章，即是鳞次栉比的学术论文，这当然说明学术走向了规范，但反过来看，实则形成了牢笼。我们看以往能立言的学者，并不都是以洋洋洒洒的文字名世，或一通信札，或一阕诗文，或一则短小的随笔，譬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条简短的小故事即能让后世反复沉吟、玩味，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些零碎的故国景致，读起来兴味盎然，《尚书》说“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即是如此。《新经学讲演录》另行他途，并不按照学术论文的单一规范来行文，这在文章体裁上亦是一个典范。其次，从内容上看，《新经学讲演录》中插入若干历史故事，使得厚实的研究文字变得轻灵了许多。譬如在讨论春秋时期，时人利用《诗经》“赋詩断章”的问题时，举出鲁文公在郑国国君宴会上赋诗而巧妙化解外交尴尬情形的故事。譬如在讨论《大学》中“静而后能定”的问题时，举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而魏国统帅司马懿坚守要塞不出，最后迫使诸葛亮退兵回蜀的故事。又譬如在讨论孝道的问题时，举出范滂因陷党锢之祸而主动投案，其母为他送行的故事。除此，《新经学讲演录》亦加入了许多先生的生活经历。譬如在讨论《论语》时，先生回忆起跟他的老师邱汉生先生求教的经历。又譬如在讨论“新经学”与人文信仰时，先生忆及1978年考入社科院读研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下，而等到二十多年以后，先生做社科院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时，人均收入翻番，而心底产生了社会将会出现人文信仰危机的隐忧。梁启超尝自谓“笔锋常带着感情”，《新经学讲演录》中若干的回忆文字亦使得整篇文章富有感情。
　　《新经学讲演录》在历史的层峦叠嶂中展示出纷繁的棱角，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之多，并不是此处寥寥数语所能囊括的，读者自可美酒自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