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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关注到当前中国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这一现实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从消费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比例失衡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以揭示出公共部门人才膨胀影响消费增长的过程。理论分析发现，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使得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激发，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产出不高，同时使得收入差距增大，因此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社会消费增长。通过比较中国和OECD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发现，与OECD国家不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从而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说明了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比例失衡对消费增长具有非对称作用机制，揭示出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配置失衡促使消费增长冲击消弭的过程。
关键词：收入差距;人力资本错配;公共部门;消费支出;消费升级;创新驱动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1）0049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问题的提出
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数据显示，平均而言，中国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是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部门的7.6倍。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人力资本强度是美国的3倍、英国的5倍、日本的2倍之多。一些文献认为，引致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所产生的两个部门间的劳动价格扭曲 [12]。尹志超等 [3]计算结果显示，在2000年到2006年样本中，中国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高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高达13.48%，且呈扩大趋势。
中国工业化阶段的高速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但投资对增长拉动的边际效应到一定阶段就会逐渐减弱，同时面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低迷，中国经济依赖投资和出口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国际增长经验也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也逐步转变为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内生增长模式，依赖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激发增长潜力。但当前面临的现实是，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不利于消费增长。这背后的经济直觉在于：第一，从社会产出来看，当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在全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就会挤占生产部门人力资本，导致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充分激发，社会产出不高，从而不利于消费支出;第二，从收入差距来看，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意味着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生产部门生产率就难以提升，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报酬就不高，因此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消费增长;第三，在经济减速时期，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引起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恶化。具体而言，在经济减速过程中，这些低效率的非市场公共部门仍然可以很好地生存，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性部门则可能面临破产风险，并且减速后果全由市场化生产性部门来消化。由于非市场化的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在经济结构性减速过程中，将迫使人力资本过度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而生产性部门在经济减速过程中收入增加困难甚至面临失业危险，因此，在经济减速时期，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引起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从而不利于消费增长。
然而，尽管公共部门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市场经济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为生产部门提供配套服务和基础支持，因此经济增长在生产部门发展壮大之外也离不开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与之协调配套，故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不足也必然不利于生产部门生产效率和收入增加。由此可见，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消费增长，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社会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最优临界条件。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探讨公共部门人才膨胀对社会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要素配置失衡的后果。与本研究关联比较紧密的文献则是资源非效率配置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相关研究主要通过收入差距擴大、转型期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等因素展开讨论。比如，贺京同等 [4]指出，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恶化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导致消费低迷。很多学者研究指出，由于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和行业壁垒等限制，在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劳动力不能实现自由流动，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价格扭曲造成要素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激励扭曲，从而进一步加剧要素错配。张原等 [5]研究表明，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行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高。武鹏 [6]研究了劳动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效应，工业化阶段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劳动者的部分劳动成果补贴企业投资实现的。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导致工资收入低于经济增长率，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就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需求低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人力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对行业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 [7]、公共部门或政府企业间的人力资本错配 [8]问题进行考察。李静等 [2]研究指出，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部门存在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比。当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时，减速后果往往由生产性部门消化，从而会加速人力资本向无效率的公共部门集中，造成增长动力缺失。
关于消费和人力资本方面研究较多，但较少涉及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主要研究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消费对人力资本提升作用，重点指对知识密集度高的科教文卫体部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1]通过引入知识部门，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新要素供给的作用。该研究强调，围绕科教文卫等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的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引发知识部门的知识生产和消费过程，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内生化过程。袁富华等 [9]考察转型时期经济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之一即是作为门槛跨越基石的消费效率补偿环节缺失，从而使得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路径受阻。张平等 [10]在梳理马克思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基础上，对“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为特征的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问题进行探讨。（2）消费、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112]。其中，一些学者重点关注服务消费对增长的影响，如Pugno [13]将服务消费引入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探讨了服务消费偏好、人力资本积累和部门间相互作用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Daitoh [14]在内生增长模式下考察了生产消费和人口动态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引发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趋势和人力发展援助的思考。在此基础上，Govindan [15]基于制度理论角度考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内在逻辑。国内学者，如王弟海 [16]基于消费有益于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探讨了其对贫困陷阱跨越的影响。欧阳峣等 [12]研究了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指出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会随着消费率的变动而变化。洪银兴 [17]认为，实现新时代的发展任务和培育新动能，需要从供给体系方面形成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和从人力资本入手提高供给要素的质量进行考量。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增长的内生效率机制的建立与人力资本积累和消费过程都密切相关。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应充分发挥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的质量和层次。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层次，进一步激发对高层次消费的需求，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9]。而以往文献较深入地研究了消费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也意识到消费和人力资本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但对消费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关联讨论较少，尤其是在当前存在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的情况下，鲜有研究人才配置效率对消费的影响。本文关注到中国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这一现实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从消费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比例失衡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以揭示出公共部门人才膨胀影响消费增长的过程。
三、简单的理论分析
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生产部门参与生产，公共部门和生产性部门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为简化模型构建，本文把经济分为公共部门（Y pt）与生产部门（Y st）。假定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为h，劳动市场出清。进一步令xt为人力资本在公共部门的占比，因此1-xt为人力资本在生产部门的占比。公共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 pt=Θxth（1）
其中，参数Θ>0为生产效率，Y pt为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品。生产部门雇佣1-xt比例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Kt进行生产。生产部门的生产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生产部门生产函数设定为
Y st=（Y pt）[（1-xt）h] 1-αK αt（2）
结合（1）和（2）式，并采取生产函数的人均形式，则：
y st=Θxt（1-xt） 1-αk αth（3）
这里，y st为t时期人均产出，kt为t时期人均物质资本。
在社会计划者问题中，本文假设代表性家庭面临如下优化问题：
maxc，k∫ ∞0e -ρt（c 1-θt-1）/（1-θ）dt
s.t.=Θxt（1-xt） 1-αk αth-ct-δkt（4）
其中，跨期替代弹性为1/θ，ct为t时期代表性家庭人均消费支出，ρ为贴现率，δ为物质资本使用的折旧率。为求解上述优化问题，本文构建如下Hamilton函数来解决：
H（kt，ct，λt）=（c 1-θt-1）/（1-θ）+λt{Θxt（1-xt） 1-αk αth-ct-δkt}
其中λt为影子价格，求解上式最优化问题，可得到最优性条件和横截性条件：
λt-c -θt=0（5）
λt{αΘxt（1-xt） 1-αk α-1th-δ}=ρλt-t（6）
limt→∞λtkte -ρt=0（7）
根据对式（5）两边取对数，然后对时间t求导，可得如下关系：
λt-c -θt=0-θt/ct=t/λt（8）
进一步把式（8）代入式（6）。可得：
t/ct=（αΘxt（1-xt） 1-αk α-1th-δ-ρ）/θ（9）
本文假設给定消费函数在t=0的值为c0，则消费路径为
ct=c0×exp{[αΘxt（1-xt） 1-αk α-1th-δ-ρ]×t/θ}（10）
根据式（10），得出如下重要关系式：
ct/xt=c0exp{[αΘxt（1-xt） 1-αk α-1th-δ-ρ]t/θ}×t{αΘk α-1th（1-xt） -α[1-（2-α）xt]}/θ（11）
由式（11），本文发现：当0<xt<1/（2-α）时，ct/xt>0;当1/（2-α）<xt<1时，ct/xt<0。
由此可见，当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小于1/（2-α）时，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有助于提高社会人均消费支出，但是，当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大于1/（2-α）时，继续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社会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抑制作用。这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xt与社会人均消费支出c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不利于社会消费增长。由此，本文得出命题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与社会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不利于社会人均消费增长。
一些文献认为，引致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所产生的两个部门间的劳动价格扭曲 [12]。尹志超等 [3]计算结果显示，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高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高达13.48%，而且差异呈扩大趋势。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酬薪差距会引致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反过来，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会进一步诱发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酬薪差距继续扩大。基于凯恩斯的消费框架，对消费起作用的主要是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因此，在人力资本既定的情况下，由于酬薪激励，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意味着生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这背后的经济直觉在于，当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时，在全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就会挤占了生产部门人力资本，导致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激发，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产出不高，从而不利于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从收入差距角度来看，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不利于生产部门生产率提升，因此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报酬就很难提升，但是公共部门具有稳定的收入保障，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不利于整个社会消费增长。当公共部门人力资本不足时，尽管公共部门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市场经济离不开公共部门为生产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要实现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与之配套，故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不足必然不利于生产部门生产效率和收入增加。由此可见，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社会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最优临界值，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消费增长。 五、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首先直接估计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滞后1期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采取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2SLS）进行估计，表1给出了式（12）的估计结果。
表1第（1）列考察中国的情况，估计结果显示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作为比较，第（2）—（3）列分别考察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估计结果与中国正好相反，这些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这些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支出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已经越过最优临界值。基于此，通过与美国和英国比较发现，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已经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4）列考察30个OECD国家整体情况，实证结果发现，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来看，第（5）（6）列把中国样本合并到OECD國家中，分别进行2SLS和GMM估计，实证结果发现，此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已经成为社会消费增长的阻碍。
表2从总量消费支出的角度考察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样本而言，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是对于美国等OECD国家样本，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显著正。由此可见，与OECD国家相比，该实证结论进一步佐证了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已经成为社会消费增长的阻碍的结论。
（二）共线性与排序干扰处理
对于式（12）而言，由于解释变量存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和平方项，因此可能存在共线性，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变量的差分可以有效减少变量间的共线程度，从而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对式（12）的变量进行一次差分，然后对差分之后的变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OLS），估计结果见表3。 其中第（1）（2）列考察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人均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第（3）（4）列考察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总量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
如表3所示，对于中国而言，不管从人均消费支出角度还是从总消费支出的角度，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与消费支出之间具有明显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OECD国家而言，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正。由此可见，考虑到共线性之后，也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本文采用国际面板数据，但面板数据因不同国家人力资本储备差异会产生对人力资本配比变量his排序的干扰，从而影响实证结果。因此，本文构建如下结构模型：
conit=col+λ1hisitI{hisit>∑hisit/n}+εi，t（13）
式（13）中，I{·}是指示函数，当且仅当大括号内条件成立时取1，否则取0。同样，式（13）除了控制前一期消费支出和当期人均收入之外，还控制固定资本形成率、对外开放度和工业结构等影响消费支出的变量。
具体而言，∑his/n会随着his增大而增大，随着his减小而减小，his>∑his/n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
本占比已经足够大了。因此，如果式（13）中λ1显著为负，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已经足够大了，以至于对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表4为式（13）的估计结果。
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不管考察的是人均消费支出还是总量消费支出，以中国为样本估计的λ1值显著为负，但是以OECD国家为样本估计的λ1值显著为正。因此，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已经足够大了，以至于对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可见，考虑到不同国家人力资本储备差异对人力资本配比变量排序干扰之后，实证结果也是稳健的。
（三）进一步估计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引致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所产生的两个部门间的劳动价格扭曲，并且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会进一步诱发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酬薪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本文接下来检验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增加是否会引致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工资差距扩大。如表5所示，通过不断控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原创性技术进步、固定资本形成率、对外开放度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工作时间份额等变量之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越大，公共部门和生产性部门工资差距越大。由此可见，从收入差距影响消费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消费增长。
六、拓展性分析
现实中，人力资本会过度向公共部门集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公务员热”。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82个地级市政府公共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3年，远高于生产性部门的9.31年，二者比值高达1.37;同时，依据东、中、西部划分的不同区域也呈现出公共部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企业的情形，二者比值从高到低依次为1.41（西部）、1.36（中部）、1.35（东部） [8]。公共部门人才膨胀这一宏观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人才在职业选择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考虑职业的收益性与风险性，并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在公共部门，人们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以及较好福利待遇，且失业风险较小;在生产性部门，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失业风险较大，因此人们在做职业选择时会更加偏好于公共部门。数据显示，制造业部门失业率高达30%，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行业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失业率仅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19]以及李静等 [2]也认为，非市场化的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将成为人才集中地，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减缓时期，将进一步迫使人力资本过度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 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的提供在短时期内是固定的，从而导致其“就业价格”较高，人们需要付出更多“就业货币”才能获得，具体体现为人们需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平才能进入，非生产性部门则相反，不需要太高的学历水平即能获得较好的职位，最终出现公共部门“群英荟萃”，生产性部门“一将难求”的现象。另一方面，公共部门积聚大量的人力资本，实际上是由于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同。公共部门工资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决定的，而生产性部门劳动者工资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因此，生产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能较及时、灵敏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好、变坏而上涨、下降，而公共部门的收入调整则相对滞后，而且往往更具有向下刚性特征。进一步考虑公共部门附带的隐形福利，如非货币收入、工作的低风险性等，公共部门就业的优势则更加明显。
就经济后果而言，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实际上是人力资本错配的体现。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总量总是有限的，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则意味着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从而不利于经济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塑造。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而言，正处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时期，作为创新主力的生产性部门，亟需大量高素质人才，大量优秀的人才配置到公共部门，显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是人力资本错配的体现。另一方面，当人才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时，还会出现如下三种结果：第一，公共部门内部恶性竞争严重，导致效率低下;第二，由于公共部门不具有直接生产性，在公共部门职工的需求性的扩张并且约束较弱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对生产性部门具有“挤出效应”：当社会总产出确定时，公共部门膨胀会挤占“非公”部门的利润分配，导致两部门收入差距过大;第三，当公共部门获取更多利润分配时，导致更多社会资源流入，资源配置恶化。
此外，除了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消费增长外，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也不利于消费升级。所谓消费升级，实际上是消费产品的多样性以及提高对知识性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需要提供知识性和多样性的产品，增加高层次消费品的供给，而这些产品需要生产性部门提供。因此，当大量人力資本积聚在公共部门，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将会直接降低这些部门生产效率。从需求侧来看，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阻碍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培育提升个人收入，使得劳动者收入增速较慢，导致高层次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受到阻碍。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和培育的消费支出较少，消费结构也主要集中于“吃、穿、住、行”及一般日用品消费方面。2018年中国“吃、穿、住、行”消费占比分别为31.3%、8.4%、21.4%和13.1%，而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与健康等涉及消费升级方面的消费占比仍然偏低。具体而言，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其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分别为2226元、1685元和477元，占比分别为11.21%、8.49%和2.4% [20]。由此可见，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消费升级。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在全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使得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激发，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产出不高，同时使得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收入差距增大，不利于社会消费增长。随后，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OECD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发现，与OECD国家不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说明了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比例失衡对消费增长具有非对称作用机制，即公共部门和生产性部门间人力资本错配对消费增长存在着倒U型关系，揭示出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配置失衡促使消费增长冲击消弭的过程。
此外，公共部门人才膨胀除了不利于消费增长外，也不利于消费升级。从需求侧来看，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阻碍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培育提升个人收入，导致高层次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受到阻碍。
综上，本文的政策含义为：首先，在市场性生产部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改变人们对其的不稳定预期，在公共部门领域，完善竞争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合理人才选拔机制，实现人力资本在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适宜配置，通过提升经济产出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带动消费增长，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支持壮大实体经济，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借助“中国智造2015”机遇，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产出福利，同时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让社会财富在公共部门与生产部门合理分配，才能更好的让人才在两部门间合理配置;再次，政府从宏观层面上解决就业结构扭曲的情况，构建就业信息公共平台，解决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引导人才在公共部门与生产部门合理选择就业岗位;从微观个体出发，合理引导，解决人才错配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带动消费增长，形成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第四，围绕科教文卫等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的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消费升级之间的动态效率补偿 [9]，引发知识部门的知识生产和消费过程，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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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The Consumption Growth under the Talent Mismatch
—Why does the Public Sector Talent Boom Affect Consumer Spending？
LI Jing， SI Shenshe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A large amoun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ed and deposited in the public sector is a real problem facing China. By constructing a two sector model including the public sector and production sec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production sector on consumption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talent inflation in public sector affecting consumption grow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ublic sector does not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huma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leads to low social outp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ncreases the income gap. Therefore， the talent expans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social consumption. Subsequently，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OECD countries in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ublic sector，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from OECD countries， China has a too high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ublic sector，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onsumer spending.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the imbalance of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oduction sector has an asymmetric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and reveal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imbalance of the allocation of human capital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oduction sector promote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growth.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The income gap; Human capital mismatch; Public sector; Consumer spending; Consumption upgrade; Innovation driven
关键词：收入差距;人力资本错配;公共部门;消费支出;消费升级;创新驱动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1）0049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问题的提出
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数据显示，平均而言，中国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是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部门的7.6倍。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人力资本强度是美国的3倍、英国的5倍、日本的2倍之多。一些文献认为，引致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所产生的两个部门间的劳动价格扭曲 [12]。尹志超等 [3]计算结果显示，在2000年到2006年样本中，中国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高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高达13.48%，且呈扩大趋势。
中国工业化阶段的高速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但投资对增长拉动的边际效应到一定阶段就会逐渐减弱，同时面对国际市场需求的低迷，中国经济依赖投资和出口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国际增长经验也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也逐步转变为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内生增长模式，依赖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激发增长潜力。但当前面临的现实是，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不利于消费增长。这背后的经济直觉在于：第一，从社会产出来看，当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在全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就会挤占生产部门人力资本，导致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充分激发，社会产出不高，从而不利于消费支出;第二，从收入差距来看，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意味着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生产部门生产率就难以提升，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报酬就不高，因此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消费增长;第三，在经济减速时期，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引起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恶化。具体而言，在经济减速过程中，这些低效率的非市场公共部门仍然可以很好地生存，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性部门则可能面临破产风险，并且减速后果全由市场化生产性部门来消化。由于非市场化的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在经济结构性减速过程中，将迫使人力资本过度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而生产性部门在经济减速过程中收入增加困难甚至面临失业危险，因此，在经济减速时期，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引起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从而不利于消费增长。
然而，尽管公共部门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市场经济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为生产部门提供配套服务和基础支持，因此经济增长在生产部门发展壮大之外也离不开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与之协调配套，故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不足也必然不利于生产部门生产效率和收入增加。由此可见，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消费增长，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社会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最优临界条件。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探讨公共部门人才膨胀对社会消费增长的影响，分析要素配置失衡的后果。与本研究关联比较紧密的文献则是资源非效率配置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相关研究主要通过收入差距擴大、转型期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等因素展开讨论。比如，贺京同等 [4]指出，要素价格扭曲会通过恶化收入分配结构，进而导致消费低迷。很多学者研究指出，由于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和行业壁垒等限制，在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劳动力不能实现自由流动，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价格扭曲造成要素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激励扭曲，从而进一步加剧要素错配。张原等 [5]研究表明，国有控股程度越高的行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高。武鹏 [6]研究了劳动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效应，工业化阶段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积累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劳动者的部分劳动成果补贴企业投资实现的。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导致工资收入低于经济增长率，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就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需求低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人力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重要性，对行业间人力资本错配问题 [7]、公共部门或政府企业间的人力资本错配 [8]问题进行考察。李静等 [2]研究指出，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部门存在最优的人力资本配置比。当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时，减速后果往往由生产性部门消化，从而会加速人力资本向无效率的公共部门集中，造成增长动力缺失。
关于消费和人力资本方面研究较多，但较少涉及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主要研究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消费对人力资本提升作用，重点指对知识密集度高的科教文卫体部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1]通过引入知识部门，分析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新要素供给的作用。该研究强调，围绕科教文卫等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的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引发知识部门的知识生产和消费过程，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内生化过程。袁富华等 [9]考察转型时期经济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之一即是作为门槛跨越基石的消费效率补偿环节缺失，从而使得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路径受阻。张平等 [10]在梳理马克思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基础上，对“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为特征的知识生产部门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问题进行探讨。（2）消费、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112]。其中，一些学者重点关注服务消费对增长的影响，如Pugno [13]将服务消费引入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探讨了服务消费偏好、人力资本积累和部门间相互作用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Daitoh [14]在内生增长模式下考察了生产消费和人口动态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引发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口趋势和人力发展援助的思考。在此基础上，Govindan [15]基于制度理论角度考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内在逻辑。国内学者，如王弟海 [16]基于消费有益于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探讨了其对贫困陷阱跨越的影响。欧阳峣等 [12]研究了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指出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会随着消费率的变动而变化。洪银兴 [17]认为，实现新时代的发展任务和培育新动能，需要从供给体系方面形成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和从人力资本入手提高供给要素的质量进行考量。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增长的内生效率机制的建立与人力资本积累和消费过程都密切相关。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应充分发挥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的质量和层次。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层次，进一步激发对高层次消费的需求，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9]。而以往文献较深入地研究了消费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也意识到消费和人力资本对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但对消费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关联讨论较少，尤其是在当前存在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的情况下，鲜有研究人才配置效率对消费的影响。本文关注到中国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这一现实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从消费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比例失衡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以揭示出公共部门人才膨胀影响消费增长的过程。
三、简单的理论分析
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生产部门参与生产，公共部门和生产性部门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为简化模型构建，本文把经济分为公共部门（Y pt）与生产部门（Y st）。假定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为h，劳动市场出清。进一步令xt为人力资本在公共部门的占比，因此1-xt为人力资本在生产部门的占比。公共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 pt=Θxth（1）
其中，参数Θ>0为生产效率，Y pt为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品。生产部门雇佣1-xt比例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Kt进行生产。生产部门的生产离不开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生产部门生产函数设定为
Y st=（Y pt）[（1-xt）h] 1-αK αt（2）
结合（1）和（2）式，并采取生产函数的人均形式，则：
y st=Θxt（1-xt） 1-αk αth（3）
这里，y st为t时期人均产出，kt为t时期人均物质资本。
在社会计划者问题中，本文假设代表性家庭面临如下优化问题：
maxc，k∫ ∞0e -ρt（c 1-θt-1）/（1-θ）dt
s.t.=Θxt（1-xt） 1-αk αth-ct-δkt（4）
其中，跨期替代弹性为1/θ，ct为t时期代表性家庭人均消费支出，ρ为贴现率，δ为物质资本使用的折旧率。为求解上述优化问题，本文构建如下Hamilton函数来解决：
H（kt，ct，λt）=（c 1-θt-1）/（1-θ）+λt{Θxt（1-xt） 1-αk αth-ct-δkt}
其中λt为影子价格，求解上式最优化问题，可得到最优性条件和横截性条件：
λt-c -θt=0（5）
λt{αΘxt（1-xt） 1-αk α-1th-δ}=ρλt-t（6）
limt→∞λtkte -ρt=0（7）
根据对式（5）两边取对数，然后对时间t求导，可得如下关系：
λt-c -θt=0-θt/ct=t/λt（8）
进一步把式（8）代入式（6）。可得：
t/ct=（αΘxt（1-xt） 1-αk α-1th-δ-ρ）/θ（9）
本文假設给定消费函数在t=0的值为c0，则消费路径为
ct=c0×exp{[αΘxt（1-xt） 1-αk α-1th-δ-ρ]×t/θ}（10）
根据式（10），得出如下重要关系式：
ct/xt=c0exp{[αΘxt（1-xt） 1-αk α-1th-δ-ρ]t/θ}×t{αΘk α-1th（1-xt） -α[1-（2-α）xt]}/θ（11）
由式（11），本文发现：当0<xt<1/（2-α）时，ct/xt>0;当1/（2-α）<xt<1时，ct/xt<0。
由此可见，当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小于1/（2-α）时，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有助于提高社会人均消费支出，但是，当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大于1/（2-α）时，继续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社会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抑制作用。这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xt与社会人均消费支出ct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不利于社会消费增长。由此，本文得出命题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与社会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不利于社会人均消费增长。
一些文献认为，引致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所产生的两个部门间的劳动价格扭曲 [12]。尹志超等 [3]计算结果显示，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高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高达13.48%，而且差异呈扩大趋势。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酬薪差距会引致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反过来，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会进一步诱发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酬薪差距继续扩大。基于凯恩斯的消费框架，对消费起作用的主要是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因此，在人力资本既定的情况下，由于酬薪激励，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意味着生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这背后的经济直觉在于，当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时，在全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就会挤占了生产部门人力资本，导致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激发，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产出不高，从而不利于消费支出;另一方面，从收入差距角度来看，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不利于生产部门生产率提升，因此生产部门劳动者收入报酬就很难提升，但是公共部门具有稳定的收入保障，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不利于整个社会消费增长。当公共部门人力资本不足时，尽管公共部门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市场经济离不开公共部门为生产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要实现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与之配套，故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有不足必然不利于生产部门生产效率和收入增加。由此可见，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社会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最优临界值，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消费增长。 五、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首先直接估计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滞后1期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采取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2SLS）进行估计，表1给出了式（12）的估计结果。
表1第（1）列考察中国的情况，估计结果显示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作为比较，第（2）—（3）列分别考察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估计结果与中国正好相反，这些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这些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支出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已经越过最优临界值。基于此，通过与美国和英国比较发现，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已经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4）列考察30个OECD国家整体情况，实证结果发现，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来看，第（5）（6）列把中国样本合并到OECD國家中，分别进行2SLS和GMM估计，实证结果发现，此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以进一步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已经成为社会消费增长的阻碍。
表2从总量消费支出的角度考察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的影响，具体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样本而言，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是对于美国等OECD国家样本，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显著正。由此可见，与OECD国家相比，该实证结论进一步佐证了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已经成为社会消费增长的阻碍的结论。
（二）共线性与排序干扰处理
对于式（12）而言，由于解释变量存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和平方项，因此可能存在共线性，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变量的差分可以有效减少变量间的共线程度，从而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对式（12）的变量进行一次差分，然后对差分之后的变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OLS），估计结果见表3。 其中第（1）（2）列考察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人均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第（3）（4）列考察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总量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
如表3所示，对于中国而言，不管从人均消费支出角度还是从总消费支出的角度，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与消费支出之间具有明显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OECD国家而言，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正。由此可见，考虑到共线性之后，也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本文采用国际面板数据，但面板数据因不同国家人力资本储备差异会产生对人力资本配比变量his排序的干扰，从而影响实证结果。因此，本文构建如下结构模型：
conit=col+λ1hisitI{hisit>∑hisit/n}+εi，t（13）
式（13）中，I{·}是指示函数，当且仅当大括号内条件成立时取1，否则取0。同样，式（13）除了控制前一期消费支出和当期人均收入之外，还控制固定资本形成率、对外开放度和工业结构等影响消费支出的变量。
具体而言，∑his/n会随着his增大而增大，随着his减小而减小，his>∑his/n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
本占比已经足够大了。因此，如果式（13）中λ1显著为负，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已经足够大了，以至于对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表4为式（13）的估计结果。
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不管考察的是人均消费支出还是总量消费支出，以中国为样本估计的λ1值显著为负，但是以OECD国家为样本估计的λ1值显著为正。因此，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已经足够大了，以至于对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可见，考虑到不同国家人力资本储备差异对人力资本配比变量排序干扰之后，实证结果也是稳健的。
（三）进一步估计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引致大量人力资本流向公共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所产生的两个部门间的劳动价格扭曲，并且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会进一步诱发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酬薪差距继续扩大。因此，本文接下来检验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增加是否会引致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工资差距扩大。如表5所示，通过不断控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原创性技术进步、固定资本形成率、对外开放度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工作时间份额等变量之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越大，公共部门和生产性部门工资差距越大。由此可见，从收入差距影响消费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消费增长。
六、拓展性分析
现实中，人力资本会过度向公共部门集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公务员热”。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82个地级市政府公共部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3年，远高于生产性部门的9.31年，二者比值高达1.37;同时，依据东、中、西部划分的不同区域也呈现出公共部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企业的情形，二者比值从高到低依次为1.41（西部）、1.36（中部）、1.35（东部） [8]。公共部门人才膨胀这一宏观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人才在职业选择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考虑职业的收益性与风险性，并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在公共部门，人们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以及较好福利待遇，且失业风险较小;在生产性部门，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失业风险较大，因此人们在做职业选择时会更加偏好于公共部门。数据显示，制造业部门失业率高达30%，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行业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失业率仅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19]以及李静等 [2]也认为，非市场化的公共部门以其高福利和稳定的收入预期，将成为人才集中地，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减缓时期，将进一步迫使人力资本过度向无效率公共部门集中。 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的提供在短时期内是固定的，从而导致其“就业价格”较高，人们需要付出更多“就业货币”才能获得，具体体现为人们需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平才能进入，非生产性部门则相反，不需要太高的学历水平即能获得较好的职位，最终出现公共部门“群英荟萃”，生产性部门“一将难求”的现象。另一方面，公共部门积聚大量的人力资本，实际上是由于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同。公共部门工资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决定的，而生产性部门劳动者工资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因此，生产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能较及时、灵敏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好、变坏而上涨、下降，而公共部门的收入调整则相对滞后，而且往往更具有向下刚性特征。进一步考虑公共部门附带的隐形福利，如非货币收入、工作的低风险性等，公共部门就业的优势则更加明显。
就经济后果而言，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实际上是人力资本错配的体现。长期经济增长离不开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总量总是有限的，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则意味着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从而不利于经济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塑造。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实而言，正处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时期，作为创新主力的生产性部门，亟需大量高素质人才，大量优秀的人才配置到公共部门，显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带来严重挑战，因此是人力资本错配的体现。另一方面，当人才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时，还会出现如下三种结果：第一，公共部门内部恶性竞争严重，导致效率低下;第二，由于公共部门不具有直接生产性，在公共部门职工的需求性的扩张并且约束较弱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对生产性部门具有“挤出效应”：当社会总产出确定时，公共部门膨胀会挤占“非公”部门的利润分配，导致两部门收入差距过大;第三，当公共部门获取更多利润分配时，导致更多社会资源流入，资源配置恶化。
此外，除了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消费增长外，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也不利于消费升级。所谓消费升级，实际上是消费产品的多样性以及提高对知识性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需要提供知识性和多样性的产品，增加高层次消费品的供给，而这些产品需要生产性部门提供。因此，当大量人力資本积聚在公共部门，生产性部门人力资本不足将会直接降低这些部门生产效率。从需求侧来看，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阻碍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培育提升个人收入，使得劳动者收入增速较慢，导致高层次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受到阻碍。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和培育的消费支出较少，消费结构也主要集中于“吃、穿、住、行”及一般日用品消费方面。2018年中国“吃、穿、住、行”消费占比分别为31.3%、8.4%、21.4%和13.1%，而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与健康等涉及消费升级方面的消费占比仍然偏低。具体而言，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其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分别为2226元、1685元和477元，占比分别为11.21%、8.49%和2.4% [20]。由此可见，公共部门人才膨胀不利于消费升级。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并沉淀在公共部门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在全社会人力资本总量一定时，大量人力资本积聚在公共部门使得社会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激发，生产效率低下，社会产出不高，同时使得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收入差距增大，不利于社会消费增长。随后，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OECD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发现，与OECD国家不同，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本占比过高，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说明了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比例失衡对消费增长具有非对称作用机制，即公共部门和生产性部门间人力资本错配对消费增长存在着倒U型关系，揭示出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人力资本配置失衡促使消费增长冲击消弭的过程。
此外，公共部门人才膨胀除了不利于消费增长外，也不利于消费升级。从需求侧来看，人力资本大量积聚在公共部门还会阻碍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培育提升个人收入，导致高层次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受到阻碍。
综上，本文的政策含义为：首先，在市场性生产部门，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改变人们对其的不稳定预期，在公共部门领域，完善竞争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合理人才选拔机制，实现人力资本在公共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适宜配置，通过提升经济产出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带动消费增长，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其次，支持壮大实体经济，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借助“中国智造2015”机遇，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产出福利，同时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让社会财富在公共部门与生产部门合理分配，才能更好的让人才在两部门间合理配置;再次，政府从宏观层面上解决就业结构扭曲的情况，构建就业信息公共平台，解决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引导人才在公共部门与生产部门合理选择就业岗位;从微观个体出发，合理引导，解决人才错配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带动消费增长，形成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第四，围绕科教文卫等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支出的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消费升级之间的动态效率补偿 [9]，引发知识部门的知识生产和消费过程，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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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The Consumption Growth under the Talent Mismatch
—Why does the Public Sector Talent Boom Affect Consumer Spending？
LI Jing， SI Shenshe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A large amoun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ed and deposited in the public sector is a real problem facing China. By constructing a two sector model including the public sector and production sect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production sector on consumption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talent inflation in public sector affecting consumption grow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ublic sector does not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huma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leads to low social outp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ncreases the income gap. Therefore， the talent expans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social consumption. Subsequently，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OECD countries in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ublic sector，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from OECD countries， China has a too high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ublic sector，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onsumer spending.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the imbalance of the proportion of human capital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oduction sector has an asymmetric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consumption， and reveal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imbalance of the allocation of human capital between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oduction sector promote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consumption growth.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The income gap; Human capital mismatch; Public sector; Consumer spending; Consumption upgrade; Innovation driven